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审视老欧洲
——译者序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 ）是英国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目前有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而且这种影响势头依然还在延续着。佩里的哥哥、79岁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生于中国昆明，曾多次受邀来华）于2015年12月13日溘然而逝，当时世界各大媒体尤其是我国学术性较强的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位世界知名的政治学家、民族主义理论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兄弟两人不仅在国际学术界、思想界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与中国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佩里·安德森是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史家，知名刊物《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主编和灵魂人物，1956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而当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苏联出兵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使他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产生怀疑，并成为一名左翼分子。
1938年，佩里出生在伦敦，但是却与中华大地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哥哥、当代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年出生于昆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截至2007年年底被翻译成29种语言，该书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为民族主义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局面。当佩里一家在汕头时，佩里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了，佩里曾笑称：“我本该生在中国。仅仅由于偶然，我才生在伦敦。”[1]
1914年，佩里的父亲詹姆斯·奥戈尔曼·安德森来到中国，在中国海关供职达30年之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正携全家在美国度假，滞留下来，几年后举家迁返爱尔兰。”[2]佩里8岁那年，父亲病故于爱尔兰的老宅，而房间里散放着背面有中国标记的书和纸、背景是撑着阳伞女子的丝质卷轴、青瓷台灯以及刻着象形文字的茶几等，这一切给予了佩里永远的印记。1997年佩里第一次到访中国，到南京寻访父亲曾经的足迹。他的父亲詹姆斯来到中国之时，中国政局很不稳定，詹姆斯先后经历过历届北洋军阀政府以及后来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在中国数十年的日子里，詹姆斯跑遍大江南北，到访过东北、湖南、云南、北京、上海、汕头和厦门等地，对中国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以及浓厚的感情。对于当时留在中国的欧洲人，詹姆斯曾劝道：“如果他们能对自己所在的国家有一点点兴趣，他们就会更加热爱生活。”当他离开中国之时，他给弟弟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并不想弃中国而去，某种程度上我爱这个国家。”[3]因此，佩里正是从追寻父亲的足迹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中国有了无法割舍的情感，始终关注着中国。
正是基于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佩里后来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佩里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在大学里和一群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历史学家以及来自远东每一个角落的学生们相处久了，想不对自己家里与中国的联系感到好奇都难”。[4]而他那本2009年出版的《新的旧世界》虽然重点讨论了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实践这一艰辛历程，但书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发展，并与其相比较，譬如在提到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时，他指出“欧盟至今记录到的增长率远低于美国的增长率，也大大落后于中国”了。他还强调，对欧盟来说，“先是落后于美国，同时还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
佩里对中国的关注引发了中国学界尤其是相关人员的注意，新世纪以来十几年间，他的相关论著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到目前为止，佩里有七部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性的起源》、《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交锋地带》、《思想的谱系》以及《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被翻译成中文，《新的旧世界》也已译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
在原著中，佩里将法国画家弗朗索瓦·雷莫耶的《水仙花》作为封面，“水仙花”英文是Narcissus，英语“自恋”一词（Narcissism）亦源于此。实际上，佩里·安德森用此作品的寓意是：自以为是的欧洲联盟只不过是那种关于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化的模式，欧洲人希望它被所有国家和地区赞赏进而去效仿，其实这是一种自负的感觉而已，是毫无实际意义的。
