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铁流千里
中原主力突破国民党军围堵——皮旅东进到华中——强渡丹江——南化塘、鲍鱼岭遇险——艰难局面下的分散行动——中原局白鲁础会议——国民党杀害我方谈判代表——陕南游击队提供帮助——359旅回到延安
1946年6月26日夜里，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中原部队从宣化店向西突围，30日越过平汉路。王树声率中原军区一纵虽有挫折，也于7月2日越过平汉路西进。担负掩护的皮定均、张体学等部也向南分头突围。国民党军企图将中原我军围歼在宣化店地区的计划完全落空。蒋介石、刘峙大为震惊，匆忙调遣军队，企图进行围追堵截。刘峙判断：李先念部不会走得太远，有可能仍在桐柏山区立足，他于7月2日命令整编第15、41师向枣阳、吴家店等地追击，并令整编第3师向随县、天河口地区超越前进，企图将李先念部消灭在天河口一带。
在这场赛跑中，国民党军步步落后。我军行动之前，就考虑到国民党军会利用交通之便，对我军进行堵截，于是撇开大路，专走山间小路。从武胜关、平靖关西进后，李先念带领中原军区机关和二纵沿桐柏山间向天河口进军。那几天几乎天天下雨，干部战士们冒雨行军，每天走50至100里，表现出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国民党军原想依靠汽车轮子，因暴雨引起山洪，公路经常中断；步行又追不上我军，只能干着急。据军委1局收集的情况分析，国民党军初期堵截的失败有以下原因：“（1）顽军主要是作我向北和向东突围上面进行军事部署，对我向西且行动突然出敌意外。所谓我被动中之主动，加之我数路西进，陷敌防不胜防。（2）顽军多为杂牌部队，作战尚呈消极。（3）指挥不统一。尤其是正式发觉我西进时更显得指挥混乱，上至程潜，下至孙震、周萳各来一套的指挥。（4）顽作战地境线规定的限制，我突围部队越过某军防区，驻该区部队即停止越境的追击。”1局的报告说：“中原部队此次转移中损失看来不大，除通过平汉路与守顽小的战斗接触伤亡外，再未遇到比较大的战斗。如我西进部队突过枣阳、桐柏线，可以说是无危险了。”
中原突围的第一步看来是胜利了，毛泽东感到欣慰。7月5日指示郑李：“现在一切主要敌军均被你们抛在后面，你们各路，每路应以一小部分附电台任后卫，远距离与敌保持接触，迟滞敌人，主力争取时间休息。”“你们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钳制大量敌人，对全局贡献极大。”(1)郑李也信心十足，8日到达河南新野境内后回电：“我决继向西进，越豫西平原几条河流，取内乡、淅川、荆紫关争取休息，准备在山地消灭向我追击堵截之敌人。”
以后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对西进的李先念、王树声两支主力部队进行“围剿”，使其陷入艰难境地。而担任掩护的一纵1旅皮定均部则大步东进，创造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
6月29日皮旅突破小界岭国民党军防线，越过潢（川）麻（城）公路，跳出了国民党军对中原根据地的包围圈，进入大别山区。这支部队究竟向何处去，需要他们自己决断。皮定均手里没有军用地图，只有一本破旧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袖珍分省地图。根据地图判断，他们面前的那座耸入云天的高峰是大牛山，鄂豫皖三省的交通咽喉。在大牛山入口处的两座小山上，有当地土顽的保安团把守。皮定均决定以1团和2团分别抢占两座山头，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战斗开始后，战士们不顾连日的疲劳和饥饿，以勇猛的动作向山头冲去。保安团不是正规军，虽占有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毕竟仍是怕死，很快被我军击溃。皮旅6千余人像一条长龙，沿着山路蜿蜒而上，在7月1日这天翻越大牛山。皮定均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今天的行军是我军最艰难的，用这最艰难的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下山后皮旅到达金寨（当时称为立煌）县境内的吴家店。这里曾是鄂豫皖红军的根据地，当年红军书写的标语还清晰可见。在群众的帮助下，战士们打开了国民党政府的粮库，补充了部队急需的粮食，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贫苦群众。老百姓们热情地帮助战士打草鞋、补军衣，皮旅在这里得到宝贵的三天休整，为以后的行军作好了准备。他们架起电台与中原局联系，请示下一步行动。不知什么原因，电台始终联系不上。这个意外倒为皮旅的自主行动提供了条件，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继续向东前进，一直走到津浦路东的华中解放区。
