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序言（2011年）

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1989年。一年半之后，它又由福拉芒里翁出版社口袋丛书再版，我做了几处小修改，并以附件的形式增补了一些新文献。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此后，便在国际上开始并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当我被告知，当然是一段时间之后，这本书经过多次印刷之后又一次售罄，准备再版时，我产生了一种欲望，也更加犹豫：我是否应该借此机会重新修订这本在80年代中末期撰写的传记？

第一个理由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一直在补充、明确、重述我在这本传记中写过的内容，参考此书出版后发表的回忆材料。这些新材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或厘清我曾尽力挖掘的某些时期——比如，我想到了传记或与路易·阿尔都塞的通信。这就是我在1994年撰写《米歇尔·福柯与他的同代人》一书或者我在1999年撰写《米歇尔·福柯的多种面孔》第三部分，我“对同性恋问题的思考”时的情况。我多少可以把这些新文献中的一部分放入我的这本旧书的再版中吧？噢，当然可以！我并不想将它全部重做。因为，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而作传也已经不是我现在的工作了。再者，做这样的事至少需要几年，我还有其他任务要完成（我已经开始写作未来可能叫做《回到兰斯》的书，有一天我还会从这本“论自我分析”衍生出其他东西）。算了，还是保留这部传记的框架和内在关系，只对它做一些新的补充吧。

当时，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也很重要：福柯本人在这20年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之，他的著作变得厚重起来，增容了。4卷本的《言与文》收录过去失散和尚不为人知的文章。他身后的出版物一个接一个，源源不断，尤其是“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我是否应该着手编写一个“修订与增补版”？我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后，下定决心，我问自己：这样做能否改变我以前对福柯的看法，有无必要介绍另一个福柯，让他的身影和面孔从这项工作中呈现出来，而这项工作可能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拖上更长的时间并且比我预料得更加复杂？反过来，我又惊诧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我介绍的这个人及其作品的肖像不仅得到了认同，而且还被今天可用的资料所夯实。这可能因为我与福柯本人的接触——短暂，但比较密切，可以让我对那些支撑他写作计划的潜在思想方式、冲动和激情直接产生一种感觉和一种直觉。我认为，我写的传记做到了原型重现。

福柯从未停止让把自己的理论建树扎根于自己的个人经验，他甚至说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可以当作一个自传片段来读。1978年，他在一次讲述“管治术”之发展的讲座中，这样解释道：在15和16世纪的西方，人们参与了“什么是管治？”这个问题的广泛讨论，不过，他补充道，这个问题还可以以另一种他面对的问法来区分：“怎样才能不被管治？”这里面的含义不是指：一点不被管治，而是指，不被这样管治，不能以这些原则的名义，为了这些目的和用这些方式被管治……福柯认为，这就是人们可以以“批判态度”的名义界定的东西。他还评论说：“如果说管治化，就是这样一种运动，即它在某种社会实践的现实中，用自诩为真理的权力机制来奴役个体，那么，我认为批判就是主体有权根据权力效果质疑真理和根据真理话语质疑权力的运动；批判就是自愿反奴役的艺术，是三思后不顺从的艺术。批判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人们简称为真理的政治的游戏中的去奴役行为。^[1]

这种自愿的反奴役，思考后的不顺从，就是说把自己的不顺从视为分析对象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福柯在说到其自身经验与其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紧密度时所要表明的东西。因为毫无疑问，这是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的责任，他在说到“思想即批判活动”时就是这样描述的。他甚至把批判不看作一种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反响”。对如此的世界的不顺从，对束缚自由的权力和标准的示强以及主观意识的可能性构成历史和政治分析的出发点——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思考后的不顺从对于福柯只是另一种肯定自己每一部著作都是自传的一个片段的方式。所以，人们明白他为什么能够把哲学家的角色界定为“诊断当下”，而且，为了改变这个当下，从事历史批评研究的人，界定为表明我们只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和被历史转变的人。因此，当他提到他博学的漫长迂回和潜心于收集“我们自身本体论”的档案时，人们立刻会感觉到他进行的精彩表述也包含他个人的全部：“一个耐心的耕耘者呈现着自由的不耐烦。”^[2]

巴黎，2010年11月22日

[1]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法国哲学协会报告》1984年第2期，1990年4—6月刊，第35—63页，摘自第39页。

[2]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载保罗·拉比诺：《福柯文选》，纽约：先贤出版社，1984年；复选入福柯《文与言》，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第4卷，第339篇，第562—578页（我摘引的是1994年的4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