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经济篇
当我写如下的文字，确切地说是写这大部分文字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住着的。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那里有一个瓦尔登湖，我的房子就在湖岸的森林里。房子是我亲手建的，方圆一英里内没有任何邻居，仅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我在那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目前，我又回到文明社会里暂住。
要不是镇里的人总打听我的生活方式，我不会把这么多私事强加给读者，惹你们注意。有些人说我的生活方式粗野，可我并不以为然。那儿的生活非常自然，也非常合理。一些人问我吃什么，不感到孤独、害怕吗，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另一些人则好奇我的收入有多大部分用于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大家庭出身的人，想知道我接济了多少贫困儿童。我答应在这本书里回复这些问题，所以要请那些对我的私事并不上心的读者谅解。大多数书里不用“我”，即第一人称，这本书里保留着，“我”字用得多是它的特点。其实，每本书里都是第一人称在说话，我们常常忘了便是。如果我能做到知彼有如知己，那我就不会喋喋不休地说我自己了。不幸的是，我阅历窄浅，所以只得囿于这一主题。不过，在我看来，每一个作家不仅要能讲述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迟早还得写出自己的生活，就像在远方给亲人写信一样简单真诚地诉说；因为倘若一个人生活得真诚，他必定生活在遥远的地方。这些文字或许尤为适合寒门学子。至于其他的读者，我想他们会取其适用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削足适履，衣服对适合的人才有用。
我想说的不是关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10]人的事情，而是你们，阅读我文字的人。生活在新英格兰[11]的人们。我想说说你们的处境，尤其是你们生活的这个城镇和这个世界的外部环境。你们在怎样的状况下生活，是否有必要那么糟糕，是不是可以改善改善呢？在康科德城的时候，我到过许多地方；在商店、办公室和田野，我到处都能看到，那里的居民从事着成千种苦役，好像在为了什么赎罪一样。我听说婆罗门[12]的教徒，要么坐在四面火焰中，眼睛盯着太阳；要么身体倒挂在烈火上；或者侧转头望着青天，“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由于脖子是扭转的，除了液体，别的食物都进不到胃里”；或者用一条铁链把自己终生锁在树下；另外有像毛毛虫一样爬行的，用自己的身体丈量帝国广袤的土地；还有的独脚站在柱子顶端——然而，我每天看到的景象，比这种有意识的赎罪更让人难以置信，更骇人听闻。赫拉克勒斯[13]做的十二种苦役，跟我邻居做的苦役简直没法比，因为那只有十二种，总会做完的；可我从没看过我的邻居杀死怪兽或者捕到怪兽，他们的苦役没个头。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14]那样的朋友，用火红的烙铁烧九头蛇，一个头被割去了又长出两个来。
我看我年轻的邻人，他们的不幸是继承了农场、房子、马厩、牛群和农具；因为这些容易得到却不好摆脱。他们要是出生在开阔的牧场，喝狼奶长大，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是在怎样的田地里劳作。谁使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些人能享用六十亩良田，而更多的人注定只能啄食尘土？为什么他们刚出生就开始自掘坟墓？他们不得不一个劲地向前推，尽可能把日子过好，以便能活得像个人样。我曾遇到过多少苟活的可怜灵魂啊！他们被生活压坏了，几乎无法呼吸，他们在生命的轨道上爬行，推动着面前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那里有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15]的牛圈，还有上百亩的土地要耕作收割放牧防护。那些没有祖传家业的人，他们也拼命工作，只是少了继承财产的妨碍。他们发现辛勤劳动足以养活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但是，人是在错误之下劳作的。人身上好的部分很快被犁进泥土里做复合肥料了。像一本古书上说的：一种似是而非、称做“必然”的命运指使着人聚敛财富，可财富会被蛀虫和铜锈腐蚀，还会招来盗贼。倘若人生前不能明白过来，他临死时会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多么愚蠢。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创造了人类时，朝背后扔石头[16]：
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
历经千辛万苦，
证明了我们源自何处。
后来，雷利[17]也吟咏了几句感人的诗——
从此人心坚硬，饱经风霜，
证明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
他们盲目地遵从神示，只是把石头扔到背后，却没看落在哪儿了。
大多数人，即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里的人们，也因为无知和错误而忙碌在虚构的忧虑里，没日没夜地劳动，以至于没能摘到更美的生活果实。由于太多的辛劳，他们的手指变得粗笨，不停颤抖，已不适合采摘。实际上，劳作的人，一天又一天，没有空闲来保持真正的完整，也无法维持人与人之间最坚实的关系；他的劳动拿到市场上总是贬值。他没有时间做别的，只能像机器似的不停运转，他怎么会记得自己的无知？——他就是靠无知度日的——他不是也经常在运用自己的知识吗？我们在评议这种人之前，应该免费让他吃饱穿暖，用我们的热情使他们恢复健康。人天性中最好的品性，就像果实上的粉霜，只有最精细的呵护才能得以保有。但是我们没有如此温柔地对待过自己和他人。
我们都知道，有些读者是穷困的，觉得生存艰难，有时甚至都喘不过气来。我一点也不怀疑本书的一些读者还欠着饭钱，衣服快要穿坏了，或者已经坏了却没钱买新的，他们偷空读几页书，还是从债主那儿借来的时间。生活经验已经把我的眼睛打磨得相当锐利了，我很明显地看出你们中间的许多人过着多么平庸、阴暗的生活；你们时常进退两难，想做一笔生意还清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里，即拉丁文中的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一些钱币是铜铸的，所以这么说；就在别人的铜币中，你们生、死、被埋葬；你们承诺还，明天还，直到今天死了，还是没能还上；你们求情、乞怜、请求关照，用尽方法只为免受牢狱之罪；你们撒谎、奉承、投票，把自己缩进礼貌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装出一副义薄云天的慷慨模样，这样你才可能说服邻居，让你为他们做鞋子、做帽子、做上衣、做车、进购杂货。你们把一些东西藏进破箱子里、泥灰下面的破袜子里，或者更可靠的，放进砖砌的银行里；不管藏哪里，不管藏多少，不管数目多小，只是为了生病时用得上，结果反倒把自己弄病了。
我有时奇怪，我们怎么能这样轻率，竟然实行粗野的奴隶制，从外国贩卖黑奴；竟然有那么多老练的奴隶主，暴虐地奴役着南方和北方的人们。南方的监守人毒辣，北方的监守人更坏，但如果你自己做了监守人会比他们还糟糕。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公路上的赶马人，他们日夜往市场赶，心里有什么神圣可言？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马喂草饮水！比起他运输的收益，命运于他们又算得了什么？他们难道会因此而不给忙碌的乡绅赶马？他们有何神圣、不朽可言？瞧他们成天蹑手蹑脚、战战兢兢的，跟神圣不朽差远了；他们愿做奴隶，无怪乎成了奴隶。与我们的个人信念相比，公众舆论只是一个孱弱的暴君。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决定了他的命运，也指明了他的归宿。就算要在西印度群岛各州实现心灵和想象的自我解放，也得靠威尔伯福斯[18]来促成。再想想，这个大陆上的妇人们都忙于编织末日时用的梳妆软垫，却对自己的命运全不在意。仿佛蹉跎岁月并无损永恒。
人类生活在静静的绝望里。所谓听天由命是承认了绝望。从绝望的城市走进绝望的村庄，你不得不拿出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宽慰自己。甚至在人类的所谓消遣和游戏里也显露出千篇一律的、无意识的绝望。人们没有游戏，游戏是紧随工作而来的。不过，不做绝望的事就是智慧了。
用教义问答法的话来说，当我们考虑什么是人的主要目标、什么是生活的真正需要、什么是生活的手段时，看起来似乎已经不经意地选择了普遍的模式。因为人们偏爱这种普遍模式甚于其他。他们坦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是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常新，放下偏见永远不嫌迟。无论多么古老的思想或行为，没有证据是不会叫人信服的。今天人人附和或默许的真理，很可能明天变成虚无缥缈的烟云，但一些人视其为能够洒落甘霖的乌云。古人说你办不到的事，你试过后发现是能够做到的。古人有旧的一套，今人有新的一套。古人知道得不多，也许都不晓得添加燃料可使火焰不灭；今人懂得放一点干柴在水壶底下，而且能够以飞鸟的速度绕地球旋转。正如谚语所说，“气死老头子”。年长不一定好，老年人未必比年轻人更具备指导人的资格，因为他们收获的跟失去的一样多。我们几乎要怀疑，最明智的人活一世，又能懂得多少绝对价值呢。实际上，老年人并没有十分重要的建议给年轻人，他们的经验是如此片面，他们的生活有很多不堪和失败，他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也许他们还抱有一些与自己经验不符的信念，可惜已不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还没有从我的前辈那里听到一字半语有价值、堪称热忱的忠告。他们什么都没告诉我，可能也给不出什么中肯的意见。生命就是如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没尝试过的试验；老一辈人尝试过，但对我没多大作用。如果我有任何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我保证一定是我的师长不曾提过的。
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活不了，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所需的养料。”于是他每天虔诚地花一部分时间来获取骨骼所需的养料。他说话的时候正跟在耕牛的后面走，让耕牛拖着他和他的犁一往无前地行进，而这头耕牛是靠蔬菜供给骨骼养料的。有些东西只在特定的场合是生活必需品，比如最无助的病人需要的东西，在别人只是奢侈品，对另一些人甚至闻所未闻。
有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土地，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都被先驱者走遍了，一切事物都被人注意到了。伊夫林[19]说：“智慧的所罗门[20]制定法令，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间距；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你可以隔多久到你邻居家的地上捡拾落下的橡实而不算违法，还规定了你理当给邻居的数目。”希波克拉底[21]甚至留下了剪指甲的方法，既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齐手指头就行了。毫无疑问，厌倦和无聊把生活的多样和精彩销蚀殆尽，这是亚当时就有的。但是人的力量从未被测量过，我们也不能根据先例判断人能做什么，毕竟尝试过的太少。不管你目前为止的失败是什么，“不要悲痛，我的孩子，因为谁能指使你做你尚未做完的事呢？”[22]
我们可能用一千种简单的实验来尝试我们的生命，例如，同一轮太阳，它晒熟了我种的豆子，同时也照亮了包括我们的地球在内的整个太阳系。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就能预防若干的错误。可我并不能根除这些错误。星星是多么神奇的三角形的顶点。宇宙各处有多少远远隔开的不同事物在同一时刻思考着同一问题啊。自然和人类的生活就像各种体制一样多变。谁能说出生命给另一个人提供了什么样的前景？难道有比我们一瞬间从彼此眼里看到的奇迹更伟大的吗？我们应该在一个小时内经历这人世的所有时代；甚至所有时代的所有世道。历史，诗歌，神话！——我知道读别人的经验不能像读这些一样惊奇而详尽。
我的邻人称好的，在我心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好的，如果我要为什么事情忏悔，那可能是为我的善行吧。我是着了什么魔竟会表现得如此善良？老年人啊，你也许说了你所能说出的最明智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岁，而且活得很光荣——可我听到一个反抗的声音召唤我脱离你的那一套。一代人抛弃前一代人的业绩，就好像抛弃搁浅的船。
我认为，我们可以坚信的东西，要比我们实际相信的多。我们对自身的关怀能放下多少，就能诚实地在别处施以多少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短处。有些人不断地担心和紧张，几乎成了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生来爱夸耀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有多少工作没做！我们若生病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是多么警觉！如果可以避开，我们决心不依照信仰而活；白天时刻警惕，晚上违心祈祷，把自己交托给没有定数的命运。我们被迫生活得这样周到这样真诚，尊重生活而否定变革的可能。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但是从圆心能够画出多少条半径，我们的生活就该有多少种方式呀。一切的变革都是思考出来的奇迹，每一个时刻都可能产生奇迹。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3]当一个人把想象的事实提炼成自己的理解时，我预见所有的人终将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生活。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的困难和焦虑是什么，我们有多大的必要受它们的困扰，或者说去注意它们。虽然表面上我们生活在文明里，但是过一过原始的、边缘的生活是有一些益处的，这样能使我们了解生活必需品大概有什么、要用什么方法来获取；或者甚至去翻翻商人的旧账，看看他们的铺子通常都进些什么、储备的都是些什么、哪些是最常见的杂货。时代在演进，可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就好比我们的尸骨，跟我们祖先的差别不会很大。