前面还有千里路程，敌情、地形、道路都不熟悉。能不能把这支部队完整地带到解放区，确有极大风险。皮定均等指挥员研究了情况，决定利用国统区的割据状况，敌人互不通气的特点，利用山地掩护，尽可能在省与省、县与县的边界穿插，让敌人搞不清我军的情况。前面派出侦察部队，穿上敌军的服装，迷惑地方土顽，了解情况。主力部队行军要隐蔽，避免暴露目标和陷入敌军包围。为了掌握好部队，皮定均旅长和徐子荣政委命令各级指挥员要和前卫部队走在一起。旅指挥员和前卫营走，团指挥员和前卫连走，连长和尖兵班走。干部身先士卒，既鼓舞了部队士气，又便利了指挥。(2)
7月7日，皮旅沿漫水河向东进军，穿越大别山。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部队翻山越岭，徒涉溪流，白天顶着似火的骄阳，夜晚带着露水宿营。9日，部队到达安徽霍山县境内的青风岭，得知山上有敌人把守。2团乘着夜色，从侧面的峭壁攀登上去，向敌军发起突袭。敌军狼狈逃窜，皮定均审问俘虏，才知道这是由伪军改编的“挺进纵队”，奉命在这里截击我军。他们的主力还在后边，想不到我军行动如此迅速，抢在了前面。越过青风岭，当天傍晚部队到达磨子潭。磨子潭是大别山东面的出口，位于淠河西岸，下游是佛子岭。这是个险要地方，皮定均从当地邮差口中得知国民党整编第48师正在舒城、桐城等地布防，堵住大别山各处出口；一支国民党部队正从六安向磨子潭开来，大约半夜就会到达。由于仅有5条小船，皮定均决定立即架浮桥，马上渡河。夜晚，暴雨降临，河水猛涨，架桥失败。是走还是等天亮？午夜雨停，洪水稍退，皮定均派人找到最浅的河汊，命令部队徒涉。刚准备就绪，国民党第176旅一个营赶到磨子潭对岸，与皮旅警戒部队交火。天黑情况不明，敌军盲目射击，不敢接近。皮定均命令部队加紧渡河，命令后面的2团尽快赶到。天将拂晓，2团以急行军赶到渡口，冒着敌军的炮火强渡。有人被激流卷走，一个连被切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皮旅抢渡磨子潭，冲出了大别山，进入皖中平原。(3)
平原地区虽然路好走，但道路四通八达，极易遭到敌军围追堵截。13日，皮定均等在毛坦厂开会，决定以五昼夜的急行军跃过皖中平原，在敌军部署就绪之前以坚决、神速的行动夺取突围的最后胜利。部队进行了彻底的精简，炊事担子、公文箱、个人物品全部抛弃，每人只带枪支弹药和一身单衣。为了缩短队伍距离，全旅分为三路纵队，并肩前进。前面是化装成国民党军的侦察队，摸情况、探道路、买粮食，让后面部队一到就能吃上饭，吃完就走，节省时间。
13日夜里，部队开始行动。前面的侦察队装扮成国民党军，路过沿途村镇，与当地保安团、乡公所周旋，打听情况，派便衣送给后面部队。他们尽量避开国民党军队防御的地区，不惊动敌人。皮旅以每天近百里的速度行军，15日通过六（安）合（肥）公路，16日夜晚通过淮南铁流，进入定远境内。这时，淮南地下党发觉了皮旅的行踪，从后面赶上来联系。皮定均感到意外，原来中央与皮旅失去联系后，已经通知华中局注意收集情报，接应皮旅。定远是原新四军2师的根据地，在地下党和群众帮助下，皮旅有了向导和可靠的宿营地，部队情绪更为高涨。他们加快行军速度，顺利通过定远地区。19日，皮旅到达嘉山以东的红心铺，前面就是津浦路，越过最后一道封锁线，就能到达苏北解放区了。
津浦铁路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交通线，明光至滁县段由国民党整编第7、48师防守，沿途都有日军留下的碉堡工事。当天夜里，皮旅2团捉到两个国民党便衣，得知7师已派部分兵力从明光向定远出动，堵截皮旅。皮定均决定改变路线，向东从张老营车站南边冲过津浦路。20日凌晨，皮旅分为两路纵队到达津浦路西。在黑夜掩护下，敌军碉堡未发觉我军行动，2团和旅直安全通过。这时，天色将明，从滁县方向开来一列装甲列车，皮旅工兵拉响炸药，不料药量不够，铁轨没有炸断。敌军从列车上开火，碉堡内的敌军也疯狂扫射起来。在危急情况下，已经过路的部队集中火力反击敌军，接应后卫1团过路。敌军装甲列车在我军手榴弹和迫击炮攻击下，终于退去，1团杀开血路，越过津浦线与主力会合。
