第一部分 地狱哲学
第一章 “我出生的城市”
背景几乎是稀奇古怪的。这是一家剧院，座落于香榭丽舍大街的交叉路口。1988年1月9日清晨，一小群人早早地聚集在这座剧院的侧厅里。尽管这次会议为避免张扬，颇具隐秘、神秘的色彩，但仍有百余人参加。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各就其座之后，一位身材矮小的人站了起来。他已是84岁高龄，但声音坚定而自信。他开始宣读他的声明：“与会者人数之多、行业之广、所提问题之贴切合理使这次聚会在我们研究和探索米歇尔·福柯著作的共同事业中成为重要事件……”乔治·康吉莱姆[1]在结束这番话之前又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正如所有哲学家在谢世后都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使之成为失去作者的作品一样，米歇尔·福柯现已成为人们验证、比较乃至质疑的对象。在他生前即已如此。然而，他对囿于旧规的批评予以尖锐反驳，这并不仅仅出于自卫，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对他无意识涉足的知识领域，对所提出的问题及其答案突发而生的一种顿悟。”[2]
自福柯1984年6月25日溘然长逝到这个研讨会的召开，相距四年之久。召集和主持这次会议的杰出教授康吉莱姆便是当年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这篇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报告人。这四年间，福柯的名字始终是舞台脚灯的聚光点。
1986年秋，吉尔·德勒兹[3]的《福柯》[4]一书好评如潮，这部书名平淡无奇的著作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与此同时，一些杂志纷纷发行专刊[5]，所有的报刊都为此不惜花费整版篇幅刊登福柯的著作：如《世界报》用了头版，《解放报》用了八个版面，《新观察家》用了六个版面……吉尔·德勒兹在此书出版前几天的一次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说：“我认为福柯的思想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之一。”[6]
“有朝一日，这个时代将是德勒兹的”，1970年，福柯曾这样写道。因此，德勒兹试图保留这一句型，反其意而用之：福柯曾标志着一个时代，他也会永远标志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福柯的形象似乎会被长久铭记，不容抹杀，并不像福柯在《词与物》一书结尾时所说的那些沙滩上勾画出的图画，随着海水涨潮或死亡的突然来临而消失。
“这就是我出生的城市：一些无头的圣徒手持书本，企盼司法公正，城堡坚固〔……〕。这便是我的智慧遗传特性。”[7]因此，米歇尔·福柯喜欢谈论普瓦捷，这座他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城市。这座外省城市因有罗马式教堂和15世纪的法院而起伏有致，富于层次，可惜，教堂的人物雕刻的头像遭到破坏。这个城市在巴尔扎克笔下的某个故事中可能出现过。普瓦捷是美丽的。可能令人压抑，但它是美丽的。整个旧城静落在一个岬角上，似乎在藐视逝去的时光以及它所带来的变迁。
乞求逝去的时光：或许这正是福柯家族从父辈到子辈都给男孩取名保罗的目的。祖父叫保罗·福柯，父亲叫保罗·福柯，儿子也叫保罗·福柯……然而福柯夫人却不愿完全屈从这个由她丈夫家族强加的传统。她的儿子必须叫保罗，这无法改变，但她在保罗后面加了一个连字号和第二个名字：米歇尔。在正式文件如学校注册表上，他叫保罗，仅此而已。而当事人自己不久便索性简化为米歇尔。但对福柯夫人来说，他始终是保罗-米歇尔。直到逝世前不久，她也一直是用这个名字来回忆她的儿子。时至今日，全家依旧谈论着“保罗-米歇尔”。福柯为什么更改自己的名字？福柯夫人说：“因为他的姓名缩写是P.-M.F.，跟皮埃尔·孟戴斯·法朗士[8]一样”。这是她儿子向她作的解释。但福柯对他的朋友们却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不愿再用他青年时代所憎恨的父亲的名字。
