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的调停
（一）英国驻北京公使欧格纳与总理衙门商议
在朝鲜事件刚发生的时候，英国的举动显得比较同情中国，自然，我国民众难免对英国有些厌恶的情绪。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可知道，英国已经察觉到了远东的这两个大国正在走向战争的边缘，其结果最终将对本国的对外战略和贸易都会带来巨大的利害关系，而且从历史上彼此的关系来说，英国也不得不重视中国。加之，英国肯定与其他旁观者一样，都推定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因此，在日中开战前后，他们的远东舰队司令弗里曼特的不少举动，往往令人觉得颇为奇怪。即便在今天，也很难辨明他的这些行为是否是出于深思熟虑。但是，以此就认为英国对我国抱有反感和敌意，也未免言之过早。总之，英国的立场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决不希望搅乱东亚的和平。
英国驻北京的特命全权公使欧格纳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这从英国政府近来屡屡重用他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的老练能干。他不是一个置本国的利益和名誉于不顾的迂阔者，当他探知到了李鸿章和卡西尼伯爵日前在天津的联系时，觉得此事不可等闲视之。他立即向总理衙门的王大臣劝谏说，日中两国应立即进行和平谈判，避免最后的冲突，这才是上策。但是那时总理衙门的人都深信李鸿章和俄国公使之间的谈判能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对英国公使的劝谏似乎并不怎么重视，而在当时，恰好中国政府的内部有不少人主张与日本议和，因而群起攻击李鸿章，总理衙门觉得应该暂且听从英国公使的劝谏，搁置了李鸿章希望继续向朝鲜增兵的请求，最后通过英国公使向我国表示了开启和平谈判的意愿。英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通过电报与英国驻日本临时代办巴柴特进行了多次商议，然后通过该临时代办向日本政府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对以前日本提出的议案在附有条件的前提下重新展开谈判，日本政府对此是否同意？于是我与巴柴特进行了多次会谈，我表示，我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恢复和谈的建议是否出于诚意，尚持怀疑的态度，但日本政府绝不会主动去搅乱和平，倘若中国政府同意日中双方出于改革朝鲜内政的目的而派出共同委员的话，且本着这一精神由中国主动提出这一建议的话，我国政府不会拒绝与中国重启和谈。然后巴柴特就马上将我的答复用电报告知了欧格纳。
（二）在欧格纳公使的斡旋下代理公使小村访问总理衙门，但中国未提出任何新方案
欧格纳收到电报后，一方面向中国总理衙门王大臣积极献言献策，另一方面与小村临时代办进行商议。后经欧格纳在日中双方之间斡旋调停，总理衙门王大臣便对欧格纳公使表示，约定某日与日本公使在总理衙门会谈，在中国政府建议的基础上双方进行协商。欧格纳公使便立即将此事转达给了小村临时代办。小村便在该日前往总理衙门，首先听取中国的意见。但是，中方不仅未能提出新方案，而且只是表示倘若日本军队不从朝鲜撤出，他们无法提出新方案，使人完全无法了解中方的真正意图。小村听罢此言，甚觉惊讶，觉得如此这般的话，再与他们辩论也于事无补，在归返的途中面晤了欧格纳公使，质问中方为何违约，欧格纳听罢此言也深感惊愕，便答说也只有另外等待机会了。小村将这些经过通过电报禀告了我。我虽然一开始就怀疑中方的诚意，但毫无理由便对英方调停严加拒绝，不免有欠妥当，于是暂且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如今闻悉这一结果，内心颇感窃喜，因为调停的失败，最后反而会使我国获得在今后的行动上的自由。
（三）我国政府电令小村代理公使向中国提出第二次绝交书
而近来朝鲜的时局已日益紧迫，不容日中两国的协商再无休止地拖延下去，我相信，不如乘此机会，与中国断绝关系，此乃上策。于是在与内阁官员商议之后，立即电告小村，要他向中国方面转达我国政府如下的意旨：“朝鲜屡屡发生内讧变乱，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其内政失治。因此帝国政府深信，必须由与朝鲜关系密切的日中政府来推动其内政的改革，此前曾就此意向中国政府提出过建议，但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断然摈斥。近日驻贵国的英国公使出于对日中两国的友谊，热心居中斡旋，力图调停日中两国的纷争，然而中国方面依然故我，除主张我国军队应从朝鲜撤回之外，没有任何的商议，这除了说明中国政府的好事态度之外，还能有何种解释？事态既已到如此的地步，将来若有不测事变的发生，日本政府将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可谓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第二次的绝交书。就在这一天，我向大鸟公使发出训令，谓英国的调停已经失败，今后有必要采取断然的措施。
（四）中国政府倾向由俄国来调停的原因