越过津浦路后，皮定均赶紧收拢部队，继续东进。上午到达三界的一座小山脚下，只见山顶上有人喊：“你们是哪一部分？我们是淮南大队。”皮定均不知道这是什么番号，派人上去联络，才知道他们是淮南军区嘉山支队的同志。皮旅将士们欢呼着冲上山去，与战友紧紧拥抱。欢呼：“到家了！”“到家了！”
淮南同志看到的这支中原部队，衣不蔽体，瘦骨嶙峋。头发又长又乱，长裤烂成了短裤。多数人没有鞋，用布包着溃烂的双脚。就是这些干部战士，24天来跋山涉水，跨越平原和铁路，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历大小27次战斗，行程1500里。除掉队、失散和伤亡外，保存了约5000人的骨干力量，胜利地到达华中的苏皖解放区。
部队到达盱眙，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皮定均等得知华中军区司令部在淮安，派方升普副旅长先去报到。方副旅长的脚已经走烂了，只能乘人力车去淮安。在华中军区司令部，他受到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欢迎。听了1旅突围东进的英雄事迹，大家都深受感动。22日，华中军区电告中央：“中原军区挺进第1旅于20日越津浦路，已安全抵达我淮南津浦路东地区。我已令淮南军区慰劳，并解决其物质困难。”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方副旅长，并将1旅的突围经过写成通讯，发表在各解放区的报纸上。后来，1旅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13旅，投入了新的战斗。
皮旅中原突围，是中原军区各部队中最成功的范例。他们最后离开中原解放区，走的是原来估计最困难的路线，却最先回到了华中解放区，部队保存得最完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由于1旅有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班子，在生死考验关头，他们不分散、不惊慌，全体干部战士攥成一个拳头，坚决向东突围。在行军过程中，他们不停顿、不犹豫，避实就虚，从敌人合围的间隙中机动灵活地钻出去。全体干部战士发扬了不怕疲劳、英勇顽强的作风，连身体衰弱的女同志都跟上了部队。皮旅中原突围，成为解放战争史光辉的一页，被人们长期传颂。
再说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中原部队北路军自天河口出桐柏山区后，决心不顾疲劳，昼夜兼程，抢在国民党军合围之前渡过唐河、白河，脱离豫西南平原、河网地带，向鄂豫陕边区进军。7月7日和8日，359旅和中原二纵13旅先头部队抢占唐河、白河渡口，掩护中原军区机关和后续部队渡河。北路军冒着国民党飞机的扫射，架设浮桥，强行渡河，进入邓县、镇平地区。
国民党军队的围堵一再失败，蒋介石查办了第15师师长武庭麟，并严令刘峙所部跟踪追击。刘峙不敢怠慢，用卡车运送第41、47、15师于河南镇平、淅川一线，企图将李先念部阻挡在丹江东岸。蒋介石还调关中胡宗南部的1师1旅、90师61旅连夜赶往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南化塘一线，堵截李先念部入陕道路。鉴于形势严峻，为分散敌军兵力，中原军区领导于7月11日决定北路军分成两路西进。由李先念、郑位三率军区机关及二纵13、15旅为左翼，经湖北郧县南化塘、陕西山阳漫川关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由王震率359旅、干部团为右翼，取道荆紫关、山阳向镇安、柞水前进。
在突破丹江，向荆紫关、南化塘前进的道路上，北路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7月12日，359旅以两个团围攻淅川县城。县城内民团400余人依托城墙死守。我军没有重武器，攻了一夜没攻下来，反而把部队搞得十分疲劳。王恩茂总结教训说：“凡是敌人据守的城市、工事，敌人又有相当数量和战斗力，是不易取胜的，故不应下决心进行这样的战斗。”前往夺取荆紫关的718团在半路上与敌军交火，才知道荆紫关已被国民党第90师占领。这样，由荆紫关入陕的道路已被堵塞，359旅决定由淅川南下渡过丹江，取道鲍鱼岭入陕。