保罗·福柯，这是父亲的名字。父亲是普瓦捷的外科医生和卫生学校的解剖学教师，枫丹白露一位外科医生的儿子。他娶了普瓦捷另一位外科医生和卫生学校教师的女儿安娜·马拉贝尔。他们居住的白色宽敞的住宅外表平平，靠近市中心，这是马拉贝尔大夫1903年建造的。房子面朝阿尔蒂尔—朗克街和凡尔登大道。凡尔登大道从城市的高处延伸下来通向克兰河谷。保罗·福柯医生夫妇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弗朗西娜，15个月后有了保罗。更准确地讲是1926年10月15日。几年后，又有了二儿子德尼。他们都过着外省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福柯家族是富有的。福柯夫人在离城二十公里的布瓦图的旺德佛尔拥有一处住宅，建筑宏伟，花团锦簇，当地人称它为“城堡”。她还拥有一些地产、农场和耕地。福柯大夫是远近闻名的外科医生。他白天分别在普瓦捷的两个诊所看病，是该市的显要人物。一句话，福柯家族的家业殷实，有保姆照看孩子，厨师料理饮食，甚至还雇了司机……与其说福柯夫人对孩子们教育严格，不如说她将父亲的教诲变成自己的信条。马拉贝尔大夫认为“重要的是自己管自己。”福柯夫人总是避免指导或引导孩子们的阅读。至于宗教，它似乎对这个家庭影响甚微。诚然，每逢周日，人们都要去市中心的圣·波尔歇尔教堂做弥撒。但福柯夫人却不止一次忘记去教堂，常常是她的母亲，弗朗西娜、保罗-米歇尔和德尼的外祖母带他们去。有一段时间，保罗-米歇尔曾在弥撒中参加儿童唱诗班的活动。这皆因传统所致。后来，很久以后，米歇尔·福柯在一次采访中甚至说他家是反教会的。无疑，这两种现象是并存的：尊重传统和疏于信仰。
如果说保罗-米歇尔是在耶稣会教士的保护下开始上学的，那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或是一种历史巧合，两者常常是同一回事。因为当地的亨利四世学校有幼儿班和小学班，所以能接收很年幼的孩子入学。该校设在路易—列那尔街上的一座古老建筑中，过去曾属于圣会。这是一所公立学校，但背靠一座小教堂，教堂的规模和外形更像一座修道院。福柯大夫的儿子第一次跨进学校的方形院子时还不满四岁，正门里侧上方刻有“创立者”亨利四世和“慈善家”路易十四的头像，它们历经几个世纪，注视着过往的孩子。国王雕像至少能打动最年幼的孩子。另外，保罗-米歇尔不到法定的入学年龄，却不愿与姐姐分开。福柯夫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老师非常客气地答应说：“您可以把他带来，我们让他坐在教室后面，给他一些彩色铅笔。”1930年5月27日，福柯坐到了教室后面，拿着一些彩色铅笔。“但他却利用这段时间学习识字”，福柯夫人解释说。他在“儿童班”呆了两年，直到1932年；后来又进入小学班，直到1936年，他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学生，上了中学班。1940年开学时，他离开了亨利四世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最糟糕的一个学年，随后，他便进入了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
因为在这之前，福柯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难题。他的数学成绩不佳，但是他的法语、历史、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成绩却足以弥补这一欠缺，并使得他每每荣获“优秀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福柯在三年级时成绩一落千丈呢？福柯夫人这样解释：在战争的新形势下，校长的大脑受了刺激，不能再管理学校。确实，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逃难者接连不断地涌入城内，小学和中学都必须接待来自巴黎的学生和教师。亨利四世学校腾出一部分地方安置撤至普瓦捷的让森·德·萨里中学的人。因此，普瓦捷的宁静和安全的学习气氛荡然无存。学习名次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一次，福柯对一位朋友谈到，他为被那些新来者超过和替代而感不安，以前，他总是名列前茅，甚至独占鳌头……与福柯同期的几个同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法语老师居约先生非常讨厌福柯，他不大喜欢资产阶级子弟。