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行（历史社会）
日耳曼尼娅 —— 查理曼与亚琛 —— 马丁·路德改革 —— 慕尼黑啤酒节 —— 柏林墙 ——
很难定义德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是十月金秋的啤酒麦香，是单手可握八支啤酒杯的德国厨娘，是柏林墙倒塌后横贯南北的地上疤痕，是黑森林的蛋糕与布谷钟，是圣诞树下五颜六色的礼物，是雄伟的哥特式教堂内虔诚祷告的老先生。钟声敲响，凝霜的玻璃上映出万家灯火，佳节如期而至。
追溯德意志历史，德意志的拟人格——日耳曼尼娅女神，已为德意志文化代言千百余年。她戎马倥偬，血色浪漫的过往也正是德意志历史最真实的写照。诞生于森林蓊郁之间，日耳曼尼娅女神性情如松柏一样坚毅，又有着如莱茵河谷一样美丽的容貌，她曾沦为罗马阶下囚，也曾独行于丛林河谷之间；她继承了查理曼大帝的宝藏，也挑战过神的权威。女神能歌善舞，性格爽快，与姐妹伊塔利亚
（意大利女神），奥蒂莉亚（奥地利女神）时常携手出游，欢歌畅饮。无忧无虑的岁月太过短暂，女神必须承担起国家的责任，于是她换上战袍，御驾亲征，昔日的姐妹兄弟不肯相认，作为国家主义的象征，日耳曼尼娅女神变得冷漠无情，她不相信友谊，她只能相信权力。被孤立的日耳曼尼娅以为这只是问鼎巅峰桂冠时的高处不胜寒，却不会预料到有一日她会被自己燃起的战火毁灭。烈火中的日耳曼尼娅终于想起，日耳曼本以青松林木为身躯，以冷清泉水为心神，企图以烈焰称霸欧洲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涅槃后的日耳曼尼娅女神不再以真身示人，她默默隐退回养育了自己的森林，化身做一株株松柏，用宽厚的身躯封锁住血色历史的出入口，用嘹亮的沉默警示后人这段历史不可重复；她用挺拔的身躯擎起战后德国的一方蓝天，还绿水青山本来的宁静；她化作千千万万德意志女性，用温暖与爱抚育了新一代德国人，用双手将断壁残垣中仅剩一口气的德国抢救出来，在压力下工作，在罪责中反思，最终用真诚与勤劳重新建立了德国文化的信心，重返欧洲，被世界拥抱。
战后的德国仍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为恢复重建而引入的土耳其工人，柏林墙倒塌之后遗留的社会融合问题，环保与经济发展的权衡，人道主义救援与难民恐慌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考验着德国的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经历过痛苦的历史，德国人极看重“国民勇气”的培养，让年轻人自幼便懂得坚守良知的重要。在不公面前敢于发声，在不义之中敢于挺身，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敢于面对内心最真诚的呼喊，这已成为现代德国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大雪安静地落下，无论荣耀与屈辱，无论沧桑与辉煌，都一并覆盖在洁白的善良之下，如圣经中许下的诺言，属于个人的救赎终有一日会在期盼中到来。
女神的祭坛：日耳曼尼娅
Germania 一词指代的内容颇广。有时它是片区域—— 古欧洲地图上指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大日耳曼聚居地，详见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有时它是疯狂的野心——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曾命帝国首席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重新规划柏林，使之成为能匹配成为第三帝国称霸世界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Welthauptstadt Germania ）；又有时作女神之名，曰日耳曼尼娅。
日耳曼尼娅的形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虽说彼时是诸神共生的时代，日耳曼尼娅却绝不敢和雅典娜相提并论：因为罗马是征服者，而日耳曼人则是被征服的蛮族。因此那个时期的日耳曼尼娅几乎一律带着愁苦、伤感的表情，身旁散落着折断的矛，破碎的盾，或是罗马的战利品。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早期时候的Germania 在中文里应译作“日耳曼尼娅”，因为他多以男性囚徒的形象出现在钱币和塑
像上。这些货币流通在日耳曼区，以此表示对罗马对日耳曼的征服。在公元134—138 年哈德良时期发行的货币上，日耳曼尼娅则以女体示人，身着托加长袍，手执长矛。之后，在马可·奥勒留执政时期，日耳曼尼娅又恢复了灰姑娘的身份，折戟沉沙。
中世纪，日耳曼尼娅的形象鲜有出现。也许是因为那时日耳曼地区被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疆域所覆盖，日耳曼的人格化形象则变得相对弱化。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收藏的神圣罗马帝国奥托王朝的末代皇帝亨利二世章选（Pericopes of Henry II ）中，仍可以找到日耳曼尼娅和代表高卢、斯拉夫的女神一起出现的形象。她手指象征权杖的器物，以表示日耳曼地区政权的合法性。
在庞大却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衰败的神坛下，日耳曼尼娅沉沉睡去。直到拿破仑战争席卷欧洲，日耳曼地区沦陷成帝国行省。此时，日耳曼尼娅以囚徒少女的形象出现，等待英雄的解救。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 日耳曼尼娅的形象开始被大量运用。其中不得不提的当属拿撒勒派的代表画家Friedirch Overbeck 所绘的伊塔利娅与日耳曼尼娅（Italia und Germania）。1810 年前后，拿撒勒派逐渐成为德国浪漫派画系的一个主要团体，这些画家试图从拉斐尔所代表的意大利《日耳曼尼娅》，菲利普·维特作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宗教绘画中寻找灵感。图片中身着红白黑色服装、头戴橡叶花冠的少女与身着绿白橘色衣裙的少女面态安详，神似圣母，两人执手细语，似闺蜜谈心。日耳曼尼娅背后的景色为意大利城市风貌，而伊塔利娅背后则是典型的德国哥特建筑。在Overbeck 的这幅作品中，日耳曼尼娅并非如之前一般作为德意志的政治形象化身，而是作为德意志的文化代言，是浪漫主义拿撒勒派向意大利古典文化的致意与示好。（题外话：歌德并不同意拿撒勒派的这种“溯源”， 详见歌德《意大利游记》）
日耳曼尼娅在浪漫主义时期政治化最鲜明的作品出自另外一位拿撒勒派画家菲利普·维特（Philipp Veit ）之手。作于1834—1836 年的这幅日耳曼尼娅肖像已经“女神范儿” 十足。头戴橡树叶冠，身着蓝色长裙，披着金色长袍的日耳曼尼娅脱去了少女的稚嫩，面容庄严，凝视远方。手中的长剑与盾牌象征王权，书本象征智慧，脚边的王冠溯回神圣罗马帝国时期，脚下的旌旗则是各个选帝侯的徽章。这个时期的德国正处于第一次“试图”统一的前夕，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国又回到了诸国百家的分散状态，作为德国人格化的日耳曼尼娅则是一副沉默而为难的模样。神圣罗马帝国的荣耀，王冠的沉重，选帝侯的纷争……大权尚未在握，却已足够艰难。这一时期的日耳曼尼娅形象大量出现在绘画作品中，以用来表示对自由和统一的向往。受到法国1830 年七月革命的影响，德国也试图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于是在1848 年的时候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第一次国民议会。在这次大会上，维特画了一幅巨大的日耳曼尼娅肖像置于教堂的管风琴之上，光芒万丈。这幅画作中，日耳曼尼娅一手执宝剑，象征权力，一手执黑红金三色国旗，表明女神之身份。脚下打碎的锁链象征一雪前耻，追求自由；胸前的双鹰盾牌代表帝国力量；而背后一轮红日升起，仿佛预示着法兰克福议会后那个德意志追求太久的统一国家。可惜，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承认君权民授，也就等于宣告德国第一次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女神的红日未能普照德意志大地，于是普鲁士宰相俾斯麦选择铁血沙场。
德意志第二帝国在铁血宰相的利刃中诞生，于是日耳曼尼娅也一改妆容，以战神姿态示人，成为帝国的代言人。她的形象变得硬朗，执剑配盾。时而以母亲的形象庇护幼子，时而登顶振臂，所向披靡。帝国时代的日耳曼尼娅出现在邮票上，雕塑上，明信片上，她成为德意志帝国的象征。民族国家的色彩愈发浓重的时候，日耳曼尼娅的形象就愈发鲜明。他们说她勇敢，果断，坚韧，聪慧，仿佛是带着德国人对自我的认知，日耳曼尼娅被德意志土地祝福着，也被受德意志战车碾压过的土地诅咒着。直到第三帝国，她的名字成为希特勒邪恶的野心，他要她要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种族主义的终极定义。她被逼上祭坛，痴狂者还妄想这是永生的神坛。日耳曼尼娅无言，她似乎从未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她记得那被罗马奴役的苦楚童年，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不卑不亢；她从未忘记那些曾试图争取自由的梦想，铁血山河的寒秋苦夏，战争之后的民不聊生。
祭坛之上极目远眺。
是日落黄昏，愿后来者不再记得这血洗的名字。日耳曼尼娅之名如今很少再被提起。对于年轻人来说，她所负载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好战的标签太过明显，与今日之欧洲格格不入。由于德国历史的缘故，对于这类单一化的、充满神性的国家形象他们总是特别小心。记得有次偶然聊起，希腊有雅典娜（Athena），美国有哥伦比亚女神（Columbia），问德国姑娘你们有什么？姑娘认真地想了想，说，“Bieria ？”…… （姑娘自己造词“啤酒女神”）
查理曼宝藏——亚琛：法兰克帝国之都
亚琛坐落在德国、荷兰、比利时三国交界处，自古以来以温泉著称，是北莱茵—威斯法伦特州的一座历史名城。德国人经常开玩笑说，亚琛是欧洲第一城。一则是因为按照首字母排序，亚琛（Aachen ）永远名列欧洲城市之首；二来，这里曾是法兰克帝国的首都，查理曼时期整个欧洲的重心。法兰克人是什么人？查理曼又是谁？欧洲国家与基督教会的权利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的曾经是怎样的？欧洲有没有过大一统的时期？亚琛这座城市尘封着许多欧洲孩童时期的秘密。它仿佛一册旧照片，古旧模糊的画质，微黄卷边的相纸，诉说着在今天看来依旧惊心动魄的神话与传说。
关于法兰克人（Franken ）的历史要远早于德意志。作为西日耳曼族的一支，法兰克人在三世纪时才被第一次记录历史，他们由一些古老的部族组成，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在莱茵河下游一代居住，其中最大的两支部族，一族驻扎在今天的比利时，一族驻扎在今天的科隆。集天时地利人和，法兰克人主要以这两块地方为根据地，从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向南推移，建立了自己的法兰克王国，这个强大的帝国在查理曼去世后瓦解，形成了今天欧洲主要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原始雏形。法兰克帝国在公元八世纪时期达到全盛，择都亚琛，四通八达，盛极一时。可以说，在西罗马逐渐衰落后，法兰克人建国、称霸的历史成了西欧历史的主线之一。他们所留下的土地、政治、教育制度以及宗教关系为今日的欧洲奠定了主基调。到今天，法兰克人的语言文化依旧影响着欧洲的政治格局，例如法兰西正是源于法兰西亚（Francia ）一词，又如法兰克福（Frankfurt ）意味居住在河畔（furt ）的法兰克人（Franken）。
