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进入侍从室
“敌乎？友乎？”
古人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绝叹，多少年后，陈布雷亦将从政看成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可见这也是一种“千古”绝恨了。
综观陈布雷的从政之路，有三步可谓举足轻重。第一步，是在1927年初到南昌谒蒋。没有这一步，20年的蒋、陈合作，恐怕免谈了。但是，当时迈出这一步，毕竟背景不一样，那个时候，国共还没有分手，蒋介石的身上还笼罩着“中山先生信徒”、“国民党青年领袖”、“北伐统帅”等道道光环。况且，中共地下党还在幕后穿针引线，意在将他推向蒋的身边。陈布雷不是神仙，连共产党人都没有把蒋看透，他怎么就知道蒋的肚子里藏着那么多鬼点子呢！第二步，是1929年8月接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职。迈出这一步，陈布雷从此踏进了政界之门。但在当时，陈布雷也还保留着一种“客卿”身份，去留之际，分合之间，尚有一分自主选择的权利；第三步，是1934年5月到南昌正式投蒋。迈出这一步，陈布雷算是把自己彻底给卖了。
据说，陈布雷进入南昌行营之初，如按蒋的本意，是想让他出任行营秘书长一职。但陈布雷听说政学系官僚杨永泰极力角逐此职，当即谦辞不受。这当然是一种政治风度，表示对权力之争的不屑与淡泊，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文人的一种自信与高傲吧。不过，客观地说，陈布雷即使要争，也没有力量。政治是需要实力的，聪明的政治家，要学会等待，有时要耐得住寂寞，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机会。
陈布雷不争，蒋亦不勉强，好在蒋的口袋中，官票多的是，即便一时没有，也可以临时创立一个，应一下急。果然，蒋环顾南昌行营，乃军事重地，适合陈布雷这种文人干的差事不多，当即别出心裁地想出一着高招。此前，南昌行营延揽、搜罗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诸如吴寿彭、蒋志澄、高传珠、张彝鼎、李焕之、邵华、刘伯川、范争波、徐道邻等。蒋给每人送上一份优厚的薪水，再奉上一顶“设计委员”的头衔，终日在戒备森严之下，或写写文章，发发议论；或研究外交，追踪热点等。其实，所谓“设计”，无非是坐而论道，放放空炮，营造一点文治武功的气象罢了。文人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玩得好，是朕的爱卿，玩得不好，也能坏朕大事。现在何不将这些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给陈布雷戴上一顶“主任委员”的高帽，主持其事，既对陈有所安置，又能对这批文人有所约束，不使他们惹是生非，岂非一石二鸟之计！但陈布雷不呆，他对蒋的机心，可谓看得一清二楚。陈到设计委员会视事后，发现设计委员虽有20多位，但职责不清，权限不明，规定极其含混，极易招致是非。据此，陈力请蒋收回“主任委员”的加委，希望不以任何名义，留赣服务。蒋老猾成精，哪里肯让陈轻易滑脱，只在表面上做出让步，同意再加委一名副主任委员，佐陈处理会中日常事务，陈则专心协助笔札，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备蒋垂询等。从此，陈结束了三分清客、三分幕僚、三分权臣、一分报人的生涯，从南昌行营开始，专任蒋的心腹侍从之臣了。
说到“行营”这两个字，在古代，它的意思很简单，即指大将出征时的军营。古诗中就有“吴山依重镇，江月带行营”的咏唱。但是，说到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行营，应另当别论，盖这个时期的行营，已经成了“最高当局”作为军事驻留地的专用名词，其他军事将领，无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不可以僭称的。尤其是“南昌行营”这个机构，虽然“享年”不过数载，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名气之大，让人刮目相看。追根溯源，就在于：它不仅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在南昌的军事驻留地，而且也是30年代前期国民党的重要军事中心，以及“围剿”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神经中枢。同时，在蒋介石的“国师”杨永泰的精心运作下，这里一度还成为国民党党务与行政的重要权力中心；另外，这里既是国民党的重要政治派别新政学系的发源地，也是国民党“军机处”，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诞生地。一个小小的军营，竟有着如此之多的“光荣传统”，在“党国”历史上，真可谓空前绝后了。
陈布雷最终与权倾天下的侍从室发生渊源，便是始于南昌行营时期。但是，陈布雷初入南昌行营的大门，侍从室还只是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军事侍从班子，它既不具备党政方面的权力，甚至也不具备多少军事方面的权力，因而还没有引起世人瞩目。从职务上说，初入行营的陈布雷为设计委员会挂名主任，与侍从室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就设计委员会所涉猎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研究，以及陈布雷在协助笔札、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等工作内容来说，它已经具备了某些党政方面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布雷之出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便是对未来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的一种“见习”。
“见习”期间，陈布雷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在蒋先生的后面进进出出，一则摇摇笔杆子，临时炮制一些不痛不痒的应景文章；一则出出鬼主意，密呈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此间的重要活动计有：6月返京，为蒋制作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纪念典礼讲话：《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7月上庐山牯岭，为蒋炮制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词：《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2月先是返京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后是随蒋返溪口休养，对中日关系作总结性的估衡等等。