作为激进派、伏尔泰的信徒和狂热的“第三共和国”分子，这位老师毫不掩饰他对贵族子弟的蔑视。任何事情都会成为他憎恨班上来自巴黎富区的孩子们的理由。随着仇恨的增长，他把普瓦捷这座可怜城市的后代中的一些孩子也视为这种出身的代表，把他们当作自己仇恨的对象。保罗-米歇尔·福柯对此茫然彷徨，不知所措，他感到他在学校的榜首地位在他脚下动摇，他的成绩从此一蹶不振。在所有的科目中，他只能勉强保住拉丁语翻译的桂冠。在这年学期末，学校作出了“参加十月补考”的决定，这在福柯夫人看来更是忍无可忍。福柯夫人带着儿子一走了之，在一所教会学校圣·斯坦尼斯拉斯教会学校给儿子办理了注册手续。该校当时位于让·热莱斯街和老喜剧院的拐角处。它并不是该市最受重视的教会学校。只有圣·约瑟夫中学才是声誉俱佳的学校，由耶稣会主管，学生大多是本地区高层资产阶级和显贵家庭出身的学生。圣·斯坦尼斯拉斯中学在这方面望尘莫及：它的学生多为富商和小工厂主的子弟，教学质量也远不如众所周知的圣·约瑟夫学校高。从1869年起，圣·斯坦尼斯拉斯中学改由基督教派的兄弟会掌管。人们称他们为无知兄弟会。福柯是在1940年9月入校的，那时，德国人已占领该城达数周之久。自由区距普瓦捷城二十公里。在分界线的另一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要到那边定居需办安全通行证。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年幼，不能去德国服兵役，留下继续学习，至多干些农活。暑期里，他们需干六周农活，主要是清除马铃薯甲虫。在优秀教师中，最令学生们难忘的是一位独特的历史教师——蒙沙贝尔神父。他是利古瑞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士和附近克鲁代尔村的本堂神甫。他喜欢步行，人们常常能够在普瓦捷通往利古瑞的路上看到他手拿朝圣棍，身着肥大、满是污迹的棕色粗呢袍。尽管他尘垢满面，人们还总是停下车，带他一程。福柯夫人说：“我带过他一次，事后，汽车里就开始爬满跳蚤。”这个怪人学识渊博，散步时总是斜挎着装满书的褡裢。他授课是学校生活的重要时刻。一位校友在198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的课使人难以忘怀。他掌握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知识，丰富得令人吃惊，因而其评论犀利、准确，当然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轻率之处。他思如泉涌，纵情驰骋，犹如被文思隽永的形象所吸引。他有时会引起哄堂大笑，把课堂变成名副其实的集市。当他感到过分，难以恢复课堂秩序时，会像孩子那样哭着走出教室，说：‘可怜的孩子们啊，我无能为力了，无能为力了。’但当大家许诺说一切已经过去，不再吵闹时，他又会返回教室，在宁静的气氛中重新慢慢地讲起课来。当他再度沉醉于他的话题和热情之中时，声调又渐渐升高，而且会因异常的表达再次引起哄堂大笑。”[9]在福柯夫人看来，他似乎是唯一对保罗-米歇尔产生某些影响的老师，他使保罗-米歇尔很小就对历史萌发兴趣。保罗-米歇尔如饥似渴地阅读雅克·德·班维尔[10]的《法国史》，并深深为书中的插图所感动，特别使这年幼的孩子着迷的人物是：查理曼大帝。福柯夫人说，福柯12岁起便开始学习弟弟和姐姐的历史课本。干脆说，蒙沙贝尔神父的历史课简直可说是为满足福柯而开设的。当然，这充满轶闻、妙语连珠的历史入门课也能激发起所有学生的热情。上面的证人以这样的评语结束回忆：“以这种方式讲授的历史不可能记不住。”
保罗-米歇尔就这样在让·热莱兹街的中学读完了二年级，一年级和毕业班。他的成绩突出，期末颁奖时，常常名列前茅。比如在二年级时，他获得法语作文第三名，法国文学史第二名，希腊语第二名，英语第二名，拉丁语翻译第二名，拉丁文学第一名，历史一等奖……但几乎在各门功课中，他总是屈居于他的一个同学和朋友之后，这位同学的名字叫皮埃尔·里维尔。三十五年后，福柯在查找资料时，发现久被遗忘的一篇题为《十九世纪的弑父者》的优秀论文，哲学家很高兴。后来他将此文发表，并后附评论，这便是广为人知的《我，皮埃尔·里维尔，杀害了我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吗？》。谁能这样说呢？