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它加以描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欧盟目前涵盖的范围包括从利默里克到尼科西亚[1]的广阔区域，它的创立为欧洲大陆提供了一种以复杂性著称、具有包容性的体制框架——它能够把欧盟的各个成员国整合起来，并使欧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割开来。欧盟全新的结构在许多方面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如今我们时常用“欧洲”一词来简单地指代“欧洲联盟”，就好似这两个词可以相互替换。不过，两者当然是不同的。其差异与尚未加入欧盟的零星分布于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关系不大，而是体现于已经加入欧盟的单一民族国家中，这些国家存在棘手的主权问题和多样化现象。国家与超国家这两者之间的紧张状态，使得任何想要重建欧洲近代历史的研究尝试都会陷入那种分析方面的难以言表的困境。这是因为，无论在历史上欧盟是如何的史无前例，它无疑是一个政治组织，在其管辖权范围内或多或少具有统一效力。然而，欧盟成员国无与伦比的高强度政治活动绝大部分仍旧在各国国内开展。欧盟的任务是在同一核心思想原则指导之下，既要保持国家层面的稳定，又要保持超越国家层面的稳定，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任务让所有成员国都难以承担。就此意义上说，成立欧洲联盟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关于欧盟的著作趋于被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此亦不足为奇：其一是研究欧盟复杂的组织机构的专著；其二是粗略地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盟在这段时间里最多也不过是偶尔发挥作用，若果真如此的话——的欧洲大陆的历史学或社会学著作；第三种，也是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国别专著。
毫无疑问，这一困难在适当的时候将会被克服。但是目前，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此处所尝试的解决方案并非连续提出的。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相继发表的数篇论文，着眼于欧盟的过去和现在。其内容包括欧盟创建者的建设构想以及后继者所作的变更；它是如何演变为如今的形态的；围绕这些形态，产生了何种类型的公众的自我意识以及何种学术研究模式——而两者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内容。欧洲一体化自始至终被视为一项事业，其活动基本上以经济业务为主，而在各个方面，其经济目标和事务也始终是政治活动通过其他途径所追求的目标。尽管欧洲一体化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拒绝，但如今此为确凿的事实，和“舒曼计划”[2]的时代一样。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研究视野转移到了国家层面。它关注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形成时最初签订《罗马条约》的六国中的三个主要国家，即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占最初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人口总数的75%。从历史上看，它们可以被视为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国。法国和德国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最强有力的两个推动者和监督者，至今仍是如此。而相对而言，在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及发展早期，意大利的重要性较之比利时及荷兰都要略逊一筹；但是，在扩大后的欧共体的发展方向方面，它又适时地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不仅是欧陆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众所周知，它们还拥有着最为丰富的文化史和思想史。这三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结构与其历史是分不开的，而在考虑这种政治结构的发展时，我已努力展现过去二十多年里所发生的事件的文化背景。若不作此努力，那么，想要认清那任何国家国内生活的本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这些本质必然不会被欧盟官僚政治外衣所掩盖。近年来，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上演了一出出重头戏，而且三者之中每一个都很独特，它们与欧盟的发展是相互分离的。德国通过统一实现了转变，意大利经历了一个共和国的瓦解和另一个共和国的快速退化，而法国自从经过戴高乐的重整之后也陷入第一次信任危机。这些变化无法采取统一的处理措施，因此本书各章节的处理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虽然巴黎、柏林和罗马是欧共体会议室里面最大的巨头，也是“七国集团”[3]中仅有的欧陆国家，但它们远远不能代表或代言冷战结束后作为整体的西欧。对于遗漏英国这一点，我并不感到遗憾，自撒切尔[4]下台之后，它的历史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在本书中，我原本很想介绍西班牙，它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平静，但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忽略这一地区那些较小的国家则又是我的另外一大遗憾，因为我从不相信面积较小就意味着不受关注，我也从未忽略爱尔兰——它是我主要成长之地。如果说区域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时间——造成了这些无奈之举的话，那么，学识自然会成为全面描写欧盟这个层面之下具体国家的更大的障碍。谁能够指望足以胜任或者均衡地描绘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呢？就东欧来讲，这个问题更加棘手，东欧国家的语言的使用范围没有那么广，其国家事务也较少地被记载下来，这些国家更加紧密地连成一片，因而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存在着更强的武断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体上会忽视这些国家。相反，这些国家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加入欧盟等方面的行动，都造就了一大批关于它们的著作。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无可争议地被视为欧盟的一大成果。