公元四世纪初，西罗马式微，法兰克人趁机扩展领地， 在墨洛温王朝（Merowingerreich ）年轻领袖克洛维（Chlodwig ）的带领下占领高卢地区北部及莱茵河下游一代，将西日耳曼其他部族几乎全部囊括其中。克洛维能够取得如此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改信了基督教。这对于平衡日耳曼人和被征服的罗马居民之间的关系十分有利。于是，在他的统治下高卢教会与法兰克人结盟，一举夺下整个高卢地区。
克洛维去世之后，子嗣不才，未能担起治国大任，自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742—814）画像分土地，放任国事，于是大权落在了各自分封国的宰相手里（宫相）。在群臣的斗争中，海利斯塔尔（Heristal ）的丕平（Pepin II ）胜出，在他的带领下法兰克王国开疆辟壤，继续向南拓展。丕平挟天子以令诸侯，碍于贵族势力和宗教压力，并未称帝，不过实权之大与帝王无异。714 年，丕平去世，私生子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 ）当政，能征善战的查理率领法兰克军队在图尔战役中击退了阿拉伯人。这一战打的相当漂亮，不但挽救了面临沦陷的高卢，也可以说是拯救了西欧文化和基督教会，历史盖棺定论，称他为欧洲天主教信仰的拯救者。此外，查理的铁骑征战东西，打败了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及阿拉曼尼人，将法兰克王国的土地向东扩张，巩固了帝国的统治，却依然没有称帝。
老查理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矮子丕平（Pepin III ）继任宫相。此时罗马教皇正面临伦巴底人的威胁，之前曾向铁锤查理求助，碍于盟约老查理未能出兵。如今江山易主，罗马教皇向矮子丕平请求增兵援助，正苦于没有战绩的丕平三世怎会错过如此好机会？不出所料，丕平果断出兵，将疆域扩展到了北意大利，帮了罗马教廷好大一个忙。这样一来，丕平三世所统治的领土横贯欧洲南北不说，他还买到教皇一张人情票，扫除登上皇位的最后一道障碍。公元751 年，丕平三世逼退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代皇帝，自封为王。罗马教皇派
大主教在巴黎为丕平加冕，自此法兰克王国进入卡洛琳王朝（Karolingerreich ）时代。眼光长远的丕平三世帮教皇扫清敌对之后并没有将意大利南部伦巴底人的土地占为己有，反而是将这部分土地献给罗马教皇，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欧洲其他主权的“教皇国”，直到1929 年才被梵蒂冈城国所取代。
法兰克人进入意大利一代可谓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这时，来自欧洲北部的法兰克历史与驻扎欧洲南部的基督教历史终于相遇，君权与神权相生相长，巩固了法兰克王国强大的势力，也奠定了教廷千百年来能够维持他们精神权威的世俗基础。对于法兰克人来说，想要让帝国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基督教的强大精神支柱，而对于教廷来说，在西罗马衰败后必须快速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来保证基督教会的统治基础。两股力量在意大利相遇，丕平三世通过接受教皇加冕承认神权的绝对权威，而教皇则通过接受丕平献土的政治意义来宣告法兰克君主的至高无上。然而，这本来是丕平与教皇各让一步争取携手统治的妥协方案，却给将来长达千年的神权君权斗争留下了伏笔。
将法兰克人与宗教之间的联盟推向最亲密阶段的正是丕平之子查理。查理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作为家族的长子，他一早便知道自己将要继承祖父和父亲所打下的江山，做法兰克人的领袖。据说，查理一生都在穿法兰克人的传统服装，以显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作为权利继承者，查理从小就被要求学习拉丁语，他的拉丁语如同法兰克语一样流利，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和罗马教皇的合作中派上用场。终于，在父亲丕平的努力下，罗马教皇与法兰克王权终于联合。公元800 年，查理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接受教宗加冕，自此担起保护基督教会之责，也承担起将基督教推行到征服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义务。
查理能征善战，雄才大略，当时人们称他为“查理曼”
（拉丁语源：Charlemagne），即查理大帝（德语：Karl der Gro.e）之意。他征服撒克逊人，打败斯拉夫人，将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北至易北河，南抵西班牙，西望太平洋，东拦奥地利，疆域之广堪比罗马。如果说欧洲的历史充满了分裂、背叛与战争，那么查理曼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可以说是欧洲人千百年以来最接近梦想的时刻之一。君临天下，他选择了温柔如水的亚琛作为帝国之都，开启了卡洛琳王朝的文化盛世。
查理曼将亚琛视为珍宝。为了将这座城市兴建成帝国的文化政治核心，查理曼将自己的皇宫搬到此处，另兴建了一座精美绝伦的礼拜堂。在接受教皇加冕当年，这座礼拜堂扩建成为欧洲北部第一座主教教堂。从公元813 年到1532 年，共有三十二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此接受加冕，成为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政治圣地。在庞大的查理曼帝国中，这座精美的城市就如同罗马一般举世闻名，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文人雅士争相拜访亚琛，为城市的建设与规划出谋划策。如今漫步亚琛城中，仍能见到许多综合了东罗马和西罗马风格的建筑物，想必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国际大都市了。公元814 年，查理曼在这座他最心爱的都城中与世长辞。一生戎马倥偬，从少年时代起就随父亲征战南北，驰骋疆场，纵使加冕为帝王，也逃不脱生死轮回的圈套，选一抔黄土永享安眠。帝王将相，寻常百姓，不论一生要走多少土地，拥有几万江河，到临了辞世时，也只能守住一角星空。在那个寒冷的正月雪夜，查理曼告别了他倾尽一生心血的法兰克帝国，在他的信仰中朝圣天主，而在尘世中永眠。这座查理曼挚爱一生的城市也为他守住了一个法兰克国王永远的骄傲，他的儿孙在这里受洗、加冕、涂油而去，他所打下的江山与同教皇立下的誓言成为欧洲文明的主流色彩。
查理曼去世之后，帝国由子嗣们一分为三，而后又在战争与妥协中不断细分。在查理大帝之后，法兰克王国再也没有统一过。帝国不同的部分各自拥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和聚居民族，逐渐形成了独立国家。加洛林王朝仍执管的两大块土地分别是西法兰克王国，即今天的法兰西，以及东法兰克王国，后世称神圣罗马帝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上，王朝更迭，邦国林立，居于北方的邦国普
亚琛大教堂
鲁士逐渐形成气候，成为在德意志地区最为强大的邦国之一。法国大革命期间，亚琛被法国占领；拿破仑战争后根据维也纳合约的规定，亚琛交归普鲁士管理，成为后来俾斯麦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作为查理曼留在欧洲的宝藏，亚琛的地位犹如来自法兰克王国的传国玉玺一般，仿佛拥有了它便是名正言顺的欧洲之主。也许正是因为它特殊的历史地位，在二战期间亚琛也成为盟军主要进攻的对象，这座美丽的历史名城在炮火中几近成为瓦砾，面目全非。
无论如何，亚琛依旧是全欧洲的亚琛。在硝烟散去，欧洲重见天日之时，查理曼的子孙们又重新联合起来，为复原亚琛城捐款出力。今天，亚琛美丽的教堂已成为欧洲的标示性建筑，帝王依然安眠，曾经欧洲之主的威仪依然在教堂的穹顶上金碧辉煌。
查理曼之后的欧洲一直挣扎在为征服而剑拔弩张的悬崖边，然而直到受尽苦难，遍体鳞伤之后，欧洲诸国才终于在一体化的旗帜下握手言和。如今在西欧旅行，花20 欧买一张车票，坐一小时的火车就能从亚琛到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然而，从武力统一到和平一体化，查理曼和他的子孙们却走了一千多年。落日时分，准时开车，大教堂的钟声隐没在火车的轰鸣声中，随风而去，一路向西。
圣歌整年：德国的宗教节日
作为欧洲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德国的大多数节假日都与宗教相关。
拿出早期的基督教日历，就会发现“信对了教，纪念日每天都过”——这分明是按照圣徒纪念日编成的日历，天天都有要纪念的圣徒。在欧洲基督教漫长的历史中，宗教冲突和地域冲突不断，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总有很多以身殉教的人。为了纪念他们，这些名字被写入日历，或以教堂的形式继续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后来随着欧洲的生活节奏加快，基督教的影响逐渐减弱，圣徒纪念日也失去了原本隆重的含义，而被筛选出来作为一些周日特别弥撒的主题。
如今，在德国最重要的基督教节日依然是圣诞节，一年中最早庆祝的重大基督教节日则当属复活节。复活节，顾名思义就是庆祝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难之后又复活的节日。当然，基督教的历史太古老，耶稣基督生活
的年代历法又比较混乱，没人真的记得耶稣基督到底哪天复活的（毕竟也没法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于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说，这么重要的节日，耶稣复活，万物复苏，干脆就定在春分后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周日吧！考虑到古人是数着星星月亮过日子的，这对他们来说应该不算难记，但可是苦了现代人，有雾霾的晚上哪还看得到星星月亮，所以现在复活节的日期在很多基督教国家没法统一。
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派内天主教和新教分家，也分别在德意志的邦国内拥有众多信徒。为了以示与传统天主教的分别，新教徒大多选择过耶稣受难节（Karfreitag）。根据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受难之后第三天复活，所以耶稣受难节要比复活节早个两三天。于是在今天德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共处的联邦州，这两个节日都算作公共假期，中间再请两天年假，加上个周末，可以度个小长假了。