然而，尽管两个男孩在班上是竞争对手，但他们关系亲密，共同具有对知识和阅读的强烈欲望，他们曾一起去城里一位特殊人物家里，那就是埃格兰修士，外号叫普瓦捷的啄木鸟。他是昂热神学院教授。作为音乐评论家，他为几家杂志撰稿，并在家中开办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他接待大学生和中学生，主要向他们推荐、出借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在埃格兰家，福柯和我一样刻苦攻读”，皮埃尔·里维尔回忆说，“修士的藏书对我们至关重要，都是一些学校课程涉及不到的书籍。”课外读物，啊！多么具有诱惑力！这或许可以与后来的勒内·博尚为福柯提供的帮助相提并论。勒内·博尚是福柯家的世交，是最早的弗洛伊德派，为把精神分析学介绍到法国作出很大贡献。
一年级时，保罗-米歇尔·福柯成绩优异。1942年，他进入毕业班，并准备接触哲学。他未来的哲学老师被公认为是最杰出的，系里的老师们总喜欢去请教他。所有的学生们都期待着他的到来。但是，这位迪雷司铎在开学的当天早上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因为他是抵抗组织成员。此后人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另一位老师接替了他，可没几天，这位老师也病倒了，只好由一位利古瑞修道院的修士充当哲学教师。福柯大夫与不少修道院的修士是旧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同他们一起在东方军队效力。福柯夫人连忙向他们求援，请他们为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派一名称职的哲学教师。高级神父派唐·皮埃罗担当此任。可这个皮埃罗只满足于照本宣科，不敢越大纲半步。他的责任是让全班准备中学会考，除此之外，他不想再做任何事情。不过在课余，他倒是愿意与学生们交谈。当皮埃罗快结束他的“代课”任务时，还曾接待过“年轻的福柯”的拜访。他说，福柯是骑车来利古瑞看他的，他们谈到了柏拉图、笛卡尔、帕斯卡尔、柏格森……唐·皮埃罗对他的这位学生记忆犹新：“我把我所认识的学哲学的年轻学生分为两类：一类，哲学于他们永远是好奇的对象。他们向往认识宏大的体系、伟大的著作；而另一类，哲学于他们更多的是关心个体，关心生命的问题。笛卡尔代表第一类，帕斯卡尔代表第二类。福柯属于第一类。在他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充满智慧的好奇心。”
然而，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的哲学课教学依旧十分混乱，所以，福柯夫人请求文学院的一位教授派一名高足，单独辅导她儿子。一天，哲学系二年级学生路易·吉拉尔按响了阿尔蒂尔—朗克街十号的门铃。“我每周去三次”，他回忆道，“我在系里学的是某种按19世纪方式，按布特鲁[11]方式安排的康德哲学，有些笼统模糊。我给他讲的正是这样的康德哲学。我对教书很热心，因为我自己不过22岁。我还不曾在哲学方面独立做过什么。”学生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呢？他要求自己很严格，虽然我后来教过一些我认为比他有天赋的学生，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迅速领悟要点，并像他那样严密组织思路。”
快毕业时，吕西安神父主管哲学教学工作，他是神学院教授，但却遭受了与迪雷司铎同样的厄运。保罗-米歇尔·福柯的哲学成绩是第二名，第一名又回到皮埃尔·里维尔那里。里维尔现在是行政法院成员。福柯获得地理、历史、英语、自然科学等课的第一名。
我们不应因两位哲学教师被德国人抓进集中营便认为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堡垒”。在学校里高挂起贝当元帅的画像，可这不是所有学校必须照办的事情。此外，学生们还必须集合在校园里高唱《元帅，我们来了》，若情绪不够激昂，就会受到严厉的训斥。难怪有些人把这看成是校园处处“维希主义泛滥”，尽管有些抵抗小组好像有几次曾把学校用作会面地点，在此交换身份证或遣散证明。有几个学生后来还被捕了。
