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的假辫子

正是在浙高时期，陈布雷的新闻天赋得到了最初的开发。据陈布雷自己认为，他第一次接触编辑工作，是缘于浙高时期编写讲义的实践活动。浙高聘有日籍教师，他们在讲授史地、博物等课程时，不用课本，由学生自编讲义。陈布雷文笔好，曾被指定担任生理学讲义的编辑、缮印、装订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陈布雷深有感触地说：“这样将听、记、写、编四者合一，实为新闻记者所必备。教师讲，学生记，写出来，编成书，再刻钢版，印成讲义，其过程无异报纸的采编、发排与付印。”

陈布雷第一次从事具有新闻意义上的编辑工作，缘于浙高时期的一次学生运动会。1908年4月，杭州公私立学校，在梅东高桥运动场举办运动会，规模达3000人之多。运动会期间，陈布雷被大会指定为新闻编辑。在图画教师包蝶仙先生的指导下，陈布雷一边采访，一边编写，一边印发，干得十分专注和投入，受到运动员与观众的好评，邵振青因此曾赞叹陈布雷有新闻天赋。陈布雷于事后回顾：“从采编油印讲义到采编油印新闻纸，算是我第一次从事采、编、印、发合一的新闻工作。”

陈布雷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也是缘于浙高时期。1910年，本着“学以载道”的古训，陈布雷为“铁路国有”问题，曾致书上海《中国新报》主编杨度，慷慨陈词，反对清政府将铁路主权让给外人，该信获得大儒杨度好评。陈布雷在寄出该信的同时，另给上海《天铎报》也寄出一份，请慈溪人洪佛矢先生教正。洪先生不但将该信在《天铎报》刊出，而且回信加以赞扬，勉励陈布雷经常著文投寄。这篇文章的刊载，给陈布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第一次产生了要在未来从事新闻事业的念头。

浙高时期，陈布雷的个人生活，经历了两件大事。

第一是三弟训懋的不幸病逝。1908年11月，陈训懋突患冬瘟症，自学校请假归家，乡间无良医，误于用药，死时年仅17岁。训懋比陈布雷小两岁，从童稚时一起捉迷藏做游戏，到同时由父亲在家中设馆启蒙；从一起到董氏馆就读，到结伴入慈中求学；从携手创立“覆满同志社”，到共同参加慈中的“罢课”风潮等，两个人都是出则同出，归则同归，不但是两个情同手足、无话不说的好兄弟，而且是一对形影不离、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与陈布雷疏阔务外的性格不同，陈训懋性格笃实，思虑周详，酷似陈依仁，有理家之才。陈训懋的早殁，不但在感情上对陈布雷是一个巨大打击，而且对陈布雷未来的事功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陈布雷曾著文痛述其事：“吾弟厚重笃实，自幼言动若成人，资性敏慧，尤有治事之才。以遗传之性格言，酷似余父，故父母手足均笃爱之。性尤纯厚，悯父之勤劬，即辍学助父理家族事为请。父常语人，谓恩（即布雷）阔疏好务外，异日继余志者，其为次儿乎？”这意思就是说，依陈依仁的本意，陈布雷是不宜作自己的接班人的，心目中理想的“二世”，是厚重笃实的次子训懋。训懋去世，没有办法，只有训恩接班了。陈布雷后来一想到这一点，就哀痛莫名。不过，陈布雷通过数年理家琐务的训练，性格中亦逐渐增加了慎独持重、务实精细的成分。就其性格的完善来说，也是有所补益的。这一年，陈布雷归里，回忆自己：“日与四姊、五妹、六妹谈三弟往事，忍泪相对，戚戚无欢。”悲痛之深，无可言喻。

第二是陈布雷的完婚。十年前，陈布雷就已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慈城杨宏农订婚，岳父大人即为浙高教授陈布雷经学的杨逊斋先生。1909年11月6日，陈依仁安排陈布雷回官桥完婚，时陈布雷年仅19岁。陈、杨之合，虽非自由恋爱，然杨氏生于书香门第，知书识礼，秀丽贤淑，颇为陈布雷喜爱和敬重。度过蜜月后，陈布雷以学业为重，及时返校上课。然而，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已经是“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了，咂咂嘴，细一品味，与杨氏之间，很有了那么一点“先结婚，后恋爱”的味道。

