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与基督教的实践

显然，在写作《随笔》（Essays）的很久之前，蒙田就已经丧失了对建制化基督教（established Christianity）的大部分信仰，虽然他可能还信仰上帝。对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下一步就是回到古典时代的哲学家那里去，蒙田对他们的智慧一直都仰赖有加。不过，这种新异教主义有一种他无法忽视的危险。以蒙田之敏锐，他势必会发现马基雅维利也逃离了基督教的束缚，这位基督教最坦率的敌人也是首屈一指的残忍导师，他的厌世是一种持久的道德威胁。在蒙田看来，残忍似乎已经无处不在了，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欧洲的道德疾病。蒙田把残忍视作诸恶之首，因为它已然是最引人注目且最少被改善的恶，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当时的宗教战争中。因此，《随笔》的前三篇以马基雅维利为论述对象，这并不令人意外。第一篇文章颠倒了马基雅维利的问题。在《君主论》（The Prince）中，马基雅维利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统治者来说，残忍的统治和仁慈的统治哪个更有效？马基雅维利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而言，残忍最有效。蒙田提了一个君主统治的受害者可能会问的问题：在面对残忍行径时，是该祈求怜悯还是奋起反抗？他认为没有确定的答案。受害者们不确定该怎么做。他们必须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进行自救。《随笔》第二篇文章关注的是因孩子和朋友去世而带来的悲伤。第三篇文章提议人们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来应对君主的恐怖行为。如果设有一种评议机制，在君主死后就对他的事迹进行评定，那么君主对身后名的关切可能会约束他们在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已经指出，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夫不太可能在历史上享有最好的名声，即使他竟然在自己的每一项事业中都大获成功。他会被剥夺所有荣耀。马基雅维利没有说明他的这一警告是否会奏效；不过如果我们考虑下马洛（Marlowe）笔下的帖木儿[6]——他追逐名望，不断杀戮——那么我们自然会怀疑，对历史骂名的恐惧是否能约束他的所作所为。蒙田太清楚追逐名望、野心勃勃的君主有多么残忍了，他其实也没有对任何限制策略抱太大希望。但是，通过站在君主残忍行径受害者的角度来阅读《君主论》，蒙田拉开了自己的与马基雅维利的古典主义的距离。因此，视残忍为首恶就是对新政治科学的一种及时反应。蒙田并没有因此接受启示宗教。事实上，把残忍视作诸恶之首还强化了他的这一信念，即基督教无助于阻遏残忍。他甚至没法承认他对残忍的厌恶是基督教道德的一种残留形式。相反，视残忍为首恶最先激化了他对建制化宗教热忱（established religiosity）的敌意，在他看来，这种虔诚充其量也不过是虚伪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还会助长残忍。

对蒙田和在他之后的孟德斯鸠来说，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所作所为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基督教在道德上的失败。这些征服者不再只是历史人物，而成了一场永恒道德剧中的角色。蒙田将他们视作基督教失败的最重要例子。基督教宣扬一种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纯洁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对人的行为却影响甚微。穆罕默德和异教徒的举止往往比基督徒更好。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时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如果向那些土著引介希腊和罗马的美德，那么新大陆将会是多么兴旺！然而，打着让土著人皈依基督教的幌子，西班牙人为了黄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虚伪与残忍结合在一起，汇聚为狂热。狂热已经取代了宗教和哲学的位置，“当它支持憎恶、残忍、野心、贪婪、诋毁、反叛（以及类似）的倾向时”[7]，它将造成惊人的后果。这一控诉突破了基督教改革者的惯常做法，那些改革者总是用基督与使徒的故事来指责刚愎自用的教会。对蒙田来说，言与行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孟德斯鸠确实拿仁慈的基督这一形象来羞辱残忍的宗教审判者，但这只是嘲讽，因为他笔下的这段论辩是借一个伊比利亚犹太人之口说出来的。对孟德斯鸠来说，公然表达虚假信仰不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有的宗教都会被看成是社会控制的形式——它们是必要的，但总体来说并不值得赞美。诚然，那些被蒙骗的西班牙人在进行屠杀时是“庄严的基督徒”；但事实上他们和古往今来的其他征服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这类随便以虔诚来文饰的残忍，我们理应极度厌恶。

正如孟德斯鸠所认为的，这些西班牙人制造出了一个噩梦般的新世界。他们不仅出于偏见而“抛却了一切文雅和人道情感”，还试图重整现实（reorder reality）。当遭遇一群习惯和外表都不像自己的人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认定上帝不可能把灵魂放进如此丑陋的躯体之中，后者肯定缺乏更高的理性品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旦西班牙人开始有残忍举动，他们就尤其要强调“这些造物不可能是人，因为如果承认他们是人，那么就可能产生如下怀疑：我们不是基督徒”。[8]对孟德斯鸠和蒙田来说，新大陆上的西班牙人是公共残忍[9]的终极例子。这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胜利，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赢得这一胜利的则是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最大敌手的人。残忍和虚伪的托词共同证明了马基雅维利所言不虚。