13日，359旅在大石桥抢渡丹江。丹江是汉水支流，平时可以徒涉。但此时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水位骤涨，河面宽达50米，有的地方齐胸，水流很急。王震脱了衣服，带头打冲锋徒涉过去。后面干部战士跟随，有的不会游泳，被激流冲走，淹死数十人。在下游，李先念派人四处寻找渡口，终于在淅川城西的人字坎城找到能徒涉的渡口。同一天，左翼的机关干部和战士们互相帮助，带着女同志和伤病员渡过丹江。
渡过丹江后，北路军进入郧县地区。这一带山路狭隘，人口稀少，村庄贫穷。王恩茂日记所载：“所走的道路完全在山沟、溪流，两面大山、悬崖无路，沿路老百姓差不多均已逃走，找向导困难，因为下雨，山沟溪流涨水，在水沟里趟来趟去，有的同志计算趟了八十几次”。“宿营后，大雨急下，因房子很少，很多人挤在房子里，闹得铺上睡人，铺底下也睡人，铺的周围也睡满了人。”(4)连日行军劳累，又得不到老百姓接济，吃饭休息都发生严重困难，部队的战斗力自然大为减弱。
7月17日，北路军右翼359旅向南化塘东北的玉皇山前进，半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的阻击。359旅改道绕向玉皇山东北的鲍鱼岭，又遭到国民党军阻击。据王恩茂回忆：“情况异常严重，前进受阻，后退不能，四面枪声、炮声，混战不休。从7时出发到18时，转来转去仍在白家沟、竹扒沟的山上，离昨天宿营地不过10里，完全陷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伤亡百余人，最后于黄昏冲出敌人的包围。”王震率359旅突出去了，但干部团又被截在后面。在危急中，干部团和警卫团的同志坚决战斗，边打边突，终于在夜间杀开缺口，又经一夜行军，第二天在商南县乔坡追上了359旅。
这一天对北路军左翼也是严峻考验。李先念率机关和部队到达南化塘时，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控制了玉皇山制高点，将李先念部压在玉皇山右侧的山沟里，两面遭伏击，后面有追兵，李先念部面临巨大危险。李先念命令37团夺取玉皇山主阵地，其余部队掩护突围。37团以勇猛的精神，先下到沟底，然后从敌人不易射击的陡坡爬上山，不惜重大牺牲，夺取敌军阵地，掩护机关和后续部队突围。37团坚守阵地一整夜，使中原军区机关和大部分部队冲出包围圈，进入陕南。但是担任掩护的周志坚副司令员和39团被敌军隔在荆紫关以东，因没有电台，暂时与李先念失去联络。
鲍鱼岭、南化塘之战，是北路军在突围作战中经历的最危急的战斗。指战员们在围困中拼死战斗，终于冲出重围，进入陕南，国民党军企图将我军消灭在荆紫关地区的目的未能达到。但是这一战也使北路军元气大伤，一部分人被打散了，伤亡也不少。当时李先念估计伤亡有一二千人，现在的军史记载是几百人，以后的形势急转直下，中原部队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以后的几天，敌军穷追不舍，迫使我军几乎天天作战。7月20日，北路军右翼在山阳县长沟口遭遇胡宗南的1旅1团阻击，359旅719团顽强冲击，团长颜龙斌右臂被打断，仍坚持指挥。23日，在小河口遭遇国民党第76师一个团阻击，719团又与其激战。在两小时战斗中，719团团长颜龙斌、政委蒋洪钧、参谋长朱佐夫都壮烈牺牲，719团几乎拼光了。王恩茂记录那几天的情况：“我们经过的地区，全是山岭重重，道路崎岖，不断上山下山。因战斗，部队绕路很多，情况紧张，来不及吃饭和休息，故疲劳不堪。到了狗头坪，部队横七竖八地倒下就睡，晚饭吃不上。”
7月21日王震电告郑李和中央：“（1）左纵共8000余人，仅2000枪，笨重已极，十日来连日战斗，伤之官兵500余。（2）淋雨、日晒、夜露，粮食困难，跋高山涉山溪，病员多，伤兵就地寄宿，战斗力减弱。官兵仇顽更已加深，故斗志强。（3）敌兵有电话及空军、汽车等，交通便利；土著国顽分兵堵击，迫我山地行动困难。（4）我决心强占柞水、镇安，如不成，则分散游击，争取休息，再作顺利突围转移之机动。官兵盼北归，乃普遍志向，正作此动员说服。”
当中原北路军渡过丹江时，毛泽东对局势还是很乐观的。7月15日他致电郑李戴、王震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5)19日当他得知北路军遭受重大挫折后，指示郑李：“你们现处困难情况中，但一定能克服。为克服此项困难，有集中分散两策。”“请你们先考虑是否可以将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化整为零，分散于陕南十余县发动民众。”