首先，佩里表达了对欧洲重建前景的担忧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立场。他在书中指出：“每一个成员国都在盘算各自可以从共同体内部进一步的自由化中获得的商业利益。再一次，民族国家仍然掌控着这个历程，其间放弃了某些司法特权，其结果是为了满足国内民众的期望而大大提升了物质生产能力。”在与美国比较时，佩里写道，“从而说明欧洲人的福利体制远非那么美好，分配也远非平等”。而其他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乃至中国取得经济发展并且表达其自身的政治意愿时，欧洲模式将代表一种充满极具吸引力的增进其繁荣并维护其安全的方式。它们将和欧盟一道打造一个‘新欧洲世纪’”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此外，“启蒙运动所赞美的国家的多元化演变为影响力、文化及权力方面的多样性，也正是这些方面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加以区分开来——数量上的优势转变为质量上的优势，这皆为那些保守主义势力自以为是的观点”。这些均表达出佩里对欧洲联盟这一模式的疑虑和反对。
其次，佩里也对重建欧洲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和思考，字里行间表现出对重建欧洲的担忧，进而指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在种种弊端中，“紧缩的开支（仅仅超过欧盟GDP的1%）、规模很小的官僚机构（大约1.6万名官员，不包括译员）、缺乏独立的税收、缺少行政执法手段”等都是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他归纳出欧盟所面临的三大难题：“单一货币、德国的作用和成员国的增加——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均表现出基本的不确定性。”这些弊端和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欧盟地区的民众将会对其领导机构失去信心，进而会影响到欧盟的发展。同时，佩里注意到，“日益攀升的失业率与经济困境”也让欧盟感到头疼，因为“在欧盟内部，既无协调一致的有效政策支撑，亦无可控的国内自主权”。此外，佩里还指出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如中国、印度）也对欧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总而言之，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虽然还不至于内忧外患，但重塑欧洲辉煌依旧任重而道远。
基于上述分析，佩里对欧洲一体化的探讨和分析采用了典型的西方学者的评论方式，既没有无条件支持，也没有全面否定，其批判性思维极强。在整部著作中，佩里直指欧盟一体化过程中问题的核心，引入西方各方观点的评论，力求做到客观而又全面，这种评价方式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三
作为一名左翼分子，佩里似乎与欧陆主要右翼政党格格不入。自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欧洲左翼式微，而右翼势力日渐强大。近些年来，左翼右翼的分界线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还出现了一些中间派。然而一般来说，左翼人士一般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大多隶属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党派。而右翼政党多信仰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且追寻私有化，个人自由化，如德国国家民主党、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意大利力量党、英国保守党等。在《新的旧世界》里，佩里通过对欧盟几个核心国家内部左翼与右翼政党之间的比较，表现了他对左翼的复杂的情绪。
首先，佩里在本书中对左翼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一方面，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思想潮流，而防止战争是左翼阵营的一个重要理念，却与欧洲各国右翼阵营野心勃勃的排斥、镇压的主张背道而驰，并且和平理念这个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无疑不能有力支撑左翼阵营。左翼政党代表着下层公民的利益，然而如今的情况是公民对政治嗤之以鼻，远离政治，左翼政党本身的理念失去了说服力。另一方面，有一些左翼政党在面对新自由主义时，放弃自己的立场，投奔到对立面，这也削弱了左翼阵营，由此，左翼势力不仅面临着来自右翼的压力，还面临着自身的不稳定，不坚定，佩里对此表现出深深的同情。不过，佩里仍然没有因此绝望，他在本书中提到德国民社党已成为东部德国第一大党，意大利工会仍然能发动大规模游行，希腊学生仍能阻止警察，这些也都表明以新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右翼阵营并不能完全掌控欧洲，左翼阵营仍可大有作为。
其次，佩里对左翼阵营进行了批评甚至某种程度的抨击。他指出法国左翼势力在“2005年领导民众反对《欧盟宪法》胜利之后，各方力量在随后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他们远未充分利用这次巨大的成功，反而变得分散且失去动力”，并且法国民众2008年“对法国社会党的厌恶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贝桑斯诺这个甚至对媒体而言也是颇具吸引力的新面孔的人物突然在民意调查中得票率飙升，超过所有社会党领导人，而一跃成为法国民意中萨科齐的主要竞争对手”。而德国左翼政党“从该党的纲领来看，反对进一步放松市场管制以及对社保的侵蚀将它置于不利地位。较之欧洲其他左翼团体，它亦无更佳的、积极的经济提案”。在提到意大利左翼输给力量党的原因时，佩里指出是因为意大利左翼政党没有聚拢人心的能力，没有和天主中间联盟组成选举集团，才导致了双方的失败，是自食其果。并且佩里气愤地说道，“很难想象还有哪一个政党走了一段比它更无用、更无耻的漫长的机会主义之旅”。佩里通过对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左翼政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对比和分析，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入侵的大环境下，如何能独善其身、重整旗鼓是左翼阵营目前面临的重大难题。
总之，佩里对欧洲左翼阵营表现出既支持、同情而又讽刺、批判的这种复杂情绪，从侧面反映出佩里对欧洲左翼阵营恨铁不成钢的观点。他指出，欧洲左翼对自身理念的放弃以及在政治活动中墙头草的形象势必引起公民的反感和不信任，左翼虽然一度处于下风，但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应从自身找原因，并加以改之，进而重塑在公众中的形象。
四
