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和我都是心急的乐观主义者”
（原载于《商业周刊/中文版》2017年3月6日刊）
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与《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主编Megan Murphy谈她与丈夫共同运作的盖茨基金会
Q:今年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年度公开信的形式与以往略有不同，这封信写给了10年前向基金会捐资300亿美元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A:正是沃伦的信促使我们写了这封公开信。多年以来，他每年都会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撰写一封年信，和公司的股东们谈谈他对公司业务的想法。鉴于十年之前沃伦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了一笔巨款，现在10年过去，比尔和我就想，让我们将此作为一个标志，真正花些时间来回顾反思一下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就好像我们在试图告诉沃伦，他的投资回报是什么。结果这对我们夫妻二人都是非常好的锻炼。
Q:我们通常不会将实现投资回报看做基金会的工作。
A:我们认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捐赠自己财富时要十分慎重，这是一种责任。而如果捐赠的是他人的财富，那最好真的要经过深思熟虑。我们确实想过捐款的回报问题，想过拯救了多少生命。我们的运作方式是不是最佳的可能方式、效率是不是最高、合作伙伴是不是最合适？不过，我要说的另一件事情沃伦的确说过：“我不希望你们不冒任何风险。你们要解决的是社会上最棘手的问题，所以要敢于冒险，敢于放手一搏。”一路走来，我们遭受了一些挫折，沃伦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知道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
Q:这封年信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未来将会让悲观主义者感到惊讶。”
A:尽管人们每天都会读到一些坏消息，但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好。过去25年来，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一半啊。而数据显示，通过疟疾疫苗接种工作和捐赠蚊帐，我们拯救了1.22亿儿童的生命。我每年要到发展中国家考察3次，走访边远地区的乡村。农民已与市场接轨，他们有了更高的收入并送孩子们去上学。你不得不看数据，不得不靠事实，而当你前往一线到实地看，就会发现人们的生活有了明显改观。不过，人们生活改善的步子还不够快。比尔和我都是心急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希望步子迈得再快一点儿，我们在美国看到了一些东西，就想如果用恰当的方式将它们引进这些国家，那么人们就会喜欢它们并使用它们。
Q:你和比尔在年信中谈到了20年前你们的非洲之行。你看到孩子们因为贫穷死去，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很穷，你发现这是你见过的世上最不公平的事。你说这一经历从此奠定了你们的婚姻基调，使你们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伴侣。
A:没有一天醒来我们不是在想、在谈或者在做与盖茨基金会相关的事情。甚至当我们在美丽的夏威夷海滩度假时，基金会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可能正在读一本书，或者我们在新闻中看到了什么，或者我们正在读一份报告。比尔离开微软公司（Microsoft）的时间早于当初我们结婚时他对我说过的时间。他已经说过：“我要做慈善，但我要在60多岁的时候去做。”实际上，他8年前就离开了微软公司，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献给了慈善事业。（比尔·盖茨今年61岁。）
生活有了新的定位，我们将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家庭生活和盖茨基金会上。我想我们时刻都在思考着基金会的问题。我们的言论是不是代表了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我们的家庭责任问题，对孩子们的教育方式是否正确？对于生长在美国以及比尔创办微软公司，我们一直得到了难以置信的祝福，感到非常幸运。我们调整了生活，基本上全部围绕着基金会的工作。
Q:我想谈谈你作为公开倡议者一直坚定支持的一项活动，即推广避孕药具和家庭生育计划。这一问题在政治上依然很敏感。在这样的一场战斗中，你认为实现进一步突破的最快方法是什么？