与王震部队一样，郑李带领的右翼机关部队那几天也经历了生死考验。20日他们在商南县石柱河与国民党3师一个团遭遇，二纵主力37团顽强阻击，掩护机关和部队突围。21日，在椴树垭山沟里，陷入国民党90师的包围中，中原军区机关领导全部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敌军的子弹在李先念、郑位三身边溅起泥土。又是37团抢占制高点，与敌军展开激战，郑李和机关干部才突出重围，23日到达商南白鲁础村。
这是中原突围以来最艰难的时刻，部队极度疲劳，许多人掉队和失散了，生存也成了大问题。7月23日，中原军区负责人在白鲁础的一座民房中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鉴于郑位三等领导干部身体衰弱，已无法行军，会议决定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离队休息养病，由陕南游击队掩护隐蔽在老百姓家中。部队由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带领，以团为单位分散为七部分，各自划定一个区域单独行动，在陕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24日，李任文致电中央：“甲、我们率二纵队主力自通过豫西南平原，进入鄂豫陕山地后，主客观的各种情况即进入严重阶段。一方面敌之追击部队大部均已赶到，不断的堵击、侧击、追击；一方面山地中人烟稀少，粮食鞋袜均极困难。部队所到之处，居民多皆逃避一空，既缺乏地图，而对地方上的各种情况又毫不熟悉；加之在将近一个月的行军中总共只休息一天，因此部队官兵均极疲劳，而士气亦大降低，怨言四起，困苦之况绝不亚于上次长征后一阶段。乙、为了解决以上困难，除王震同志已率359旅及警卫团、干部团等单独行动外，我们将直接率领之13旅及45团分散单独行动。”
26日，王震也决定将干部团分散行动，以减轻359旅的掩护负担。除部分干部随359旅行动，其余的或潜伏、或化装转移。他电告李先念和中央：“为精干部队，且为其自己生存计，已（将干部）分股潜伏游击或化装走，请中央通知各解放区收容。”(6)与李先念部不同的是，王震始终未将359旅分散，为了避免全旅挤在一起目标过大和粮食困难，他让徐国贤团长带领717团走另一条路线，自己带718、719团和旅直行动。两路保持联系，平行前进。这为他们后来冲出困境，返回延安创造了条件。
得知李先念、王震部的艰难处境，毛泽东也同意分散游击的安排。
当时李先念、王震最迫切的是求得一段安定时期，整顿部队，建立根据地。7月23日行军途中，国民党飞机扔下传单，说军调部第32小组（即宣化店小组）已来此调处停战，要李先念派代表来龙驹寨或西安联系。李先念也想借谈判求得喘息时间，24日请示中央：“经过一个月的行军作战，我军各部确已疲劳之极，战斗力大部丧失，部队有即将全部坍台危险。因此我们很想利用这个时机来与国民党成立一个短时期停战协定，借以整理内部，恢复我军的战斗力。”次日毛泽东复电：“已令周子健代表李先念去接洽，声明愿意谈判，惟须政府军停止围追以利谈判。”(7)当周子健奉命与32小组接洽时，国民党方面态度极为蛮横，胡宗南的代表竟将周子健赶出会场，并宣称不再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果然，周子健在返回办事处途中遭特务袭击，随身的文件、物品被洗劫。胡宗南当时已经准备进攻延安了，根本不会同共产党停战。
但是中原部队没有及时了解这些情况，准备派代表去西安谈判。李先念与王震商量谁去合适，8月4日王震电告：“张文津同志系第9小组上校参谋，能公开到子健处。”经李先念方面批准，7日，王震派中原军区干部团团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楚雄（毛泽东的侄子、毛泽覃烈士之子）三人携带军调部证件，打着军调部第9小组的旗子，由一名陕西籍战士作向导，从镇安出发前往西安。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遭胡宗南部第90师181团无理扣留，竟于10日将张文津等4人秘密杀害。张文津是湖北钟祥人，1937年参加革命，翌年入党。