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的广州之行

侍从室虽然是独裁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但是，它的一大特点，确是人员不多而效率很高。到了陈布雷手上，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侍二处成立后，所有政务、党务方面的文件，都归口侍四组处理。侍四组直接主办的秘书，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据汪日章回忆，在南昌行营时期，侍从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主办文书的收发签呈工作，称为侍从秘书。规定凡来往电文均由司书抄录，字体端正，文句通顺、简明。这些文件奏章由汪日章直接转呈蒋介石，蒋交给下属的密件也是如此，无须再假手他人。因此，无论蒋出发何地，汪必须亲随侍从，另外则派定几个最优秀的电务员跟着他。有时因为飞机容量小，而汪又不能须臾离开蒋的身边，于是，电务员就得先期到达指定地点待命。汪日章说：“蒋一手包揽全国党、政、军大权，每日公文不可胜计，几乎全属急件，不敢稍有疏忽，所有文件均由传令官送至我处，由我交传令官发出，忙得我日夜不得闲。这个情况直到1936年夏，俞国华参加第四组做了我的助手，很像当年毛庆祥和我那样，我才有了自由活动的时间。”这是侍从秘书生活的一个大致情况。

陈布雷入主侍二处以后，仍然奉行人员精干的原则，不肯扩大编制，避免人浮于事。侍四组计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总共不到十人，组长即为汪日章。侍五组原为储备行政人才而设，没有一定的编制。其中颇负盛名的是所谓“八大研究秘书”，他们大都是留学各国的专家学者，诸如留日的罗贡华、傅锐、李毓九，留英的徐庆誉，留苏的高传珠，留法的何方理，留德的徐道邻，留美的张彝鼎等。这些人专供蒋垂询国际问题，类似外交智囊团。蒋每次召见，提出问题后，只是洗耳恭听，不插话，不表态，听他们讲述后，从中分析利弊。这批“外交智囊”于抗战初期大都陆续分配出去。侍五组组长由陈布雷兼任。

陈布雷自律甚严，为人本分，小心谨慎，虽据中枢要津，却有如履薄冰之感，这一作风给侍二处以深刻影响。侍四组掌管机要之承启传达，对党国军机大事，莫不预闻于先。陈为此叮嘱四组人员：“要保密，不要多嘴”；规定各人的业务，只能自己处理，决不可以告诉他人，即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准交头接耳，随意扩散。侍五组除了随时备蒋垂询外，每周另举行会议与谈话会各一次。但初期秘书多不明职责，常越位言事，或请示调查各机关状况，或喜摭拾风闻之词攻讦他人，或未详事实便上书陈事等等，这使陈布雷十分恼火，严词告诫，予以制止。

在与侍一处的关系上，陈布雷也本着不插手、不过问的原则，以免招蒋疑忌。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一、二处之间凡有重大事项，均需在主任或组长之间相互通气，以期协调、配合，工作人员也可以自由进出。尤其是陈布雷，因负有替蒋起草重要文电的任务，需要掌握全局与重大事件，故对第一处的军情通报及重大事项有特许调阅权与预知权。但陈布雷仅到此为止，绝不多走一步路。只有当一处主任不在时，陈布雷才按例对一处事务照拂一下。

陈布雷出任侍二处主任以后，亲身经历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两广事变。1936年夏，国民党粤系将领陈济棠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手，打出抗日这杆大旗作号召，发动反蒋事变，并很快组成粤桂联军，作出进击湖南的态势。早在5月份，陈布雷就从雪片般呈蒋的密电中得知“西南消息愈传愈恶”。其时，陈布雷正在病中，得此消息，少不得抱病强起，或代蒋会见方方面面的要人，或忙于核办或起草文电。6月间，陈布雷为参与处理两广事变，终日紧张忙碌，绝无休息，以至“竟日昏昏，觉胸腹胀闷，口苦舌干，且有微热，殊以为苦”。6月22日这一天，陈头痛加剧，一夜没有睡好，服药亦无效，即请假一天，在寓休息。但因蒋对文电起草催逼甚急，陈仍于病中强起拟稿。并在日记中写道：“病中念时局，弥增忧愤。自（民国）十五年至今，北伐统一，国内百事均改旧观，而独有一种现象丝毫未改，怒时局波动之总原因，多由于若干政客思脱颖而出，不得志者想浑水摸鱼，已得志者想攀缘而上，蝇营狗苟，脱不了富贵功名之低级欲望。自共产党、改组派、社民党、国社党以及形形色色之政客，乃至许多冒死不顾之青年，其实皆脱不了这么一套，此真民族不可湔涤之耻辱也。”把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革命事业，攻击为政客的浑水摸鱼，可见陈布雷在政治上已日趋麻木。