中国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之辈，尽管平素一贯反复无常、表里不一，但现在竟然将对英国公使做出的允诺也浑然忘却，还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仔细考察一下他们内心隐秘的思量，觉得他们虽然是一批不会思前顾后的莽撞之辈，但他们毕竟也在北京和天津两地同时与英国和俄国的代表展开了商议。而且他们不仅一开始就寄希望于俄国公使调停的成功，而且内心也急切地期待俄国方面的成功。比起英国方面提出的日中两国应就朝鲜的内政改革展开商议的建议，俄国方面提出的日中两国军队同时自朝鲜撤兵的提议无疑更投合他们的心怀。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向日本提出撤兵的劝谏是在6月30日，日本政府冷静地对此加以谢绝是在7月2日。尽管并不很清楚俄国的真正想法，俄国在7月13日对我国政府的答复表示了满意。因此，当7月9日小村临时代办与中国总理衙门王大臣们会商的时候，李鸿章等还热切地指望着俄国方面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连在天津的俄国公使卡西尼伯爵自己也不清楚本国政府此后会提出怎样的方针，依然频频投出香饵来引诱李鸿章。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暂时会接受英国公使的调停，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他们表面上装出一种接受英国调停的姿态，内心却在急切地等待着俄国方面的结果。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不懂得外交上必须遵守的信义，为了解救自己的燃眉之急，不惜采用一女二嫁的拙劣手段，最终使自己陷于形单影只的孤立境地，且不说那些庸庸碌碌的凡俗之辈，纵令被称为是富有经验和远见卓识的李鸿章，也依然未能醒悟到这一点，想来真是令人惋惜。
（五）英国的再度调停和我国的答复
此后中国政府见到了俄国政府的态度后，没料想事情的发展竟会有如此虎头蛇尾的结局，无疑感到十分失望。英国公使欧格纳不失时机地派出某位翻译前往天津，授以密令与李鸿章秘密会谈。因此李鸿章就鼓动北京政府再次请求英国公使的调停。于是英国驻东京临时代办巴柴特再次要求与我见面，转告了驻北京英国公使的电报要旨，意谓中国政府接到小村公使本月14日的照会之后感到相当的激愤（小村的14日照会，即是我于12日发给他的电文，他们感到激愤，应该是因为我在电文的末尾有这样的词语：“这除了说明中国政府的好事态度之外，还能有何种解释？事态既已到如此的地步，将来若有不测事变的发生，日本政府将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过，日本政府倘若还有和平之意，中国政府也未必没有再启和谈的愿望，欲知日本政府意向如何？此时此刻，我已认识到朝鲜的时局已经相当紧迫，我已要求大鸟公使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表示为达目的我方可能使用武力，因此若出现日中两国军队随时可能交战的危急形势，无疑我们已经没有与中国方面在觥筹交错之间再次开启谈判的闲暇。虽说如此，断然拒绝英国方面的斡旋，也有失外交上的礼仪，于是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不如提出一个使中国方面无法接受的条件，从而自然中止日中之间的和谈。于是我立即向巴柴特表达了如下的意见：朝鲜问题如今已有很大的变化，其事态绝非昔日可比，日本政府已无法按照当初与中国商议的条件来进行，纵令中国政府向朝鲜派遣内政改革的共同委员，事已至此，日本政府已决定单独进行此项事务，不允许他者置喙。朝鲜问题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紧迫的地步，也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阴险的手段和因循守旧的方法所致，导致事情拖延至今，因此对于我国的这次提议，限中国政府自本日起五天之内遵循适当的理路做出是否接受的答复，否则日本政府将不再对此作出应答。另外，中国政府若在此时刻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的话，日本政府将立即认定这是一种威胁行为，中国政府如果真的想依奉这一意旨来与日本进行会谈的话，日本政府也不会加以拒绝。
面对如此急迫的要求，像中国这样的拖沓缓慢、迟疑不决的政府，自然不会做出轻易的答应，直到时限还是未能接到他们的答复，如此，则万事都已结束了。
（六）英国政府声明，日本此次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与此前提出的谈判基础相矛盾，且已超出原先的范围，若固执这一方针从而导致日中开战，日本应对此负责
但是英国政府对于上述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方面的回答，表示不能采取默然无视的态度，7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对英国驻日本临时代办发出训令，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大意为：日本此次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与此前提出的谈判基础相矛盾，且已超出原先的范围，这次日本主张将单独处理朝鲜事务，丝毫不允许中国政府置喙和协商，这实际上已经置《天津条约》的精神于不顾，因此，如果日本政府坚持这样的方针从而导致开战的话，日本应对其结果负责。就表面姿态的严厉程度而言，可谓与俄国政府在6月30日致日本的照会几乎没有差异。
（七）我国政府对此的答复