目前，欧盟的扩张已远远超越上述范围，我们最好往东看得更远一些，将目光投向现在欧盟的最外边界及其未来在亚洲的扩张地区。因此，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关注2004年加入欧盟的塞浦路斯和2002年成为候选国的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规模相差很大，却交织在一起：一个是人口不足百万人的小国，另一个国家的人口则超过七千万人，并且很快将超过德国，成为欧盟成员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欧盟扩张议程中最具爆炸性的一项，那么，土耳其的候选国资格则是欧盟未来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将“前经济互助委员会”[5]地区纳入欧盟时，也遇到了同样大的挑战。但是，公众对这项挑战的确切实质所知更少。其原因并不难发现。整合前共产主义区域并没有扰乱西欧的主导理念，事实上，从总体上看，历史的真相对人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相比之下，塞浦路斯的命运和土耳其的影响力向欧洲的“良知”提出了棘手的问题，[6]这些问题被来自官方和媒体的礼貌性观点压制了下去。至于这些问题到底棘手到什么程度，我们将在下面给出答案。从历史角度而言，新的东方问题对欧盟自身形象的影响类似于旧东方问题对大国协调上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采用了比本书第二部分更长的时间跨度，并且更加严密地集中在所涉及的两种社会的政治史层面。对于西欧三大国近期基本背景的介绍一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是20世纪问世的著述中众多为人们所熟悉的章节。但是这并不符合塞浦路斯或者土耳其的情况，我们需要对两国发展到如今状况的历程进行更多的重构。我们对此无需感到惊讶，亦无需作任何评论；而当我们以较短的时间跨度与更广的关注范围相结合去论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时，这才是更值得怀疑的。考虑到记载的缺乏和视角的局限，所有的当代史都算不上真正的历史。任何想要近距离记录现代社会的尝试，都难免是危险的。法兰西传统所谴责的“本质切割”（coupe d'essence）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感觉的确存在着这一危险。这种危险性和更普通的无知或误判所隐含的简单化或者谬误最终将得到他人的修正。尽管这些论文的撰写时间超过了十年，但是构成连续性章节的那些文章完成于十年间各个关键性的时刻，并且都带有其时代烙印。我更想让这些论文成为时代的见证和对时代的思考，因此在修订它们的时候较少作改动。每篇论文的开头都注明写作时间。
书中所讨论的那一时期的统一性为本书设定了参数，它是新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带来的统一性。从历史上看，这可以用政权制度的两个重大改变来界定。第一个改变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是随着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金融市场放松国际管制以及工业私有化和紧随其后的服务业私有化的到来而出现的。第二个改变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它见证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解体、崩溃，接着就是因此而造成的第一次东扩。在这种双重漩涡下，欧盟模式发生了变化，各个成员国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压力如何在超国家和国家两个层面释放，以及它们促使何种国内外政策的出台，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目前，新自由主义体系正面临危机。通常的观点（甚至包括许多它以往的拥护者）认为，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全球陷入衰退，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如果目前的危机得以缓和或者当这种危机缓和之时，该体系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修改，或者将被何种体系取代，仍有待进一步观察。除了“法国”一章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其他部分均写于美国金融市场崩溃之前。除了提及危机的爆发外，我并未对这些内容进行修改以论述其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影响，而是在本书结论反思部分，亦即回顾更为宏观意义上过去与现在的欧洲理念之时，我将对此进行分析。
较之欧盟成员国，英国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更多的疑欧派。当然，我并不同意他们批评欧盟的观点。1972年，作为专刊，《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了由汤姆·奈恩[7]撰写的长文《左翼反对欧洲联合？》，我当时正担任该杂志的编辑。[1]那时，不仅英国工党，而且绝大多数左翼社会党党员都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EEC），不久前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议案刚刚由保守党政府议会投票通过。奈恩的论文不仅反对这种高度一致的共识，甚至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旧是左翼阵营中支持欧洲整合的最有力的唯一论据——如今，齐聚于镶嵌有金星蓝色旗帜下的官方政党、社会民主党、后共产党（主义）或者绿党中没有任何言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21世纪初期的欧盟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共同体，但是，我对于其创建者的钦佩之情仍未减退。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在历史上并无先例，自欧共体诞生以来始终持续散发着熠熠光辉。
