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看法

西方世界看中国时，常常会有一些误解和偏见。当众多的误解和偏见合为一体时，就形成了一个只会曲解中国内部事件和变化的笼子。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就常被这个笼子束缚而显得局限。中国人曾贴切地称这种现象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不幸的是，西方的这个笼子却不会轻易瓦解，因为它源起于数百年累积的误导性信息和自以为义（译者注：源自《圣经》约伯记32:2，大意为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总在做对的事情）的信仰，还有殖民者骨子里的优越感。

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始于800年前。当时，一些蒙古游牧民族的人穿越了西伯利亚平原，途经现在的俄罗斯和东欧所处的地区。这是历史上“西方”第一次真正遇见“东方”。蒙古军队很喜欢运用一种“打了就跑”的突袭战略，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城市和流离失所的百姓，让欧洲颇为震惊。在欧洲人眼里，蒙古人冷酷无情，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但实际上，蒙古人的战略独树一帜，并且包容开放，乐于吸收被征服的每一种文化的精华。

13世纪初期，欧洲本质上是内向的，沉醉在盲目自信的优越感中。那时，基督教教义是欧洲知觉世界的基础，这些教义阐释世间万物，辩护着所有政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东方所发生的一切也只能在这个框架里被讲述，因为只有牧师和神父才会读写，包括很多统治阶级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文盲。

蒙古知觉外部世界的方法却与欧洲完全不同——他们的扩张即是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每一次侵略后，一批被俘获的文人巧匠就会被送到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开始服务这个日益庞大的帝国。这么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宗教包容的思想：蒙古帝国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排斥，当蒙古盛行着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时，欧洲大大小小的基督教派还在为了细小的教理差异或对“神”的一点不同阐释而互相攻讦。

历代以游牧为生的蒙古铁骑并不把农耕民族放在眼中。在他们眼里，当时的西方就是一个落后的农耕社会，农民遭受着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这些剥削压迫又因宗教信仰而倍加沉重。因此，对于蒙古人来说，占领并统治欧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欧洲人只以纯粹的神学思想来看待蒙古的威胁：他们视蒙古人为一心摧毁基督教世界的黑暗力量。所以当时欧洲的世界地图上，亚洲地区遍布狗头人和其他各种根本不存在的怪物，散播着可怕的谣言，把东方的一切都贴上“享乐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标签。

不过有一个清楚的事实就是：蒙古的军力是强于欧洲的。因为蒙古人重视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而不是简单地关心士兵的数量和力量。尽管那时欧洲已进入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欧洲人还在以军队人数来衡量军力的强弱。

欧洲人认为，参战人数的多少能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战士们的战斗能力倒不那么重要。于是铠甲便成了欧洲人作战的关键：因为穿了铠甲的士兵在战场上更容易存活，参战人数的优势便更能够得以发挥。不过，获得铠甲是需要金钱的，骑士制度便成了封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在封建经济制度里，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使人们辛勤劳动，然后对他们的劳动成果征税，再利用税收购买或制造武器装备来防止人民起义并对外扩张。这种模式在欧洲一直沿用到现代，成了20世纪军队、企业、政府三者共生共荣的基础，后来被自由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译者注：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称为“新工业国”。

和欧洲军队比起来，蒙古军队没有厚重铠甲的束缚，因此十分灵活善变。当欧洲军队排列整齐得像金宝汤罐头（编者注：金宝汤公司是美国的一个罐头汤生产商）时，蒙古士兵快速移动，四处埋伏并设置陷阱，不断包抄攻击敌人的侧翼，或直接将敌人团团包围。欧洲人对此毫无招架还手之力，他们的身体被束缚在厚重的铠甲之中，正如他们的思想还被禁锢在误解外界的牢笼里。

后来，蒙古人不再向西远征。欧洲得以喘息，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在这段和平时期，马可·波罗为黑暗中的欧洲带来了黎明的曙光。他来到东方，拜访了忽必烈大汗，将东方的一些先进思想文化带回了欧洲。这些先进思想文化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欧洲人却是闻所未闻。除此之外，他还带回了一项新技术：火药。从此，欧洲人炸开了束缚自己的枷锁。