作为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陈布雷的最大“杰作”，就是写了一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文章。这篇捉刀之作，又因为受到鲁迅先生的痛击，从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名噪一时，亦成为陈布雷文字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之一。
据说，这篇文章是蒋、陈在溪口休息期间，由蒋在病榻上分章口述，再经陈布雷记录、整理、润色而成。文章近三万字，共分八部分：一、引言；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举措上的错误；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仅从文章的小标题，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立意了，中日交恶，日本人自然是欠妥的，但中国人也有不对之处，中日各打五十板子，且先从中国人的屁股上打起，以示中华泱泱大国的气度之恢弘，立论之公正，检讨之诚恳，处置之公平。自九一八以来，日帝侵占我东北，蚕食我华北，摇动我上海，灭我中华的狼子野心早已昭然若揭，无数慷慨赴难的优秀中华儿女已经将《义勇军进行曲》从长城内外唱到了大江南北。中华民族已经危在旦夕了，文章的作者居然还能保持着一种平静冲和的心情，以中日无欺的“公道”，将中日之间的一碗水端得平平的。真让人不敢相信，这样的文章竟会是出自当年《商报》那个反帝爱国的勇士“畏垒君”之手。
大概写这样的文章，陈布雷自己也有点心虚了。于是，在“引言”部分，先来了一个掩耳盗铃，声明：世人论述中日问题的论文，已经很多，“凡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避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这意思就是：别人都不敢讲的，就让我来讲吧（颇有点“跳火坑”的骑士精神）。接下来一句“知我罪我，听诸读者”，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翻版了。
所谓“敌乎？友乎？”，其立论的重点，当然不在于“敌”，而在于“友”，也就是文章中所说的：“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就是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文章向日本表白，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已明白放弃容共政策，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日本应该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能想象其结果如何。
狐狸的尾巴终于从长袍之下露出来了。敌乎？中国共产党！友乎？日本帝国主义！文章宣称中国对日外交的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一句话：不即不离，不战不和，不死不活。
文章的高明之处，是既没有署上蒋中正的“大名”，也没有署上陈布雷的“中名”，而是署了一个徐道邻的“小名”。徐道邻，何许人也？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委员，留德归国的法学博士，小人物一个。不过，读者也不要小看了这位徐博士。大凡了解一点北洋军阀史的，没有人不知道段祺瑞执政的。而这位段执政有个非常能干的幕僚长，叫徐树铮。打一个比方，徐树铮对于段执政的重要性，比之数年之后陈布雷对于“蒋执政”的重要性，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位徐博士，便是这位徐大幕僚长的公子。这真是“将门虎子”，至于说民国政坛上，父子两代都浪得一点“才子”虚名的，其他人固然说不得，徐氏父子肯定算一对。
据说，蒋当初出了《敌乎？友乎？》这个题目，要陈布雷做出一篇大文章。陈受命后颇有些为难，陈是办报起家的，对于新闻舆论自有特殊的敏锐性。文章做了一二十年，做到最后连日本是敌是友，都弄不清楚，岂不是大笑话一个？不过，蒋的意思，陈布雷也是清楚的：一方面，“剿共”军事已进入最后阶段，若稍有懈怠，就将陷入永劫不复之地；一方面，中日局势也进入最后关头，若不能打开僵局，亦将难免同归于尽之浩劫。然中共是腹心之患，日帝只是皮肤之患，两者相较，自然是安内在先，攘外在后；“剿共”在先，抗日在后。从策略上来说，在“剿共”期间，日帝就只能是友，而不能为敌。只是，中国人的老毛病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旦内争与外侮发生矛盾，先摆平外敌，内部的账可以留着以后慢慢算。今天，在全民族抗日爱国情绪日趋高涨的今天，抛出《敌乎？友乎？》这种极敏感，也极易产生歧义的文章，肯定要招致物议。
于是，陈布雷转弯抹角地进言了，恭维蒋先生的立意是好的，文章的题目也是好的，只是不能以蒋先生的名义发表，否则让人讥为是认敌为友，岂不是“污”了蒋先生的“圣誉”。蒋是一点就透的聪明人，不但自己不能争这个著作权，而且也恩准陈布雷放弃这个著作权，指示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徐道邻小人物一个，无足轻重，这一只黑锅，就委屈他背一下吧。陈布雷一听，正中下怀，忙不迭地恭维：蒋先生，这样处置好，徐道邻者，徐徐的与邻邦道来也，名字也挺不错，这一类的文章非道邻兄莫属。据此，文章署名徐道邻，最初揭载于《外交评论》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果然，文章发表后，归国未及三年的徐博士，简直就是横空出世，暴得大名。各报一时竞相转载，闹得沸沸扬扬了。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他“有幸”受到了文学巨人鲁迅先生的一顿痛骂。1935年2月9日，鲁迅先生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里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留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后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蒋、陈都是有眼光的，想想看，如果在这篇文章上署名的不是“徐树铮的儿子”，而是蒋中正或陈布雷，那鲁迅先生的这一番冷嘲热讽，岂不是让“最高当局”或“国策顾问”颜面尽失。鲁迅先生说，阿Q之有名，是在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因未庄通例，挨打必须与一位名人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在中国现代史上，《敌乎？友乎？》之有名，原因之一，亦在于鲁迅先生的“一记耳光”。
《敌乎？友乎？》可以说是陈布雷文字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也可以说是其文学侍从生涯中最臭的一篇捉刀之作。然而，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并非出自陈布雷之手，文章原本就是蒋介石授意徐道邻代拟，只是经陈布雷一番修饰而已。自陈、蒋、徐先后作古后，这已是一件死无对证的事情，说是说不清了。不过，若就文章的风格与文笔的功底而言，恐怕都不是一个归国不久的留学生所能炮制出来的。说这个话的人，如果不是来自翔实的史料，恐怕就是出于为贤者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