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逐出《天铎报》

陈布雷在沪上新闻界声名鹊起，对《天铎报》亦建功颇伟。但这时，他在报馆的地位却岌岌可危了。事情缘于报社内部复杂的派性关系。

当初，陈布雷把《天铎报》作为自己进入社会的第一块跳板，不外是源于陈屺怀与《天铎报》的关系。并且，陈布雷的第一篇新闻作品，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实践，也都是源于《天铎报》。此外，陈布雷在浙高就读时，就已经与《天铎报》建立了很深的人事关系，诸如戴季陶、洪佛矢、胡甄瓦等人，都可以说是陈布雷的好朋友。这样，从一开始，陈布雷就与《天铎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问题是，等到陈布雷进入《天铎报》馆时，《天铎报》已经易主了。《天铎报》本是靠汤寿潜总理的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的雄厚财力创办起来的。到了1910年8月，汤的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职务被清政府一纸革除，《天铎报》的财源被堵，经济逐渐枯竭，亏欠甚多。汤眼看自己无法维持下去，只得把《天铎报》总经理的宝座转让给汉冶萍公司驻上海经理陈芷兰。陈屺怀是汤寿潜请来的人，按官场和商界的老例，老帅一走，幕僚也得卷铺盖开路。于是，陈芷兰另聘广东人李怀霜为总编辑，陈布雷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报馆的。这是因为，陈屺怀虽然走了，但报馆的一套人事关系还在。新主人刚进来，要想全部革除旧主的班底，势不可能，陈布雷要进来，是没有问题的。再说，就人论人，不但陈布雷是个人才，陈屺怀网罗提拔的其他人，也都是名重一时的杰出之才，《天铎报》的江山，就是靠他们打下来的。而且，陈芷兰是个商人，并不懂办报。李怀霜懂一点办报之道，但在上任之始，还拿不出像样的办好该报的办法来，对于像陈布雷这样的办报俊才，陈总经理与李总编辑是不得不用，也不能不用的。有此几个原因，这才有了辛亥时期陈布雷以一支笔哄传京沪的传奇佳话。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到了民国元年2月，情况渐次发生变化。其一，在武昌举义的宣传方针上，“革命党”出身的陈布雷，与惯于在政治上骑两头马的李总编辑不能保持一致，终被李怀霜所忌；其二，陈布雷年轻气盛，锋芒毕露，不懂得自全之道，也被气量狭小的李总编辑所恨；其三，李怀霜经过几个月苦心经营，开始拉起了自己的一套班底，羽翼渐丰。这样，对陈布雷等人的去留问题，也就不怎么在乎了。

但是，以陈布雷其时在沪上新闻界的声誉来说，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呼来喝去的小人物，以李怀霜的那点老本，也还没有胆量直接叫陈布雷卷铺盖走路；况且，《天铎报》原本是汤寿潜、陈屺怀等一批浙江人创办。即便在这时，浙江人在《天铎报》馆里，仍保持着相当大的潜在势力。李怀霜深知：一个陈布雷的问题处理不好，一枝动，百枝摇，削弱了《天铎报》的根基，岂不是因小失大，弄得不好把自己的饭碗也砸了。快刀不削自己的柄，这点权变之道，李怀霜还是懂得的。

不过，老于江湖的李总编辑亦非庸人，笔杆子固然摇不过陈布雷，嘴皮子也不一定耍得过陈布雷，但权变之术终比陈布雷略胜一筹。针对陈布雷的年轻好胜、心高气傲，李怀霜设下了一套连环妙计，无非是“猴子不钻圈，多筛几遍锣”罢了。

于是，李怀霜把陈布雷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装得很为难地说：“社中经济困难，君之月薪，只能发30元，其余10元，将填给股票。”“计毒无过断粮”，李怀霜企图通过釜底抽薪，迫陈布雷自动走人。哪里知道陈布雷竟说：“我入报社，酬薄事多，非为金钱，乃兴趣关系耳。”陈布雷竟欣然同意了。

李怀霜的第一遍锣筛得不响，只得抖擞精神，再筛第二遍。过了几天，李怀霜派人通知陈布雷：论说一栏，总编辑已派庄先生为主撰，今后你只要写些短评即可。话说得这样露骨，陈布雷至愚至憨，也能懂得李总编辑的用心所在了。其时的陈布雷，二十来岁年纪，正所谓青年多勇，宁折不弯，为人处世，只懂得“伸”，不懂得“屈”，岂肯为李怀霜这样一个庸才所羁。陈布雷二话不说，当即收拾行装，准备辞职归里了。

1912年初，民国开元，正是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大办报纸，为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大造舆论、鸣锣开道的时候。如戴季陶等创办了《民权报》，叶楚伧等创办了《太平洋报》，邵元冲、宁调元等创办了《民国新闻》等。这些革命党的“喉舌”们，听说陈布雷被《天铎报》所逐，也就纷纷来人来函，约请陈布雷入伙，以壮其势。尤其是陈布雷的好友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人，更是力劝陈布雷留在上海，共同致力于民国的新闻事业。当时，陈陶遗正在接盘《申报》，以《申报》的影响及地位，可以说位居上海报界“老大”，素来人才济济。即便如此，陈陶遗听说陈布雷竟不为李怀霜所容，也不惜纡尊降贵，声称要以优厚的报酬，请陈布雷入馆任撰译。

只是，这个时候的陈布雷，一方面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新闻理论，认为：“民国成立，报纸宜鼓吹建设，不可如革命时期以摧陷廓清之论调，炫众而导乱。诚如孙中山先生当年告诫报界之言：‘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其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宜用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另一方面，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及岳父杨逊斋都不同意他继续留在上海，而且杨逊斋也不同意他以记者为终身职业。加之这个时候，陈屺怀正在参与创办宁波私立效实中学，该校亦有意聘陈布雷任教。反复权衡的结果，陈布雷决定只接受《申报》馆义务翻译一职，以便与新闻界保持一种藕断而丝连的关系，对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人的邀约，一一婉言谢绝，并详告其辞职归里的原因：“家乡父辈，认为十里洋场，不宜青年独居，力劝我勿再留沪作记者。宁波一批教育界和地方绅士，发起创办私立效实中学，有意聘弟任课。”实在说起来，当时的上海洋场，尽管也颇有些王维诗中所描绘的那种“香车宝马共喧阗，个里多情侠少年”的意境，然远不可与三四十年代的十里香风，万户逐靡可比，况且陈布雷在生活上的谨慎自持、循规蹈矩，从小就受到严格训练，原是不用多虑的。但陈依仁等人还是不能放心，依然将其召回宁波，以便就近耳提面命。陈氏家风，于此可见一斑。

从1911年秋到1912年1月，陈布雷在《天铎报》工作了五个多月，差不多算是半年吧。对于陈布雷的一生来说，半年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是陈布雷59年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基本上奠定了陈布雷其后近40年的人生历程，尤其奠定了陈布雷作为民国第一流新闻记者及政论家的地位。这一点，不仅得到了沪上新闻界的确认，也可以说是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确认。如宋教仁、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王宠惠等，都是持这种认同态度的。到了后来的商报时期，陈布雷的这一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且先后得到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充分肯定，这为他以后能在北伐期间，以一介布衣一跃而成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铎报》的半年，不但是陈布雷开始打天下的半年，而且也是他立志用自己的一支笔，通过记者及报人这个特殊职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