A:我绝对相信我们应该普及避孕药具。当人们能够计划好生孩子的时间和间隔时，孩子们就会更健康，母亲也会更健康。
母亲死于难产的可能性会降低，这在发展中国家极其重要，因为许多妇女仍死于生产。在发展中国家，目前有3亿妇女使用避孕药具，这对世界而言是一个里程碑。不过仍有2亿妇女要求我们提供避孕药具，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各种选择，很多不同的选择。他们可能决定暂时使用短效避孕药具，或者他们可能最终决定要使用皮下埋植避孕法，这种避孕法在发展中国家变得非常受欢迎，而我们需要提供这种选择，以便让妇女们对此有所了解，而且如果他们选择使用，她们的要求就能得到满足。
Q:你到一线考察时，关于避孕药具的推广活动，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A:我注意到了两个情况。首先，要确保妇女能够获得避孕药具，确保向她们提供我们在美国拥有的所有种类的避孕药具。似乎她们特别希望我能给她们提供这些药具。我在尼日尔遇到了一位名叫萨迪（Sadie）的妇女，她说：“为什么这里的诊所过去提供避孕药具而现在不再提供了？我为什么无法拿到这些药具，为什么不得不冒着高温走上10公里才能拿到它们？”
而另一方面，有些妇女却表示：“我可能了解避孕药具，但我丈夫不愿让我用。”或者，也许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个新事物。我在尼日尔遇到了正从村子的水井中打水的一些妇女，她们从没有听说过避孕药具。然后我就问同村一群年长些使用避孕药具的妇女：“喂，这些年轻妇女不知道避孕药具，她们将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呢？除了出来打水，她们甚至都不怎么出门。”这些年长一些的妇女说：“别担心，我们会说的，女人们会聊天的。在生孩子时会聊，磨小米时会聊，聚在一起洗衣服时也会聊。我们会对她们讲，告诉她们我们使用避孕药具和原因。”
接触这些妇女的方式在文化层面上是非常敏感的。例如，尼日尔政府建立了所谓的丈夫学校，在这些学校里，男人们首次被告知，如果他们可以控制生孩子的间隔，孩子将更健康的原因，和妻子死于难产的可能性将更低。随后这些丈夫就可以回家告诉女人们这些知识，于是使用避孕药具就确实成为了夫妻共同的决定。
在这封年信中，比尔和我谈到了自助团体。在印度，有7500万名女性参加了自助团体。通常每个自助团体大约有30名女性在一起活动。通过这些团体，妇女可以学到各种简单的基础知识，可能有些是关于避孕药具，有些是关于她们可以种在田里的新种子，这些种子的产量会更高。然后她们会将新学的知识与原有的信息相结合并开始学习各种其他的东西，突然之间，这些女性有了自己的声音，她们开始有了力量。她们会和你说，我婆婆在家里对待我的方式与你婆婆不同，我丈夫待我的方式不同，我儿子待我的方式也不同。
我见到了一些参加活动两年多的自助团体成员，她们会对我说：“你知道我干了什么吗？我们把村里发生的一起强奸案报到了政府，法院要审理这个案子。”这就是女性赋权。如果你帮助组建这些团体并在最初一段时间对她们进行一些基本教育，最终她们就会自主管理和运作，而且她们还会帮助周围所有的女性。因为女人们善谈善交流。
Q:手机及其他形式科技创新的普及的确提高了妇女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哪方面能够产生最大的收益呢？
A:穷人们不受银行欢迎。他们会告诉你，要去银行他们就必须去市里，如果坐火车或汽车他们就不得不花钱买票。他们在路上可能会被人抢了，所以到了银行，他们并不受欢迎。然而，我到了一个偏远的村子，你不会想到那里会有手机。我和一名妇女聊天，周围有一些鸡跑来跑去。突然，她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我们发现，当人们，特别是妇女在他们的手机上开通了银行服务，他们就可以每天存上1美元、2美元。当她可以把钱存到银行账户上时，她的积蓄就不再是装在床下罐头盒里、亲戚可以来向他们借的钱，不再会被老鼠吃掉。当她的积蓄存在手机银行账户中，如果该交学费了，她就有钱让孩子上学。如果遭了旱灾，非洲经常遭受旱灾，或者出现食品短缺，她就有钱到市场上买食物。手机使这些妇女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Q:我们听到了一些言论，说美国要减少在普及女性避孕药具和女性家庭生育计划方面的投入，那些接受美国救助资金的全球各地诊所将无法再提供堕胎建议和家庭生育计划药具……
A:我相信应该普及避孕药具。对此我的态度非常明确。现在人们谈到的关于避孕药具政策的变化，实际上会影响到那些同时也提供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爱滋病（HIV/AIDS）感染、肺结核和疟疾药品的诊所。美国政府向被称为全球基金会（Global Fund）的组织捐款，这些捐款被用于爱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防治。由于全球基金会的努力，2000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当我参观这些由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帮助建立的规模非常小的诊所时，想到这些诊所将因为我们即将实施一项政策的方式而在社区中消失，对我来说这不像是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也不代表我们的生活价值观。我不能理解这样的做法。