一次，米歇尔·福柯在谈话中因想起这段艰难岁月，透露了青年时代的一些个人隐私：“当我试图追忆我的印象时，最使我惊讶的是几乎我的所有情感回忆都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我记得，1934年，当陶尔斐斯[12]总理被纳粹刺杀后，我首次感受到恐惧，这不会错。这件事虽然距现在已很遥远，但我还清楚地记得它给我带来的巨大震动。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死亡的恐惧。我还记得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难民。我相信我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的。战争的威胁充斥我们的生存天地和空间。不久战争降临了。这些事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它构成了我们记忆的质料。我说‘我们’，因为我敢肯定这一时期大部分男孩和女孩都会有相同的体验。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或许就是我迷恋历史，迷恋个人体验和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的原因。我想这也是我的理论欲求的出发点。”[13]
1943年6月，中学会考到来了。当时，考试分两步进行。一年级期末，学生考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毕业班考哲学、语言学、历史和地理等科。1942年6月，福柯第一阶段考试成绩为“良好”，第二阶段也获得同样评语。历史10分制得8分；自然科学10分制得7分；而哲学只得了20分制的10分。
中学毕业后做什么？福柯大夫为儿子选择了一条路，他想让他儿子走他的路。保罗-米歇尔本该成为医生。但问题是他无此愿望。他早就下决心反父道而行之。他热爱历史、文学，却厌恶学医。那天，当他宣布他的决定时，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父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但他仍试图恢复这个青年人的理智。不过福柯夫人情愿永远恪守其父亲“自己管自己”的信条。她劝丈夫：“算了，别难为他了，他是一个学习刻苦的孩子，应该让他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福柯大夫不再固执己见。小儿子后来学了医，使他得到了慰藉。现在他已成为巴黎的外科医生。保罗-米歇尔于是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准备进入巴黎尤里姆街的高等师范学校。为此，他要先上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准预备班和文科预备班。当然，能进巴黎入学率高的名校的预备班是最理想的。然而，对福柯夫人来说，在战争岁月把17岁的儿子送到首都学习谈何容易。所以，福柯在经过了三年的宗教熏陶后，又回到了这所他毫无留恋的普瓦捷中学。他厌恶笼罩学校的气氛，厌恶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他厌恶宗教和那些善男信女。福柯当时的一位好友说：“一谈到这所学校，他既愤怒又反感”。
于是，1943年开学，保罗-米歇尔·福柯又走进这所学校的大楼，进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准预备班，着手准备入高师的考试。全班共有30多名学生，分为两组，但准预备班和预备班的同学混在一起。两年间，福柯怀着浓厚的兴趣听历史教师加斯东·德兹先生和哲学教师让·莫罗-雷贝尔先生的课。莫罗-雷贝尔曾是高师学生，先在克莱蒙—费朗公立中学教书，同时还兼任撤至奥维涅省会的斯特拉斯堡文学院的教师。起初，学生们对他的课不得要领，因为他讲课无系统，无计划，有些啰嗦、零乱。吕赛特·拉巴特还记得1943年9月初上课时的茫然不解的情景。但学生们渐渐跟上了老师的教学进度，较好地领悟了老师的意图。然而，莫罗-雷贝尔先生这种散乱的讲课方式却没能逃脱前来听课的总督察的责难。他在1944年3月2日的报告中对福柯的这位老师颇有微词：“我听的是‘社会意愿和价值’系列课的一部分，这个题目含混晦涩，对它的展开也似是而非。莫罗-雷贝尔先生平时讲话随便，大概上课也放任这种随便态度。人们喜欢健康和严谨的结构，但这些指导思想似乎在他的课中消失了。细节有失准确，对缺乏特性的理论暗示过多。莫罗-雷贝尔先生应更加严于律己，少发些议论。”不管怎样，福柯开始入门，他对这位老师粗乱讲授的学科越来越感兴趣，并开始阅读老师介绍过的作者的作品，如柏格森，他是莫罗-雷贝尔先生最欣赏的作者，柏拉图，笛卡尔，康德，斯宾诺莎……据吕赛特·拉巴特回忆，因为莫罗-雷贝尔先生很喜欢以对话形式授课，他选中一位最善于提出异议的对话者——保罗-米歇尔·福柯，“其他人被冷落在一边”，她补充道。