迫于华北危机日益加剧，以及各派政治势力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压力，蒋不敢轻加战端，决定对两广阵营加以分化瓦解，力争以和平方式平变。6月25日，蒋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表明处理西南事变的方针：第一，贯彻对内和平统一之政策；第二，在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实际，也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意思；第三，对国事发表意见，必须用和平方式“开诚洽议”，两广军队入湘，不合此项原则等等。蒋的这篇谈话稿并非陈布雷所写，但陈看了这篇谈话稿后，深为欣赏，认为：“措词严正而和婉，且富有含蓄。”他对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说：“此稿决其为行政院人员手笔，决非新闻记者如我辈者所能拟，因新闻记者每于不知不觉间逞其词锋，终觉太显露，予未能免此也。”这亦表明了陈布雷支持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立场。

两广事变看起来是粤系与桂系合伙闹事，实际上真正的扛鼎人物是当时素有“南粤王”之称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只能算是敲敲边鼓的人物。其时，两广陆军计30多万，空军计九个中队，粤军均占三分之二以上。为此，蒋一方面摆出硬的一手，派大将陈诚亲赴长沙布防，阻止粤桂联军北上；一方面玩起软的一手，派特工王戴笠潜赴虎门策反，行收买分化瓦解之计。经不住蒋的“钞票”加“官票”的一阵猛击，陈济棠的海军、空军、陆军相继瓦解，表示归顺中央。7月18日，陈济棠落荒而逃，到香港做寓公去了。7月23日，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赴广东与新任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共同整理粤军，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随之取消。粤桂联军，粤军已经“王化”，剩下桂军苟延残喘，已不足为虑了。

8月11日，陈布雷随蒋赴广州，就近解决广西问题。这是陈布雷第一次以“军机大臣”的身份随蒋出巡“行省”。11日上午9时40分，陈布雷及侍从副官、秘书等十人乘萨福亚机先行起飞，下午1时40分到达广州。2时15分，蒋与宋美龄所乘蓉克机亦到达广州机场。这次行动，蒋于事先没有告诉广州方面，结果，蒋、宋夫妇及少数近侍人员临时被安排住到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洁之的住宅，另外一批亲随人员则被安排到空军同学会居住。剩下陈布雷等人，既无住所，亦无招呼之人，先期到达的侍一处主任钱大钧则不闻不问，所幸有广州市长曾养甫盛情相邀至梅花新村曾宅暂住。陈感叹：若非曾养甫，“几成丧家之犬”。8月14日，陈迁至东昌大街9号李洁之的别墅；20日，再迁至黄埔长洲要塞司令部，算是陈布雷这次广州之行的正式居所及办公地址。一旬三迁，说明这个时候的陈布雷，虽贵为“军机大臣”，然尚不为外界所重。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圣地”，也是蒋介石的发迹之所，故而成为陈布雷久已向往的地方。到达广州的第一天，陈布雷就由曾养甫亲陪，环游市区一周。第二天，又由CC系主脑陈立夫陪同，经东山、鱼珠码头，到长洲要塞司令部、黄埔岛等地参观，得到的感受是：蒋昔年所住之屋，“已黝然现苍老之态矣”。

广州美食，闻名遐迩，给陈布雷留下深刻印象的，共有两次。

一次是8月14日，由钱大钧夫妇做东，在太平通津太平馆请他吃烧鸽子。广州的烧肉鸽名声不凡，据陈洁如在《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一书中回忆，1926年5月，她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夫人，曾经陪同蒋介石出席过一次宋蔼龄举行的鸽子宴。晚宴是欧洲式的，上的第三道菜就是一只大肉鸽。每只鸽子置于一片钻石形状的烤面包上，这片面包放在一只盘子中，每人一盘，盘中另配有一根水芹菜和一些番薯片。金褐色鸽子的胸肉爆裂出来，令人望而垂涎。就在这次鸽子宴上，开始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恋爱。回忆到这里，陈洁如痛心疾首地说：“想不到鸽子餐竟是夺夫宴。”陈布雷不一定知道鸽子宴中竟深藏着这样一个辛酸的爱情故事，不过，鸽子宴的美味的确令他赞不绝口。

