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客卿：半是清客，半是幕僚
一帧“玉照”：蒋总司令的“定情信物”
1926年以后，《商报》出现了危机。
先是报馆董事会改组，李徵五去职，方椒伯接管。但大老板方椒伯不常到馆，报务由二老板、协理乌崖琴主持。然乌协理对报务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结果经济运转不灵，上下产生隔膜，以至雇员欠薪，一度弄到无纸印报的境地。陈布雷只得与馆中另一个同仁各挤出30块大洋，始解燃眉之急。报馆弄到这种境地，虽然还在维持，但已是苟延残喘了。
俗话说：千做万做，没钱不做。报馆欠薪，一次两次，大家看在过去的交情，还可以硬撑一下。然时间一长，太太看到先生总是两手空空的回来，生活受到影响，不免脸就拉长了。先生弄得没得面子，报馆方面又没有指望，只好另谋高就了。于是，军心摇动，人心思去。中坚分子中，潘更生第一个挺身而出，离开《商报》拂袖而去了。潘公展经不住“考验”，也想东施效颦。陈布雷一看不对，潘更生一走，《商报》三分天下，已去其一；潘公展再一走，“三国归晋”，剩下自己一只“孤掌”，如何能鸣！于是，苦苦相劝，潘公展与陈布雷是多年深交，不好不买他一个面子，勉强留下了，但思去之意，并没有打消。
这一年的8月，陈布雷一场大病，两个月未能到馆，幸有潘公展独撑全局，报馆得以维持。此间，正是南方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攻克武昌之时，以《商报》的一贯立场，自然要与南军“保持一致”。据此，《商报》先是以大字标题，刊载南军收复武昌的消息；接着又是一篇《举题不定的孙传芳》，对孙总司令颇多不敬之词。
潘公展的这一手，并没有离谱，换了陈布雷，大抵也是这种调子。但是，从资历与声望上说，潘公展与陈布雷就差老鼻子了。所谓人微言轻，也就是这个道理。过去陈布雷主笔，其实也有人不满，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三道四。现在是潘公展主笔，正可以发难。于是，董事会中有大佬为之质疑：“本报何能开罪孙传芳！”《商报》的后台大老板傅筱庵，与孙传芳的关系原本就有些说不清楚，这时更是坐不住了，马上发话：“布雷温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针必不谬；然彼在病中，潘公展如何则不可知。”这是表明对潘公展不信任了。董事会当即决定：派专人到报社审查言论与新闻，对潘公展进行“垂帘听政”。
陈布雷在病中闻讯，断然反对，且对傅筱庵严正申明：“一切问题均由我负责。即使要派人，须余病愈面商。这种时候任何人进入编辑部，必有害无益，倘若报馆因此解体，我不负责。”董事会不敌陈布雷的“牛”气，马上“撤帘”，表示还政于潘。但潘公展不依了，潘之留在《商报》，原本是看在陈布雷的面子上，与董事会的诸位大佬是不搭界的。现在从傅筱庵到董事会都对他表示不信任，以潘公展的横溢才气及高傲个性，哪里肯受这个羞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膀子一甩，到《申报》馆任电讯编辑去了。
老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布雷在《商报》能兜得转，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左膀”潘公展与“右臂”潘更生。一陈二潘之于《商报》，好比三足鼎立。二潘一走，剩下陈布雷一个人“金鸡独立”，《商报》也就不复其盛了。以陈布雷的话来说，《商报》自此成了“无珠之椟”，这也是陈布雷后来脱离《商报》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陈布雷康复，重新主持《商报》编务，继续著文拥护国民革命。但在这个时候，南方国民革命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危机，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工农运动的问题。
北伐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得到迅猛发展。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当天，湖北省总工会成立。随后，武汉邮务职工、电话职工、粤汉铁路武长段职工、汉口水电公司职工、染织业工人、市政工人、钱业店员职工以及租界外商厂栈工人等，相继进行大罢工，争取改善生活待遇。武汉工人大罢工，震动了武汉的工厂主，震动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震动了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也震动了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陈布雷。