从字面意义上说，所谓生活必需品，我指的是一切通过人们自己努力获得的东西；从一开始，或者由于长期的使用而变得对人类的生活非常重要。也许有人试着不要这些东西，他们或者是因为野蛮，或者是出于贫穷，或者是人生哲学所致，但那样的人微乎其微。对于多数人来说，具有这种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食物而已。北美大草原上的野牛吃的不过是几英尺长的鲜草，喝一些冷水，找森林或山阴地栖身。其实，野兽需要的只不过是食物和栖居地这两样。人类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需要的必需品可以精确地分为食物、住宅、衣服、燃料；只有保障了这些必需品，我们才能自由地应对真正的人生问题，而且有望成功。人类发明了房子，还有衣服和煮熟的食物；可能在偶然间，发现了火的温暖，起先只是当作奢侈品，使用多了就成了取暖的必需品。我们观察到猫和狗同样也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人们只要穿住合适就能保持体温，如果过于讲究，或者使用多余的燃料，超出了体温所需，不就成烘烤人肉了嘛。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说起过火地岛[24]的居民，他很奇怪，在派对上自己和随从穿得厚厚的在烤火，尚不觉得热；站在远处的野人赤身露体，却看起来汗流浃背。同样，据说新荷兰人[25]光着身子可以若无其事地跑来跑去，而欧洲人穿着衣服还冷得发抖。这些野蛮人的坚毅难道真的比不上文明人的睿智吗？按照李比希[26]的说法，人体是一只炉子，食物是燃料，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冷天我们吃得多，热天我们吃得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燃烧得太快会引起疾病和死亡；燃料不足，或者通风不畅，火会熄灭。当然，生命所需的热量不能与火焰混为一谈，但有诸多相似。因此，从上面的陈述来看，动物的生命这一表述跟动物的体温几乎是同义的：食物，被看作是支持我们内燃的燃料——燃料的作用只在于煮熟食物或者从外部增加体温——住所和衣物也只是保持产生的热量和吸收的热量。
那么，我们身体最大的需要是保暖，保持生命至关重要的体温。因而，我们不仅要操持食物、衣服、住所，还要为我们的床铺辛劳，床铺是我们的夜衣；我们掠夺鸟巢和鸟儿胸脯上的羽毛，在房子里搭窝，就像鼹鼠在地洞里铺些草叶当床一样。可怜人常常抱怨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身体的寒冷也好，社会的寒冷也罢，我们都直接归结为严寒。一些地区的夏天，给人以天堂般的快乐。燃料，在那里除了烹调食物，别无他用；太阳是燃料，许多果实都是太阳光晒熟的。那里的食物总是多种多样，而且容易获得，衣物和住所完全不需要，至少用处不大。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时代生活在国内，只要少量的工具就可以了，一把刀、一柄斧子、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就足够了；好学的人多要一盏台灯、一些文具和几本书，这些次需品用很少的钱就能获得。然而有些不明智的人，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到一些蛮荒的、不卫生的地区，在那里做十年二十年的生意；也只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即保持舒适温暖，到最后还是死在了新英格兰。那些奢侈的富人，不单保持了舒适和温暖，而且热得不自然；就像我前面说过的烤人肉。但这很时髦。
大部分奢侈品，以及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极大地妨碍了人类的进步。在奢侈和舒适上，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更加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这样的，外部生活比谁都贫困，内心却富庶得无人能比。我们对这些人知道得不多。但很明显，我们竭尽所能地了解了他们。很多近代改革家和民族英雄的生活状况都与此类似。只有站在所谓的安贫乐道的立场上，才能不偏不倚地对待人类生活，做一个明智的观察者。无论是在农业、商业还是文学艺术中，奢华的生活结出奢华的果实。今天的哲学教授，都算不上哲学家。然而，教授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可羡的。然而，做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精深的思想，能够建立起一个学派，还要热爱智慧，并且按照智慧的指示过简单、独立、宽厚、诚实的生活。哲学家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解决生活的一些问题。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是臣子式的成功，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豪式的。他们过生活靠的只是循规蹈矩，尤其是沿袭父辈的传统，不可能成为更好的人类创始人。不过，人类为什么一直衰退？是什么使得家族没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奢靡让国家走向颓败和衰亡的？哲学家即使在外在形式上也是处于时代前列的。他不像他的同代人那样吃喝、居住、穿衣、保暖。如果不能用比他人更好的方法来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温度，如何能成为一个哲学家？
一个人用我描述的几种方法取暖了，接下来他需要什么呢？当然不会是同样的必需品，而是更大数量更为丰盛的食物，更宽敞更豪华的住宅，更美丽更充足的衣物，更温暖更持久的焰火等等。他得到那些必需品后，就不会想着要更多，而是有别的需求了；也就是说，他要摆脱辛苦的工作，开始在生活中冒险了。泥土利于种子生长，因为泥土把种子的根深埋地底，使它的茎自信地朝上伸展。人也扎根泥土，可为什么不能照样伸向天空呢？——因为那些更为高贵的植物的价值体现在果实上。果实是远离地面，最后在空气和阳光中长成的。它们跟卑贱的蔬菜不同。蔬菜也有两年生的，常常培植到长好根以后就被摘顶了，所以大多数人是不能在花季识别它们的。
我不打算给那些坚强勇猛的人定什么规章制度。他们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就算大兴土木，肆意挥霍，也不会穷困潦倒。不知这样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假若真如大家所梦想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我也不会回过头给另一些人制定规则，那些精确地从现实中找寻勇气和灵感，像情人般热情地珍爱现实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种人；还有一种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左右逢源，而且清楚自己的表现，我不说他们。我要说的是大量不如意的人，他们在能够改善处境的时候，只是懒懒地抱怨命途多艰，时不我待。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连天，没完没了，他们说这就是他们的命。我记起另一些人，他们看起来阔绰，实际上是所有阶层中最贫困的。他们聚敛了一些闲财，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如何摆脱，结果这些金银就成了他们的脚镣。
如果说出我过去对生活曾有的打算，可能会叫那些多少对我有所了解的读者吃惊，更会让对我一无所知的人震撼。我只略述一些我珍视的事例。
不管什么天气什么时辰，我都急于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在手杖上刻下记号；过去和未来的交点是现在，我就是从这个交点出发的。请原谅我的隐晦，因为我职业的秘密比大多数人的多。不是我刻意保密，而是职业本身有这个特点。我乐意把我知道的一切说出来，我的门口永远不会有“不准入内”的招牌。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红鬃马和一只斑鸠；我至今仍在追踪它们的下落。我向许多过路人提起过它们，还描述了它们的踪迹以及我是怎么叫唤它们的。其中有一两个人，他们声称听到过猎犬的叫声、奔马的蹄音，甚至看到过斑鸠飞入云中。他们也急于找回这些动物，就像要找回自己丢失的东西一样。
我们不仅要目睹日出和黎明，如果可以，还要瞻仰大自然本身。多少个冬夏黎明，在我的邻居还没起来奔忙生意之前，我就出去做事了。肯定有许多市民见到过我做事回来——清晨赶往波士顿的农民、干活的樵夫都曾遇见过。我确实没有为日出的升起出什么力，但是，能在日出时出现是最重要的。
我在城外度过了多少秋冬啊。我试图听清风的内容，捕捉它传递出来的讯息。我要为这听来的讯息投入全部的资金。我为这笔投入迎着寒风一直奔跑，差点喘不过气来。如果风声中有关于两党政治的消息，一定是一些在政府公报上抢先发表了的新闻。其他时候，我守望在峭壁或树林的观察台上，看到新的来客就电报通告；或者守候在山顶，等待夜幕降临，这样我或许能抓到一些东西，尽管我抓到的从来都不多，而且这不多的东西好像“天粮”[27]一样，会在太阳底下消融的。
我在一家报社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者，那家刊物的发行量不大，他们的编辑从来不觉得我写的一大堆东西适合发表。这种情况对于作者来说太普遍了。我的劳动换来的只有痛苦。然而这样的时候，痛苦就是它自身的回报。
很多年来，我任命自己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监察员，并且忠于职守。我还兼做测量员，虽然测量的不是公路。我测量森林小径和捷径，并保持它们畅通无阻。我还测量了架着桥的山谷，那里一年四季都能通行。自有公众的足迹经过，证明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守护过城区的野兽，因为这些野兽翻过栅栏，给尽职的牧人带来了不少麻烦。我还注意着农场人迹罕至的角落，但是从来都不知道约拿[28]或所罗门今天是否在一块特殊的地里劳作，这跟我没关系。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上的樱桃树、荨麻、红松、黑梣、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都浇过水，以防它们在干旱的季节枯萎。
简而言之，我这样子干了很久，我一点也不吹牛。我尽心尽力地管理着这些工作，直到后来我看明白了，市民们根本不会把我算作公职人员，也不愿给我个挂名的职务，让我有笔微薄的薪水。我可以发誓，我的账目是实事求是的，可是从未被审查过，更不必说有谁来核实，付款，结清账目了。不过还好，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不久以前，一个漫步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居——一位著名的律师家里兜售篮子。“你们要买篮子吗？”他问。“不，我们不需要”。“什么？”印第安人出门时叫道，“你们想饿死我们吗？”看到他勤劳的白人邻居生活得那么好——因为律师只要组织好辩词，财富和地位就会像变魔术似的随之而来——印第安人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做生意，我要编篮子，这是我能做好的。他想着编篮子是自己的事，篮子编好了就等白人来购买了，却没意识到，他需要让自己的篮子有价值，至少要让人觉得购买这只篮子是值得的，不然他应该做些别的值得叫人购买的东西。我也编出过一只外观精美的篮子，但我没做到让人感到值得购买。我一点也不认为编这只篮子没必要，与其去钻研如何让人们觉得值得买我的篮子，还不如考虑怎么避免这种买卖。人们称道并且视为成功的生活，只是生活的一种形式而已。为什么我们要夸大一种而贬低另一种呢？
看得出来市民同胞大概不会在法院、教堂或别的什么地方给我一个差事了，我只得另谋出路，于是我比以往更专一地投入到森林中，那里的一切于我更熟悉。我决定立即开工，不等凑齐所谓的资金了，就用我手头上的一点微薄积蓄吧。我到瓦尔登湖的目的，不是要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不受干扰地处理一些私事；免得因为缺乏一点常识，干不出大事、做不好生意，反落个惨兮兮傻呆呆的下场。
我一直努力获得严格的商业习惯，这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是跟天朝帝国做生意，那么在某个塞勒姆[29]之类的港口置办一间会计室就够了。你可以出口地道的本土产品，一些冰、松木和一点花岗岩，都是纯本土制造。生意一定很好。亲自监管大小事务；将领航员、船长、业主、保险商集于一身；买进卖出，管理账目；阅读收到的每封信件，撰写或审阅发出的信件；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卸落；你几乎在海岸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出现——那装货最多的船总是在泽西岸上卸货——自己还做电报员，不知疲倦地把通讯发到远方；联络所有驶向海岸的船只；稳妥地发售货物，供给远方供不应求的市场；要熟悉市场行情，了解各处的战争与和平状况，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一切探险成果，走最新的航道，利用进步的航海技术；——研究海图，查明珊瑚礁、新灯塔和浮标的位置，不断更新航海图表，因为倘若计算上有一点错误，本该抵达码头的船只就会在岩石上撞得粉碎——此外，还有拉·贝鲁斯[30]未知的命运；——要跟上宇宙科学的步伐，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冒险家、商人，从汉诺[31]和腓尼基人[32]直到当今这些伟人的一生；最后，要时刻记录栈房中的存货，你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这是一项考验人的所有官能的辛苦劳动——要搞清楚这些盈利或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皮重扣除的计算问题，非得有广博的知识不可。
我想到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因为那里的铁路线和贮冰贸易，还因为它提供了许多便利，只是这便利不好说出来罢了；它是一个好港口、好基地。尽管你得到处打桩奠基，但不必填充像涅瓦河[33]区那样的沼泽。据说，若是涨潮、刮西风，涅瓦河区的冰块能把圣彼得堡从地球表面冲走。