但当时的情形与俄国政府提出最后公文的时候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我一开始就有理由认为，英国政府的态度不会像俄国政府那么强硬。于是就在第二天即22日将一份备忘录递交给英国临时代办，请他将此公文用电报发给本国政府。我方的备忘录大意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绝非英国外交大臣所责问的那样，此次日本政府的要求并未超越以前提出的谈判基础的范围，而中国政府提议中的不少内容与既往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相差甚远，况且《天津条约》只是一项对日中两国军队向朝鲜派兵的程序作出规定的条约，除此之外并无任何的承诺，因此，如果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应对由此次的纷争导致的结果单方面承担责任，日本政府认为此乃不当之见。不过，倘若中国政府一开始就接受日本的提议，或者在英国驻北京公使进行调停的时候与日本政府重启谈判的话，事态就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对于我方的这一答复，英国政府后来就再也没有表示过异议，也就是以一般人们所说的忍气吞声的态度了结了此事。
这里稍稍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即为何英、俄两国向日本发出的照会在表面姿态上非常相近，而日本政府对此的回答则在宽严程度上会稍稍有些不同？这是因为我们自始就认为，俄国政府的真正用意相当危险，他们采取了一张一弛的外交策略，或采取某种手段，其真正目都在于显示了这样的一种决心，即在涉及自己利害关系的问题上绝不会弃之不顾。而英国政府则是担心东亚的和平遭到破坏，他们只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热心地努力从中加以调停，一旦对方的意见与自己的看法相左，他们不会悍然出兵加以干涉。这不只是我辈单方面的想象，当时出现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一推断。
（八）英国要求日本答应，日后日中之间若导致战争，战火不可波及上海及周边地区
针对英国向我方发出的可称之为最后照会的这份措辞严厉的公文，我在7月22日递交了我国政府答复的备忘录，翌日即7月23日，巴柴特又送来了一份本国政府的指示，意谓日后若日中两国开战的话，中国上海乃是英国利益的重心所在，希望日本政府做出承诺，不可将战争扩展至上海及周边地区。这与其说是体现了英国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维护东亚和平的决心，倒不如说是证实了英国已意识到了日中之间的战争终究无法避免，且英国对此也无法阻止的立场。当然，日本政府答应了英国方面的这一要求。
（九）英国提议，日中两国分别占领朝鲜后再作商议
7月22日，我驻英国公使青木子爵发来电报称，英国外交大臣提出，日中两国军队分别占领朝鲜，在此期间两国再慢慢进行商议，中国政府已经同意了英国的这一提议，因此日本政府也应根据这一精神考虑善后之策。于是我向小村临时代办发去电报，请其询问英国驻北京公使欧格纳，所谓的共同占领究竟是何意思？欧格纳回答说，比如说日本军队撤出汉城，暂时占领朝鲜的南部，中国军队自牙山移往平壤，这样就可避免眼下的冲突，以待日后谈判解决。对于英国提出的共同占领的方案，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解其究竟为何意。但是当我接到这一电报时，大鸟公使已经包围了朝鲜的王宫，要求该国接受我国的要求，已经不可能再来考虑英国方面的这一提案，因而日本政府就未作出任何回答。而在此期间，日中战争已经爆发了。当初英国政府在向我政府提交措辞严厉的最后公文的前后，又提出希望保持上海的中立，然后又提出了一个语焉不详的共同占领的建议，从这些举动来看，即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也不会下决心采取最后的手段。这与俄国政府一直抱有叵测之心的行为相比，我国政府就必须对两者的动向自行作出孰轻孰重的认真考量。简而言之，俄国的意志一开始就是坚定不移的，而英国的做法则是临机应变的。后来英国的杂志《布莱克伍德》刊文说，中国的衰败势力、俄国的潜在势力以及日本的新兴势力杂乱地聚合在一起共同上演一场新奇的节目时，将欧洲各强国也卷到了东亚的舞台上。这样的表述可谓揭示出了几分真相。要由我来说的话，当日中两国在舞台上上演这一出悲剧的时候，俄国始终隐藏在舞台的一隅在扮演着一个角色，而英国不过是一个身处舞台之外的对台上的演出试图做出种种评论的热心的观众而已。
此后英、俄两国政府对东亚的局势都十分关注，密切注视、敏锐观察着东亚形势的动静和变化。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俄国为了要扩张本国的利益，对可能对自己的利益构成阻碍的任何障碍都要努力阻止和压制，为达此目的，不惜使用积极的手段；而英国则过于担心自己在东亚的商业利益受到扰乱，因而只要时机许可就力促日中两国恢复和平，似乎并无如俄国那样的最后不惜采取大胆强硬手段的决心。但是这两个国家在日中交战的过程中，一定都在仔细地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以寻求在什么时候、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达到各自目的的机会。对于我国的干涉行为，这两个国家虽然在宗旨上有些不同，但在维护本国利益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此后我国与俄、英两国之间产生的关系，并不止于上述的方面，因为一旦某一关系产生之后，同时一定会与其他的事项相关联，这我就在其他各章中再详加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