虚伪和自欺使人更容易变得残忍，因此在由残忍领衔的榜单上，这两种恶势必也名列前茅。事实上，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中描写的那位聪慧而残忍的专横统治者（tyrant）[10]郁思贝克就是个典型的自欺之人。他相信那些在他的后房中饱受折磨的女人都深爱着他，因为她们与他是如此不同。在此，不诚实不仅会使人违背真相，更会助长残忍。另外那些与残忍关系不大的传统的恶则完全没有使孟德斯鸠感到震惊。源于真情实感的任何表现都不会使孟德斯鸠烦恼，哪怕是乱伦性的情感。这是一种激进的智识姿态，这一姿态说明，视残忍为首恶使孟德斯鸠远离了一切传统。蒙田认为，谎言、背信弃义、怨恨和残忍的结合远比私通更坏，而其他道德家对私通则多有指责。色欲其实完全不能算是一种错误。蒙田认为，我们对性行为这一最为自然且最为必要之事的厌恶只会使我们变得无比败坏。躲在暗处创造新的生命，与此同时却高呼“杀戮、劫掠、背叛”，在光天化日之下欢呼雀跃地毁灭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骇人听闻呢？[11]正是这种价值重估使蒙田不再仅仅停留于拒绝基督教教义。事实上，这还使他超越了他所处世界中的大部分习俗。在他看来，欧洲人对自己生理本性的轻蔑态度只是人类普遍的道德愚昧的又一个表现。

虽然蒙田和孟德斯鸠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并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心情颇佳，但对残忍的厌恶还是使他们成了深刻的哲学上的厌世者。孟德斯鸠擅长黑色幽默和辛辣讽刺，蒙田则放任自己流露出对同胞的憎恶。正是这种强烈的嫌恶使他认定嘲笑人类比为人类哭泣更好，因为前者“表达出了更多的鄙夷”——这种鄙夷恰如其分，因为“我们遭受的鄙夷不能超过我们所应遭受的分量”。[12]残忍甚至都不算是一种聪明的恶，而只是一种愚蠢的恶。厌世自然是视残忍为首恶带来的一种危害。根据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如果残忍使我们震惊，那么我们肯定会陷入暴怒的状态，像哈姆雷特那样被深重的恶所压垮。而蒙田既没有被吓呆，也没有愤而希望人类索性就此灭亡——这正是哈姆雷特对奥菲莉娅的提议；但有时他根本想不出一件能够用来支持人性的事情。于是他希望从人之残忍的最大受害者——动物——身上找寻积极的品质。视残忍为首恶的人希冀从受害者那里找到能打消疑惧的道德品质，这是他们直觉性的冲动和策略。

根据蒙田的观点，在每一个重要方面，动物的道德都高于我们。它们仅仅追求“可触及的”“可获取的”善好，而我们则把“幻化风烟”（wind and smoke）当作自己的目的。[13]它们对真实有着完好的感觉，只追求宁静、安全、健康与安宁，而我们则追逐理性、知识和名望，这些东西只会带给我们悲伤。除了蜜蜂，动物们都只想保存自己，对战争或恐怖一无所知。皮浪的猪不会为海上的风暴烦恼，蒙田是它最热切的赞美者。孟德斯鸠认为，与动物相比，我们不像是自然的亲生子女，因为动物不会像我们一样“将自己的激情运用得如此糟糕”。[14]但蒙田认为自然是完全公平的。我们只能责怪自己的愚蠢和残忍。虽然他倾心于卢克莱修，但他不能接受卢克莱修笔下那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厌世图景。这一画面会使残忍完全脱离人类选择和道德的领域，而成为我们命中注定之事——这种理解只会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蒙田将人与动物作对比的目的不是谴责自然，而是揭示出人类的愚蠢，尤其是那种小看感觉性、生理性生活的愚蠢。我们所能想象的蠢笨的最大标志就是那种认为人是最优造物，注定要在动植物王国中称王称霸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结果就是，我们从小就被鼓励去残忍地对待植物和牲畜。而实际上，还有什么比“这一卑小的、甚至都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造物……称自己为宇宙的主宰和帝王”更荒谬的呢？[15]这就是厌世的最极端形态，如果从被我们伤害的动植物的视角来观察人类，我们就会走向这种观点。

如果是因为厌恶残忍而陷入了此种程度的厌世，那么显然，人们有必要逃离这种厌世。厌恶自己所在的族类、厌恶自己显然不是疗治残忍的最佳方法。这只会使我们走向马基雅维利的王国。因此，对受害者表示完全的同情，并把它们理想化，将与之不相称的美德赋予他们，这种诱惑是巨大的。这就是蒙田对动物和农民评价过高的原因。孟德斯鸠则对犹太人赞美太甚，至少为了政治辩论的目的他这么做了。狄更斯对孩童顶礼膜拜，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女性则好到过分。当然，这些策略作为使残忍蒙羞的方法还是很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是避免陷入厌世所导致的憎恶的唯一方式。受害者必须拯救人类。最适合受害者的美德是坚毅和骄傲，他们经常被赋予的也正是这些美德。对那些宣扬信仰和驯顺的人来说，骄傲是极大的罪过，但对那些视残忍为首恶的人来说，骄傲就是另一回事了。韦伯斯特笔下的马尔菲公爵夫人饱受折磨，视残忍为首恶者欣赏公爵夫人那非同一般的骄傲，对她来说，“生命的整全”就是一切。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郁思贝克后房内院中有一位佳丽名叫洛克莎娜，她把自杀作为最后的反抗举动和逃离后宫的方式。通过自杀，她不仅展现了自己的勇气，也显示出她优越于自己的主人，后者也在计划自杀，因为他无聊且失意——一个因自己的存在无法产生至大无边的意义而希望终止生命的专横者。他的唠叨表现的是专横者特有的妄自尊大，相反，洛克莎娜的死则是一种带英雄主义色彩的解放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