又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复活后第50 天差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开始布道。于是在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十天，也就是德国第二个重要的宗教节日，即圣灵降临节（Pfingstfest ，源自古希腊语Pentekoste ，意为五十，因此圣灵降临节又称五旬节）。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十日，是耶稣升天（Christi Himmelfahrt），后十日则是基督圣体节（Fronleichnam），这三个节一般算作一组，市镇上会有一些集市和表演，教堂也会准备隆重的弥撒进行庆祝。圣灵降临节一般是在五月中旬，所以节日上总会有些夏日气氛。在中古世纪的欧洲，王公贵族，贵妇小姐们会从闷热的宫殿里走出来围观角斗士的厮杀表演，或是骑士的马上比武，算是夏日社交的一部分。不过由于这些节目太过血腥暴力，在16 世纪之后被教会明令禁止。至于平民百姓就随意很多了，逛逛集市，会会朋友，在广阔的草地上溜溜牛赛赛马。直到现在，在圣灵降临节造访一些德语国家，仍能在街上遇到打扮得花花绿绿的牛。
其实在圣灵降临节和复活节之间，德国人还要过一个重要的节日——和我们一样，在德国也要过五一国际劳动节。但这里说的并不是劳动节，而是五一节。五一节在欧洲的历史颇为久远，最早的起源也和宗教相关。早期五一节的庆祝形式比较混乱，罗马人、爱尔兰人、法兰克人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及理由，直到9 世纪左右，查理曼大帝将五月节
（Maifest ）定为夏季重要的节日庆典之一，这个传统才渐渐延续下来。相传在每年五月一日，女巫会带着她们的扫帚和猫上山相聚，与魔鬼共饮共舞。在黑暗的中世纪，女巫被视为魔鬼的使者，不祥的象征，愚昧的民众认为审判女巫能够解救挣扎在黑死病和贫困中欧洲，于是大规模猎巫、火刑等惨案发生，不堪回首。在巫师与麻瓜共处的现代世界里，这个节日被当做一种民俗文化保留下来。人们依然会在小镇举行篝火大会，放烟火，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竖起恶名昭著的五月柱（以前是用来烧黑猫和女巫的），然后一把火点燃，将前半年的坏运气和不顺利统统烧掉，下半年又可以重新开始。
至于为什么女巫要在五月一日上山跳舞，我们不得而知。在德国读书的时候，朋友邀我去海德堡看烟花，并讲了五月节的由来。我们问了一些人，却仍不知道五月女巫聚会的传说究竟是何来源……有老奶奶打趣的说，你们可以晚上上山问问女巫。只是，那晚山上没有女巫跳舞，我们却见到了烟火辉映下，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美丽海德堡。
仔细想来，其实亚洲也有在夏季驱魔避邪的传统。中国五月初五端午节，我们会烧艾草剪彩纸，这本是来源于仲夏瘟疫流行，古人试图以驱魔驱鬼的形式求神灵保佑健康平安。日本京都著名的七月祇园祭也是由于想要请求神灵消除瘟疫，祈求洁净。想来欧洲可能也是如此——夏季高温，蝇虫滋生，瘟疫很容易流行。古时医疗水平有限，只能把这种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认为是魔鬼作怪，于是无论亚洲或是欧洲，就都有了夏季驱魔避邪的传统吧。
到了18 世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风生水起，于是五一劳动节也逐渐取代传统的女巫节成了德国另一个重要的民事节日。在德国，有一些城镇为了保留传统民俗，将女巫节提前了一天，所以在某些联邦州这个Maifest （五月节）其实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过的。
经过夏季的酷暑，秋季的丰收，漫长的冬季降临。与雪花一起降临的，还有充满希望的降临节（Advent ，拉丁语意：来临）。降临节在德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进入降临期，就意味着进入了倒数圣诞节的准备期。等待耶稣基督降临，于基督教而言，就是等待着救赎与光明。进入十二月，大大小小的圣诞集市也陆续热闹起来。烤香肠（Bratwurst）、热红酒（Glühwein）、肉桂面包（Zimtrolle）、苹果卷（Apfelstudel）、罂粟花籽蛋糕（Mohnkuchen）、心形姜饼（Lebkuchen ）……寒夜冷风中抱着热腾腾的饮品和食物，胃里、心里都暖融融的。
降临节始于圣诞节的前四周的周日，也被称为第一主日。
降临节的传统之一就是降临节花环，一般会用松枝和花朵围绕四只蜡烛编制而成。每一个主日（圣诞节前的周日）点燃一只蜡烛，四大主日过完之后，圣诞节就来临了。这样的倒数方式被赋予了丰富的宗教内涵，比如第一主日主题为醒悟，第二主日悔改，第三主日喜乐，第四主日平安……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一周一周数着日子等圣诞节实在太难熬了，等不及第二天就有圣诞老人来送礼物。
等待，是成长过程中极重要的一课。播下去的种子不会立刻发芽，孩子不会一天就长大。人因等待而成熟，文化也因历史沉淀而独具韵味。要想小孩子学会这一课，从降临节到圣诞节的等待就是很好的练习。在德国，父母为小孩子准备了一份降临节礼物，叫做降临节日历（Adventkalender）。这种日历一般都是由24 个盒子或者口袋组成，每个盒子里有一块巧克力或者糖果，味道不同，大小也不相同，每天只许吃当日的那一块。如果放到阿甘正传里，这盒巧克力大约就是人生的隐喻：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滋味。在等待和惊喜中，我们终要长大，圣诞也如期而至。
庆祝圣诞节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装饰圣诞树。圣诞树的传统是从15 世纪的阿尔萨斯一带开始流传的，是德意志地区的传统民俗，也是德国文化输出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早期德国的圣诞树上挂的都是土豆香肠一类的装饰物（参见歌德的日记，可能那时土豆香肠最为珍贵吧），想必美观程度肯定不如现在……到了19 世纪早期，装饰圣诞树的传统流传到法国和英国。圣诞期间，皇室还会在宫殿里为圣诞树留下特定的位置，派人精心装扮，用于参观和摆放礼物，极大提升了圣诞树的颜值。商品化的世界总是这样，包装漂亮才卖得出去——19 世纪晚期，美国和加拿大也开始学习法国和英国装饰圣诞树，并将之推广向全世界，于是在很多非基督教国家也会将圣诞树作为重要的象征符号来庆祝圣诞节。同样重要的圣诞象征物还有马厩——耶稣基督的出生地；绵羊——象征温顺和救赎；星光——象征希望；圣诞袜子——乖孩子才能得到礼物；以及圣诞老人尼古拉斯和他的红鼻子驯鹿鲁道夫（据说圣诞老人是北欧文化输出，芬兰、瑞典、挪威三国分别都宣称自己才是圣诞老人的祖国）。
圣诞节除了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宗教意义，在德国历史中还有特别的政治文化地位。在二战之后，东西德被分区占领，柏林墙隔断东西之后，邮件无法互通，往来受到限制。然而在德国这灰色的28 年历史中，只有圣诞节是唯一的例外。在降临节之后，因政治原因而分居东西德的家庭可以互相寄送礼物和卡片，只要在信封上写上“礼品，非贸易用途”的字样，就可以递送到东德邮局，派往西德的亲戚朋友家里。同样，东德居民也可以收到来自西德亲友的礼物、贺卡和照片，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再“团聚”一次。高墙沟壑也许能隔断国土，政治对立也许能拒绝沟通，但却永远无法阻隔亲人朋友之间的思念。
究竟还有多少人了解传统节日的由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能珍惜每一次和家人团聚的机会。翻阅历史，这些宗教节日设立之初，为的是建立人与神的纽带。而到了宗教色彩渐渐褪色的现代欧洲，这些节日乃是亲友共度的独家回忆，是一个人独面风浪后稍息片刻的港湾。不信基督教未见得不能过圣诞，身在异国他乡未见得不能过中秋，我们追溯传统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在多重文化影响下，更好的面对未来。
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在新联邦州（前东德：勃兰登堡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米亚、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及图林根州），每年十月的最后一天是宗教改革日，为了纪念1517 年10 月31 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开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创立了新教，在欧洲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所谓“新教”，顾名思义，是针对“旧教”而言的。那么在路德改革之前，流行欧洲的这个“旧教”到底是什么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是最好回到公元之初，顺着欧洲历史的脉络分辨一下基督教Christianity）、天主教（Catholicism）、路德创立的新教（Protestantism），以及我们经常听说的东正教（Orthodox ）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课本里常说，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这三个宗教可以放在一个等级上做比较是因为他们是三个是完全不同的宗教体系。他们宗教教义不同，对信徒的期许不同，所信的精神领袖也不同。在这三个宗教下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分支。对于基督教而言，最主要的三个分支就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
基督教，从字面上看，就是信仰耶稣基督的宗教。在希腊语里，“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指的是以色列国的国王。据说，由于中东地区气候干燥，皮肤容易龟裂，国王即位的时候必须涂抹油膏，象征救赎，和希伯来语里的“弥赛亚”一样，都是被涂油的救世主的意思。因此可以说，但凡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世主的人，就都是基督徒。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三个分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可以达成一致共识。
基督教产生之后不久，耶路撒冷被占领。于是教会的中心也随之向西迁移，转移到罗马帝国的首都，建立“罗马公教”。在这段时期里，由于基督教宣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与罗马帝国当时流行的偶像崇拜和多神论相冲突，导致了两方冲突不断，直到公元325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继承者狄奥多西大帝将基督教的主要教派“罗马公教”确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此，基督教成为西方宗教主流。公元380 年，狄奥多西一世使用“天主教基督徒”来称呼信仰罗马公教的信徒，因此可以理解为：天主教指的是基督教中信仰罗马公教的一派，相信主是天下人的主。