鉴于这个行业无须通常的资金就可以加入，因此不大容易推测能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一行业必不可少的东西。让我们立即说到实际问题上来，比如衣服，我们买衣服经常出于好奇的心理，关心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大注意它的实际用处。要让那些有工作的人记住穿衣服的目的，第一是保持人体必需的体温，第二是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中掩藏赤裸；而且他应该判断一下，有多少需要的或重要的工作，不用往衣橱里添衣服也可以完成。国王和王后的每套衣服只穿一次，虽然有专门的裁缝伺候着，他们却不能体会到穿一套合身衣服的舒适。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木架。而我们的衣服每天穿着，久而久之被我们同化了，具有了我们的特质。后来我们都舍不得把它们扔掉，扔的时候心情沉重，跟抛弃自己的躯体一样恋恋不舍，甚至要通过求医问药来补救。我不会因为谁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而看低他；而且我明白，一般人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得整洁，没有补丁，对于有没有健全的良心却并不这样花心思。其实破洞没有补上，暴露出来的最大缺点不过是不修边幅。我有时用这种方法来测试我的熟人——谁能把膝盖以上带补丁或者多了两条接缝的衣服穿在身上？大多数人表现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会前途尽毁。他们宁可跛着腿进城，也不愿意穿条破裤子去。一个绅士的腿出问题了还可以补救；但若他的裤子破了，那就糟了；因为他考虑的是那些受人尊重的方面，而不是真正值得人尊重的方面。我熟悉的衣服和裤子很多，熟悉的人却很少。给稻草人穿上你最近穿的一件衣服，你自己什么也不穿站在旁边，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那天我经过一块玉米地，紧靠那个戴帽子穿外套的木桩，我认出了农田的主人。他比上回见面时多了一点风霜。我听说，一只猎狗会朝所有穿着衣服走入他主人地盘的陌生人吠叫，对赤身裸体的盗贼却一声也不叫。如果脱去衣服，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身份？这种情况下你能分清这群文明人中谁是最尊贵的吗？菲菲夫人[34]环游世界，从东到西旅行，快到俄罗斯的时候，她要谒见当地的长官，她说不能再穿旅行装了，因为她“现在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那里的人民以衣度人”。即使在我们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的城镇中，只要偶然地占有了财富，并且在住和穿上表现出来了，就能获得众人的敬仰。但那不计其数的敬仰者都是异教徒，所以需要派遣一个传教士去。话说回来，衣服是需要缝纫的，缝纫是无休无止的工作；至少一个女人的衣服是永远也做不完的。
一个人终于找到工作了，其实并不需要穿新衣服去上班，那些不知在阁楼里放过多长时间、落满灰尘的旧衣服就足够了。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会比仆从的长——如果英雄有仆从的话。他光脚比穿鞋的历史更久远。这就是英雄。只有那些参加晚会，进出立法院的人才必须穿新衣服。他们换的衣服跟这些场合换的人一样多。我的短上衣、裤子、帽子和鞋子加一起能礼拜上帝就行了，不是吗？谁曾注意过自己的旧衣服——实际上已经破旧不堪，烂成布片了，就是捐给穷人都算不得行善。穷人可能会转送给比他更穷的人。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些更穷的人称作富人，因为他们纵使一无所有也能活下去。我说，要提防那些要求穿新衣服的职业，而不是提防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新衣服做来给谁穿呢？假若你眼前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去试试。人们需要的不是做事情的形式，而是要有所为、有所成。也许我们永远都不必添置新衣服，不论旧衣服多么破旧，多么肮脏。一旦这样子组织生活，经营生活，朝基本目标航行，我们就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好像旧瓶装了新酒一样。我们脱旧换新的季节，就好比禽鸟换羽，必然是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潜鸟要退到僻静的池塘边脱换羽毛。蛇蜕皮和蛹破茧也是这样，都是内心苦苦挣扎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最表层的角质，尘世的羁绊而已。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生活在假面具下，最终不可避免地被自己和人类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好像外生植物一样靠外加物生长。我们穿在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哨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即便这里那里剥落也无关痛痒；我们经常穿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皮层；衬衣是我们的韧皮或真正的树皮，剥下来会连皮带肉，伤及身体。我们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若能穿得简单，就是在黑暗中也能摸到自己，而且在各个方面都能生活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哪怕敌人侵城，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那样，赤手空拳走出城门，不慌不忙。一件厚衣服的用处，抵得上三件薄衣服，便宜的衣服可以用顾客真正出得起的价钱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只要5美元，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2美元，牛皮靴1.5美元，夏天的帽子25美分，冬天的帽子62.5美分，也可以象征性地花点钱，自己在家做顶更好的。这样，即使这个人很穷，但穿着靠自己的辛苦挣来的衣服，也会有聪明人向他表示敬意的。
我定做一件样式特别的衣服时，女裁缝严肃地告诉我，“他们现在不做这种样式了。”话中一点也没强调“他们”二字，仿佛她引用的是哪位跟命运之神一样的公共权威的话，我发现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样式了，因为她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觉得我信口雌黄。听到这种神示般的言语，我沉思了一会儿，独自琢磨每一字，以便能明白它的意思，从而找到“他们”和我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他们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的神秘口吻来答复她，也不强调“他们”——“不错，他们近来不做这个样式，可现在又时兴了。”她量了我的肩宽，好像我只是个挂衣服的钉子。如果没有摸清我的性格，量了身材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并不崇拜美惠三女神[35]，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36]，只崇拜时尚。巴黎的猴王戴了一顶旅游帽，全美国的猴子都照样学样。我时常感到沮丧，世上一些原本简单而实在的事都要通过人的帮助才能完成。人们首先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把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的两腿再不能马上直立起来，那时你会看到有些人像脑子里长了蛆虫似的想入非非，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从放在一旁的卵里孵化出来的，连烈火都烧不尽，你的一切辛苦都白费了。然而，我们也不会忘记，埃及有一种麦子是由木乃伊传到我们手上的。
总的来说，这国或别国的服装不能上升到艺术的尊贵地位。现代人有什么穿什么。就像遭遇海难的水手，在岸上找到什么就穿什么，隔段时间或换个场合，他们还嘲笑彼此化装舞会般的装束。每一代人都嘲笑老样式，而虔诚地追求新时尚，我们觉得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装扮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王后。衣服离开了人就显得可怜和怪异了。只有严肃观察，真诚过活，才能抑制住这种哗笑。衣衫斑斓的丑角如果突然腹痛发作，他的衣服也会显示出那种痛苦的情绪。士兵被炮弹击中，他的破衣烂衫就宛如高贵的紫袍。
男人女人都喜欢新式样，这种幼稚蒙昧的趣味，使多少人对着万花筒摇了又摇，看了又看，为的只是发现今天这代人需要什么特别的样式。制造商已经了解到他们的趣味不过是心血来潮。两种样式，只是几根丝线不同，颜色多少还是相似的，一件衣服很快就卖掉了，另一件却一直挂在架子上，常常一个季度以后，另一件又成了最流行的式样。相比之下，刺青算不上是人们所说的可怕的习气。刺青是深入皮肤，不可变更的，倒不显得可怕。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体系是人们获得衣物的最好模式。技术工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像英国工厂里的情形；这并不奇怪，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他们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使人们穿得熨帖、穿得踏实，而是为了公司的利润。从长远来看，人类最终会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尽管事情一时之间总要失败，目标最好还是定高些好。
至于住所，我不否认它现在是生活的必需品，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在比这个国家更寒冷的地方，人们没有住所也生活过来了。塞缪尔·莱恩[37]说，“北欧的拉普兰[38]人穿着皮衣，头上和肩上都套着皮袋，可以在雪地里睡上一宿又一宿——那寒冷的程度不管穿什么样的羊毛衣服都会被冻死。”他曾见过他们这样子睡觉。他还说，“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结实。”大概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得久了，就发现住在房子里的便利，以及居家的舒适。这句话的原意，表示对房屋的满足超出了对家庭的满足；然而对于有些地带来说，这种说法是极其片面和偶然的，那里的人们只有在冬天或雨季才会想到房子，他们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只要一柄遮阳伞就够了。我们这一带的气候，以往夏天里只要晚上有个盖的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记录里，一个尖屋[39]是一天行程的标志，在树上刻着或画着一排尖屋，表明他们已经扎营多少次。人类的肢体并不庞大，身材也并不魁梧，所以他们得设法缩小自己的世界，用墙垣围起一个适当的空间。人类起初是赤身裸体生活在户外的，温和宁静的天气里白天倒也愉快；可是雨季和冬天呢，且不说那炎炎烈日，若不赶紧修建房子荫蔽自己，人种早在萌芽期就灭绝了。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是用树叶遮蔽身体的。人类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舒适的处所，肉体温暖了，感情才会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人类初期一些有胆识的人爬进岩洞里蔽身。每个孩子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复过这段历史，他们喜欢待在户外，哪怕雨天和冷天。他们玩堆房子游戏、骑竹马，都是出于本能。谁不记得小时候窥探洞穴，或者钻石洞的趣味呢？人类最原始祖先的天性还留存在我们体内。我们从山洞进步到棕榈树叶、树皮、树枝做成的屋顶，亚麻织的屋顶，牧草稻草屋顶，木板木瓦屋顶，还有石头瓦片屋顶。最后，我们不知露天生活为何物了，我们生活的居家意味比我们想象的更浓。我们的家离田野很远。倘若我们能度过与天体亲近的日子，倘若诗人在屋檐底下的吟诵少点，圣贤不是长久地闭门不出，事情可能就美满了。鸟雀不在洞穴里歌唱，白鸽也不在鸽棚里爱护它们的纯真。
然而，如果有人计划建造一处家宅，必须运用一点新英格兰人的精明。以免他最后发现自己竟然住在一座工厂，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一所博物馆，一所救济院，甚至一个监狱，一座豪华的陵墓里。他首先得考虑到蔽身之所并非绝对需要。我在这个镇上见过潘诺斯伯斯科特河[40]上的印第安人。他们就住在薄棉衣做成的帐篷里，周围的积雪差不多一英寸厚。我想他们会乐意雪再积深点，这样就能挡住风了。怎样诚实地生活下去，并且给我的正当追求留点自由呢？我从前比现在更忧虑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变得有点麻木了，这很不幸。我过去常常看到铁路边的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工人们晚上把工具锁在里面。我由此想到，每个生活艰难的人都可以花一块钱买一只这样的箱子，在里面钻些孔，至少让空气进得去，雨天和晚上钻到里面，关上盖子。这样，爱自由，灵魂也自由了。这个办法看起来不坏，而且一点也不可鄙。你可以随意地熬夜，不管什么时间起床都行，出门不会有房东或店主拦着你要租金。许多住得宽敞豪华的人，为了付清房租烦得要命，而他们住在这样一只铁箱子里是不至于冻死的。我绝不是开玩笑。经济学是一门受轻视的学科，但我们不可以等闲视之。一个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户外的粗壮结实的种族，他们曾在这里盖过一所舒适的房子，取用的几乎全是大自然现成的材料。戈金，马萨诸塞州垦区印第安人的总统，他在1647年曾这样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屋是用树皮盖的，盖得干净、密实而且暖和。树皮是在树液活泛的季节从树身脱落下来的，趁着它们苍翠之时，用相当重的木材压成薄片……次劣一点的尖屋是用一种灯芯草做的席子盖成的，也同样密实温暖，只是比不上树皮的……有些我见过，60～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经常住进他们的尖屋，发现它们跟英国最好的房屋一样温暖。”他还补充说，室内通常铺着绣花垫子，各种器具一应俱全。而且印第安人已经进步到可以调控风效了，他们在屋顶开洞，放上一张席子，用绳子来开关。这样的房子，当初最多只需一两天就能建成，几个小时以内可以推倒了再盖起来；每户人家都有一座，或者拥有其中的一间。
