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任何竞争性的体系中，能够吸引到盟友都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资源。相反，引起其他方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者，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此，理解塑造国际联盟的动力应该是绝大多数政治家所要关注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本书通过仔细描述和检验有关联盟建立的各种假设，意图深化这种理解。

像大多数学术研究一样，我的研究也是开始于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大学时，我就对学者们关于联盟的理论与同一时期决策者的信仰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感到惊讶。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180度的差别。例如，那个时期的学者认为，组建联盟的目的是对抗强国乃是一种真理。而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反复强调相反的情况同样正确，即苏联或美国表现出任何的软弱将引起各自盟友的背叛。同样地，尽管绝大多数学者将意识形态看成是结盟的一个比较弱的原因，但苏联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支持，以及美国对“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担忧都说明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十分认真地思考意识形态问题。这种不一致也出现在关于外国援助和政治渗透作为结盟原因的重要性方面。由于这些相互竞争的观念（competing beliefs）是一些重要政策争论的基础（包括可信性的重要作用，海外干涉的必要性，以及军费开支和对外援助的政治结果等），因此就需要确定哪种观念最正确。

在我检验有关联盟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考虑中东地区的相关证据时，出现了另外的困惑，最主要的涉及均势理论。我相信该理论是最普遍有效的理论，但我对几个反常事例感到不解。按照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对均势理论所作的精彩和严谨的论证，国际体系的特征是倾向于形成均势。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有些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呢（常常比对手强大）？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另外，我们如何解释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美国及其盟国每年在防务上的花费更多，而同时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大约是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的三倍这样一个事实呢？尽管均势理论可以认为苏联对此作出了反应（即通过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来弥补其盟国的弱小），但它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苏联竟如此不得人心。而且，如果均势理论主要是关于大国行为的理论，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弱国的联盟倾向呢？它们也采取制衡行动吗？如果是这样，它们制衡谁？最后，我们能否吸纳政治家们在决定与谁结盟时所思考的其他因素，即与国家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呢？

本书的解决方法是对均势理论进行修正，我称之为威胁制衡理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在无政府社会中，国家结成联盟来保卫自己。它们的行为由所感受到的威胁决定，别国的实力只是国家考虑结盟问题的一个因素（尽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他国家的实力既是一种不利条件，也是一种资源，这取决于其他国家实力所涉及的领域，它能做什么，以及如何运用。通过吸收导致威胁国家主权的其他因素，威胁制衡理论就会对结盟作出比均势理论更好的解释。

出于第一章详细指出的原因，本书所使用的证据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来自中东地区的外交。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的和可靠的中东外交史的著作。帕特里克·西尔（Patrick Seale）1958年的著作《为叙利亚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Syria），以及其后马尔科姆·克尔（Malcom Kerr）的专论《阿拉伯的冷战》（The Arab Cold War）局限于1958年到1970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相反，许多关于阿以冲突的著作通常轻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些最杰出的研究，如纳达夫·萨夫兰（Nadav Safran）的《沙特阿拉伯：对安全的不断追求》（Saudi Arabia：The Ceaseless Quest for Security）、史蒂文·施皮格尔（Steven L．Spiegel）的《阿以之间的另类冲突》（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以及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关于以色列外交政策的著作《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体系》（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以及《以色列的外交决策》（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等主要集中于单一国家。在决定通过检验中东地区的联盟来验证假设后，我并没有找到对我所要探讨的全部事件进行可靠说明的著作。

这样，我不得不提出自己的理解。这需要更多的工作，花费更多的时间。第三章和第四章对我所理解的战后中东地区的联盟外交进行了不完全的解释（包括两个超级大国的外交）。虽然本书不是该地区特定外交史的著作，但我希望书中所包含的理论和历史资料对国际关系学者以及中东问题的学者有用。

撰写本书使我认识到了拥有忠实盟友的重要性，我很幸运拥有这一切。肯尼思·华尔兹鼓励我提出重要的问题。他向我提供了找到重要答案的方法模型，这很有助益。乔治·布雷斯劳（George Breslauer）进行了真诚的批评和宽宏大量的表扬，这两位学者的友谊值得珍视。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精简了我所运用的外交历史，并纠正了几处错误。感谢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他的评论和鼓励使手稿的修改更加容易。