陈布雷童年订婚，19岁完婚，25岁长子出生，真可谓是订婚早、结婚早、生子早的“三早”型人物，自然也可以说是“孝道”伦理的传统典范。在自然科学方面，陈布雷广泛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但在伦理道德方面，陈布雷始终是一个传统型人物。纵观陈布雷一生，在“忠”的方面，青年陈布雷或许还有过一段“反潮流”的经历；但在“孝”的方面，除了县试时的一次“踏软拐”之外，陈布雷始终是一个循规蹈矩型的人物。

陈布雷度过新婚蜜月后返校，教授《伦理学》的洪培克教授闻讯陈布雷已经结婚，为之大惑：“不到二十，况且还在求学时期，何必急着结婚。”这个时候，洪先生已经34岁了，仍是“独行客”一个，真可谓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了无牵挂，潇洒至极。先生教《伦理学》，学生学《伦理学》，在知识上可以相互借鉴学习，但在行动上，依然是各行其是，我行我素。中西人文差异之悬殊，于此可见一斑。

1910年秋，正是清政府崩溃的前夜，受浙高德文教师张褧伯先生的鼓动和感染，陈布雷毅然剪去发辫，以显示其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的决断态度。然而，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已经有了县试背榜、慈中学潮、府中退学的失败教训，大可以说是老于世故了。这一次，陈布雷已经有了应付突发事变的经验，先于暗中制作了一根假辫，在归里时戴上，以备老父陈依仁临时检视。细论起来，这实在是有点“假洋鬼子”的遗风了。以阿Q的话来说，辫子而至于假，简直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陈布雷不管这些，百德孝为先，为了糊弄一下老头子，他不得不玩点小手段。在陈布雷来说，“革命党”是要做的，大孝子也是要做的，做一根假辫子，不失为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大孝子与革命家的矛盾，就这样通过一根假辫子，在陈布雷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从陈布雷这一阶段的成长经历来看，大凡涉及政治问题，无疑地，陈布雷是一个激进分子，也可以说是一个为之奔走呼号的革命党；然一旦涉及伦理道德，陈布雷很快表现出他的传统与懦弱，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保守党分子。陈布雷的“假辫子”，集中地说明了他的这种人格上的尖锐、深刻的矛盾。

陈布雷的这种人格矛盾，正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写照。即以官桥陈氏家族来说，以陈屺怀为代表的激进革命势力及以陈依仁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都对陈布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少年时期的陈布雷，始终被笼罩在这两个人的投影下，从而成为一个熔激进与传统、革新与保守于一炉的矛盾体。正是受这样一种矛盾的人格规范左右，陈布雷在求学阶段，始终成为新旧两种社会势力争夺的对象，时而被推为革新势力的龙头，时而又成为保守势力的骥尾。至此，陈布雷既不甘心脱离革新力量，又没有勇气与保守势力决裂，出于一种矛盾而尴尬的心理潜因，企图借一根假辫子，继续周旋与游离于新旧两个阵营之间。

1911年夏，陈布雷经过五年的浙高学习生活，即将参加毕业考试。然因劳累过度，陈布雷出现了体力不支的现象。当时，陈屺怀出任浙省咨议局议员，长住杭州，因而对陈布雷的情况知之颇详。据此，陈屺怀给陈依仁写信报告：“二弟此次考试，不作第二人想。校中教师亦谓其课业优异，足为吾家门楣增光。然体弱如此，恐其试毕将大病耳！”结果，陈布雷因请假扣分，名列第四名。为此，教务长邵裴子先生劝慰陈布雷：“教师及学校均以远大期望于汝，汝切勿介介于等第名次而自馁。学问贵有真实之数诣，汝天资不居于人下，而沉潜不足，宜随时自策，无负诸师之望。”

不久，陈布雷即离开杭州，返回官桥，长达十余年的求学生活，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