2010年1月28日，国际知名刊物《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第32卷第2期发表了佩里的文章《中国热》。他在文中以一个西方人特有的视角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热议。该文大大有助于西方世界更加全面了解中国的国情以及对全球的影响力。关于中国在未来是否统治世界这一敏感话题，佩里没有给予明确回答，不过他明确反对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里的“未来是各种现代性相互竞争的时代，中国将逐渐占据上风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5]的观点。
回顾历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史曾一度在西方引发“中国热”。《马可·波罗游记》使欧洲人对神秘的中国产生好奇和向往，18世纪欧洲传教士的来华掀起了“中国热”的高潮，而随着中国封建主义的落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热”降至低谷。18世纪的“中国热”，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推崇。而21世纪新一轮的“中国热”焦点则主要在于政治和经济方面。众多人士发表与中国相关的文章。2005年1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纪》，相关学者认为这由此拉开了“中国热”的序幕。多个西方主流媒体如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长篇社论《中国的优势，美国的劣势》，唤起美国的危机意识；美国《时代》杂志刊出特别报道《中国的新革命》，该文全面解读崛起的中国，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德国《明镜》周刊刊出《巨人的决斗》，通过对中美两国的比较，提出中国已对美国构成威胁；英国BBC 广播电台举办“中国周”系列。不管是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都从侧面反映出西方国家无法忽视中国的实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热”持续升温。
佩里在《新的旧世界》中肯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提到欧盟经济的增长率“大大落后于中国”，充分说明佩里对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高度赞扬。在书中，以中国为参照，佩里对欧盟自身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欧盟体制看起来完美无瑕，极具吸引力，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并没有达到欧盟地区的预期效果。反观中国显示出经济增长的巨大生命力，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低廉的劳动成本吸引了很多外商来华投资，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中国虽然有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过去自身技术的限制，创新能力的缺乏，始终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绊脚石。然而近些年来，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创新与进步已给欧盟带来了挑战。佩里在《新的旧世界》中指出欧盟正处于尴尬的无奈境地，不仅“落后于美国，同时还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
基于上述讨论，在全球新兴经济体中，作为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通过数十年的改革迅速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为核心的欧盟国家的关注，更不用说吸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里的目光了。
是为序。
补记
2016年11月，佩里·安德森教授来沪讲学，作为译者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与他作了面对面的交流。谈及《新的旧世界》英文版出版后的情况，佩里·安德森教授指出，本书出版后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以及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都给予了好评，如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日报》等。后出的平装本已经将部分学者的评论印在封底上，书中关于欧盟发展的评论、预见，大多得到了证实。本书已有法文和西班牙文译本，部分内容被译成德文单独出版，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英语学术圈。谈到《新的旧世界》出版后欧盟的一些最新变化，佩里·安德森教授表示，他对欧盟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是不满意的，如高失业率、欧盟预算减少、金融危机、单一欧元支付区等。但他同时又欣慰地说，相比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些所谓的难题与危机已经大为改善，至少现在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了欧盟存在的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进步。此外，译者还就书中的一些疑问请教了佩里·安德森，他一一作了解答。
2017年5月，佩里·安德森教授就译稿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们，译者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译者
[1] 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记佩里·安德森》，《读书》2005年第6期。
[2] 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记佩里·安德森》，《读书》2005年第6期。
[3] ［英］ 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袁银传、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4] 同上书，第408页。
[5] 张欢：《佩里·安德森论中国热》，《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