另一次是8月20日，由蒋委员长亲自做东，在官邸宴请陈布雷与宋子安，品尝“有名之黄埔蛋”。黄埔蛋近似于川菜中的跑马蛋，北方的芙蓉蛋，煮出来不焦，不起泡，好像嫩豆腐，吃起来不油不腻，味美可口。大概黄埔蛋的口味比较近似于宁波菜，故蒋先生对黄埔蛋情有独钟。据侍从副官居亦侨回忆：“当年在军校烹制黄埔蛋的是位姓严的大娘，广东人。她原是珠江游艇上的船娘，有一手好烹调技术。”蒋这一次再赴广州，向钱大钧问起十年前善制黄埔蛋的那位严妈。钱大钧察言观色，善体上意，立派人四出寻找，居然将严妈找到。据说，蒋再一次品尝严妈烧煮的黄埔蛋，连连称赞：“很好！很好！”陈布雷没有提到他这次品尝的黄埔蛋是否出自黄埔蛋“烧煮高手”严妈。

广州期间，也有两样东西让陈布雷思之不寒而栗。一为“粤蚊”，二为暑热。“粤蚊”与“浙蚊”不同，陈布雷说，“广州之蚊身小而不鸣，啮人不痒而痛”。陈立夫称这种手法是“不告而诛”。陈布雷对“粤蚊”的作风颇有不适之感，至半夜，常常“为蚊所扰而醒”。8月间，广州地区闷热、潮湿，气压低，常令人无法工作，更无法入睡，陈布雷“殊感不适”。

“粤蚊”加暑热，双重夹击，再加数不清的文山会海，再加络绎不绝的来往应酬，使得陈布雷原本很差的身体状况，越发每况愈下。加上自这一年年初开始，陈布雷就一直处于多病之中。入夏以后，病情日见加重。先是6月上旬，连续数日生病，头痛发热，“绕室彷徨，苦闷之至”。自感为服安眠药过量，形成累积作用；继之6月下旬，又是连续数日生病，“竟日昏昏，觉胸腹胀闷，口苦舌干，且有微热，坐卧不宁，殊以为苦”。8月初上庐山，又是一场病，头晕目眩，行路亦觉茫然。到了广州以后，虽有烧肉鸽与黄埔蛋的鼓励，各种病症依然纷至沓来。8月3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来广州已二十天，身体又觉不支，大约平均两星期必小病一次，半年来均如此。”最为痛苦的是，陈布雷勉强请假一两日休息，总因蒋的文电要得很急，不得不带病拟稿，然病中“神思疲索，久不能就，不得已置之”，如此反复再三，苦不堪言。“皇帝”的秘书固然风光，然个中辛酸，非常人可以领略。

经奔走调停，广西问题终在9月初形成和议方案，要点是蒋同意确立抗日政策，广西维持现状，桂系表示归顺中央。所谓蒋答应抗日，无非是给了桂系一个面子，蒋何曾有实质性的抗日举措？所谓桂系拥护中央领导，无非是给了蒋一个面子，桂系何曾真正与中央保持一致？不过，广西维持现状倒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蒋同意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军，军费由中央补助，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9月18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在广州举行了自192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至此蒋桂对峙局面结束。

9月28日，蒋介石率陈布雷等一批亲信，乘飞机经南昌回到庐山。两广摆平以后，蒋不得不对日益紧张的中日局势及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表一个态。到达庐山的第二天，蒋即嘱陈布雷起草一份关于中日局势的声明，以京沪新闻界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陈因思绪纷乱，从下午3时开始拟稿，至夜9时半始脱稿。因用心过久，陈一夜仅合眼两次，睡一小时。该文呈蒋后，蒋批评写得太散漫，批交程沧波改拟。10月1日，陈在程稿的基础上，再次加以删改，深感“构思甚苦，为从来作文所未有”。该文接受熊式辉的意见，以《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思与信念》作标题，在京沪各报上同时发表。据说，日本舆论界反映相当热烈，《朝日新闻》称为是近代以来最巧妙的宣传等等。10月4日，陈布雷下山，从九江乘招商局江安轮顺流而下，于5日经过安徽芜湖时，从当天的皖报上看到共同宣言发表后的有关情况，颇感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