欧洲的思想体系围绕着业已改变的现实已逐渐成熟，这是另一回事。尽管欧盟越来越难以赢得公民的信任，同时也越来越公开地轻视民意，然而，欧洲精英们及其宣传者的自满情绪使现在的欧盟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可以算作典范。这一趋势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无人知晓。为了控制这种趋势，必须摒弃许多幻想，其中包括大部分现代思想建立于其上的一种信念，亦即：大西洋区域内欧洲要比美国体现出更高级的价值观，并且在世界上扮演着更加鼓舞人心的角色。考虑到（从有利于美国的角度）美国与欧洲有多少令人称羡的相似之处以及（从有损于欧洲的角度）两者有多少令人厌恶的相似之处，这一信条可被抛弃。对欧洲人而言，后一种批评更有必要。[2]欧洲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欧洲的自治权，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小。没有什么比欧盟研究领域本身更能生动地阐明美国和欧洲目前的关系，第一部分“联盟”的第三篇论文就是用来论述这一点的。
总而言之，这一研究领域造就了一种充满高度专业化文论的闭塞环境，不与任何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相接。在欧洲，这一研究领域导致了包括专业论文、研究报告和咨询公司在内的巨大产业的形成——它主要由布鲁塞尔提供经费，即便布鲁塞尔没有控制这一领域的“高地”，那么它也占据了“高地”下面延伸的“平原”。通过这一产业，欧洲各国之间交流的密集程度可谓史无前例，而且这些交流和许多其他内容，包括从历史学和经济学到法学和社会学等与其相关联学科的会议、工作坊、座谈会、讲座，奠定了能够跨越国界进行生动讨论的智能社区所需要的基础。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与学术界的弊端有关：学术面向的只是圈内的专业领域，而非同时面向外部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在这一总结方面体现了明显具有政治性质的领域缺乏可带来生机的政治分歧的状况。在此说“单一思想”（pensée unique）[8]可能会有失公允：它更像是那种盖棺定论的“从众观念”（pensée ouate）。媒体几乎发挥不了哪怕是一点点平衡作用，较之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及智库，专栏和社论坚持的因循守旧式传统欧洲思想观念更加明显。
这种一致性从众的结果之一是，它阻碍了欧洲任何真正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而所有人一旦对什么是可期待的事务、什么是不可期望的事务——参见随后连续发生的公投——事先达成共识，那么，对其他国家生活和思想状况的好奇心便荡然无存了。在此，如果别处所言所撰的内容的所有基本方面仅仅是重复此处已有的内容，那么读者为何还要对它感兴趣呢？在此意义上，人们很有可能认为，今日欧盟的各回音室不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那么有欧洲味。现如今早已没有多少像索莱尔和克罗齐之间的通信[9]，拉尔博和乔伊斯的合作[10]，艾略特、库尔提乌斯和曼海姆之间的争论[11]以及奥尔特加和胡塞尔之间的论争[12]这类文化气象，更不用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13]时期的各种激烈的论战了。那时，知识分子们组成了规模较小的、组织松散的团体，这类团体更深层的根基在于其共同的人道主义文化。民主化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播，并且向这一社会领域输送了大批人才。然而，不管民主化在其他方面的成果如何——显然成果丰硕——迄今为止，它并没有在欧洲联盟里造就多少学术成果。笔者希望本书能对此有所贡献。
注释：
[1]New Left Review，I/75，September—October，1972，pp.5—120，该文随后以相同的题目被收录在一本书中（Harmondsworth，1973）。
[2]关于前者，参见彼得·鲍尔温的统计学方面的精彩论述：《大同小异的“自恋”：为何美国和欧洲如此相似》，纽约，2009年。该文生动地说明，如果西欧社会被认为是一个组合，那么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社会在相同领域里和西欧相差不大，并经常胜过它自鸣得意的对手，从而挫败大西洋彼岸的反美歧视。当然，这种比较忽视了美国和它的欧洲对手之间的巨大差异——与美国相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较弱，且不用说缺少单一民族国家属性的欧盟，更不用说整个欧洲大陆。
[1] 利默里克（Limerick，又译利默瑞克）是爱尔兰第三大城市（21世纪初人口约为8万人）、著名港口、历史名城，倚邻于著名河流香浓河河畔。尼科西亚（Nicosia）为塞浦路斯首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名城，位于塞浦路斯岛梅索里亚平原中部，面积为50多平方公里，人口为23万人左右。
[2] 1950年，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1886～1963）提出西欧煤钢联营计划，亦即“舒曼计划”（Schuman Plan），它强调以法国、德国（联邦德国）为基础将西欧各国煤钢工业部门联合起来，由一超国家机构共管，使之符合美国的“一体化运动”主张。不久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从而为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奠定基础。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次年正式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的《布鲁塞尔条约》使上述两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1967年正式诞生）；1973年英国、丹麦、爱尔兰加入，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葡萄牙、西班牙加入，使欧共体成员国增至12个；1993年欧共体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至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成为欧洲联盟第28个成员国。
[3] 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G7）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西方国家经济后由法国倡议成立的，前身是1975年11月的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集团，次年因加拿大融入而成为“七国集团”，简称“G7”；1997年俄罗斯的加入使G7成为G8，亦即“八国集团”。