野蛮时代，每一家都有一栋最好的房子，足以满足粗陋而简单的需要。飞鸟有巢，狐狸有窟，野蛮人都有尖屋，但在摩登的文明社会里仅不超过一半的家庭有房子，我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在文明尤为发达的市镇，有房者占小部分。绝大多数人在为一个冬夏必不可少的蔽身之所偿付年租，实际上一年的租金就能买下一间印第安人的尖屋，可现在他活一天就要背负一天的穷困。我并不打算在此比较租房和有房孰优孰劣，但是很明显，野蛮人有房是因为房子造价低，文明人租房是由于买不起，何况租房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争辩说，贫苦的文明人只要出这份租金就能获得一个寓所，它与野蛮人的尖屋相比简直是皇宫。一个人每年付25～100美元房租，这只是乡村价格，他就可以享用到几个世纪以来的改良成果，宽敞的公寓、清洁的油漆和墙纸、卢姆福特[41]壁炉、灰泥粉刷的内墙、百叶窗、铜质抽水机、弹簧锁、深广的地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但是，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被说成是贫穷的文明人，而野蛮人一无所有却是富足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断言文明是人们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善——我认为确实如此，虽然只有智者才精益求精——那么这种文明必须证明，不用增加开销就能建造更好的房子；一样东西的代价，我把它称为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或者需要即刻付出，或者需要长期付出。这个地区的普通房屋大概要八百美元一间，要储蓄这笔钱，一个劳动力在没有家累的情况下也得花上十年乃至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以每个劳力一天一美元的工钱来计算的，若有些人的收入多，另一些人的收入就少了；——这样，他通常必须耗费大半辈子的时间才能赚到一个“尖屋”。假若他租房住，那也只是又做了一次可能错误的选择。这种情况下，野蛮人会“明智地”用他的尖屋来换一座所谓的宫殿吗？
拥有这种多余的财产，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可以猜到的。可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样做的全部好处不过是筹备好丧葬费而已。但是，人可能并不需要安葬自己。这就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毫无疑问，有人从我们的利益出发，为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种制度吞噬了个人生活以保全和完善种族生活。但是，我希望指出，我们目前获得的好处是作了何等的牺牲；我还要提出，我们是可以不做任何牺牲就获得这些好处的。你说贫困总是跟着你，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也发酸，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42]
我想到我的邻居，那些康科德的农夫，他们起码跟别的阶层一样富有。我发现，他们的农场通常是靠抵押继承来的，或者是借钱买来的，他们为了成为农场的真正主人都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我们不妨把他们劳动所得的三分之一算作房屋的开销——但还是付不起这笔钱。真的，这笔抵押款，有时超出了农场的价值，这样农场本身就成了一个大累赘。尽管如此，农场还是有人继承。因为正如这个继承人说的，他跟农场太亲近了。我咨询过估税员，发现他们居然不能一下子说出十二个名副其实拥有农场的市民的名字。你如果想了解这些农场的历史，就去银行打听打听吧，看它们是从哪儿继承的。真正凭劳力买到农场的人微乎其微，这样的人大家都叫得出名儿来。我怀疑在康科德能不能找出三个这样的人来。说到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百分之九十七，都注定会失败，农民也是如此。然而，其中有一个人中肯地指出，商人的失败大多不是由于亏本，而是因为不方便而失约；也就是说，是由于信誉的损毁。这样一来情况就更糟糕了，并且令人想到，另外百分之三成功的人也可能拯救不了自己的灵魂，他们说不定会遭遇比那些老实人更严重的破产。破产啊，赖账啊，是一块块的跳板，我们的许多文明就是从这里跳跃上升、翻了跟头的，而野蛮人站在饥馑这块没有弹性的跳板上。可是，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是那样光彩夺目，好像农业的每个环节都运作顺畅。
农民正在努力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法，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得到一点小钱，他们在畜牧业中投机。一个人凭着高超的技术，用细弹簧布置一个陷阱，企图捕获舒适和独立，正要转身，自己的一只脚掉进陷阱里去了。这是他贫困的原因；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都是贫困的，即使被奢侈品包围着，我们还是比不上野蛮人，他们有一千种舒适。正如查普曼[43]所吟咏的——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人间的宏伟
所有美妙的欢乐都稀薄如空气。
农民得到了房屋，可能并没有因此富起来，而是更穷了，因为房子占有了他。我想起莫默斯[44]曾说过一句合情合理的话，来反对密涅瓦[45]造的房子，他说她“没有把房子造成可移动的，不然就可以避开一个恶邻居了”；这种反对意见仍可以提出来，我们的房子是这样不受掌控的财产，所以我们常常不是住在里面，而是被囚禁其中；要避开的恶邻居是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城里，至少有一两户人家想卖掉郊区的房子，搬到乡下住，但他们想了一辈子也没能实现，只有死亡才能解放他们。
的确，大多数人是能够拥有或者租到那些经过种种改良的现代房屋的，文明改良了我们的房子，但没有相应地改良住在房子里的人。它造出了宫殿，但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的有价值，如果他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仅用于获取粗劣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凭什么就该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所呢？
但是，那少数的穷人是怎样过日子的呢？或许可以发现一点，一些人的外部环境优于野蛮人，另一些人的低于他们，这是成比例的。一个阶级的奢华要靠另一个阶级的贫穷来平衡。一边是皇宫，一边是救济院和“默默无言的劳苦人民”。多少为暴君筑造金字塔陵墓的工人只能啃大蒜啊，他们可能都无法体面地埋葬自己。做完皇宫飞檐的泥瓦匠，夜晚回家住在一个看起来还不如尖屋的草棚里。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大多数居民的境况并不像野蛮人的那样恶劣，这样的猜测是错误的。我指的是生活得恶劣的穷人，并非腐化的富人。要明白这一点不必看得太远，只要看看铁路四周的棚屋，那是文明中最不可改进的方面；我每天散步都看到那些住在棚屋里的人，他们为了让光线进去，整个冬天都敞着门，也看不到火堆什么的，那些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那些老老小小，因为寒冷和痛苦而长久地瑟缩着，他们的身体都缩变了形，四肢和官能的发展也因此受阻。理所当然要看看那个阶层的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那个世界大工厂，各类技工的境况或多或少也是这样的。或许我可以给你讲讲爱尔兰人的情形，爱尔兰在地图上被标记为白种人的开明区。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的印第安人，南太平洋诸岛的岛民，或者任何没有被文明腐化的野蛮人比一比吧。我相信，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跟文明人的一般统治者是同等聪明的。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里包含了怎样的污秽。现在，我几乎不必提南方诸州的劳动者了，他们生产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出口产品，自己也是主要的输出品。我只说那些境遇过得去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没考虑过房子是什么，由于想拥有一座跟邻居一样的房子，他们无端贫困了一生。一个人逐渐脱离了棕榈树叶扎成的帽子或者土拨鼠皮软帽，好像只有裁缝做的衣裳他才穿，他还因为买不起一顶皇冠而抱怨时代的艰辛。发明一座比我们现有的更便利、更豪华的房屋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家都承认现有的还买不起呢。难道非要总研究怎么获取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能满足于少弄点东西吗？难道要那些可敬的市民，庄严地通过言传身教来告诫年轻人，要在死之前准备好若干多余的皮鞋和雨伞，并且为莫须有的客人准备空空的客房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能像阿拉伯人或者印第安人的一样简单呢？想到民族的救星，那些被尊为天堂信使、为人类带来神的礼物之人，我想象不出他们的身后紧跟着随从和满车的时尚家具。或者，有人说，我们在道德和理智上比阿拉伯人更高明，相应地，我们的家具就应该比他们的更复杂！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又如何——这岂不是一个奇怪的同意？目前，我们的房子塞满了家具，杂乱不堪，一位好主妇宁愿把大部分家具扫进垃圾堆，也不肯放下清晨的工作不做。清晨的工作！在奥罗拉[46]的微红曙光中，在门农[47]的音乐声中里，这个世界的人们该做怎样的清晨工作？我的桌上有三块石灰石，我惊恐地发现它们需要日日拂拭，但我头脑里的灰尘还没拂拭呢，所以我厌恶地把它们扔到了窗外。你想，这样我怎么会有一个装着家具的房子呢？我宁可坐在户外，因为草地上是不会有灰尘的，除非遭到了人类的破坏。
骄奢淫逸的人创设的流行时尚，让其他人不辞辛劳地趋之若鹜。一个投宿在所谓最漂亮的房子里的旅行者，很快就能发现这一点。客店老板把他当作萨达拿波勒斯[48]，热情款待，如果他听之任之，不久就会完全失去自己的力量。我想起了火车车厢，我们愿意将更多的钱花在奢华的布置上，而极少理会行车的安全和便捷。结果车厢沦为一个摩登的画厅，长沙发、长软椅、遮阳的帘子，以及上百种其他东方玩意儿。这些东西是为天朝的后宫女眷们发明的，约拿单[49]听到它们的名字都要难为情，我们却搬到西方来了。我宁可坐在一只为我一个人所有的大南瓜上，也不愿挤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可坐一辆牛车在地上自由自在地来去，也不愿坐华美的观光车风尘仆仆地赶往天国。
原始人赤身露体，生活得简简单单，但至少有一点好处，就是他们离开时仍然只是大自然的一个过客。等吃饱睡足精神焕发了，他再考虑行程。可不是！他住在世界上的某个帐篷里，要么穿过山谷，要么越过平原，或者攀登高山。可是，看啊！人类已经成为自己工具的工具了。那饿了独自摘果子吃的人成了农夫，在树下庇荫的人做了管家。现在，我们夜里也不露营了，而是安居在地面，早就忘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不过只当它是改良农业的一种方法。我们已经为今生建好了家宅，还要为来世做坟冢。最好的艺术作品，表现的都是人类怎么从这种情形里挣脱出来，解放自己，但我们的艺术效果不过是让这种低下的境遇变得舒适点，而较高水平的改善却被遗忘了。事实上，美术作品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一席之地，就算有些作品流传下来了，我们的生活、房屋和街道也不能为它们提供适合的基座。没有挂画的钉子，也没有用来摆放英雄或圣人半身塑像的架子。当我思考我们的房子是怎样建成、怎样付款，或者还没有付款，它们的内部经济是怎样处理和维持的时候，我不禁纳闷，宾客在欣赏壁炉架上那些小玩意时，地板怎么不一下子塌了，好让他掉进地窖，触碰那坚固踏实的地基。我没法不发觉出，这种所谓的富贵优雅的生活是人们争相攀登追求的，我不欣赏装饰这种生活的美术，我全神贯注于人们的跳跃；我记得人类跳高史上的最高纪录，是由一个流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据说他完全凭肌肉跳跃，可以跳到离地面二十五英尺高的地方。没有人为的支撑，人即使超过了那个高度还是会回到地面上来的。我要问问那些不称职的业主，谁支持你？你是在百分之九十七的失败者当中，还是在百分之三的成功人中呢？回答这些问题，我大概就能看出你那些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不过是一些装饰品罢了。车子套在马前，既不漂亮，也没用处。在我们可以用漂亮的物品装饰房子之前，必须把墙壁剥掉一层，把我们的生命剥掉一层，另外还要有出色的家务管理和可观的家庭收入做基础；唉，美的品味大都是在露天培养的，那里既没有房子，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50]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讲述了他的那些最早移民到这个城市来的同时代人，他告诉我们，“他们在一些小山坡下挖洞，作为最早的栖身之所。他们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在最高的一侧生大火烘烤。”他们“不给自己造房子”，他说，“直到上帝降福，土地给他们带来了面包，养活了他们”，第一年庄稼的收成不好，“他们不得不把面包撕得很小以度过漫长的一季”。1650年，新尼德兰州[51]州秘书长用荷兰文写过一段话，专门告诫那些想在新尼德兰占领土地的人们，说：“在新尼德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们，他们起初是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筑造农舍的。所以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地窖似的方坑，六七英尺深，长宽随意；然后在墙四周装上木板，把树皮或其他东西塞进板缝里，以免有泥土滑落；他们还用板条铺了地板和天花板，架起一个斜桁的屋顶，在上面铺满树枝和绿草皮。这样他们全家人就可以干燥温暖地在里面住上两年、三年甚至四年，我们还能想见，地窖里的分区正好与他们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在开始殖民的时候，新英格兰的富人和要人也这样住，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建房上，以免下个季度没有口粮；第二为了不让那些他们从祖国招来的苦工灰心。三四年之后，土地适于农业生产了，他们才花几千块钱为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
无论如何，我们祖先采取的这种做法，显示出了他们的智慧，好像他们的原则是把满足更迫切的需求放在首位。但是现在，那更迫切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想到要为自己买一座豪华的公寓，我就胆战心惊，这么说吧，因为这片土地还没有与人类的文明相适应，我们至今仍被逼着减少精神食粮，甚至比我们前辈节省面粉还厉害。这倒不是说所有的建筑装饰都要省略掉，即使在最原始时代，装饰也是需要的；而是说，要先把房屋里与我们生活相关联的部分装得美一点，就像贝壳的内壁，不要过分涂抹。可是，哎！我曾进过一两间公寓，知道它们的里面装饰成了什么样。