曾任新四军5师15旅参谋长、江汉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吴祖贻是河南开封人，1935年在天津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7年入党，抗战期间在鄂豫边区任党委民运部部长。毛楚雄生于1927年，1945年参加革命，任中原军区干部，牺牲时年仅19岁。周恩来得知张文津等被国民党扣押的消息，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胡宗南推说不知道此事，制造了“失踪”的悬案。(8)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国民党力量比我方强大时，他们恨不得把我军全部消灭，是绝不会发善心与我方谈判的。
真正为李先念提供了帮助的是当地游击队。在李先念部向陕南行军途中，中央就已向他们通报：在陕南地区有共产党员巩德芳领导的游击队，可与其联系。同时通过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刘庚、巩德芳、王力等陕南地下党、游击队负责同志四处联系，与中原部队接头。8月2日，李先念率部在丹凤县留仙坪与巩德芳、刘庚会师。巩德芳等人利用当地的地下党和群众关系，为中原部队提供了大量帮助。尤其是保护了李先念、郑位三等中原军区领导干部的安全。多年之后，任质斌同志满怀深情地回忆：“在这场艰苦斗争中，陕南的地下党和游击队是很坚强的。如果没有陕南地下党和巩德芳等同志领导的陕南游击队的支持和帮助，那我军就更困难了。现在写这段历史，应该大书特书当年的陕南地下党和游击队。”(9)
王震率359旅进入陕南后，无日不战，既要摆脱后面的追兵，又要冲开前面的拦堵。8月2日，359旅打开镇安县城，部队才得到一天休息，并且补充了粮食。王恩茂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昨天进了县城，解决了粮食，得到了休息，感到了很大的轻松。今天行军没有什么掉队现象，证明部队只要吃饱了饭，睡好了觉，走路是不成问题的，以前掉队现象严重，主要是没有吃饭和睡觉。”吃一顿饱饭，睡一夜整觉，都成了不可多得的奢望，因此部队返回陕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部队始终停不下脚。出了镇安，王震召集干部开会，提出以团为单位分散行动的主张。没等作出决定，敌情又来了，只好再向西转移。
359旅一路西行，过了柞水、宁陕、石泉，8月12日接到毛泽东电报：“你部应坚决就地分散和敌人打小圈子。只要是小部队就可从敌人间隙中穿过来穿过去，望按情决定。”(10)15日王震在洋县石板垭召集干部会，研究行动方针。王恩茂记载：“王司令对于部队行动提出两个方针：（1）返回边区；（2）就地游击。他很主张就地游击。这种精神是很对的，这对配合中原军区各部队分散游击斗争，以及配合华北、华中反攻的斗争均有重大意义。但部队经过两年没有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百分之百的同志都要回边区，对分散游击无兴趣，故仍决定返回边区。”
对359旅的行动，中原军区领导是理解的。陕南到处是深山，人烟稀少，大部队在这里生存都很困难，即使打游击也不会有多少作为，与中原地区牵制大量敌军的作用不能相比。8月9日李任文向中央建议：“359旅确拖得很苦，北归心切，该部略事休息后最好能进陕甘宁边区会师。”他们的意见，能保留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回到解放区，也是好的。毛泽东反复考虑，终于在8月24日指示王震：“你们如过分疲劳，似宜在陇海路、西兰路之间采取打圈子的办法，即向西又忽然向东，向北又忽然向南，如此可以迷惑敌人，取得短时休息，然后突过西兰路入边区。”