公元5、6 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西罗马内忧外患，很快被攻陷。而东罗马依然维持着罗马帝国的荣誉与尊严，定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帝国中心东移，可宗教重心仍在西罗马，难道要信仰基督教的东罗马皇帝跑到西罗马去祷告？东罗马帝国才不会那么傻——既然罗马已经沦陷，罗马公教也就不能再做我帝国的国教了。于是他们另择一教派立为国教，以此证明东罗马的神权最为正宗，即“东正教”。
由此看来，天主教的大本营在罗马，东正教的大本营在君士坦丁堡，两个教派最主要的分歧就是对圣经的解释权问题。两派都宣称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最权威，自己的权力是直接来自耶稣基督，为了圣经里面的一个逗号都能打得头破血流。不管怎么说，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曾贵为东西罗马的国教，理应雍容尊贵。既然是国教，自然要有国教的风范，那么作为宗教仪式进行的主要场所，两大教派的教堂当然要一个比一个气派。如今去欧洲旅行，参观大教堂可谓是接触欧洲文化必不可少的一环。那些最吸引我们的教堂，外观震慑人心，内部富丽堂皇，精致华丽之极，让人叹服。这些教堂大多属于天主教或东正教。走进其中，如果里面五彩缤纷但圣象雕塑较少，主要崇拜的对象是耶稣母子，那多半就是东正教堂（大多位于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如果教堂内部结构错综复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两侧有无数圣徒天使的雕1900 年的科隆大教堂像，那多半是天主教堂（主要位于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及德国西南部）。在德国天主教堂中，最有名的当属科隆主教区大教堂。这世界第三大的哥特式教堂从13 世纪一直修到威廉一世（1880 ）时代才修完，那一列列高耸的尖顶刺破云霄，塑像精美，雕栏玉砌，内存东方三王遗骨，彩绘玻璃远近闻名。登上钟楼，科隆全城臣服脚下，天地之间只有夏风猎猎，天主神威之下庄严肃穆。
赞叹教堂华美之余，我们总想要问问，这么宏伟的建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多少钱才能建成啊？大约五百年前，实习僧侣马丁·路德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1483 年，马丁·路德出生在萨克森一户普通矿主家里，严父慈母，兄弟众多。17 岁时，路德进入图灵根最著名的埃尔福特大学读哲学，随后又按照父亲的愿望读了法学。本应一路顺风进入社会精英阶层，一次偶然的意外改变了路德的人生。1505 年7 月2 日，路德从住处返回校舍的路上忽然天降大雨，他差一点被闪电击中。情急之下他大喊矿工保护使者的名字：“圣安娜！请让我脱险活下去！我愿意成为一名僧侣！”在拼劲力气发完此愿后，雨声果然减小，路德成功脱险，回到学校。为了还愿，他进入埃尔福特的奥斯定会修道院，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侣。这个决定让路德的父亲大发雷霆，他们一家本来也不是特别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一向常反感教会的管理方式，三番五次警告孩子们不要过多掺和教会的事。
路德父亲对教会的态度在当时的德意志并不少见。自从天主教升级成为西罗马国教，西欧主流宗教之后，罗马教皇就垄断了整个西欧的信仰市场，异我必诛。信仰上一家独大，还经常凌驾于皇权之上，天主教会的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据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92—1503 ）至少有十位私生子女，还多次干涉欧洲皇室的联姻和政治格局，而却也没人敢管他。可不是吗？教皇之上只有耶稣基督了，救世主都不管，地上的凡人哪有资格说三道四？由于天主教教区众多，每一个教区都希望建立一座绝对华丽的教堂与其他教区攀比，来提升自己的威望。
如路德所问，钱和人力从哪里出？
由于德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罗马教皇、天主教会欺负德意志小邦国贫弱，皇权无力反抗教会，就拼命压榨教区人民，勒令信徒为教会捐钱。教会赚钱的模式可谓五花八门，有卖官卖教士职位的，有卖离婚凭证的，有卖教士/ 修女还俗证的。总之，出生要给教会钱，读书要给教会钱，找工作要给教会钱，结婚要给教会钱，离婚要给教会钱，下葬也要给教会钱……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一辈子没有一天不给教会交钱。路德父亲最恨就是这个，他父亲一辈子老老实实，待人和善，定期去教堂忏悔祷告，可每一次教士都说“老先生你罪孽深重，唯有购买赎罪券才能被赦免，死后上天堂”。可惜当时印刷术不发达，人们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大部分人读不到、也读不懂圣经，能不能上天堂全凭教会说了算。老路德一辈子的血汗钱都花在这赎罪券上了，可临了，教士还在说，您罪孽深重，银币落入箱子的声音能让您的灵魂得到解脱。老路德踉跄着走向募捐箱，伸出哆哆嗦嗦的手，试图把最后一枚硬币塞进箱子里。他病的太厉害，硬币一下掉落在地上，轱辘辘滚到教士脚边转了两圈，吧嗒停住。老路德再没力气去捡回那枚银币，他两眼一翻，就这么过去了，到死也没听到银币落入箱子的声响。
教士冷冷的看着，面无表情的在胸前画了个十字，“阿门”，弯下腰把那枚硬币捡起来塞进了自己兜里。
路德父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家都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和教会硬碰硬。路德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以后成为吃人血汗钱的教会一员，因此极力反对路德进入修道院。路德对父亲说，自己要成为僧侣是为了救人的，“正如圣安娜怜悯我，让我活下来一样”，路德决心成为一名继承耶稣基督普世济人精神的教士。在修道期间，路德因为成绩优秀，荣获资格去罗马进修，亲眼目睹教廷奢
马丁·路德（1483—1546）画像
华至极，内心感到极其愤愤不平。他仔细翻阅圣经，考察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诸多文献，发现基督教之初教会本不应该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利。从神学角度来说，只要满足圣经中所述
“大赦原则”三条即可：澄清罪过、圣祭仪式中领取圣体（一块面包）和诵经祷告。这三条规定中，除了要参加教会组织的祭祀活动之外，其他两项均可自行完成，根本没有提到赎罪券的事。路德感到无比忐忑，倒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教会无视教规教义的秘密，而是他认为，罗马教会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教义，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而如果作为教士不指出此等恶行，他本人在上帝面前也是有罪的。
深思熟虑之后，1517 年10 月31 日，路德来到威腾堡大学教堂，将他总结的九十五条反对赎罪券买卖的论题贴在教堂正门之上，向来来往往的信众宣讲自己的理解和主张，正式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路德认为，当人们祷告的时候，不需要教士在中间做传话筒。如果基督无处不在，那么他自然能够聆听到所有人的祈祷，也能为所有人赦免，不需要天主教士在中间充当恩典分配者，教会更没有资格拣选谁能上天堂，谁去下地狱。路德说，基督教应当是“因信称义”的宗教，信仰之介于神与信徒之间，和第三方没有关系。教会是世俗中信仰的组织者，并不能充当施恩、拣选和豁免的角色。这一呼吁立即赢得了德意志各邦国的强烈支持，信众对教会不满已久，各邦国的选帝侯也想要抓住这次机会向天主教会要回被剥夺的土地。于是，支持路德的一派与天主教一派针锋相对，路德在这风口浪尖上显得颇为冷静，面对恶言恶语，他掷地有声：“我不能愧对良心，愧对信仰，上帝的圣言不能被篡改，除非能由圣经提出证据说明我的观点错误，否则我不会屈服。”在这个时刻，路德所创立的新基督教与天主教正式分道扬镳。
与当时最大的权力体系对抗，对于路德来说，除了过人的勇气与坚定的信仰外，恰当的历史时机也必不可少。在萨克森选帝侯的保护下，路德藏身于在瓦特堡（Wartburg ）的选帝侯区静居。在这期间，他着手翻译圣经，将希伯来语写成的旧约与希腊语写成的新约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德语版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并没有“标准德语”，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造成每个邦国甚至每个乡镇的方言都不相通，要理解彼此非常困难。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幅员辽阔，方言众多，但秦朝一统之后规定了统一的书写方法，是为“书同文”，虽然口语很难理解，但至少文字可以沟通。路德翻译的圣经正起到了德文世界里“书同文”的作用。通过打破天主教会对圣经的垄断权，每个德国人都可以阅读到路德翻译的，通俗易懂的圣经，也规定了很多德语词汇的用法及基本语法。而此时，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术也正以燎原之势在欧洲迅速普及，路德翻译的圣经被印制成纸本，畅销德意志各邦国。
虽然在语言上，路德通过翻译圣经完成了德意志文化上的统一，但在宗教信仰上，德意志地区却分裂成南北两派。在北方，几乎所有王公贵族与臣民都信仰新教；而在南方，受到罗马教廷的控制，大部分地区依然信仰天主教。路德宗继续向北扩张，在新教独立之后不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丹麦、挪威都将新教定为国教。路德之后不久，英国亨利八世受到欧洲的大陆宗教改革的影响，也领创新的国教。马丁·路德引领的宗教改革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宗教格局，也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权利关系与生活方式。如今在德国东北地区参观，看到外观简单，内部陈设只有十字架和必要礼拜道具的教堂，不出意外应该就是新教教堂了。
新教的产生对整个世界历史与政治格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德国之外，新教在亚洲、美洲和澳洲拥有诸多信徒。尤其是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信仰新教，因此美国新教教徒在避孕、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政治主张也成为美国总统大选时一个极为重要的考量。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最早进入中国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如利玛窦），但随着天主教影响力的收缩，宗教改革运动逐步扩大，19 世纪初期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学习汉语，翻译圣经，在广东澳门沿海一代宣扬基督精神。于是，自然而然，在汉语世界里就将新教当作了“基督教”，所以今天在国内提到基督教，大多指路德改革后的新教（Protestantism）。