Q:要让推广避孕药具的倡议更加明确，还能采取哪些措施？你会在更多公开场合表达你的观点吗？
A:在美国，不到1%的人知道在过去25年中，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我们正在努力让人们了解这些信息，这样人们就会明白我们进行的这些投资以及我们要求政府投入的资金正在使发展中国家发生着深刻变化。如果我们希望在美国过着和平安全的生活，那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这些投资就可以让人们呆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希望在自己的社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会对人们说：“如果你关心这些问题，请给你们选区的参议员打电话告诉他‘我希望政府继续为这些海外援助项目提供资金，就像以往那样’。”
Q:你和比尔在开展慈善工作时曾亲眼看着孩子们死去。你是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阴影，继续关注全局的呢？这种经历如何影响了你？
A:实际上，我努力不去忘掉这些经历。在尼日利亚，我看到一个叫法蒂玛（Fatima）的小女孩，3岁半，病得非常重。她妈妈怀里抱着个1岁半的孩子，爸爸也在那里。为了带她到我所在的诊所看病，他们甚至借了钱。我带了一些医生和我一起去考察，我们认为孩子被误诊了，但他们要把她转到更高一级的诊所，这样做是正确的。不过，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家需要再借一笔钱才能把她送到第二家诊所，所以孩子基本没什么指望了。
在我回到我在西雅图和3个孩子一起的忙碌生活之前，我试着到其他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将我所看到的东西过过脑子，意识到那个小女孩儿活下来的机会非常非常小。你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尽管这非常难，你不得不感受到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然后我试图在其他地方用这个经历来促进我们的工作，把法蒂玛或其他人的故事讲给人们听，这样人们就知道我真正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我们有时会忘记一件事儿，那就是，普天之下父母对孩子的疼爱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他们的孩子奄奄一息，他们很伤心，就像要是我的孩子死了，我也会伤心一样。我们需要设身处地地想想，正是有了这种同理心我们才决定要做点儿什么的。
Q:盖茨基金会拨出了8000万美元用以收集和分析关于妇女和女童的数据。在利用大数据研究性别差距方面，你有什么宏大计划？
A:我们不会对没有量化的领域进行研究。我们还没有关于女性的数据。我们做的很多调查，像每隔5年我们在整个非洲地区进行的家庭大调查，不经意间就对妇女抱有偏见。说个例子吧。调查员一开始就问家里的男人和女人谁有收入，只要男人一回答，调查员甚至都不问家里是否还有第二份收入。在乌干达，当调查员开始问家里的女人“你有收入吗？”这个问题以后，得出的结果显示，妇女为整体经济增加了7亿美元的收入。他们甚至不知道妇女有这么多钱，也不知道她们在工作。一旦我们开始了解关于妇女的这些情况，我们就会知道将如何并从哪着手行动。没有完善的数据，很难向另一国政府或者慈善家寻求帮助。那样的话，我们只能说：“你好，我们将钱花在了解决这个妇女问题上了。要是问我们是否知道会有回报？我不能确定。”如果我可以对他们说：“我非常清楚我让多少妇女在手机上开了银行账户，我已帮助多少妇女走出了贫困，”他们就会说：“太棒了，我们也想对这个项目进行投资。”
Q:对于妇女和女童生活相关数据依然匮乏而且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情况，你是否感到惊讶？
A:每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感到吃惊。即使是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关于科技界女性的相关信息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我有计算机科学学位，毕业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37%的计算机科学学位授予了女性。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末，差不多同样比例的法学学位和医学学位也授予了女性。现在获得法学和医学学位的女性比例更高了，几乎与男性持平，或者略高一点儿。而获得计算机科学学位的女性比例现在降到了18%。我们知道科技界的女性正在流失。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工作场所，年轻女性和女孩的数量一直在减少，但没人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实际上甚至没有收集数据来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数据，以了解我们实际上能够对此做些什么。这只是美国的情况，而如果只有18%的计算机科学学位授予了女性，那授予黑人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的甚至就更少。这意味着，开发我们所有人都在使用的技术的团队不会非常多元化。这是个量化的问题。