过了洋县，359旅进入留坝县境。这里是秦岭南麓，山高路险，人迹罕见。战士们沿着山间小路，艰难地行进着。最困难的是没有粮食，偶尔在山坡上找到一点苞米、土豆、红薯，都成了宝贝。青嫩的苞米刚吐出缨子，土豆才长到拇指大，就都生着吃了。不少人为此腹泻，造成减员。由于是北上回家，部队仍然保持着每天80里左右的行军速度。翻过秦岭，359旅经凤县、陇县进入陇东高原。有了公路就有了敌情，部队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遇见保安团就是一通猛打，打得他们不敢追击。部队原想到平凉去，但进入甘肃崇信县境内，听老乡说前两天从宝鸡开了百余辆卡车的国民党军往平凉去，于是王震决定调头向东，走泾川、灵台，跨过西兰公路进入边区。8月28日，359旅从陇县上良镇出发，经什字镇，中午到达陕西长武县南瓦云寺一带，接近西兰公路。这时，后面国民党追兵赶到，前面有国民党军设置的工事。在这危急关头，王震大吼道：“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边区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打过去！”他命令719团阻击后面的敌人，自己亲率718团集中全部机枪，向正面国民党军猛烈扫射，从中央突破其封锁。国民党军退到村子里，我军从瓦云寺和东阁寺之间的狭小间隙中通过公路，两面都受着敌人的火力扫射。为了通过这一关，大家都不顾生死，英勇地冲了过去。过了公路以后，部队又徒涉泾水，一直走到半夜才休息。王恩茂一算，这天走了150里，“大家异常疲劳，倒地而卧，不知一切了。”
8月29日，359旅到达甘肃宁县屯子镇，与前来接应的陕甘宁边区警备3旅会师了。几天后，另一路行军的717团也历尽艰辛，回到边区。这是继皮旅之后，第二支成建制回到解放区的中原部队。大家极度的兴奋，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进入边区后，部队边休整边行军，沿途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26日，部队到了甘泉，中央派来一辆汽车，接359旅领导干部去延安。下午汽车到达延安地委时，王恩茂看到分别两年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许多家属们都赶来了。幼小的孩子见到陌生的父亲，竟然胆怯地哭起来，令王恩茂悲喜交集。从1944年11月9日359旅南下，到1946年9月27日返回，历时两年，转战八省，行程22000里，作战160余次。出发的时候是4000多人，回来的只有半数。但是排以上干部仍有480人，骨干力量保存下来了。(11)
10月5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大会，热烈欢迎南征归来的359旅和恢复自由的廖承志。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胜利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经历了第二个长征。朱德总司令也讲了话，对359旅表示慰问和欢迎，要求他们休息好，整训好，准备执行新的任务。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讲话，给在座的359旅干部以极大鼓舞。延安电台还广播了王震旅长的讲话，他庄严地宣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的军队，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打败卖国贼反动派的战争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12)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2) 皮定均著：《铁流千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59页。
(3)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284页。
(4)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6)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8)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9) 任质斌：《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11)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407页。
(12)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