其他的朋友对全部或部分手稿发表了有价值的评论：卡尔·布朗（Carl Brown）、林恩·伊登（Lynn Eden）、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洛里·格罗尼希（Lori Gronich）、芬·汉普森（Fen Hampson）、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史蒂文·米勒（Steven E．Miller）、劳里·迈尔劳伊（Laurie Mylroie）、肯尼思·奥耶（Kenneth Oye）、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戴维·施皮罗（David Spiro）、马克·特拉赫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约翰·沃特伯里（John Waterbury）以及林恩·惠特克（Lynn Whittaker），感谢他们。也感谢乔纳森·希姆绍尼（Joathan Shimshoni）的友谊以及在我开始撰写最后一遍草稿时所提出的许多建议。

与几位学者的谈话受益匪浅，他们帮助我从复杂混乱的中东政治中找到了出路。威廉·匡特（William Quandt）、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和纳达夫·萨夫兰在本书撰写的早期阶段提出了许多建议。塞斯·蒂尔曼（Seth Tillman）和史蒂文·罗森（Steven Rosen）阐明了他们对美国中东政策国内政治的真知灼见。在埃及，与《金字塔报》战略研究中心的格哈德·奥达（Gehad Auda）和阿卜杜勒·莫内姆·赛义德（Abdul-Monem Sayed），开罗大学的阿卜杜勒·莫内姆·马沙特（Abdul-Monem al-Mashat），美国大学负责外勤的昂·莫塞利·莱斯切（Ann Mosely Lesch）、穆罕默德·希德·阿克米德（Mohammed Said Aqmed）的讨论，帮助澄清了我对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在以色列，雅各·巴尔·希曼托弗（Ya'acov Bar-Siman-Tov）、加利亚·戈兰（Galia Golan）、雅各·罗伊（Ya'acov Roi）以及丹·许夫坦（Dan Schueftan）中断他们的工作，与我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感谢这些学者，使我能分享他们的思想。

值此机会还要感谢在特拉维夫的加菲战略研究中心（the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举办的研讨会。它帮助我进一步修正了思想。感谢中心主任阿隆·雅里夫（Aharon Yariv）的邀请以及沙伊·费尔德曼（Shai Feldman）安排我到会并向我提供他的观点。

其他机构的支持是完成本研究必不可少的。在开始撰写本书时，我正在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做研究员。该中心是一个理想的学术家园，感谢中心的创建者保罗·多蒂（Paul Doty）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本研究的一部分是我在海军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停留期间进行的，那里的同事特别是布拉德福德·迪斯姆克斯（Bradford Dismukes）、詹姆斯·麦康奈尔（James M．McConnell）、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C．Peterson）以及罗伯特·温兰（Robert G.Weinland）对我的学术成长贡献颇多。

世界政治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资助。普林斯顿的大学研究委员会提供的资助使我得以到中东旅行。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阿格尼斯·皮尔逊（Agnes Pearson）以非凡的才能处理了许多行政事务。埃德纳·劳埃德（Edna Lloyd）、格温·哈彻（Gwen Hatcher）、林恩·卡鲁索（Lynn Caruso）、特里·巴尔扎克（Terry Barczak）以及玛利利亚·克拉克（Malilia Clark）做了高效的秘书工作。

第二章和第八章的部分内容最初发表在1985年春季号的《国际安全》上。感谢该杂志及出版者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材料。也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对年轻作者的宽宏大量，特别是乔安妮·纳普勒斯（Jo-Anne Naples）帮助润色文笔。

我也对其他四人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提出了许多思想，并自始至终鼓励我。说实在话，他应该是我最重要的同事。埃莱娜·布莱尔·马多尼克（Helene Blair Madonick）知道本书对我的意义，我希望她知道她的作用更大。最后，我将本书献给我的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感激他们。

斯蒂芬·沃尔特

普林斯顿　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