Q:你认为什么原因导致有计算机科学学位的女性比例从37%降到了18%？
A:没人知道比例下降的确切原因，但我确实认为，正是在那段时间电子游戏变得非常以男性为中心了。电子游戏变了，突然女性开始大量离开计算机行业。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计算机行业的女性正在流失时，一个自我驱动的趋势已经形成，因为计算机领域中的女性变少了，当你上大学时，可以学习的榜样就非常少。大学里的女性教授或者副教授寥寥无几。现在纵观整个计算机领域，你不会再发出这样的感叹：“哇，有50名女性，我可以点出她们的名字，谁正在开发了不起的应用，或者负责运营这家科技公司。”由于没有可以学习的榜样，女性们就会说：“嗯，我不确定这工作适不适合我。”我们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告诉女孩子们她们可以在数学、科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做得很棒。我认为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高中、在大学，也包括如何树立榜样。
女性对计算机失去兴趣有一些时间点，这些点分布在她们生活中的任何时间段。我们知道，甚至小孩子和中学生都可能对计算机失去兴趣。例如，夏天时你把女孩子们送到了一个编程夏令营。她们很兴奋很愿意去。但夏令营墙上贴的海报都是男性人物，夏令营结束后你问女孩子们她们觉得在夏令营表现得怎么样，你得到的评价就会低于如果墙上的海报人物男女均等的情况，或者墙上的海报都是女性人物。如果她在墙上看到的都是男性榜样，一个女孩子就不会认为她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可以改变的正是这样的一件小事儿。
Q:你出生于达拉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为了让4个孩子上完大学，你父亲非常努力工作。你工作也非常努力。你如何认同那些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的美国人？他们认为他们已与社会脱节并感到非常悲观。
A:我认为美国绝对存在贫困。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一些非常了不起的政府计划帮助消除了一些贫困，但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努力。比尔和我去年曾到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地区考察，和那里的人们谈贫困问题以及什么让他们丧失了希望、什么让他们产生希望。我们来到了一所很好的公立学校，学校的名字叫Betsy Lane。这所学校的领导人告诉孩子们：“你们能上大学。”他们不仅告诉他们，而且还展示给他们如何上大学。
教育是关键，这是我们知道能够鼓舞家庭的东西。我父亲是他的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是个工程师，离开新奥尔良去了佐治亚州，又去了加州，最后终于在达拉斯安了家。他认为他的4个孩子应该上大学，我刚一记事儿就知道这个了。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和我都有这样的愿景和希望。因此在美国，我们要确保孩子们受到良好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并可以选择很好的大学，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社区大学。
Q:我们的教育系统能够培养孩子们成为现代劳动者，胜任未来的工作吗？
A:美国公立教育系统没能很好地完成对三分之二孩子的教育工作。我们知道，在接受了从幼儿园到12年级公立教育的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真正为进入社会开始工作和生活做好了准备。许多孩子进入了大学，但他们中有太多的人在大学第一年就辍学了，因为他们要上辅导班，他们的代数不够好、写作技巧也不够好，所以感到很沮丧。公立教育系统出了问题，甚至无法培养孩子们胜任现在的工作，更别提10年后的工作了。我们应该采取些行动了。
Q:盖茨基金会取得了很多成功，也遭遇了困难和失败。那些挑战是如何令人沮丧，又是如何激励了你们？