四百多年后，欧洲人已能够熟练运用火药，于是试探着来到中国的国门前。此时欧洲的军事技术已经史无前例地超越了东方，他们有着可同中国叫嚣的军事资本，历史的天平正朝着西方倾斜。尽管如此，他们对蒙古人恐怖而又神秘的回忆依旧挥之不去。

这时，中国的统治者早已不是蒙古人，而是满族人。但欧洲人仍像他们的前人一样，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他们发现这个国度精致富饶，延续着当年惊艳马可·波罗的东方奇迹。但很快，西方的态度由羡慕变成了觊觎，这片宝地成了占领的目标。

欧洲人的思维定式丝毫没变。他们心中的宗教教义和优越感使他们对侵略感到心安理得。传教士眼里，中国人只是一大群没有受到教化的“异教徒”。政客则是大力鼓吹这个观点，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对东方经济殖民的目标。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西方正寻找着一个能够扩张并最终被控制的新市场。

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一直为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寻找着看似合理的借口。他们有时从教义出发，声称他们有着转化“异教徒”的使命；有时又从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开拓新市场的任务。不知哪一个是他们的真正意图，或者二者都是。欧洲仍然流传着关于蒙古人的古老传说，尽管已经过了好几代人，欧洲人却对那时的中国记忆犹新。西方政府便利用了这一点，为操纵中国政治、榨干中国经济找寻借口。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会覆盖整个东南亚，即出台了“遏制政策”。按照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多米诺理论”，这种“红色威胁”会从中南半岛的南部开始蔓延，最终会吞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于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各种政策，开始以好莱坞式的浮夸宣传抹黑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深了西方人的偏执，最终造成了一种“中国会在20世纪重现13世纪蒙古式扩张”的错觉。“多米诺理论”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但不幸的是，它的宣传至今仍误导着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想法。当今的美国政府依旧沉浸在中国对外扩张的幻象里，仍在潜移默化地奉行着当年的“遏制政策”。

中国的目标是大力发展经济，增进人民福祉。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为这个目标做出了许多尝试，有成功，有失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中国也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些经验与知识，为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却对中国的崛起嗤之以鼻，而且是不假思索的，如同患了自闭症一般。

当报道中国时，西方媒体往往选取一些极端少见的奇闻怪事，并不考虑主流的一些思想与活动。这种对中国的片面报道早已屡见不鲜。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龙夫人：慈禧故事》里就谈到了清末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报道：

 

在华洋人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就那点可怜的知识，也是从通商口岸的中国买办或雇佣的翻译那里听说的。他们自己所知不多，但也不在乎什么客观公正，总是编出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去填补他们知识的空缺。因为假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实在是至关重要。在上海长廊酒吧的推杯换盏之间，在新开跑马场上的飞短流长之中，西方人把误传的消息和想当然的揣测混在一起，再通过书信、日记、论文、演讲、外交报告和新闻报道将其传递到世界遥远的另一头。在那里，人们都把这些当作了事实。

 

时至今日，很多被认作“中国事实”的消息依旧是西方媒体以类似方式得来的。西格雷夫对上海通商口岸上投机炒作的描写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香港地区——绝大多数西方记者的“中国独家报道”都在此地诞生。西方媒体给出的分析往往是简单片面的，将中国政治走向视为两股极端派系的斗争。然而，这种极端派系其实并不存在。对中国复杂政治进行深度分析的任务留给了学者和作家，例如威廉·奥弗霍尔特（William H. Overholt）。在他所著的《中国：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里写道：

 

每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学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谜团，那就是为什么外界没法学会去欣赏中国发展的积极一面。任何一个东欧国家的领导班子只要完成了中国在1994到1995年间的一到两项成就，都会被媒体当作天才一样歌功颂德，但中国的大多数成就却丝毫吸引不了西方媒体。以至于大部分美国民众（通过媒体报道）觉得，中国在那段时间里除了压迫人民和计划解放台湾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干。

 

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本没有什么错，但仅仅只关注这些东西并不会帮助到要来中国的西方人，他们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解读一些事件，无法把当下中国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放置于正确的背景之中。说到这里，新加坡前国务资政李光耀反复强调的观点则不容忽视。他认为，发达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因此在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如果我们从李光耀的分析出发，那么似乎（或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已经成为主流媒体趋势的论调，实际上是服务于一些国家的政治目的——他们企图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并最终自己成为世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