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没有退化到住岩洞、住尖屋甚至穿兽皮的地步，人类的发明和工业给我们提供了便利，虽然这些便利是高价买到的，但我们还是接受的好。在这一带，木板、墙板、石灰、砖比适合的洞穴、整根圆木、大量的树皮、黏土，或者扁平的石头更便宜易得。我说得相当内行，因为在理论和实际上，我对它们都很熟悉。只要再多动点脑子，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材料，把自己变得比今天的首富还要富有，而且使文明成为一种福音。文明人只是比野蛮人更有经验、更有智慧罢了。还是赶紧叙述我的实验吧。
1845年3月底，我借来一柄斧子，走进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我开始在离我所选房址最近的地方，砍伐一些高耸入云但尚且年幼的白松做木料。刚开工时想要不借东西很难，但这也许是最自然的方式，让你的朋友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主人在放手把斧子借给我时，说它是自己的心爱之物；然而我还的时候，斧子比刚拿到那会儿更锋利了。我工作的地方是个宜人的山坡，那里长满了松树，透过那片松林，我望见了湖水和林中的一小块空地，空地上小松树和山核桃长得正好。湖里的冰还没完全融化，只有几处冰窟窿，全是幽深的颜色，并且泛着水。我在那儿工作期间飘过几阵小雪；但当我从树林里出来往家走时，在铁道上看到大部分地区都积满黄沙，那些黄沙在雾蒙蒙的大气中闪闪发光，绵延开去，铁轨也被春光照得发亮。我听到云雀、小鹟和别的鸟雀都已经来了，它们同我们一道开始这新的一年。在这愉快的春日里，人们对冬天的不满正跟冻土一样消融，僵硬的生命开始舒展自己。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于是我砍下一段山核桃木做楔子，再用石头敲紧，然后把整个斧子浸在湖水里，好让那木楔子泡胀起来；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跳入水中，我在那儿待的一刻多钟里，它一直相安无事地躺在水底；也许它还没完全从冬眠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在我看来，人类停留在目前这种低级原始的状态，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人类如果能感觉到春天激起了他们的活力，他们必然上升为一种更高级、更超凡的生命。先前结霜的早晨，我在路上看到一些蛇，它们的身子还有一部分麻木着，并不灵活，要等太阳出来为它们解冻。4月1日下雨，冰融了，清晨大雾弥漫，我听到一只孤鹅在湖上摸索哀鸣，仿佛迷路了，又好像是雾的精灵。
一连几天，我就这样用我那把小斧子砍呀砍，做木料，也做门柱和椽木，也没什么可供交流的学术思想，我只是自己歌唱——
人们说他们懂得不少；
瞧，他们生了翅膀——
艺术啊，科学，
还有千般手艺；
其实只有那吹拂的风，
才是人所共知的。
我把主要的木料砍成六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砍一边，其余几边留着树皮，这样它们就跟锯出来的一样挺直，而且更加结实。因为我这时又借到了别的工具，所以每一根木料我都挖了榫眼，或者在顶上劈了榫头。我在树林里待的时间并不长；我常常带上牛油和面包当午餐，正午的时候，我坐在砍下的松枝间读包裹这些早餐的旧报纸，手上沾满厚厚的树脂，面包也染上了几分松香味。在砍伐结束之前，我是松树的朋友，而非敌人，尽管我砍了其中的一些，但那让我对它们更加熟悉。有时，我的伐木声吸引了来林中漫步的人，我们就在木屑中愉快地交谈。
我在工作中一点也没赶，只是竭尽全力去做罢了，到4月中旬，我的屋架搭完，可以立起来了。为了得到木板，我买了詹姆斯·柯林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的棚屋。大家都认为他的棚屋异常地好。我去看屋子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在屋子外面转悠，窗子又高又深，起初从里面看不到我。棚屋很小，盖着三角形的顶，其他什么也没看到，周围的垃圾堆了五英尺高，好像一个混合肥料堆。屋顶是最完好的部分，虽然弯曲得厉害，而且被太阳晒得不成样子了。没有门框，但是门板下有一条常年给鸡走的通道。这时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口，她让我进里面看看。我进去的时候，把鸡也赶进去了。屋子里光线暗淡，大部分地板又脏又潮，而且黏糊糊的，摇摇晃晃，只有这儿一块那儿一块一搬就断的木板。她点起一盏灯，照亮里面的屋顶和墙壁给我看，还有那一直延伸到床底的木板。她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那不过是个两英尺深的灰洞。用她的话来说，“头顶和四周的木板都是好的，窗子也不错”——窗子原本是两个方框，近来只有猫从那里出入。屋子里面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一个在那里出生的婴儿，一把丝质的太阳伞，镀金的镜子以及一只钉在橡树苗上的崭新咖啡磨，这就是全部了。没过一会儿，詹姆斯回来了，我们的交易很快谈成了。我当晚付给他4.25美元，他明早五点腾出房子，并且在此期间不会把房子卖给任何人：六点房子就归我所有。他说，还是早点到比较好，免得有人对地租和燃料提出数额不定又绝不公平的要价。他向我保证这是唯一的妨碍。六点，我在路上遇到他和他的家人。一个大包裹装着他们全部的家当——床，咖啡磨，镜子，母鸡——除了那只猫，它跑进树林里，成了野猫，我后来得知它踩到捉土拨鼠的机关，成了一只死猫。
同一天清晨，我拔出钉子，拆了这间棚屋，并且用小车把木板运到湖边，在草地上摊开，让它们在太阳底下晒得发白，并恢复原状。我驾车经过树林中的小径时，一只早起的画眉鸟为我歌唱。年轻的派屈克不怀好意地告诉我，在我装运期间，一个叫西莱的爱尔兰邻居，趁机把仍好用的、笔直的、可再利用的钉子，U形钉和尖头钉捡进自己的口袋，接着，等我回来和他打招呼时，他就站在那里，漫不经心、若有所思地看着这堆废墟，说没事可做了。他在那里充当观众，使这无足轻重的事情看起来像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一个朝南倾斜的小山丘上挖了地窖，那里先前是土拨鼠打的地洞，我挖过漆树和野莓的根，以及植物最底下的污迹，一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土豆放在里面，就是再冷的天也不会冻坏。周围没有砌石块，还是倾斜着的；但是太阳从没照到那儿，所以不会有沙粒下滑。这不过是两个小时的工作。破土尤为让我感到快乐，因为几乎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要掘入地底，都能得到同样的温度。在城里最豪华的房子底下还是能够找到地窖的，他们像古人那样，在里面储藏块根，这样即便以后上层建筑消失了，子孙后代还能评述它们在地里的凹痕，房子只是地洞入口的一个门廊而已。
最后，5月初，在我的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我把屋架立起来了，其实没什么要他们帮忙的，我只是借此机会跟邻居联络联络感情。建房者的荣耀归我一人所有。7月4日，房顶和木板一装好我就搬进去了，因为木板都镶了薄边，而且钉得很牢，绝对防雨；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在屋子的一边打好了烟囱地基，用了两车石头，都是我用双臂从湖边搬上山的。我是在秋天锄完地后才建烟囱的，那时候还不需要生火取暖，我总是一大清早在户外的草地上做饭，我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模式比一般模式便利，而且招人喜欢得多。如果面包烤好之前遇上风雨，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坐在木板下注视着面包，以此愉快地度过这几个时辰。那些日子，我手头很忙，几乎没怎么读书，然而，散落到地上的几张纸片、一块端菜用的布垫，或者一块桌布都带给我无限的欢乐，实际上达到了像读《伊利亚特》[52]一样的效果。
建房子多花点心思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考虑一下门、窗、地窖、阁楼在人性中的基础是什么，在找到一个比一时之需更好的理由之前，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一个人建造自己的房子，跟一只鸟雀搭筑自己的窝巢是一样合情合理的。谁知道呢，如果世人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自己的住所，诚实简单地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么诗的才能会在全世界得到发展，鸟儿不就是这样唱遍世界的吗？我们不喜欢八哥鸟和杜鹃，它们在别的鸟巢里下蛋，并且它们那叽叽喳喳、没有乐感的声音也不能愉悦路人。我们要永远把建筑的快乐让给木匠吗？在大众的经验里，建筑又算得了什么？我散步途中从没遇到一个人，从事着建造自己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从属于社会。不仅仅裁缝占人群的九分之一；传道者，商人，农民也有这么多呢。这种分工从哪儿结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替代我思考；但我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思考就不可取了。
在这个国家的确存在所谓的建筑师，我就曾经听说过一位，那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就是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核心真理，一种必要性，他觉得那样才会产生一种美，好像这是上帝给他的神示。在他看来，这种想法或许很不错，可实际上，它只比普通涉猎者高明一点点。一个感情用事的建筑改革家，会从檐口着手他的改革，而不是从地基。将核心真理放入装饰中，就好比往每颗甜梅里加一枚杏仁或葛缕子——可我总觉得不加糖的杏仁是最有益于健康的——他不为居民，即住在房屋里的人考虑，不去想如何把房屋的里里外外都建得妥妥帖帖，而将心思一味花在装饰上。有哪个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外在的、表面上的东西——乌龟获得带斑纹的甲壳，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要像百老汇的居民进三一教堂[53]一样签订合同？一个人与自己房屋的建筑风格并没有多大关联，正如乌龟与自己的甲壳没有多大关联一样；士兵不必无聊到试图把自己德行的确切颜色描画到军旗上。敌人会找出来的。审讯一来，他可能会脸色发白。这种建筑师，在我看来就是趴在飞檐上，羞怯地向粗鲁的住户低语自己似是而非的真理，而事实上住户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我知道，现在所看到的建筑美，是由内而外逐渐生长出来的，它来自住户的需要和品性，住户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于自然流露的真实与高贵，外表不作考虑；如果这种美注定会产生，那么它首先得具备一种类似自然流露的生命之美。正如画家所知道的，在这个国家最有趣的房屋，通常是农民们不加粉饰的小木屋和农舍；它们的别致，不在于表面有什么独特性，而在于居民的生活，生活是它们的外壳；同样有意思的是市民盖在城外的房子，他们的生活跟想象的一样简单惬意，不必为房子的建筑风格费神。大多数的建筑装饰都是空洞的，一阵九月的风就能吹落，就像吹落借来的羽毛一样，不会伤筋动骨。那些没有窖藏油橄榄和美酒的人，建房子是不需要建筑师的。如果文学作品也做同样无谓的风格装饰，《圣经》的缔造者也像教堂的建筑师一样花许多时间在檐口上，那会怎么样？那些纯文学、艺术学以及这些学科的教授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当然，人们很关心这几根木料应该怎样斜放在自己头上或脚下，房子要涂什么颜色。认真说来，倘若他把木料斜放好，房子涂上颜色，那会传达出某种意义；可一旦精神脱离了躯壳，那建房子跟建棺材就没什么两样——就是坟墓建筑学，而“木匠”不过就是“做棺材的人”的别名而已。有一个人说，在你失望或者对生命失去兴趣时，不妨从脚下抓一把泥土，用这种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这个人想到了他临终时狭窄的房子了吗？就抛一枚铜币来决定吧。他一定有大量的空闲！你为什么要抓一把泥土呢？还不如用你的肤色来粉刷房子，让它为你变得苍白或者脸红。一项改善农舍建筑风格的事业啊！只要你找出适合我的装饰风格，我一定接受。
入冬以前，我建了一个烟囱，给房子的四周装了墙面板，已经不漏水了。那些面板并不很好，尚显青翠，是用刨剩的薄木片做的，所以我只好用刨子加固了一下边角。
于是，我拥有了遮盖严实的泥灰房子，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柱梁高八英尺，带有阁楼和壁橱，每边都有一扇大窗子，有两扇活页门，末端是一扇大门，正对大门有一只砖砌的火炉。这间房子的实际花销，只计算所用材料的一般价格，不包括人工，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做的，账目如下（我给出了细账，因为很少人能确切地说出自己的房子花了多少钱，能够分别说出各类建筑材料价格的人就更少了）：
木板 8.035美元，大多是旧木板
用于房顶和四周的废弃墙板 4.00美元
板条 1.25美元
两扇二手玻璃窗 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 4.00美元
两桶石灰 2.40美元，买贵了
毛毡 0.31美元，买多了
用于壁炉的铁片 0.15美元
钉子 3.90美元
铰链和螺丝钉 0.14美元
插销 0.10美元
粉笔 0.01美元
运输 1.40美元，大多是我自己扛的
总计 28.125美元
这些是所有的材料，除了木材、石头和沙子，它们是我凭借土地擅用者的权利取得的。我还就近搭了一间柴棚，用的大都是建房剩下的材料。
我打算给自己建一所房子，要比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所都宏伟豪华，只要它也能这样让我高兴，而且花销不比目前这个大。