一醉方休：啤酒与啤酒节
德国人爱喝啤酒，这件事几乎世界闻名。关于欧洲饮食文化的笑话很多，其中最喜欢调侃的就是德国人对于酒肉的情结，连德国人自己也十分喜欢自嘲。在书店闲逛的时候看过一本书讲德国文化问答，其中在饮食那一栏里赫然写着“德国人只喝啤酒吗？”作者用了两页半纸写啤酒与德国文化的渊源，最后回答说：“其实……德国人也喝水。”
尽管如此，德国的啤酒文化的确有被标签化的嫌疑。单从啤酒消费总量来看，捷克和丹麦人对于啤酒的热情似乎更胜德国一筹。而从所谓“啤酒纯酿法”的作用也被过誉，尽管这的确是世界上第一条食品卫生法令，然而几经修改，它早已不再是16 世纪时所规定的只允许用啤酒花、大麦和水来酿制啤酒的那条法律了。只要稍微想想就明白，如果只允许用三种材料酿制啤酒，德国啤酒文化怎么可能兴旺蓬勃的又延续了五百年？这其中不过是政治和商业利益的角逐罢了。无论怎么说，啤酒在德国文化中的确占有很重要的一席，在今天的酿酒大国里，中国和美国的啤酒酿造工艺大多来自德国，全球有三成的啤酒厂都有德国股东。德国本土将近1200 家啤酒厂，其中700 多家坐落在巴伐利亚。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饮料之一，啤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人率先开始用粮食酿制啤酒，由于那时未能掌握熟练的啤酒酿造技术，能否制成可口的美酒全靠祷告和运气，于是酒精所带来的欢乐便与宗教神话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公元前3000 年，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将啤酒带到欧洲，发扬光大。然而罗马的征服者们并不喜欢啤酒，在他们看来，这种冒着泡、散发着呛鼻味道的饮料不太卫生，比起优雅的葡萄酒来简直臭不可闻。只有贱民才喝啤酒。可是，德国苦寒，不像地中海一样温暖宜人，葡萄酒在德意志地区并不如南部流行，驻扎于北方的罗马帝国征服者也只得捏着鼻子忍受啤酒发酵时的味道，与此同时也不停的改进啤酒的口味和酿制方法，让这种饮料变得可口。
进入中世纪以后，寺院僧侣为度过青黄不接的封斋时期，开始大量酿制啤酒作为代餐品，号称液体面包——既保证了营养，又不违反宗教规范。这一点和东方僧侣文化差异很大，我们总持着一种固有印象认为僧侣应当滴酒不沾，但是在西慕尼黑啤酒节期间，人们聚集到特蕾莎广场外观看赛马活动方，修道院酿酒文化则是一项古老悠久的传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啤酒文化在慕尼黑发扬光大：原来，这座城市是在本笃会修道院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慕尼黑（München ）一词源于“僧侣的修道院”（Kloster von M.nchen），其酿酒传统可以追溯到11 世纪。啤酒作为慕尼黑文化符号的历史源远流长，且不说一年一度的啤酒节，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总能看到一个身穿黑色修道袍的小孩儿出现在地铁和城市指南上。这个小孩儿左手双指向天，右手紧握圣经，这就是慕尼黑的市标“慕尼黑小孩儿”（Münchner Kindl）。16 世纪时，这个小孩儿手里拿的却不是圣经，而是一扎啤酒和一把甘薯，象征慕尼黑的农业和僧侣文化。直到近代，慕尼黑小孩儿受到未成年保护法的保护，不宜饮酒，于是他只好放下啤酒瓶乖乖摆出僧侣的pose ，在市政厅顶上看着沉醉于金秋十月的游人。
据说，慕尼黑啤酒节最初是为巴伐利亚王储的婚礼而举办的。1810 年10 月，王储大婚，老国王集全邦之力宴请宾客，啤酒、肉香、音乐、篝火，这为时两日的狂欢让人终生难忘，因此也就成了巴伐利亚的传统节日。总固执地认为没有什么节日来得无缘无故，农业社会中的盛大节日大多与气候日照相关。比如圣诞当日并非真的是耶稣生日，而是因为从那时起北半球日照渐长，象征希望。又比如狂欢嘉年华总1900 年的一张明信片，拿着甘薯和啤酒杯的慕尼黑小孩儿在青黄不接前，吃一顿饱餐，然后进入漫长的等待。想来啤酒节大概也是一样，辛劳一年终于等到秋季丰收，金色的麦子酿成色泽澄清的啤酒；肥美的猪羊制成香气四溢的食物，在微醺与秋风中，犒劳自己一顿美酒美食，岂不快哉？
以“食”会友，人之常情。慕尼黑啤酒节上最大的看点也的确不在上百种啤酒，而是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装的老老少少。女生穿的叫做Dirndl ，由紧身马甲，白色衬衫，及膝长裙和一块围裙组成一套。当然还有相应的丝带和配饰及与围裙、马甲搭配的小皮鞋和袜子，一身下来紧致好看，勾勒出女性曼妙的身材。Dirndl 在阿尔卑斯山一带本是女性的传统服装，在巴伐利亚，奥地利尤其盛行，在列支敦士登的国民节日中她们还会带上列支敦士登特有的女生帽子，以示身份地位。作为巴伐利亚的重要社交活动，许多参加啤酒节的少男少女都努力打扮自己企图获得心上人的青睐。为了避免误会，参加啤酒节的女生大多会系一个花结在腰上，系在左边代表仍然单身，系在右边代表已婚或订婚，要穿Dirndl 参加啤酒节的女士们千万不要弄错！
男士的传统服装相对简单的多， 他们穿上皮裤（Lederhosen ）和格子衬衫，就算是准备好参加啤酒节了。皮裤原本是男士用于狩猎和田间劳动时穿的阿尔卑斯山麓传统服装，因为皮子保暖而且一擦就干净，不用来来回回洗，耐磨耐穿，很受欢迎。参加啤酒节时，很多巴伐利亚服装店的大叔建议男生皮裤不要买太紧，以免要喝很多啤酒胀开，他们总会过度热心的推荐男士多买一条皮裤背带，说是“又好看又不怕餐前裤子掉下来”。大叔嗓门太大，隔壁的女孩子们听到后笑做一团。
现在随着传统行业逐渐淡出视线，古老的生活方式被现代化进程所取代，皮裤和Dirndl 都只作为文化符号在啤酒节时出现，形成了独特的巴伐利亚服装产业。每年参加慕尼黑啤酒节的人数以百万计，慕名来购买传统服装的人也不在少数。与服装相配套的帽子首饰也五花八门，当不同肤色、不同瞳色的人们穿着设计精美的巴伐利亚传统服装涌入广场和餐厅时，整个慕尼黑仿佛又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那个秋风沉醉的夜晚。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相聚在一起，举杯高歌，只为今宵一醉方休。森系日耳曼：德国人的森林情结与反对核能运动据说，德语里最难翻译的一个词是“Heimat”。
1954 年德国书商和平奖得主卡尔·J. 布尔克哈特（Carl Jakob Burckhardt ）在获奖致辞中说，Heimat 是“德语中特有的，无法在任何其他语言里找到通感的词汇”。作为同时通晓瑞典语，希腊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瑞士外交家及历史学家，大师这番话是有分量的。
难翻译并不代表不可翻译。Heimat 一词如今大多被翻译成家乡，故乡或祖国（Home，Homeland），指代“生你养你的那片土地”。但是，对于生于南山而长于北海的旅人来说，Heimat 不再意味着一城一镇，它变成了一种无法言喻的个人感情——是闯荡世界的脊梁，也是逃离世界的避风港。
根据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记载，日耳曼人最早是以森林为家的民族，他们敬畏森林，也依赖森林。于是也可以理解，起源于森林文明的日耳曼语言也蓊郁深邃，Heimat 之感自然同丛林紧密相连。森林是日耳曼式神话的起源，是黑暗与光明共存的圣殿。从条顿堡战役反抗罗马军队开始，日耳曼的命运便于森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格林童话大多以森林为背景，而歌德、黑塞等德语世界的文学泰斗亦将感情藏在森林深处。由森林情结（Waldeslust ）派生的一系列词汇也如同Heimat 一样具有独特性，可称之为德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性词汇：如Waldeinsamkeit （森林孤寂感），Waldsterben （森林之死）等词汇都很难直译。虽然德文构词简单，Wald （森林）+Einsamkeit （孤独）；Wald （森林）+Sterben （死亡），读起来貌似不难懂，可若非在德国生活过，很难体会其中的孤寂本真或切肤之痛。
德国浪漫主义画家， 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Friedrich ）著名的画作《森林中的士兵》（Der Chasseur im Walde，1814 ）描绘的是拿破仑战争时期在森林中迷路的法国士兵。在法国士兵转身离开的画面正前方，两株断木赫然入目，行凶的砍斧还立在树桩上。整个画面阴森忧郁，悲伤难言，对于将灵魂藏在森林中的德国人来说，面对Waldsterben （森林之死）简直比钻心剜骨还难以忍受。拿破仑战争摧毁的不仅仅是城墙堡垒，更是根植于日耳曼民族血液的精神家园。这种强烈的森林依赖感在法国人、英国人看来几乎不可理解，因为德国人不仅对自己国境内的森林无比珍视，甚至连海外的生态环境也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
2011 年3 月，日本福岛核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韩国及东南亚沿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就政策层面上来说，受影响最大的却是德国。福岛危机爆发后次日，将近六万德国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即将在斯图加特附近建立的核电站。同周，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0% 的德国民众标示政府应当废弃使用核能，采用新能源。迫于舆论和选举压力，同年6 月，默克尔政府宣布德国将在2022 年之前关闭境内的17 座核电站，这也就意味着，德国成为福岛危机之后第一个宣布放弃核电的工业大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号称绝对理性的德国人总干这种一脑门子热，不管不顾的事。说好的理智呢？说好的逻辑呢？且不说福岛离德国有9000 多公里远，就连邻国法国的核电也占了全国电力的72% ，万一发生泄漏德国也跑不掉呀？但若是从自然情结深厚的德国文化角度出发，这一决定的确相当“德范儿”。
德国的反对核能运动几乎和核能的商业化同步展开。早在20 世纪50 年代，西德刚刚开始采用核能发电时，就有部分人出来抗议，质疑核废料的处理和污染问题。但由于战后经济重建需要大量能源，核废料污染的问题也就一直搁置，并未受到特别严肃的对待。到了七十年代，受中东石油危机的之累，整个欧洲的油价飞涨，几乎到了周末限行的地步。还好德国人在科技、工业行业比较灵光，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植，造就了1950 年到1980 年的德国核工业辉煌期。这期间受到1968 年学生运动的影响，以环保、人权等议题见长的德国绿党应运而生，并成功叫停几座核电站的建设方案，算是绿党的早期成就。
然而德国反对核能运动的首次高潮却是在切尔诺贝利事件爆发的1986 年。即使尚未见过切尔诺贝利鬼城的照片，就算对伦琴剂量毫无概念，但眼见着雀鸟四散，兔走狸蹿，那座百里之外的城市之惨状已仿佛亲身体验过。对于德国人来说，这绝不是苏联或乌克兰的国内问题，而是全人类应面临的责任。