12月间，《商报》连载陈布雷所著长文《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对汉口工潮大发议论，语多指斥。陈布雷认为：北伐战争中的“第一层之隐忧”，即为“各地工农阶级之兴起太骤”，渲染工农阶级的气势“太张”，已使“产业界颓丧疑怖”，失去“康宁”。陈斥责工农意识“至为简单”，“鄂省民情，素以狭隘强悍著闻；而乍遇解放之民众，意气尤易涉骄昂”等。从15年前的《谈鄂》十篇，到一年多以前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大量时评，陈布雷无不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工农运动鼓与呼。然而，《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却对工农运动横加指斥。前恭而后倨，变化何其鲜明。因此，对于陈布雷来说，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从此疏离工农群众的一个标志。
《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发表后，素来对陈布雷寄予厚望的中共人士极为失望。在《向导》周刊第181期（1927年1月6日出版）上，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赵世炎以笔名施英发表《论汉口之罢工潮》一文，直言批评陈布雷指斥工农运动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要讨论汉口工潮，亦不可不批评商报这一篇文字。我们与畏垒君各站在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来发言，旗帜自然要鲜明，观点自然要清晰，问题才可以解决。但我不能像畏垒君那样，明是一篇反对工农利益，主张限制工农运动，鼓吹资产阶级团结且速参加国民政府以取地位的文字，而说来曲折委婉，却是我所不能办到的。”施英惋惜：“畏垒君在帝国主义统治与军阀压迫下的上海，亦曾为上海的工人发言，时同情于上海工人的反抗运动。畏垒个人亦不是资本阶级中的直接剥削者，但他的思想与议论，却是近代资本主义之资产阶级的。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隐避而不答复。”赵世炎的这篇长文，可以看作是共产党人对陈布雷重新作出的政治评价。
陈布雷与工农群众及共产党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的关系却渐次密切起来。早在筹划北伐战事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在考虑舆论北伐的问题。就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来说，政治中心固在北京，然舆论中心却在上海。上海各报中，尤以《商报》的立论皆暗合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而《商报》主笔陈布雷的大名，不用说，蒋介石早已如雷贯耳了。为此，蒋于这一年春天，派遣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先期北上，意在联络沪上各报及陈布雷等人，为国民党集聚新闻力量。邵力子为南社领袖人物之一，与南社社员陈布雷原就熟悉。故邵抵上海后，宴请沪上各报主笔，说明北伐形势，以便为国民革命军广开舆论。席间，邵力子拿出一只大信封，递给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君极为慕重。”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并有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蒋要笼络陈布雷，出发点可以理解。然而，蒋介石一不写信，二不送礼，一上来，就先送上一张“玉照”，这又不是谈恋爱，找对象，陈布雷要他的照片干什么？这一新潮之举，颇让陈布雷费解了。其实，这在蒋介石，是颇有深意的。
第一，在蒋认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入伙加盟，无非也是一个男欢女爱、男婚女嫁罢了，大家合则来，不合则去，一如婚姻上的合合分分。所以，蒋对陈布雷表示好感和仰慕，要请陈布雷入伙帮忙，首先想到要送他一张“玉照”，以便让陈布雷一睹“芳容”，顿生好感。