我由此发现，想要有个住处的学生，其实可以获得一个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不会比他每年交的住宿费多。如果我看起来有点夸大其词，我要对此进行解释，我是为人类而吹嘘，不是为我自己，我的缺点和前后不一致并不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有不少浮夸和伪善之处——我发现糠秕很难从麦粒中分离出来，我同所有人一样也为此感到遗憾——我要自由地呼吸，并在这方面舒展自己，这对道德和生理系统都是一个放松：而且我决定，不要谦虚地成为邪恶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学生一年的住宿费就要三十块钱，房子只比我的稍大一点，一家公司趁机在一个屋檐底下毗连建三十间房，可住户却要因此忍受邻居众多且嘈杂带来的不便，或许还要住在第四层。我不得不想，如果他们在这些方面能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但教育的需求可以减少——因为更多的教育已经获得了——而且教育所需的经费也不复存在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所需的便利，让他或其他人付出了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能够合理处理，只要十分之一的代价就好了。那些花钱最多的东西，从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是学生每学期账目中最重要的一笔，然而他与同时代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可以获得更有价值的教育，而且不用交费。成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筹集一笔捐款，然后完全盲目地遵循分工原则，这个原则非得慎重遵循不可——招揽一个专做这类投机买卖的承包商，他再雇请一些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来打地基，学生就得习惯这样的住处；因为这些人的失策，一代又一代的人就得为此埋单。我想，学生或者那些想要从中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打地基，事情就好办多了。学生得到了自己渴望的安闲和轻松，他们按照制度，省去了必需的劳动，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安闲，还因此丧失了能够让安闲变得富有成效的经验。“可是，”有人说，“你总不至于说学生应该用手，而不是用脑来学习吧？”我不全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觉得他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些类似的东西；我认为他们不该游戏生活，或者只一味钻研生活，还要社会花高价来供养他们，而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年轻人除了立即进行生活实践，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学习生活呢？我想，这个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比方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艺术和科学知识，我不会遵从常规，仅仅把他送到教授云集的地方，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就是缺乏生活的艺术；——他们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来观察世界，而不用肉眼；他们研究化学，却不学习面包是怎么做的，也不了解有什么工艺，更不去学习面包是怎么挣来的；他们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里的微尘，或者自己是什么流浪汉的卫星；他们在一滴醋液里观察怪物，自己却快被周围的怪物吞噬了。一个孩子，自己挖铁矿石，自己熔炼，并且参考一些有需要的书目，做成自己的大折刀；另一个孩子在学院里听冶金学讲座，与此同时收到父亲送的洛杰斯牌小折刀——一个月后，哪个孩子进步得更快？哪一个更有可能割到自己的手指？……我离开大学时被告知是学过航海的，真叫人吃惊！——何必呢，只要去港口打个转，我会学到更多的航海知识。就算是贫困生也学了政治经济学，而且只教了这一门，然而生活的经济学，它是哲学的同义词，甚至都不曾在我们学院教授过。结果是，儿子在读亚当·斯密[54]、李嘉图[55]、萨伊[56]时，父亲却债务缠身。
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改良设备”；大家对此抱有一种幻想；但它少有建设性的进步。魔鬼很早就入了股，而且不断往里面加资，然后它一直索要利息，直到最后。我们发明的常常是漂亮的玩具，这分散了我们对严肃事物的注意力。它们只不过是对一个毫无进展的目标的改良，那个目标再容易达到不过了；就像波士顿到纽约的铁路。我们匆匆忙忙建了一条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最后或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电报要拍发。要么是这样一种窘境，一个男人热切地想要认识一位耳聋的贵妇人，但是当他们见面时，他拿着助听筒的一头却无话可说。仿佛主要的问题要说得快，而不是说得合理。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下挖一条隧道，把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软皮搭骨的大耳朵里的第一条消息，可能是阿德莱德公主患了百日咳。总之，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绝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传道者，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我怀疑飞童[57]有没有驮过哪怕一粒谷子到磨坊。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攒点钱；你若喜欢旅游，今天就可以上菲茨堡观光。”但我比那明智。我知道最快的旅行方式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要不我们试试，看谁先到那儿。距离是30英里，车费是90美分。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钱。我记得那时在铁路上做一天工只有60美分收入。我现在步行出发，天黑之前就能到达；整整一个星期，我都以这种速度来旅行。在此期间，你可以赚到车费，并且在明天的某个时辰到达，如果足够幸运能得到一份应急的工作，你或许今晚就能到。然而，你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而不是去菲茨堡。所以，就算铁路线绕满全世界，我还是会在你前面到的；说到观光和增加阅历，那我应该完全和你绝交。
这就是普遍法则，没有人能超越，至于铁路，我们可以说，它有多宽就会有多长。修一条全人类通用的铁路，绕世界一圈，相当于丈量整个地表。人们有种模模糊糊的想法，如果他们保持合股经营的办法，一直铲下去，火车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要不了多久，也不用花多少钱；可是有成群的人涌向火车站，当浓烟滚滚而起的时候，售票员喊着“旅客上车”，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在车上，其他人在车子后面奔跑——这将被称作“一个可悲的意外”，而且也确实如此。毫无疑问，那些挣足车费的人最后是可以坐上车的，只要他们活得够久，但是那时他们可能已经失去灵活性和旅行的欲望了。一个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一部分时间用于赚钱，以便在最枯燥的一部分时间里，能享受到一份或有或无的自由。这种做法让我想起一个英国人，他为了回到英国过上诗人般的生活，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其实，他应该立刻上阁楼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棚屋发出呼声，“我们修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我答道，相对来说很好，换句话说，你们可以做得差一点的；但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找到比挖土更好的方式来打发时间。
在我的房屋完工之前，我希望通过一些诚实而愉悦的方法赚到十到十二美元，以满足不时之需。我在屋边的轻沙地上种了大约两亩半的作物，主要是蚕豆，还有一小部分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整块地十一英亩，大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个季度每英亩地卖8.08美元。一个农夫说，这些地“没什么用处，只有养一些唧唧叫的松鼠”。我没给这片土地施什么肥，因为我并非它的主人，我只是一个擅用者，再说我也不指望种很多，所以没有一下子锄好所有的地。犁田时，我翻出了好些树根，供我使用了很长一段日子，我还留出了几圈处女地，夏天那里的蚕豆长势特别好，很容易辨认出来。我屋后那些干枯的大多没卖出去的树木，还有从湖上漂来的浮木，为我提供了剩余的燃料。虽然我是自己操的犁，但还是免不了要租上一组牲畜，并雇一个短工。农场第一个月的支出，用于工具、种子和做工等方面，一共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别人送的。种子花不了什么钱，除非你种很多。我收获了十二蒲式耳蚕豆，十八蒲式耳土豆，还有若干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所有收入是：
- 23.44美元
减去支出 14.725美元
结余 8.715美元
所生产的产品，除去消费掉的，我手头上现有的大概值4.50美元——这个数目要买我没有种植的那点蔬菜绰绰有余。全面考虑之下，也就是说，考虑了一个人灵魂和当下的重要性，尽管我的实验占用了很短的时间，不，一部分是因为它本身的短暂性，我相信我这一年的收成比康科德城的任何农夫都要好。
第二年，我种得还要好些，因为我把所需的土地都种上了，大约三分之一英亩。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发现，至少我没有被那繁多的农业著作吓倒，包括亚瑟·扬[58]的作品在内。我还发现，一个人如果想生活得简单，只吃他自己种的粮食，并且所种的不超过要吃的，也不用于交换更豪华更昂贵的稀缺品，那么他只种几平方竿地就够了，用铁锹翻地比牛耕要便宜得多，时不时换一块新地比给老地施肥成本低，一切必要的农活，只要在夏天空闲的时候零零散散地做一下就完了。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的人一样，被一头耕牛、一匹马、一头奶牛，或者一只猪仔拴住了。作为一个对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成败并不感兴趣的人，我希望在这一点上不偏不倚地说几句。我比康科德的任何农夫都要独立，因为我没有固定在一所房子或一个农场上，我能遵从自己的心意，而心意这东西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此外，我的境况比他们好得多，如果我的房子烧掉了，或者我的庄稼歉收了，我差不多还能过得和原来一样好。
我常想，与其说人饲养牲畜，还不如说牲畜饲养人，前一种更为自由。人和牛交换工作；如果只考虑必要的工作，牛看起来更占优势，它们的农场要大得多。人所承担的那部分交换工作，就是割上六个月的干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没有一个能在所有方面都生活得简单的民族，也就是哲学家所在的民族，会承认利用动物的劳动是多么大的错误。真的，从未有过，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民族，而且我也不确定它一定有存在的价值。然而，我从没驱使过牛马，套着它们为我做力所能及的事，因为我害怕自己变成牛倌或者马夫；但是如果这么做，社会能获利，我们是不是能就此肯定，一个人收获的不会是另一个人损失的，小马倌儿和他的主人感到同等的满意？假若有些公共事业离开牛马的帮助就建立不起来，非得让人类和牛马共享这份荣耀；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不是他不能够独立地完成这类工作？当人们开始在牛马的帮助下，做一些不必要的、纯艺术的，并且是奢侈的、多余的工作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人跟牛马交换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成为强者的奴隶。所以，人不仅为自己内心的兽欲而工作，而且因为这种象征，他还得为身外的牲畜而工作。尽管有许多砌得严严实实的砖石房子，但是一个农民的富足与否，还要取决于他的畜棚在何种程度上超出了他的房屋。据说，这座城拥有这一带最大的畜棚，在公共建筑方面也毫不落后；但是，可供自由信仰或自由言论的大厅却少之又少。一个民族不应该通过建筑来纪念自己，那何不利用抽象思维的力量呢？一卷《薄伽梵歌》[59]比东方任何的废墟都要值得赞赏！高塔和寺庙是帝王的奢侈品。一颗单纯而独立的头脑是不会遵从帝王的指示去做苦力的。天才决不当帝王的仆人，他们也不甘做金银或大理石的奴隶，一点儿也不会。上帝啊，打磨这样多的石头到底有何用？我在阿卡狄亚[60]就没看到什么人打磨石头。国人有一种疯狂的野心，希望留下的石头能使自己永垂不朽。如果让他们也承受同样的痛苦，来打磨和润饰自己的仪止，那会怎么样？一颗健全的心智比一座高抵月球的纪念碑更值得纪念。我喜爱放对地方的石头。诸如底比斯[61]那样的宏伟是俗不可耐的。拥有一百扇城门的底比斯，早已远离了生活的真正目标，它还比不上围在老实的庄稼人田边的一竿宽的石墙呢，石墙更实用。野蛮的异教徒宗教和文化，建立起华丽的寺院；而你们所说的基督教却没有。一个民族打磨出来的石头大多流向了坟墓。它活埋了自己。就算是金字塔，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它实际上是众多卑微的人为一些野心家们建造的坟墓，其实那些溺死在尼罗河，后来尸体给狗吃掉的人比他们更明智、更像个人样。或许我可以为他们所有人编造一些理由，但是我没时间啊。至于宗教以及建筑家对艺术的热爱，全世界都一样，不管建的是埃及神庙还是美国银行，代价总是比合计的大。罪魁祸首是虚荣，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热爱是帮凶。巴尔康先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他追随维特鲁威[62]之后，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个图样，然后交到多布森父子的采石公司。这样，被鄙视了三千年的东西，又开始受到人们的敬仰。关于你们的高塔和纪念碑，这座城里曾有一个疯子，他想挖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他说他已经挖到很远了，都能听到中国茶壶烧开水的声音。但是我想我不会违背自己的思路，欣赏他挖的那个洞，许多人关注着东方和西方的纪念碑——想知道是谁造的。而我更想知道那个年代谁没有造这些——谁超越了这样的琐事。我还是接着统计吧。
当时，我在村里做测量、做木匠活以及各类其他的日工，我会做的加起来有十多种，挣到了13.34美元。这够我八个月的伙食费，即从7月4日到次年的3月1日，这是我预算好的时间，实际上我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多——不算我自己种的土豆、一点青玉米和若干豌豆，也不考虑最后那天我手头上剩下的东西的价值，账目如下：
米 1.735美元
糖浆 1.73美元 最便宜的一种糖精
黑麦 1.0475美元
印第安玉米粉 0.9975美元 比黑麦便宜
猪肉 0.22美元