他们看到的，也许是如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画作中那片渐渐死去消亡的森林——只是这次没有伐木的士兵，整个欧洲大陆遭受的是人类试图凌驾自然的天谴。根植在民族性格中的森林故土之感将反核浪潮推向巅峰。社会民主党（SPD） 在同年八月通过决议，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废弃核能使用，这也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废弃核能的议案。社会民主党的高调姿态也为它赢得了选票，1998 年，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联合政府，仿佛绿色的未来指日可待。然而由于废除核能后的高额电价，以及新能源的技术尚未成熟，联合政府决定将废除核能的议案推迟到2022 年。党派更迭，民意不定，电价飞升的情况下，反对核能运动也好像议会门前的风铃，时不时叮当几声，刷一刷存在感。
2005 年，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再次成为执政党。莱比锡大学物理学博士出身的默克尔曾在柏林任联合国气候委员会的首任环境部长。以物理学家和政治家的角度看，默克尔相信德国此时废除核能是不明智的举动，她认为眼下应该做的是尽量确保核电的安全使用及解决处理核废料污染的问题，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新能源的使用几率。如果因为潜在的危机而盲目废弃核能，也的确有因噎废食之嫌了。经过四年的努力，2009 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宣布，将德国境内的核电站再延长60 年的使用寿命——这基本就相当于驳回曾经废除核能的决议了。正如西门子CEO 长舒了一口气，在核电工业跟着政策动荡的这些年里，德国的核能工程师一直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德国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核能仍然必不可少。” 他们这样相信着。
就当德国核能似乎要重新开足马力，恢复发展的时候，2011 年福岛核危机爆发，德国政坛一下子炸开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反核浪潮，迫于2013 年大选的压力，默克尔不得不紧急掉头，顺从民意，抢先绿党一步宣布2022 年之前关闭德国境内全部核电站。做决策容易，兑现诺言难。截至2014 年，化石能源占德国能源消耗70% 左右，核能仍占10% 左右，而所谓的未来能源，德国日后的能源中流砥柱——可再生能源，仅占了不到20% 。如此看来，德国想在2022 年之前用新能源彻底代替化石能源和核能，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德国电价已经涨到全欧洲第二，仅次于丹麦，可毕竟丹麦不像德国如此依赖电力来发展重工业……放眼德国政坛，关于是否又要重新恢复核电的讨论愈演愈烈。议会外抗议者疾呼“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永久禁用核能才是王道！”；而议会里党派代表，商业团体代言则苦苦申诉受高额电价之累；另一面政客要在选票、政绩和民族情绪中做出权衡，尽量找到一个折衷方案。
关于德国核电的未来我们无从预言，但我们对绿色运动的初衷充满敬意。这片维系着德国历史与神话的森林，也要看遍今日与未来。这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家园，它要万古长青，它要抚育千秋万代。
一杯僵局：柏林墙倒塌之后
以前住在柏林的时候，夜晚走过波茨坦广场，钻进地铁站之前，会在街边瞅准没人的时候蹲下来，悄悄摸一摸地上那道石线。旁边的铜色的小铭牌写着“Berliner Mauer”。在1989 年之前的28 年里，这是德国人不可逾越的高墙，它横亘南北，分割东西柏林。墙的一侧，重兵把守；而另一侧，涂鸦满墙。
这是德国历史的一道疤。如今人来人往，对这条线视而不见。人们忙着寻找柏林墙的旧墙砖，收集带着碎石的纪念品，仿佛那是一个已经过去的陈年往事，已经属于历史博物馆中展出的一部分。它倒塌了，却似乎仍牵扯着德国人敏感的神经。罗马不是在一天之内建起来的，柏林墙也不是在一天之内倒塌。
在那改写历史的夜晚来临之前，民主德国的政治已经受到了里氏6 级余震的影响，而震源，直指莫斯科。20 世纪80 年代，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在苏联推行他乌托邦一般的改革政策。勃列日涅夫主义下的苏联承受着集权高压，而此时，如同一只巨大的高压锅，瞬间抽调了压力阀，爆炸掉了。苏联政治上的地动山摇，也摇碎了东欧诸国沉默的藩篱。
于是一大群“民主斗士”跳了出来，上街游行，举着大旗子，对台上那只已断了线的木偶嘶吼：“我们要自由！”木偶毫无生气地歪在宝座上，玻璃眼睛咕噜噜的转了一圈，吧嗒一下，滚落到了斗士脚边。
台下一片欢呼。
东欧剧变。
借着苏东剧变的缘故，匈牙利开放了对奥地利的边境，奥匈帝国时期的昔日伙伴终于可以推开门彼此打个招呼。只是一个颇为蓬头垢面，只好讪讪一笑。东欧诸国内原本就是可以自由旅行的，现在这封锁的部落终于开了个口子，对西方充满向往或好奇的东欧人，也就顺着这个口子窥一下西欧风景。茨威格笔下繁华的欧罗巴再也回不来了，留下的只是冷战之后东西欧洲两端悬殊之极的心理落差。
民主德国的居民也终于有了渠道可以去西德，一墙之隔，却无法逾越。他们绕道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再绕回到西德。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道墙还要伫立多久，东西两德是不是永久的要分裂下去，他们只知道，但凡有机会到西德来，就绝不留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土地上。那么没有机会去西德的人呢？他们做起了民主斗士。他们上街游行，控诉统一社会党的暴行，把自由的名号贴的金光发亮，如有神助。
“我们是人民”（Wir sind ein Volk ）这一口号，成了那个年代最鲜明的标记。年轻的学生们把青春订在了巨大的德国地图上，为的就是这“人民”二字。
于是，民主德国的40 岁大寿成了闹场，在烈火如歌的青春面前，寿星老也只能悄声无息的收了宴席，躲回到尚存的权利幔帐后，独自吹了蜡烛。
由于大量的人口流失以及国内连绵不断的抗议游行，统一社会党决定也出台类似匈牙利的旅游政策，放松去西德的限制。党内委托忠诚的东柏林书记君特·沙博夫斯基
（Günter Schabowski ）宣布这一消息。于是，在1989 年11 月9 日那天的国际记者会上，沙博夫斯基按部就班地念了上面发下来的稿子，等着赶紧结束招待会回家吃饭。问答环节时，一个记者问他，那这个政策什么时候生效？沙博夫斯基不知是不耐烦还是饿得心慌，随口就说：“也许可能大概马上吧”（sofort，unverzüglich）。台下微怔，可他自己却毫无意识，打算收拾了公文包回家吃猪扒。回了家的沙博夫斯基刚坐定了，老婆端上来热气腾腾的土豆汤，就唠开了嗑。说是隔壁玛丽的妈妈问她今天晚上去不去柏林墙旁边看看，说是马上就能去西柏林了。她一直想在西柏林最大的购物商场KADEWE 买一双小牛皮鞋。女儿的声音从厨房传出，叫妈妈给她带一只口红，要大红色的。沙博夫斯基一边往汤里加胡椒，一边听儿子接起哥们儿的电话，说是约定晚上八点半到柏林墙旁边集合，听说马上就能去西柏林了。一家人激动得热火朝天，吃饱了的沙博夫斯基了才意识过来：哎呀，党内好像不是那个意思。
覆水难收。
于是那天晚上，忧郁无比的沙博夫斯基熄了灯，坐在窗口，看着夜色路灯下自己熟悉的，不熟悉的人们涌向柏林墙。明明是黑夜，这些人仿佛在奔向黎明一般喜悦。他们聚在柏林墙东侧，翘首盼着大门在此时打开。守卫的官兵没有得到消息遣散人群，面对越来越多的聚众，他们打开了隔阂东西柏林四十年的大门，人群鱼贯而入。沙博夫斯基揉揉太阳穴，点了根烟，玻璃上映出烟蒂橙黄色的火光随着呼吸隐隐现现，好像被高压爆炸后的废墟上奄奄一息的火苗，不久就匿遁在黑暗里，升成一缕青烟。
柏林墙，就这样坍塌了。
好像撕开了密封的牛奶包装，理想主义历史似乎是要把德意志调和成一杯香浓的奶茶。可是，它似乎忘记看东德牛奶的生产日期，完全忘记这盒牛奶已经在冰箱里放了40 年之翻越柏林墙久；又忘了看西德茶包的使用说明，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这是柠檬茶。
过期的牛奶倒进柠檬茶里，只能是一杯僵局。
掀开这道横断德意志的铁幕，猛然发现彼此已经不是当初失散时候的模样。40 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印记早将经济社会乃至思维方式都彻底改变，除了说着相同的语言，兄弟俩几乎已经沟通不能。那个时候，西德拉着东德站在祖宗牌位前，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有我联邦德国一口饭吃，就决不让民主德国饿着！”
柏林墙倒塌翌年，两德政府签订《国家条约》，建立了一系列社会、经济货币联盟。两德统一，说到底就是一场经济拉锯战。到底怎样把以东德马克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拉入到西德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中，才是时任总理科尔（Helmut Kohl ）最大的一场战役。5 月18 日，两德在美丽如画的西德临都波恩签订了这个“建立货币、经济及社会联盟国家条约”，先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将同于东德适用。7 月1 日，货币联盟启动，东德马克可以进博物馆了，大家都欢天喜地的用上了西德马克。
之所以说“欢天喜地”，是因为西德经济要好过东德许多，西德马克当然也比东德马克值钱。不然谁会费尽千辛万苦冒着被杀掉的危险跑到西德去走私？还不是图个钱赚。科尔政府大手笔，直接东西德马克1：1 兑换，简直要乐坏了东德居民。因为当时实际汇率，1 块钱的西德马克至少要等于5 块钱的东德马克，按照科尔政府提供的解决方案，两德统一之后，东德孩子手里的1 块钱一下子变成了5 块钱；以前能买一块巧克力，现在可以买五块了！
按照这个理想的故事发展，最后就是童话一样的结局：从此大家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可惜德意志的历史太长，童话再也不够哄骗它。现实总是残酷。
很快的，东德的孩子们就发现问题了。
以前他们喜欢图灵根州自产的巧克力。但是超市上现在出售了广告铺天盖地的瑞士巧克力。怀着好奇心，他们买了一包，入口即化的丝滑感，沁人心脾的可可香，一咬开，还有甜甜的酒芯儿流出来，实在太好吃了。还有英国的小黄油饼干，比利时的华夫饼，美国的妙脆角……啊，世界一下子变得五香十色了。
于是，小家伙们聚在一起：“以后只买西德的零食了！”。
可是的西德过来的零食标价也颇为昂贵。以前一块东德马克可以买一块巧克力，现在因为想要买瑞士巧克力，就要花四块五的西德马克。考虑到那个超值优惠的汇率，小朋友们觉得还算赚了。抱着一袋子昂贵却口感完美的零食，他们满足极了。
第二个月，他们又约定好去超市买零食。小戴维委屈地躲在门后面，说他不去了。长辫子安娜正打算问他为什么：“难道你不想买好吃的巧克力么？”，就听到屋里传来愤怒摔碎花瓶的声音，随后就是戴维妈妈和妹妹的哭声。小伙伴们被吓了一跳，戴维揉揉通红的眼睛，说，爸爸没了工作。
原来，戴维的爸爸在爱森纳赫的巧克力工厂工作，是名和蔼的可可豆筛选工。每次工厂发年终奖励的时候，他都能带回来很多剩余的巧克力，分给戴维、安娜以及其他小镇里的其他小朋友做新年礼物，因此大家都很喜欢戴维爸爸。