第二，在蒋认为：若论投书致意，自己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如被文章大家陈布雷耻笑，岂不是关云长门前舞菜刀，自讨没趣？如果是大把赠金、大把赠银，以自己的权势来说，自然不是难事。问题是，此举未免显得过于市侩，尤其是像陈布雷这样的文人，往往高傲自负，又岂是几个铜钱可以收买的。蒋想来想去，自忖没有其他什么特长，唯有一副英俊小生的形象，尚可告慰一下自己，尤其是一幅戎装艺术照，简直可以视为平生“杰作”，用今天的一些追星少女的审美眼光来说，也就是很有点高仓健的味道了。所以，蒋要送礼，认为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这张戎装照片了。
以陈布雷来说，对蒋的这番深意，很可能不甚了然；对蒋之为人，也是若明若暗。但是，蒋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南方政府的“革命”新秀，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东方“拿破仑”，这对于陈布雷来说，知道这么多也就够了。于是，陈收下蒋的“玉照”，另对邵力子一番客套，无非是对蒋先生“心向往之”云云。蒋、陈的这一次间接接触，固不能算是有情人的正式“联姻”，但大抵也表明双方有意加深了解。自此，蒋在南方，陈在北方，蒋策划以武力北伐，陈运筹以舆论开道，双方配合默契，相知日深了。谈“恋爱”谈到这种程度，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见见面，进一步予以考察了。
1926年冬天，陈布雷接到南昌等地的友人来信，约他以记者身份赴南昌一游，同时可以见见国民党的头面人物，特别是转致了“蒋介石很盼望与君相见”的意思。从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处境来说，正是倍感艰难的时候。一是潘更生走了，潘公展也走了，要想再现前几年《商报》的盛世，已是力不从心了；二是自己与报馆中的同仁，都是反对孙传芳的，而董事会中的大佬，却是拥护孙传芳的。反孙的编辑部与拥孙的董事会针锋相对，这样一对矛盾，颇让陈布雷为难。后台大老板傅筱庵表面上支持自己，但观其内心，对自己亦有不快之色，这是陈布雷早就看出来的。故陈布雷自忖：《商报》馆这样一个冷灶，再烧下去已没有什么味道，不如早日跳出这个是非之地，另谋发展。
于是，陈布雷的思去之念日炽，加之南昌来信相邀，不啻是瞌睡送了个枕头，正所谓《周易》所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决心既定，陈布雷开始筹措行旅之事，并约好友潘公展同行。随后向傅筱庵辞行。傅筱庵也是个明白人，对陈布雷的辞职表示理解，并说：“今日一别，请为我赠言。”陈布雷本是个夫子，对傅老板的虚怀若谷也就信以为真，率直坦言：“局势变化日剧，希望傅先生谨守商业本位，勿慕虚荣权势，勿趋附军阀官僚。对大局之观察，最好以虞洽卿先生之意见为准，则必可免于咎戾。”
前面一句话固然不中听，但傅筱庵见陈布雷说得那么认真、诚挚，也还能勉强微露笑意，频频点头。后面一句话，傅筱庵不啻是如骨鲠在喉了。傅与虞都是镇海同乡，又都是商界同仁，但因利权的冲突，两个人早已水火不容；又因野心的冲突（争夺上海总商会会长，做商界领袖），双方更是形同路人。特别是在这场南北战争中，虞拥蒋，傅拥孙，双方各为其主，亦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而这个时候，陈布雷竟提出要傅筱庵唯虞洽卿的马首是瞻，跟在“虞洽老”后面摇旗呐喊，做虞的跟班与小伙计，岂不是可笑之至。以傅的机心和野心，傅何能做到？傅何会做到？不过，傅筱庵总算好涵养，仍然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耐着性子让陈布雷把话说完，然后端茶送客。结果，傅筱庵按他的“既定方针办”，不遗余力地拥孙。可见，陈布雷的一番“临别赠言”，是对牛弹琴了。
两个月以后，南军攻克上海，蒋总司令大笔一挥，下旨通缉附逆分子傅筱庵。傅闻讯之下，抱头鼠蹿，仓皇出逃大连。后请出杜月笙、虞洽卿为之疏通，蒋总司令总算不念旧恶，不再追捕了。四年后，傅总经理重新回到上海做事。又过了六年，日本人打来了，当年的蒋总司令也不得不仓皇西撤，昔日的上海滩又换了新主人。傅筱庵见有机可乘，居然不惜对日本人以身相委，换取了伪上海市长的“宝座”，最终被爱国志士、义仆朱升几板斧，横死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