A:我们试图做一些非常雄心勃勃的事情。我们已经根除了人类的一种疾病：天花，而且正在努力消灭小儿麻痹症。去年我们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了。要确认一个地区消灭了小儿麻痹症，需要3年时间。在尼日利亚一些非常贫穷的偏远地区仍有一些病例，这些地区的武装冲突不断。所以，对于我们基金会的人来说，对比尔和我来说，那是非常难过的一天。我们花了差不多72个小时来消化这个消息，心里想：“哦，我们以为我们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合作伙伴压力有多大。他们是在一线艰苦工作的人，疫苗接种人员希望根除小儿麻痹症，村民们也希望消灭小儿麻痹症。于是，我们振作起来说：“好吧，我们要继续牵头做这件事情，小儿麻痹症一定会被彻底消灭。”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知道疫情爆发的原因，已经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知道了下一步必须要做什么。就这样我们振作了起来，率领人们继续战斗。我们依然坚信将消灭小儿麻痹症，并充满希望，走运的话，这将是出现新增小儿麻痹症病例的最后一年。
小儿麻痹症在美国已经根除。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依然会感染上这种疾病，这太糟糕了。不该发生这种事情。
Q:去年全球小儿麻痹症病例减至32例，有人会说这已经足够好了，让我们把钱用在其他地方吧。
A:好吧，如果我们可以在每年只有30个孩子感染的时候停止。但疫情会蔓延，所以第二年的病例将会增到600例、800例，很快又会增加到20000例。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种疾病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即使对于现在得病的这30个孩子，每个患儿都是悲惨的，且小儿麻痹症会传染。另一方面，彻底消灭它需要花很多资金，但最终我们会实现目标，而无需再在小儿麻痹症上花任何钱。
Q:你在结婚之前是微软公司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你离开微软回到家中抚养你们的3个孩子。过去15年来，为了实现你们的理想，你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场合。对于你而言，这是怎样的一种学习体验？
A:那时我和比尔约会，所以我当然知道他必须要过怎样的公共生活。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和真正过起来完全是两回事儿。不过，我认为我真正感到触动的时候是当我们有了孩子，因为我不得不认真想一想，如何拥有家庭私生活，这样我才能够将我们的价值观灌输给孩子们，在拥有财富的情况下，让他们以尽可能正常的方式长大。我有很多年特意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带孩子们参加活动，和其他家长交朋友，去学校，在那里我只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我开始真正思考我教给他们的价值观，特别是我告诉我两个女儿的东西：在世界上用她们自己的声音，成为坚强的女性，这时我意识到，我要给他们树立榜样。他们看到我正在以身作则，我在基金会努力工作并多次到发展中国家去考察。他们知道我对社会问题非常关心，因为我和比尔、我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坐在饭桌旁会谈这些问题。孩子们现在长大了，已经走过了足够长的人生道路，我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工作了。而且我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我可以说出发展中国家妇女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看到的，而不论何种原因其他人没有看到的。我非常慎重地决定，要开始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
Q:你总是具有强烈的进取心，这和你的成长背景有关系吗？
A:我高中毕业后就知道我要改变世界。那时我真的已经有了这个理想，也许是我父母和高中修女老师们灌输的结果。我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每个行动都会产生连锁反应。你不知道你会影响到多少人。不错，我踌躇满志，我的父母给了我世界上所有希望，使我相信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任何人。他们总是说：“你可以上一个非常棒的大学，你可以照亮你的任何梦想。我们看到了你的潜能。”
我当然从未想过这就是我要走的路，但我喜欢出去演讲，听众有初中或者高中的年轻女孩，有时都是女性，有时有男有女。我希望通过演讲激励人们，让他们意识到，无论他们如何回馈社会，不管是在他们自己的社区，还是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工作，他们都让别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这将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