但是，自从苏东剧变之后，巧克力工厂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以前，还会有六成的商品印上俄文，出口给东欧和苏联。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那六成的市场一下子蒸发掉了，爱森纳赫的巧克力工厂只好自给自足，卖给整个民主德国地区。现在呢，两德统一了，东德马克被高估了五倍的价值，以前1 块钱的巧克力，现在5 块钱才将将够本，还没的赚，工厂的收入愈发的少了。
更糟的是，想要买西德零食的小朋友又不只有戴维、安娜几个，几乎所有东德的小朋友吃了来自西欧的夹心巧克力之后，都不想再吃爱森纳赫巧克力了。戴维爸爸供职的巧克力工厂再也运转不下去了，连月亏损，发不出工资，工厂只能宣布倒闭破产了。
爸爸没了工作，戴维家里只能靠微薄的政府失业补助来生活，勉强维持温饱，哪里还有什么零花钱去买酒心巧克力呢？
安娜走上台阶，用胖嘟嘟的小手替戴维擦了眼泪。可她还不知道，这大概也是她最后一次外出买巧克力了，因为她家里的情况，只有更糟。
安娜的母亲在柏林的中学教马列主义哲学，父亲在萨克森—安哈尔特的比特菲尔德化工厂工作。安娜跟着外祖母长大，她的梦想就是和母亲一样，以后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母亲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在民主德国时期，这样的出身并不会给安娜母亲带来好运。在家里的财产被没收之后，安娜的外祖父含恨自杀，外祖母只得扛起生活的重担。但是厄运没有终止，因为外祖父以“资本家”的身份自杀，安娜母亲三姐妹身上被贴上了永远抹不掉的黑标签。安娜母亲很小就明白，而想摆脱这个身份，她必须努力读书，思想端正，加入统一社会党，并最终委曲求全，在社区协调下年轻美丽的她嫁给了一个工人身份的醉汉，也就是安娜的父亲。凭借着不幸的婚姻改变了身份，安娜母亲顺利找到了教师的工作，因为杰出的工作，被调往柏林，离开了那个她早就厌恶了的丈夫，并把女儿送回了老家爱森纳赫。
经过近二十年的经营和忍耐，安娜母亲可以说终于达成了自己的梦想。
可是，在她还没来得及在柏林的寓所里摆上一张女儿照片的时候，这个梦想就像肥皂泡一样，“啪”的一生，破裂在了压力山大广场的明晃晃的光斑里。
根据《国家条约》的规定，西德的一切法律制度在东德同等适用，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教育制度。在西德，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必修课，甚至大多数学生因冷战的缘故，都对马列哲学存有极大的偏见。在东德教育改革的进程里，马列哲学首先就是被剔除的一部分，以往教马列哲学老师们，一下子全都失业了。
他们不是技术工人，不能很快的为其他工厂供职；也不是劳力工人，不能参与辛苦的体力工作。他们曾经是受人尊敬的教师，是“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他们大多数人不会讲英文，唯一的外语就是俄文；他们也不会其他领域，如数学美术物理，他们只懂得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西德浪潮倾覆的东德，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找到其他工作，只能保持一个失业的状态，领政府的失业保险度日。
直到今天，在柏林东侧，亚历山大广场以东的一片住宅区里，住着那些因教育改革而失去工作的老教师们。登上电视塔时，我也曾看到那座典型的苏联式建筑，带着悲苦的神情，缅怀着讲台上叱咤风云的红色青春。
安娜的父亲也失去了工作。萨克森—安哈尔特是一个典型的化工重镇，东德的四大化工企业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在里面供职的大部分人员都是化工厂的工人。像安娜父亲这种每天喝的醉醺醺的低级员工，首当其冲被裁掉了。但很快的，酒友告诉安娜父亲，有一个法国佬想要买他们的厂子，一旦成交，他们这群失业的工人又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安娜父亲很高兴，当晚就和一票好友去啤酒屋喝了个通宵。可是第二天，等他晕晕乎乎的醒来的时候，酒友告诉他，法国佬又说不买了，买不起。安娜父亲酒劲儿未消，狠狠的砸碎了手边的啤酒瓶子，破口大骂：“混账法国佬！都要免费卖给他们了！哪里买不起了？！分明是拿我们开涮！”
其实安娜父亲说的并没有错。在当时，许多工厂因为破产，只好以极其低贱的价格卖给外国投资者，企图恢复企业运转，再度盈利。德累斯顿，莱比锡等一些恢复的比较好的城市，曾经的玩具厂，汽车厂被来自美国，荷兰的投资者买走，重新雇佣了原来的员工。只是换了个老板，员工的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安娜父亲以为，比特菲尔德的化工厂可以和莱比锡的玩具厂一样，卖给一个来自发达地区的投资者，甭管老板是谁，他照样可以领薪水，去酒馆宿醉。但是，他所不知道的是，化工厂毕竟不同于玩具厂那样简单，一来是工厂太过庞大，曾经欠下的债务过于高昂，很少有投资者支付得起；二来，东德大部分工人都和安娜父亲一样没文化没技术，新厂主引进先进的机器和技术之后，还要先手把手教会这些醉汉如何操作，实在回本太慢。三来，在东德时期，化工厂的生产步骤从来不会加入对环境破坏的考量，因此萨克森—安哈尔特的河流和森林都被严重污染。根据西德环保法令，谁经营谁治理，也就是说，如果法国佬买了比特菲尔德的化工厂，还要连同整个森林河流的污染治理费一起支付了，完全划不来。
庞大的化工厂因为污染和技术原因卖不出去，这个可以理解。那为什么戴维的父亲供职的巧克力厂也没有卖出去？为什么戴维父亲仍旧失业了呢？巧克力厂没有污染，规模又小，盈利又好，完全可以如莱比锡的玩具厂一样，卖给西方投资者啊。
其实，爱森纳赫巧克力工厂不是没有可能性卖出去。也曾经有个英国人想要投资这个巧克力工厂，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完全无法解答的问题：他应该向谁买呢？
在东德时期，所有企业都归国有，而现在统一社会党垮台了，所有的企业一下子没了主人，就要寻回最初建立这个厂子的人（或他们的子嗣），交归所有权。这就是所谓的公有制时代结束后的私有化。可是，并不一定所有工厂和企业的原主人都一定找得到，有些已经离开德国，有些则可能已经死去了。私有化进程里，那个可以“私有”这些财产的人，许多都不见了。
爱森纳赫巧克力厂就是这样。英国商人曾想买这个厂子，他去询问了当时管理这些需要被私有化企业的国家托管委员会（Treuhandanstalt），怎样才能联系到巧克力厂的原主人。托管机构的办公人员忙不迭的答应，这就着手去查到底这个厂的所有权，结果竟然查出来了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
爱森纳赫的巧克力厂最开始一个名叫罗太·穆勒（Lotan Müller ）的人于1925 年创办的，他是个日耳曼—犹太混血。最开始这个工厂是个生产咖啡粉的小作坊，只有一栋厂房，二十来个员工。1938 年水晶之夜后，纳粹没收了穆勒先生的厂房，并把他一家人都赶出了德国，算他们运气好，最终逃离了死亡欧洲大陆，在纽约落下了脚跟。纳粹德国也奉行私有制，于是希特勒政府把这个厂房卖给了一个“作风端正”的纳粹党员，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Schneider ）先生。施耐德先生对犹太人没什么仇，是个兢兢业业的商人，为了方便做生意才加入纳粹党，他做的是生产压缩饼干的生意。勤劳的施耐德先生凭着自己的努力，把爱森纳赫工厂又扩建了一个厂房，雇了五十多个工人。1945 年，二战结束，爱森纳赫所属的图灵根省被苏联军队占领，工厂被没收到了柏林墙现代涂鸦统一社会党名下，而施耐德一家则被赶出了的图灵根，搬迁到了法兰克福居住。压缩饼干工厂摇身一变，就成了小戴维的爸爸供职的巧克力工厂。由于要供给东欧苏联的生产计划，统一社会党又给这家工厂多建了一个厂房，现在一共是一百五十名工人，三个厂房。
那么，这家工厂的主人到底是谁？是穆勒先生那个已经不会说德语的孙女？还是施耐德家那位对生意毫无兴趣的公子？并且，又有谁有权利决定这第三间厂房的归属呢？
英国商人看着这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家族商业纠纷，心力憔悴。他重重地合上那本调查报告，满怀歉意的对托管委员会笑笑：“我看……我还是不买了比较好……”不等对面的工作人员说上话，他就束了束呢子大衣，手套也没戴，推门出去了。他想，要赶紧去透透气，狭小的房间简直要迫得人窒息。走上了街，呼出一口热气来暖手，便见得阴郁的天空飘下来几粒雪花，顿了顿，又看见纷纷扬扬的白色沉甸甸的倾了下来。
落在他的肩头，落在他的心里面。
柏林墙倒塌了二十多年，除了一夜狂欢，余下的这二十载春秋东西两德都在为这个决定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恢复东德经济，西德人必须每月从工资里扣出一部分来做税款，捐给东德；而又因为市场化，西德企业大量冲击了东德经济，搞得大部分人都失业了。东德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如此复杂，而直到托管委员会解散，也依旧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于是，那些僵局就摆在东德五州的大地上，大家都装作看不见。东西德双方相互抱怨，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心理上的这道柏林墙，反倒像是越建越高了。
柏林墙倒塌了，它变成了一道的狭长的疤痕，仍在德国社会中隐隐作痛。
忏悔与尊严：战后德国社会反思
在今天德国许多城市的广场上总能找到一些铜字写的标记，“我们不能忘记”。有时它高高立起，赫然醒目的是集中营的地址；有时它们藏在矮矮的草丛里，上面是无辜死难者的名字；又有时它们就平静的印在地砖上，与那些花束和蜡烛诉说着集权政治下的反抗与绝望。
硝烟散去七十年，没有人忘记。遗留在土地上的伤痕不曾被岁月抹去痕迹，战争之后的青年已经老去，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人不断抚摸历史的裂痕成长。年少时他们昂起小脸问，这是什么？那时你们又在哪里？无言以对的母亲悄然落泪，父亲蹲下来紧紧抱住孩子说：“那时爸爸从战场上逃了回来，才有了现在的你”。年少时候，人怎么懂得分辨道德感如此强烈的是非，或是茫然点点头，或是气愤地向父亲挥去小拳头责罚这个懦弱的逃兵……而一个孩子终将长大成人，在他融入社会开始参与并塑造整个国家的时候，那时父亲的拥抱、母亲的泪水都逐渐有了合理的解释。他也许释然，也许委屈，但所幸的是，很少有德国年轻人拒绝承担那段历史。歌德、贝多芬、炮火、杀戮，荣耀与耻辱，都是德意志无可争辩的一部分。
战争刚刚结束时，整个欧洲都精疲力尽。那一年，大量年轻男性死去，大量女性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飙升至16% ，生灵涂炭，硝烟弥漫。没有食物吃，没有地方住，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中，整个欧洲再见不到往昔文明繁华的丁点模样。在真正中存活下来的人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反思？尊严？先活过这一冬天再说。活下来的男性许多都伤残老弱，没有工作能力，只能跟在占领军后面捡烟头；而女性呢，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出卖肉体，在占领军军营前的街上来回走动，企图换一块面包回去给饿得嗷嗷直哭的孩子。年纪大一点的儿童会在煤车后面追着捡拾掉下来的煤渣，稍微小一点儿的也懂得用小手攥住哥哥姐姐偷来的盐巴带回家给妈妈。