面粉 0.88美元 价格比印第安玉米粉贵，而且麻烦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糖 0.80美元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猪油 0.65美元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苹果 0.25美元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苹果干 0.22美元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甘薯 0.10美元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一只南瓜 0.06美元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一只西瓜 0.02美元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盐 0.03美元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是的，我总共吃掉了8.74美元；可是，我不该这般恬不知耻地公开自己的罪过。如果我不知道大多数读者也同样为自己感到悔恨，而且他们公开出来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我的好，我不会这么做。第二年，我有时候抓一些鱼来加餐，一次我追到老远的地方猎杀一只糟蹋了我的蚕豆田的土拨鼠——就像鞑靼人说的，这影响了自己的灵魂转世——我吃了它，一半是出于实验的目的；虽然有股麝香味，但它毕竟给了我短暂的享受，我明白长期食用并不是件好事，就算是请村里的名厨烹调出来的也不行。
同时期内，衣物和一些意外的开支，尽管可以少得忽略不计，但还是有一点：
- 8.4075美元
油以及一些家庭用品 2.00美元
所有的经济开支，除了洗衣服和补衣服花的钱，因为那大多是拿到外面弄的，账单还没有收到——这些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必须花的全部的钱，或者超出了必须花的范围——包括：
房子 28.125美元
农场一年的开支 14.725美元
八个月的食物 8.74美元
八个月的衣服等 8.405美元
八个月的油等 2.00美元
共计 61.9975美元
我现在向那些需要谋求生计的读者讲述我自己。为了支付这笔开销，我卖出了农场的产品，计：
- 23.44美元
做日工赚了 13.34美元
总共 36.78美元
减去支出的总数额，我还差25.2175美元——这个数目与我开工时的资金相当，恰好是预算的开支，这是其一。其二，这样不仅确保了我的休闲、独立和健康，而且我还得到了一个安乐窝，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数据，虽然看起来很随意，也没多大作用，不过因为相当完整，也就具有一定的价值。我获得的东西都列在账上了。从上面的开支来看，仅食物一项每周就得花上大约27美分。这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的食物总是黑麦、没有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大豆、大米、极少的腌肉、糖浆和盐，喝的就只有水。对于我这样热爱印度哲学的人，以大米为主食再适合不过了。为了应付那些挑剔成癖的家伙的反对，我还要声明一点，如果我偶尔外出用餐，像以往那样总出去吃饭，我相信会有这样的时候，这就打乱了我的日常安排。但是到外面吃饭，我已经说了，是经常的事，一点也不影响这种相对而言的说法。
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这样的纬度上，一个人要获得必需的食物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像动物那样吃简单的食物，也能保持健康和体力。我曾经做过一顿完全称心如意的饭，就是一盘马齿苋（拉丁文Portulaca Oleracea）。它是我在玉米地里采的，煮熟再加盐就做成了。我给出拉丁文，是因为它的俗名没多大意味。请问，在和平年代，在日常的正午时分，一个理性的人，除了吃饱加盐煮熟的甜玉米穗，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就算我稍稍变点花样，也不过是想换换口味，并不是健康的需要。人们常常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奢侈品；我认识一个善良的女人，她以为自己的儿子丧了命是因为他只喝白水。
读者会明白，我是用经济学的观点，而不是饮食学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他不会冒险试验我的节食法，除非他有一个储藏丰富的食柜。
我起初是用纯印第安玉米粉和盐做面包，名副其实的锄头玉米饼[63]，我把它们放在一片木瓦上或者建房时锯下的木棍末端，拿到露天里用火烤；这样烤出来的面包常常带着烟熏味和松香味。我也试过用面粉做面包，但是最后发现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混制的面包最便利，最可口。冷天里，一连烤几个这样的小面包再有趣不过了，仔细地看护它们，给它们翻身，就像埃及人孵小鸡那样。我烤熟的是纯正的谷物果实，而且我嗅到了它们的芳香，与其他名贵的果实没什么两样，于是我用布把它们包起来，让这种香味尽可能地保存得久一点。我研究了古代制作面包必不可少的技术，咨询了这方面的权威，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的第一项发明，即不发酵的面包，那时候人类第一次从吃野果和生肉，进步到吃这种清淡精良的食物。我还把我的研究，逐渐延伸到生面团为什么会突然发酸，据说人类是从这里学到发酵技术，此后又经过各类不同的发酵，才有了我今天的主食——“美味、香甜、有益健康的面包”。
有人认为，发酵剂是面包的灵魂，它填充了面包的细胞组织，因此像圣火一样被审慎地保留下来了——我想，最初的那珍贵的几瓶是由“五月花”号[64]带来的，它为美国人做了这项工作，其影响仍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膨胀、传播，犹如谷粮奔涌——我按时按量地从村民那里取来了酵母，最后在一个早晨，由于忘记用法，烫坏了它；这次意外让我发现，就连酵母也可以省去——我的发现不是综合的，而是分析的结果——从那以后，我就不用酵母了，虽然大多数的家庭主妇热忱地劝告我，没有酵母就做不出安全健康的面包，年老的还预言我的体力会快速衰退。然而，我发现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原料，我一年没有用酵母，还好好地活在人世；而且我很乐意摆脱装一只瓶子在口袋的麻烦，有时砰的一声，瓶子碎了，里面的东西全撒出来了，很令人窘迫。果真不用倒省事体面多了。人比其他动物更能适应气候和环境。我也没往面包里放苏打、酸或碱什么的。看来，我用的是早在耶稣诞生之前两个世纪的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加图[65]的面包方子。“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66]我是这样理解这段话的——“这样揉面包。洗净手和方槽。把粗玉米粉倒入方槽里，慢慢兑水揉匀。揉好以后，捏成形，再加盖烘烤。”也就是，放进烤炉里。他只字未提发酵粉。但我并非常吃到面包。曾有一度，我囊中羞涩，一个多月没见过面包。
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轻易地在这片土地上种出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做自己的面包原料，而不必依靠不稳定的远方市场来供应。然而我们太久没过朴素独立的生活了，以至于在康科德几乎找不出一家商店，卖新鲜而又香甜的粗玉米粉，玉米片和再粗糙一点的玉米粉简直就没人用了。农民们把自己生产的大部分谷物用来喂猪和牛，然后花更高的价钱，从商店里买回一些未必更有益健康的面粉。我清楚，要种出几蒲式耳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并不困难，黑麦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印第安玉米也只用一般的土地就够了，然后把它们放进手推磨里搅碎，这样不用大米和猪肉也能过日子；如果一定要有一些糖精，我在试验中发现，用南瓜和甜菜根可以做出上好的糖浆，而且我知道添加一些槭树汁，糖浆更容易得到，如果当时这些东西都还没长好，除开我提到过的，还能找到其他的替用品。“因为，”正如我们的祖先唱到的——
“我们可以用南瓜、胡桃木和防风（欧洲萝卜）
酿成美酒，来甜蜜我们的嘴唇。”[67]
最后说到盐，它是杂货中最细小的一样，找盐可能是去海滩观光的绝好时机，或者我完全不用它，也许还能少喝点白水呢。我从没听说印第安人为找盐而劳神费力。
这样，我可以避免食物方面的所有贸易和物物交换，再者我已有房子了，所以只剩下衣物和燃料问题。我现在穿的裤子是一个农民织的——感谢上苍，人身上还有如此多的美德；我认为，农民委身当技术工人，跟人屈尊当农民同样伟大和值得纪念；要去一个新的地方，燃料可是个大累赘。至于栖息地，如果不允许我擅用这片土地，我完全可以照耕地的卖价再买一英亩——即8.08美元。可事实上，我认为自己擅居于此，就抬高了这块地的价格。
一群怀疑论者，有时问我这样的问题，例如，我是否觉得光吃蔬菜就能过活；为了立马铲除问题的根源——因为意念是根源——我往往这么回答，我可以靠吃木板上的钉子为生。如果他们不理解这句话，那么我说再多他们也明白不过来。我很乐意听说有人做这种试验，比如，一个年轻人尝试一连两个星期只吃连皮带穗的生玉米，拿自己的牙齿当研钵。松鼠家族也做过同样的尝试，很成功。其实，人类对这些试验很感兴趣，只是一些老妇人，要么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要么是把三分之一的财产放进磨坊里了，她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我的家具有一部分是自己做的，其余的也没花什么钱，所以没有记在账上，包括一张床，一张饭桌，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副火钳和柴架，一把水壶，一只长柄锅，一只平底锅，一把长柄勺，一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个水杯，一只调羹，一只油壶，一个糖罐，一盏上着黑漆的灯。没有人穷到只能坐在南瓜上。那叫没志气。村中阁楼上有许多我喜爱的凳子，只要搬出来就是自己的了。家具！感谢上帝！我可以坐，可以站，用不着上家具店。看到自己那些不堪入目的空箱子，被装进马车里，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运往乡村，除了哲学家，谁不会感到难为情呢？那是波斯尔丁的家具。我并不能从查看中分辨出，这些货物是来自一个所谓的富人，还是穷人；不管怎么样，它的主人总归是穷困潦倒。确实，这样的东西拥有得越多，你就越贫穷。每一车，看起来都像装着十二间棚屋的家当；如果有一间代表着贫寒，那就意味着十二倍的贫寒。请问，我们搬家难道不是为了摆脱家具，摆脱我们的皮毛；最终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再把旧的烧掉吗？这就如同一个人把所有的机关都安在自己的皮带上，当他经过我们设防的那片洼地时，不得不挣开那些防线——挣开自己的机关。狐狸在陷阱里断了尾巴算是幸运的。麝鼠要跑出来，就得咬断第三条腿了。毫无疑问，人已经失去灵活性了。他该有多少回就在鬼门关上！“先生，请恕我冒昧，你所说的‘鬼门关’是什么意思？”假如你是一位预言家，不论何时遇到一个人，你都能看清他拥有些什么，对，还有那些他假装没有而藏在身后的东西，甚至他的厨具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这些他都攒起来了，不会烧掉。这么一来，他就像被套牢了，举步维艰。他自己能跨过一道道的关卡，身后的家具却是过不去的，我想这种人就在鬼门关上了。当我听到一个人说“家具”，哪怕他衣冠楚楚、外表结实，看起来自由自在、成竹在胸，我都会感到同情，不管那家具是不是买了保险。“但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这时，我那快乐的蝴蝶被蛛网缠住了。就是那些多年以来看起来身无一物的人，你仔细调查就会发现，某人的牛棚里藏着几件家具呢。我旁观今天的英国，它就像一个老绅士，带着一大堆行李旅游。行李都是从长期的居家生活中，收集起来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他也没有勇气烧掉：大箱，小箱，手提箱，还有包裹。至少扔掉前三个吧。如今，哪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也没法拖着床铺赶路，更何况一个病人，我当然要劝他放下床铺再跑。当我遇到一个踉跄赶路的移民，他背着全部家产——那个包裹就像是从他脖颈上长出的大肿瘤——我真可怜他，倒不是可怜他的包裹太小，而是他得背着这些东西赶路。如果我一定要带着行囊赶路，我务必要选个轻便的，它在关键时刻不能拖我的后腿。不过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被其牵绊。
顺便说一点，我注意到，根本不用买什么窗帘，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并没有别的偷窥者要关在门外，而我很乐意让它们照进来。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发酸，或者让我的猪肉变臭；太阳也不会损害我的家具，或者使我的毛毯褪色。如果这两位朋友有时候太热情，我可以退避到大自然提供的窗帘底下，这比新增一项家庭开支要划算。曾有一位女士要送我一张垫子，我拒绝了，一则屋里没有地方搁置，二则我进进出出无暇打理。我宁可在门前的草坪上把脚蹭干净。我们最好在罪恶开始前就避免它。
此后不久，我出席了一个教会执事的个人财产拍卖会，他的一生并非一无所成，而——
人做的恶，死后还要流传。[68]
按照惯例，大部分华而不实的东西是从父辈手上积累下来的。其中有些都成干绦虫了。这些在阁楼和尘堆里躺了半个世纪的东西，到现在还没被烧掉；没有扔进火堆或净化销毁，反而拿出来拍卖，甚或增值。于是成群结队的邻居，迫不及待地跑去观摩，把它们全买下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搬进自己的阁楼和尘堆中。一直搁到他们的遗产被分配时，才重新搬出来。是死人踹动了这些灰尘。
效仿某些野蛮民族的风俗，可能对我们大有裨益，因为他们似乎每年至少蜕一次皮；不管做没做到，他们想到了。就像巴尔特拉姆[69]描述的摩克拉斯族印第安人的风俗，如果我们也那样庆祝，庆祝“第一批果实收获节”，难道不好吗？“一个部落庆祝这个节日时，”他说，“提前给自己准备好了新衣服，新的锅碗瓢盆，以及其他新器皿、新家具，他们收起所有破衣服和别的废弃物，打扫房子、广场和整个部落区，把垃圾连带所有的余谷陈粮堆在一起，放火烧掉。服过药以后，禁食三天，整个部落都断火。禁食期间，他们戒除任何食欲和情欲。等大赦令一下，所有的罪人都可以返回部落。——”
“第四天早晨，大祭司在广场上摩擦干木头生火，每一个居民都可以从这里获得新生的圣洁的火焰。”
然后，他们享用新鲜的玉米和水果，载歌载舞三天，“接下来的四天，他们同邻近部落的朋友互相拜访，互相庆贺，那些朋友也都是受过净化，有所准备的。”
墨西哥人每过五十二年也要举行一个类似的净化圣礼，他们相信世界五十二年终结一次。
我简直没听说过比这更实至名归的圣礼，字典上说它是“内在精神风度的外化”，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风俗原本就是天命所示，尽管他们并没有一部《圣经》记录那次神示。