另一位对福柯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加斯东·德兹。他帮助编写六年级的马雷·伊萨克教材，定期为西部古物协会的简报撰写文章。1942年，他参加了题为“普瓦图大观”丛书的编辑工作。他的教学方法与他的哲学同行有天壤之别：他口述讲义，吐字缓慢。由于他不按照大纲教学，结果他所讲述的只是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而学生们又有可能被问及尚未讲过的内容。因此学生们想方设法搞到前几年的讲义。福柯不仅找到了这些讲义，还抄写了一遍，并自愿出借。
1943年到1945年，无疑是困难、动荡的时期。冬天，取暖成了学校课堂生活的大问题。夜里，一些寄宿生冒着危险到中学附近保安区偷木柴。为避免怀疑，吕赛特·拉巴特和保罗-米歇尔·福柯前往校长家签定一份木柴是由他们两人提供的证明。这件事就过去了。吕赛特·拉巴特说：“幸好校长没有问我们是在哪儿找到这些木材的，要不然我可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尽管生活条件艰难，但是，班上却洋溢着“当学生的快乐”气氛。学生们去观看每月在市剧院举办的“古典之晨”的演出。不知是戏演得糟糕透顶，还是学生们存心寻开心，悲剧演出时会爆发哄堂大笑。吕赛特·拉巴特回忆“在演出《昂朵马格》时，福柯不停地开玩笑。”这种快乐虽然有些勉强，但不管怎么说，她补充道：“我们避免谈论重要事情，回避政治问题，因为同学们来自不同阶层。比如，有一个女生，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死在集中营；而另一位同学的父亲则被抵抗组织处决。因此，大家都相互提防。”更重要的是，福柯过于孤僻，他埋头学习，绝少与他人往来。“一次，临近会考时，我和他一起去学院住地了解情况，我们步行了一刻钟，他对我说：‘这是我自今年以来第一次消遣’”。一刻钟的消遣！
最严重、最可怕、最危险的是轰炸。它没有放过普瓦捷城。英国空军的目标是车站和铁路。警报一响，学生们就躲进防空洞。为安全起见，1944年7月，车站附近的几条街道需要疏散，阿尔蒂尔—朗克街也在其中。因此，福柯全家整个夏天都待在旺德佛尔。此外，那年，学校也早早停课：1944年6月6日，看门人跑进学校的走廊，边跑边喊：“他们登陆啦！他们登陆啦！”那时，盟军刚刚踏上诺曼底海滩。学生们冲出教室，欢呼雀跃。当然没有人再想上课。几天后，战斗在这个地区达到白热化程度。所有学校都停了课。第二年，情况稍有好转。
尽管如此，学生们还得准备会考。普瓦捷学区的14名考生来到法学院所在地的舍尼大街弗梅旅馆，准备参加1945年5月24日和6月5日的考试。法语考试因种种违纪行为被迫取消了两次。第一次是因为索邦大学的一名教师在会考前几天向他的学生泄题；第二次则因为正式考卷没有同时到达各考场。所有考生不得不重考：总共考了三次，共计六小时。7月6日公布了笔试结果。普瓦捷学校有两名学生顺利通过，福柯榜上无名，他的笔试考了第101名。只有前100名可以参加口试。保罗-米歇尔失去了进尤里姆街高等师范学校的机会。他曾像囚犯一样刻苦读书，但这还不够。他极度失望，却没有丧失信心。他计划来年再考。但他在普瓦捷的学生生活却从此告终。1945年的新学年是福柯一生中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他迁居到了巴黎。