[4]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Baroness Thatcher，1925～2013），多译称“撒切尔夫人”，英国政治家，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不久任下院保守党前座发言人，1970年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5年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四年后保守党大选获胜而出任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1983年和1987年两次连任，也是英国20世纪任职时间最长的首脑。但因人头税问题和反对任何与欧洲密切结合的政策，保守党内分裂，于1990年被迫辞职，1992年6月被封为终身贵族。
[5] 亦即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CMEA或Comecon），简称“经互会”，成立于1949年年初，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其成员包括苏联、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六国，后有民主德国、蒙古、古巴、越南加入，中国在1956～1961年期间曾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1988年，经互会与欧共体签署声明，双方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关系。
[6] 在此引用近期专家的观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历程一波三折，欧盟主要国家反对它入盟就是看到了一种危险，接纳一个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有着大约八千万人口的国家将会稀释和损害欧洲的特点，导致出现非基督化进程，实际上会毁掉欧洲文化的根源。宗教的作用日趋下降，使它无法在维持和保护欧洲生活方式方面发挥团结民众的作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文明伙伴中心主任韦尼阿明·波波夫的《欧洲文明全面危机征兆尽显》，俄罗斯《独立报》2011年11月14日）。
[7] 汤姆·奈恩（Tom Nairn，1932～ ），苏格兰社会主义者、《新左派评论》长期供稿者，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曾长期与本书作者进行合作，著有《民族主义的面孔》《全球国家》等。
[8] pensée unique 是关于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评论性术语，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实乃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复苏形式，确切而言应译为“经济自由主义”。
[9] 乔治·索莱尔（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革命工团主义理论家，他倡导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思想相混杂的暴力革命思想。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曾经与墨索里尼政府合作，当过教育部部长；他的思想对葛兰西有很大影响。
[10] 瓦勒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1881～1957），法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曾把从柯勒律治到乔伊斯等欧洲作家的作品译成法文出版。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后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代表作《尤利西斯》由拉尔博译成法文版本，其间两人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合作。
[11] 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剧作家，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在20世纪乃至今日影响甚大。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德国文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其代表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被译成英文后影响巨大。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裔社会学家，其思想在20世纪影响巨大。属于同时代的这三个人有过思想交集：1933年曼海姆因纳粹迫害而逃往英国，直至去世。
[12] 胡塞尔（E.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文学家、哲学家，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是20世纪德语世界之外较早接触并传播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家，起初他借助前者的现象学“直观”、“意向性”等观念形成自己“生活理性”哲学。这也注定了他与胡塞尔分道扬镳，或言他自现象学中解放出来。
[13] 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1889～1914）和第三国际（1919～1943）因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IWA，1864～1876）而得名，其均为近现代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卡尔·马克思是第一国际创始人之一和实际领袖；第二国际亦被称为“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的首次大会上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罢工为斗争武器；第三国际也称“共产国际”，1919年3月由列宁领导创建，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