五年多以来，我仅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我发现一年工作六周就足以支付我所有的生活开销。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可以清闲自在地读书。我曾试过全心全意办学校，却发现我的收入最多能跟支出相抵，甚至还抵不上，我不得不穿衣和修补，更别说思考和信仰了，因此这笔生意简直就是蹉跎岁月。而且，我教书并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只是为了谋生，这本身就是失败。我也试过做生意；但是我发现要精通此道，得花上十年的工夫，那时我可能都要走火入魔了。果真生意兴隆还叫我害怕呢。先前我四处寻求谋生之道时，为了迎合一些朋友的心愿，而有过一些伤痛经验，它们一直记忆犹新，压迫着我的创造力，所以我常常严肃地想还不如捡浆果；那我保准能做好，从中得点蝇头微利就够了——我最大的本领是欲望少——我傻傻地想，这样需要的资本就少，对我一贯心境的干扰也小。当我那些熟人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生意或职场中时，我琢磨着眼下这个职业是最接近他们的了——整个夏天，漫山遍野地捡拾脚下的浆果，随后漫不经心处理掉；就好像看守阿德莫特斯[70]的羊群。我还梦想着可以采集些野生的草本植物，或者用运干草的手推车，给那些喜爱花草树木的村民送点常青树，甚至可以送到城里去。可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商业诅咒他所经营的一切事物；就算你经营的是上帝的意旨，也摆脱不了它的诅咒。
因为我对某些事物有所偏爱，尤为珍视自由；又因我可以通过辛勤劳动，实现人生目标；所以我并不希望把钱花在赚取华丽的地毯或其他豪华家具、精美的食物、希腊式或哥特式的房屋上。如果有谁能毫无阻碍地获得这些东西，并且获得之后知道如何运用，就任他去追求吧。有些人天生“勤劳”，他们热爱劳动是出于本能，或者因为劳动使他们免予更坏的行径；对于这种人，我目前无话可说。至于那些如果享有比现在更多的空闲，反而不知何去何从的人，我要劝他们加倍努力工作——直到能够养活自己，获得自由证书。在我看来，做日工是最独立的职业，主要是因为这样一来，一个人只用工作三四十天就足以养活自己了。日落而息，之后就可以脱离这种劳动，自由地专注于自己的选择；而他的雇主却天天做着投机生意，年复一年没有半点空闲。
简单地说，根据信念和经验，我确信人活在世上并非难事，只要活得朴素而且明智，它就是一种娱乐；对于那些比较单纯的民族，职业不过是工艺活动，一个人要谋生并不需要忙得汗流浃背，除非他比我还容易出汗。
我熟识的一个年轻人，继承了几英亩土地，他告诉我如果有好办法的话，他愿意像我一样生活。我并不想任何人，因为任何理由，而采用我的生活模式；因为在他完全学会之前，我可能已经为自己找到另一种模式，我以为这个世界上越多不同的人越好；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出并坚守自己的模式，而不是沿用他父亲的、母亲的或邻居的模式。年轻人可以建筑，可以种植，也可以航海，只不要妨碍他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行了。从算术的角度来看，人是最聪明的；因为水手和逃跑的奴隶都知道——眼盯着北极星，就足以指引人生。我们也许不能在计算好的时间内到达港口，但是可以保持正确的航向。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人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一千个人仍然是正确的。就像一座大房子，按比例算并不比小的昂贵，因为它也只要一个屋顶，一个地窖，而且一面墙可以隔出几个房间。但是我自己更喜欢独居。而且一般来说，你单独砌一道墙比说服邻居跟你共用要减省得多；再说，你因为贪便宜的缘故，跟人合建的公墙一定很单薄，还可能碰上一个坏邻居，他连自己的那部分都不维修。可行的合作通常都是极其不完全的，表面的；带点真意的合作，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实则是无声的和谐。倘若一个人有信念，那他处处都能以同样的信念与人合作；倘若没有，他会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继续自己的生活，而不去理会与谁为伴。合作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乃是共同生活。我听说，有两个年轻人最近打算一起环游世界，其中一个身无分文，一路上靠在桅前犁后干活挣点钱，另一个兜里揣着支票。显而易见，他们不能长期做伴或合作，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完全做不到。旅行一旦遇险，就算是有趣的冒险，他们也会分开的。我以上所说的一切，意在说明一个人上路可以今天就出发；但若要邀同伴，你必须等他也准备就绪，这样出发之前就得耗上好长一段时日。
但是，一些市民说，这一切都太自私了。我承认，我迄今为止还没怎么尝到参与慈善事业的甜头。我多多少少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感，另外我也放弃了这样一种乐趣。某些人使尽浑身解数，想要说服我资助市里的一些贫困家庭；如果我无所事事——因为魔鬼专找无所事事的人——或许可以着手做些类似的消遣工作。然而，当我想要从这方面获得乐趣，以把他们度到天堂为己任，使他们在各方面都过得跟我一样舒适，并且已冒险给出我的帮助时，他们一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贫困。当市里的男男女女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同伴谋福利时，我相信这至少使他们免予别的更乏人性的事业。做善事，跟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必须要有天赋。至于做好事，早就人满为患了。况且，我着实试过，果然不出所料，它不符合我的情况，这真叫人安慰。社会要求我做好事，以使宇宙免遭灭绝，或许我不该处心积虑地逃脱；我相信在某处还保留着另一种类似的，但更为稳固的慈善事业。我不会遏制任何人的这种天赋；对于那些一辈子全心全意做这种事业的人，尽管我没做，我要说哪怕全世界称其为作恶——他们很可能会这么说的——仍要“保持”。
我一点也不认为自己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无疑，许多读者会做同样的申辩。做事情上——我不能保证邻居会认同——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出色的伙计；可到底哪里出色，得靠我的老板来发现。我所做的好事，通常意义上的好事，一定都脱离了我的主要路线，而且大部分是无意而为的。人们说，实际上做好事，是从最初的地方开始，出于本能，而不要把成为更有价值的人作为主要目标，虚情假意地做好事。如果我也用这种语调说话，我会说还是动手做好事吧！就好比太阳，在把自己的光芒投射给月亮或一颗六等星[71]以后，就应该停下来，像好人罗宾[72]一样，开始在每间农舍的窗外偷窥，叫人发疯，使肉变臭，让黑暗的地方明亮起来，而不是持续地增加自己的热量和恩泽，直到光亮失去柔和，没有人能直视它，而与此同时，它还是按照自己的轨道围绕世界运行，做好事，或者干脆像一个正宗的哲学家已经发现的那样，既然世界绕着太阳转，那么接受它的恩惠吧。法厄同[73]希望通过自己的恩泽，证明他是天神出身，所以他驾着太阳神的金车出游，可是才过一天，他就驶离了正常的轨道，烧掉了天街下面的几排房子，还把地球表面都烧焦了，每年春天也一片萎枯，而且制造出了撒哈拉大沙漠，最后朱庇特[74]一个霹雳把他击倒在地，太阳神为他的死悲痛得一年没有发光。
再没有比善良变质更难闻的气味了。那是人和神的腐肉味。如果我确切地知道，一个人存心来我家为我做好事，我就要逃命了，就像逃离非洲沙漠上那干热的西蒙风[75]一样，那种风会使你的口鼻眼耳全都充满沙粒，直到窒息而亡，因为我害怕他把好事做到我头上——把其中的一些病毒混入我的血液里。不——要是那样的话，我宁可忍受别人对我施恶，那倒是顺理成章。在我饥饿的时候喂养我，寒冷的时候温暖我，我掉进沥青里了还要拉我出来：这种人算不得好人。一条纽芬兰狗也能做到这些。慈善，并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热爱同胞。霍华德[76]从他自身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仁爱、极其可敬的人，而且他也得到回报了；但是相对而言，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霍华德不能使我们达到最佳的生活状况，那么即使有一百个霍华德又有什么用呢？我从没听说，有哪一个慈善会议，真诚地提议要向我，或者向跟我一样的人行善。
那些耶稣会会士也在印第安人那里受挫了，印第安人在被处以火刑的时候，居然向施刑者提议新的刑罚。他们已经超越了肉体的痛苦，有时碰巧还超越了传教士所能提供的任何慰藉；需要奉行的法则是行刑时少在那些人耳边喋喋不休，他们根本不关心自己会被如何处置，他们追随一种新的风尚，热爱他们的敌人，几乎宽恕敌人的所有罪行。
你要确保给那些穷人以最需要的帮助，虽然他们落后是拜你所赐。如果你给他们钱，就不要只把钱扔给他们，而要自己跟着一起花。我们有时会犯些莫名其妙的错误。穷人往往并非饥寒交迫，而是脏兮兮的、衣衫褴褛、粗俗不堪。这是他们的品位问题，而不单单是因为不幸。你给他们钱，他们无非是用来买更多的破烂。我常常可怜那些在湖上刨冰的爱尔兰工人，他们行动迟缓，穿得又是那样粗鄙、那样褴褛，而我穿着整洁而且多少有些时髦的衣服还尚且发抖呢。直到一个严寒的冷天，一个落水的工人来到我的房子里取暖，我看他脱掉三条裤子和两双袜子才现出皮肉，虽然这些衣服确实又脏又破。他没有接受我给的外衣，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内衣。湿淋淋正是他需要的。于是我开始可怜自己，我想，送我一件法兰绒衬衫，比送他一整间旧衣铺子要慈善得多。有一千个人在砍伐罪恶的枝丫，而只有一个人在刨除罪恶的根子，或许那个在穷人身上花了最多的时间和金钱的人，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制造最大的不幸。他的解救不过是白费力气。正是那虚伪的奴隶主，拿着十分之一的奴隶创造的收入，为剩下的人赎回了礼拜日的自由。一些人对穷人施以慈善的方式，就是雇请他们到自己家的厨房。如果他们自己进厨房岂不是更仁慈？你吹嘘说，将十分之一的收入用于慈善事业了；或许你应该把余下的十分之九也用上，用完为止。那样一来，社会只能收回十分之一的财富。它归咎于占有者的慷慨，还是司法官员的玩忽职守呢？
慈善几乎是唯一值得人类称道的美德。不止如此，它还被夸大了；是我们的自私夸大了它。一天，康科德城阳光明媚，一个身强力壮的穷人，在我面前表扬另一个市民，说那人对像他一样的穷人很慈善。在国人中，慈善的叔叔阿姨，比真正的精神父母更受尊敬。我曾听过一个博学多才的宗教演说家讲英国，他列举了科学、文艺和政治上的典型人物，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77]、弥尔顿[78]、牛顿及其他，接着讲述了这个国家的宗教英雄，好像他的职业要求他那么说似的，他把那些英雄抬到最高地位，作为伟人中的伟人。那些英雄便是潘恩[79]、霍华德和福莱夫人[80]。谁都会觉得他的说法荒唐可笑。那几个人并不是最伟大的英国人，顶多算是最好的慈善家。
我并不想贬损慈善应得的赞美，只是要求所有在生活和工作方面造福于人类的人们都受到公正待遇。我最看重的不是正直和慈善，那不过是枝叶。它们的用处也很小，只能晒干了作药用绿茶，主要供江湖郎中使用。我要的是人身上的花朵和果实；让花的芬芳和果的醇香，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相互传递。这种美好必定不是片面短暂的，而是弥久丰足。它分文不花，而且不知不觉。这是一种掩盖万恶的慈善。慈善家念念不忘将自己的悲伤情调传染给人类，还美其名曰怜悯之心。我们应该为人类增添勇气，而不是沮丧；增添健康与轻松，而不是疾病；还要留神不要传播瘟疫。从南方的什么平原上升起恸哭声？我们要给哪个纬度上的异教徒输送光明？谁是我们应该拯救的纵欲无度而且残暴的人？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某事的困扰而不能施展自己，如果他还腹痛——确实值得同情——这时慈善家就要立即开始改良——改良这个世界了。作为世人的一个缩影，他懂得，这是一个真实的发现，并且是由他做出的——世界一直在啃青苹果；事实上，在他眼里，地球本身就是一只巨大的青苹果，想起人类的孩子在苹果成熟之前就来咬了，这是多么可怕的危险；可是他那风风火火的慈善事业径直袭向了爱斯基摩人、巴塔哥尼亚人[81]，还拥抱了人口稠密的印度和中国村落；就这样，他通过几年的慈善活动，必然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症，与此同时，当权者也利用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球的一颊或双颊染上了红晕，好像要开始成熟了，生命失去了它的粗野，又一次变得甜美而又健康。我从没梦见比我自己所犯的罪过还要大的罪过。我从不知道，以后也不会知道有比我更坏的人。
我相信，使改革家悲伤的，并不是他对苦难同胞的怜悯，而是，虽然他是上帝之子中最神圣的一个，却心有戚戚。把这一点纠正过来，让春天走向他，让他一觉睡到天亮，他就会毫无歉意地抛弃自己的慷慨。我不反对抽烟的原因，是我自己从不抽烟；抽烟的人自己会付出代价的；尽管我自己尝试过的事物够多了，我仍可以反驳它们。如果你曾被误导做过一些慈善事业，那就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做了什么，因为根本不值得知道。救起溺水的人，再系好你的鞋带吧。慢慢来，做些自由的劳动。
我们因为与圣贤交往，而败坏了自己的德行。我们的赞美诗中回荡着诅咒上帝的旋律，我们要永生忍受他。或许有人会说，即使是先知和救世主也只能抚慰人类的恐惧，而不能夯实人类的希望。没有什么地方记录着，人对生命单纯且不能自抑的满意；也没有任何对上帝永不磨灭的赞美。一切健康与成功，虽然看似遥不可及，但让我受益匪浅；一切疾病和失败，不管它多么怜悯我，或者我多么怜悯它，都叫我悲伤，并且对我有所伤害。所以，如果我们确实要用真正的印第安式的、植物的、磁力的或自然的方式重建人类，首先要让自己生活得跟大自然一样简单安谧，驱散眉头的乌云，往毛孔里注入一点生气。不要一直监管着穷人，而要致力于成为一个对世界有价值的人。
我在设拉子[82]的希克·萨迪[83]的《吉利斯坦》或《花园》中，读到：“他们询问一个智者说，在至尊之神培植的众多卓尔不群的名树中，除了不结果的柏树，没有一株被称为azad，即自由的；这其中有什么奥秘？智者回答说，每一株都有应得的收成和特定的时令，并随时令而荣枯盛衰；可柏树不是这样，它四季常青，具有azad的天性，或者宗教独立者的天性。——不要把你的心思固定在瞬间即逝的事物上；因为迪亚拉河，或底格里斯河，在哈里发[84]灭族之后，还是要流经巴格达的；倘若你手头有万贯家财，那就像枣树一样慷慨大方吧；但是倘若你没什么可拿出来捐赠的，那就像柏树一样吧，做一株azad，做一个自由的人。”
贫困的托词
T.卡鲁[85]
贫困的家伙，你太过矫揉造作，
妄想在苍穹底下占据一席之地，
你那间简陋的茅草屋或斗室，
养成了你迂腐懒惰的德行，
阳光是免费的，旁边有背阴的泉水，
有块根吃，还有野菜可以享用；
在那里，你用右手
夺走了人类心灵中高尚的情操，
正是这情操，使得美德之花绽放，
你贬损了人性，麻痹了感官，
像女妖戈耳工，变活人为石头。我们不需要单调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会强迫你节制，谨慎；
不需要违背天性的愚蠢，
分不清什么是乐，什么是悲；
也不知道装腔作势的被动的刚毅，
被置诸主动之上。这伙卑贱可鄙的人，
将他们的位置固定在平凡的生活里，
变成你的奴性；但我们只推崇这样的美德，
容许英勇慷慨的行为，庄严宏伟之气，
洞察万物的远见，以及无限高尚的情谊，
还有那一派英雄威武的刚毅，
自古以来还不曾留下个称谓之词，
留下的只有典型，像赫拉克勒斯，
阿喀琉斯[86]，忒修斯[87]。滚回你的脏窝吧；
当你见到一片新的文明的天空时，
你该力求懂得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