曾经创造过人类文明史上辉煌奇迹的欧罗巴，竟然一夜之间回到了史前的模样。是纳粹！是他们祸害了这个国家！然而，追溯历史，纳粹的上台到底也是自由选举，希特勒的政策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此一来，岂不是人人有罪？每一个个体都有为自己辩解的权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中，到底要如何寻找元凶，如何惩罚帮凶，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一系列问题成了战后盟军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战败的德国当然希望保持沉默，一如他们面对希特勒的崛起时一样沉默。1951 年，西德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是反对纳粹暴行的。看看我们的处境吧！德国人民也是暴行的受害者！”。由于战后人才极度匮乏，资源严重短缺，同年联邦议会通过的“131 法案”大赦天下，除主要罪犯之外不少文官重新入职。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年里，媒体和舆论也并没有集中关注纳粹的罪行，相比之下来到德国的记者更容易被当下的百废待兴吸引注意力。这个时候的西德恨不得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企图躲过这阵风声。
分区占领下的德国怎么能躲避来自欧洲和世界的责问？虽然盟军对德国的处置有关乎各自利益的考虑，但四个国家最终还是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纽伦堡审判”。原本，直接受害国英、法、苏都不赞同创立军事法庭——罪行昭然，还有什么好说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执意坚持，“如果战胜者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换言之，未经审判的了断，是另一种形式的屠杀，战胜国也将因此丧失正义性。”他的坚持创造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1945 年8 月8 日，苏、美、英、法4 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应运而生。其间，5025 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 例，其中486 例被执行。纳粹的罪行也随之公之于众。七十年之后，这座曾经用于审判德国人良心的法院依然在为正义效力。法庭顶楼被改建成纽伦堡审判的博物馆，屋内没有顶灯，只有白炽灯打亮的展板供人阅读。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在灯影下肃穆，底板踩得吱嘎作响，犹如走在历史的独木桥上。这一次，历史绝不重演。自纽伦堡审判始，人类的共同尊严终于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
除去盟军的压力，逐渐长大的战后一代也开始质疑所生活的这个畸形国家。既然要一起承担历史，为何没有人对我们做出解释？60 年代，战后一代差不多正是青年岁月，对世界充满冲动与好奇。当他们了解到父辈所经历的历史时，又惊讶，到恼怒，到气愤——你们为什么要加入纳粹！？为什么纵容纳粹的暴行！？没有反抗即是同谋！！
纳粹时代就学会沉默的父辈如今唯有继续沉默地看着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看他们摔门而去，看他们在街上抗议。倚在窗边，父亲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看着年轻的儿子和伙伴们高举抗议的旗帜——也许，自己也可以……然而终究，他也只得默默捻灭烟蒂，一言不发。他们已忘记如何发声，唯有看着新生的一代烈火青春。
1966 年，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党魁乔治·基辛格博士（Kurt Georg Kiesinger ）接任市场经济之父艾尔哈德的职位就任联邦德国第三任总理。这位清瘦的老先生做事四平八稳，勤勤恳恳，本以为顺着艾尔哈德打创下的经济奇迹德国可以一帆风顺，却没想到这段任期反而成了他本就足够动荡的一生中，最为艰辛的岁月。
早年，他曾经在纳粹德国国家宣传部担任过记者的职务。在当时，想要进入国家宣传部工作，首先必须是纳粹党员。究竟是被迫也好，无奈也好，谋生计也好……基辛格先生加入了纳粹党。在他抬起右手宣誓效忠元首的那日，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就已经变成了“悬崖”，时刻面临被质问的可能。纵使战争结束之前他被关进集中营，也不能洗刷他曾经是纳粹的污点。万字标识如同恶魔的标记一样烙在他的脸上，嗞嗞作响，带着诅咒一般的颜色折磨着每一个从战争里走出来的人。让基辛格重回公众视线的是贝亚特·克拉斯菲尔（Beate Klarsfeld ）女士。作为2012 年德国总统参选的候选人之一，这位女学者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在贝亚特还保留自己家族姓氏的时候，已经是一位性格刚烈的姑娘。使她出名的是当时20 多岁的她在议会里走到已经就任总理的基辛格博士面前，抡起胳膊狠狠的打了目瞪口呆的总理一个耳光。然后借着总理前面的麦克居高临下的吐出两个清晰无误的音节：
“纳粹。” 短暂的沉默之后是狂欢般的欢呼，周围的声线连成一片“基辛格！纳粹！基辛格！纳粹！”。呼天震地。警卫适时的拖走了贝亚特，留下捂着脸颊默不作声的总理。他尴尬的咳了咳嗓子，继续他未完的演讲，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是在当时，究竟有几个人能够称得上“人家清白”？ 压力如潮水一般倾下来，终于顶不住压力的基民盟在1969 年的大选中输给了社会民主党（SPD），由维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任西德第四任总理。这位一直以来战斗在反纳粹第一线的社民党人隐忍了太多年，丹麦、挪威、西班牙……在离开祖国的日子，勃兰特受到太多威胁与不公，今天他终于站在可以扭转历史局面的位子上，终于可以为德国的形象开脱。也许只有他，才能扪心无愧的说一句：我们也是受害者。
然而并没有。1970 年12 月7 日，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向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敬献花圈时，他忽然双膝跪地，低头在纪念碑前，为死难者默哀。本可以不下跪的勃兰特，为所有该跪下却没有跪的人做出了最深刻的忏悔。后来他回忆
起这件事时说，那天早晨他感到这会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在鞠躬之后他忽然意识到，仅仅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Ich hatte pl.tzlich das Gefühl，nur einen Kranz niederlegen reicht einfach nicht！）。
针对这件事，许多媒体报道说，勃兰特跪下了，而德国站起来了。的确，因为勃兰特的举动，德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提升，并逐渐被接纳回归欧洲的怀抱。但是在当时，德国人却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觉悟——根据当月《明镜》杂志的民意调查，有48% 的德国人都认为此举太过夸张。年纪尚小时读到勃兰特华沙之跪觉得感动，长大一些觉得颇有政治作秀的嫌疑，直到有一日真的自己去寻了当年勃兰特下跪的地方。雪沙婆娑，没有游人。起义者纪念碑已被塑成了冰雕，零星点点的鲜花散落在附近。雕刻着勃兰特跪相的砖墙在不远处，无人问津。一望无际的雪原上矗立着当年尚未开放的犹太人纪念馆，四处寂静无声，寒天冻地中，只有洁白的宇宙和不朽的灵魂。那样的一刻，真的有冲动想要别过头冲回文明世界，忘掉眼前的一切。回路的脚印早被雪沙重新填埋，正如曾经明媚的生命在某个冬天蒸腾为零，无人知晓。风过尚且留痕，而他们却仿佛从不存在……此情此景时，也终于明白勃兰特的“惊世一跪”——生而为人却残忍至此，耻辱、羞愧。
在国际舆论与新生代德国青年的追问下，德国不再逃避历史的罪责。除去认罪、审判、忏悔、道歉的国际姿态，联邦德国在战争赔款的问题上也态度明确。在战后德国经济复苏后，它先后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等受害国，尤其是以色列支付巨额赔款。截至2007 年，德国支付了超过640 亿欧元的赔款，并建立了诸多基金项目偿还纳粹时期被迫劳动的劳工，每年向10 万受害者赔偿6 亿欧元的养老金。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偿清赔款并不意味着德国的责任已经卸下。相反，对于德国纳粹犯下的罪行，联邦德国永远承担一份责任。
战后七十年，亲历战争的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历史没有终结，对于不曾经历战争、也没有见证战后动荡的年轻人来说，教育便是最好的传递媒介。根据德国教育法规定，历史教科书中必须包含纳粹暴行的内容，细致讲述那段残酷又荒谬的历史。在德国教育中，有一个概念被繁复重申，叫做“国民勇气”（Zivil Courage）。在纳粹崛起之前，鲜有人发声反对，人们默默纵容了滔天罪恶，却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大声疾呼。如果有勇气反对希特勒，那么怎么会有纳粹上台，怎么又会有血流成河？在暴政面前敢于反对，在不公面前敢于发声，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做那颗不沉默的良心……这就是作为德意志国民应有的勇气。除此之外，历史课要求学生们参观历史现场，反复讨论、追问历史的细枝末节，并要求根据见闻和思考来提交论文。参观集中营、战场旧址、博物馆、档案馆，跨国访问交流都成为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唯有亲自触摸那块受伤的土地，才会更加深刻的感受到战争残留下的苦涩。
课程之外，社会上有很多公益活动号召年轻人参与到战后的反思中来。学生可以去博物馆、档案馆做志愿者，也可以参加跨国公益活动，为战争受害者做义工。1962 年，由西德基督教会创建的“赎罪行动”（Aktion Sühnezeichen ）计划在柏林开展。这项计划号召来自德国的青年人拜访、帮助受害犹太人及亲属，帮他们读书读报，购买生活必需品，陪他们聊聊天。战争之后，那些从集中营活下来的受害者很多已经再也找不到亲属，抱团取暖七十年之后，老伙伴渐少，孤寡余生。这批青年志愿者的出现对他们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慰藉。也许他们的一生都在经历午夜，而终于，鹅黄色的朝阳透过窗棂照进了他们的生命里，迟到的平静里暖意盎然。对于志愿者来说，许多人也因战争缘故从没见过自己的祖父母，这些老人反而更像是爷爷奶奶一样，会给他们讲述那很久以前的故事，会需要年轻人帮着提菜篮子，也会乐呵呵的做记忆中故乡的美食和孩子们分享。
历史不会被忘记，在时代的血脉中它仍然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见证者用良知传递历史的真诚，它如同暗夜中的火把一般烈烈燃烧，温度灼人，也照亮前路。反思悲痛的历史需要过人的勇气，可也只有负担得起历史重任的国家，才负担得起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