普瓦捷：令人窒息的城市。他有关这个时期的所有回忆中不断出现这句话。“我认为，在这种气氛中度过整个童年时代，福柯一定很不愉快”，福柯的一位1944年来到普瓦捷的朋友说，“这是一座狭隘、平庸的城市”，一些想逃离这座城市的人这样补充道。总之，福柯于1945年秋离开了普瓦捷。但他从未与家乡断绝关系。原因很简单：他不能完全同他的家庭断绝往来。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他一点也不喜欢他的父亲，福柯大夫好像也极少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他整个白天和大半个晚上都在工作，回家的次数极为有限。如果说他会同家庭决裂，也只能是同父亲决裂。一次，米歇尔·福柯在回忆他们“对某些具体事情的争执时，曾谈及这个问题，但这类事情在任何家庭都会出现，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它们”，即使在福柯离开家之后[14]。相反，福柯却始终依恋于母亲。在上学期间，他每个假期都要回普瓦捷。此后，他也总是按期回家探望他的亲人。福柯大夫1959年去世后，母亲便回到布瓦图的旺德佛尔家中，福柯每逢假日都要去看她。“他总是把8月留给我”，她说，另外，特别是在圣诞节或春天，福柯也可能回来住上几天。他在一楼有自己的房间，那是独立的小套间，他喜欢在那里工作。通常他是一人回来，偶尔带个朋友。福柯夫人还记得曾在这里接待过罗兰·巴特[15]。1982年，米歇尔·福柯打算在附近买座房子。为此，他同弟弟一起骑自行车跑遍了乡村，逢村便停，察看每一座“待售”房屋。他选定了一座位于韦吕的房子，离旺德佛尔约几公里，是一个神甫的旧居。“是韦吕的本堂神父”，福柯笑着说。他觉得这名字很有趣。他买下这栋房子，进行必要的整修。但他后来却无暇享用这座住宅了。
[1] 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法国哲学家。（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注，原注均排在每一章的后面。）
[2] 这是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88年1月9日在巴黎召开的题为“哲学家福柯”（Foucault philosophe）研讨会上致的开幕词。该文未发表。这是康吉莱姆的讲话稿，不同于他为研讨会学报撰写的《介绍》（présentation），Seuil出版社，1989年。
[3]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法国哲学家。
[4]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著：《福柯》（Foucault），Minuit出版社，1986年。
[5] 见《文学评论》（Critique）n°471—472； 1986年8—9月；《争鸣》（Le Débat）n°41，1986年9月；《学报·法律行为手册》（Actes.Cahiers d'action juridique）n°54，1986年夏。
[6]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著：《生活就像一件艺术品》（La Vie comme une oeuvre d'art），载《新观察家》杂志（Le Nouvel Observateur），1986年8月29日。
[7] 标明1981年8月13日的明信片。
[8] 皮埃尔·孟戴斯·法朗士（Pierre Mendès France，1907—1982），法国政治家。
[9] 见由让·沃代尔（Jean Vaudel）负责收集的《普瓦捷的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和圣·约瑟夫学校。历史事件纪录和校友的回忆》（Les Collèges Saint-Stanislas et Saint-Joseph de Poitiers.Notes historiques et souvenirs d'anciens），Le Bouquiniste出版社，Poitiers，1981年。
[10] 雅克·德·班维尔（Jacques de Bainville，1879—1936），法国史学家，著有《法国史》。
[11] 布特鲁（Boutroux，1845—1921），法国哲学家。
[12] E.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曾任奥地利总理。
[13] 载Ethos，1983年秋，第5页。
[14] 梯也里·沃尔柴（Thierry Voeltzel）著：《二十年及其后来）（Vingt ans et après），Grasset出版社，1978年，第55页。
[15]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70），法国评论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