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的政府的价格

尽管政府的价格在过去的50年中相对稳定，但它并非一直都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如人们对政府所期望的那样，政府的价格是相当低的。让我们以图2.4为例，该图显示的是联邦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该图显示，在19世纪30年代政府的价格要低很多，而之后为了应付“二战”后的支出，联邦税飞速上涨，政府的价格有一个巨大的飞跃。一旦战后事情平定，各级政府的价格从1953年到2003年都相对稳定。

医疗保健、养老金、社会保障的费用是否会逐渐上升以至于有一天将会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对一个新的政府的价格，我们无从知晓。但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自动调节装置还是相当明显地发挥着作用。在“二战”结束后，支出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政府的总体价格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在1970年，医疗保健占据各级政府开销的8.5%，而且收入保障（主要是社会保障、福利、伤残抚恤金、失业保险金）占政府开销的20.3%。到了2001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上涨为19%和23.3%。但是，国防开支在政府开支总额中从27.4%降低到11.7%，之前所有这一切的增长都因此而被抵消了。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再看看图2.5中显示的自1972年以来的政府的价格。自动调节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描绘联邦政府的线条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74—1975年经济衰退期间的减税以及在1977年社会保障税的增加使赤字增长。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高通货膨胀率使纳税人上升到更高的收入额等级并使联邦税收迅速增加。纳税人首先在地方层级奋力反击——对纳税人来说，从地方掀起抗税运动最容易成功。在描绘地方政府的线条中，我们看到了1978年6月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第13号提案的反抗财产税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迅速蔓延至全国。之后，选民选出了曾经承诺要对所得税削减30％的罗纳德·里根。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衰退扭转了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对服务的需求上升，通货膨胀的延迟效应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要快于个人收入的增长。然而，这一转变更多地被里根的减税所抵消。里根政府决定降低政府的价格，每年通过举债国内生产总值的3%—6%来维持税收的下降。

1990年，又一次经济衰退减少了联邦税收收入。整个1992年，联邦政府的价格持续下降，而且，赤字猛增。与此同时，州和地方政府通过提高税收来应付他们收入的短缺和支付医疗保健、养老金、教育和监狱等费用。

20世纪90年代，在持续的经济增长中，情况再次发生变化。选民们对里根、布什赤字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感到恐惧，在1992年的大选中表明了明确的态度。克林顿总统和国会提出增加税收和压低开支。由此产生的繁荣使收入和资本收益税增加，同时也使政府的价格（尤其是在联邦一级的政府）稳步上升。到了2000年，达到了39美分，是其历史最高水平并远高于公众可以接收的水平。减税和“不增加新税种”，成为各级政府当时热门的政治争论话题。

当我们考察各级政府的价格时，联邦一级的政府往往掩盖着在州与地方两级政府发生的事情。图2.6着重反映了州与地方政府在同一个30年中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

有三个因素引人注目。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地方政府里反抗财产税的影响，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严重依赖财产税。第二是州政府价格的持续上涨，这个结果是由改善公共教育和建造更多的监狱，加上无休止的医疗救助和养老金费用而导致的。第三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反补贴对地方政府的价格的影响，市政府和县政府承担了改革政府的费用，州政府承担了当地学校费用中越来越大的份额。除此之外，再加上快速增长的个人收入，使1993年以后州与地方政府的价格保持了基本的平稳。

当我们分别观察各个州时，具体事件与政府的价格之间的联系就更加紧密。图表2.7描绘了第13号提案的发祥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州与地方政府的价格。正如图表当中所清晰描绘的那样，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加州的政府的价格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约从1975年开始，房地产的快速通货膨胀抬高了财产的价值，当房主们的房产被重新评估时，猛增的赋税让他们十分吃力。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使得所得税的纳税人转向了更高一级的收入阶层，并且州政府开始出现盈余。州长杰里·布朗敦促立法机关将盈余花费在减免财产税上，但是他的法案陷入僵局。当两个相对默默无闻的保守党议员霍华德·贾维斯和保罗·甘恩散播他们的减税计划时，抗税活动油然而生。第13号提案一夜之间减少了地方政府23％的收入。州政府利用他们的盈余以减轻打击，但是可怕的财政困境仍然使地方政府一级的效率戏剧性地提高了。（事实上，这场危机在一些城市如维塞利亚和费尔菲尔德首先引起了改革政府的呼声。）即便如此，随着加州政府的价格的大大减少，公共服务开始恶化。之后，在20年前，公众开始要求改善这一局面，希望逐渐将价格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

我们从上图中（图2.8）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1993年第二次抗税对华盛顿州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过去的30年里，华盛顿州的政府的价格已经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在1993年春季，波音公司在西雅图地区裁员19000人，政府收入开始下降。面对短缺15亿美元的预计，议会削减开支和提高税收近10亿美元。由于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驱使政府的价格高于正常水平，税收增长导致群情激昂。1993年11月，选民们通过了严格限制州政府开支的“601倡议”。1995年该倡议开始生效时，政府的价格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之后不久，在“601倡议”的效用下，一系列相关的倡议也纷纷通过。政府的价格开始下降，此后从未停止。如今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纽约州的图表（图2.9）告诉了我们一个高价位的州政府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林德赛与洛克菲勒时代，纽约市和纽约州兴起了一场消费热潮。仅在1973年，政府收入增加了近14％，但仍然不足以抵付政府开支。结果在1976—1977年，当政府的价格达到顶峰时，纽约市和纽约州都濒临破产。州政府将财政管制委员会强加给市政府管理，导致其服务类支出大幅下降，居民生活质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街道和公园越来越脏，犯罪率上升，街道和桥梁逐个倒塌。同时，州长休·凯里（1977—1981）和立法机构以减税并遏制支出来降低州政府的价格。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

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经历的警示下，州长马里奥·科莫和立法机构以及纽约市长爱德华·科克和市议会于1984年进行开支审查。之后，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公民要求更优良的公共服务，他们开始重建道路和高速公路，建立新的监狱，并改善学校设施。州政府的价格悄悄地回升到每1美元中占18美分。作为回应，科莫和议会分三个阶段削减所得税——1987年，1988年和1989年——政府的价格稍有降低。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的打击之后，当个人收入停滞不前时，当选的领导人调高税费使政府的价格再次上升。到1994年，其回到了1977年的水平，大约每1美元中占19美分。1993年，共和党人鲁迪·朱利安尼击败了在位的纽约市民主党籍市长，接着在下一年，共和党人乔治·保陶基击败了科莫。图2.9清晰地显示了为什么纽约市突然转为共和党人执政。他们及其立法机构推动政府的价格在2000年稳步回落至每1美元中占17美分——接近1972年的水平。

与纽约州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的是，得克萨斯州一直是政府的价格较低的州，如图2.10显示，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它的价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约2美分。之后由于石油危机爆发和随后房地产不景气的打击，个人收入被迫下降且政府的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1989年，政府的价格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自这一年开始，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渐渐恢复，得克萨斯州开始重申，他们更倾向于廉价政府。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

地方政府的价格也可以被追踪，尽管这样做有些难度。地方政府的人口和人均收入数据可以从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得到，人口普查局经常提供一些人口估算。经济分析局发布了县、市和州的每年个人收入总和的估算，尽管他们滞后了一两年。这些数字可以用来为很多非地方管辖的地区估计总货币收入。地方政府和学校预算提供每年税收及其他费用的数据。两者合计，这些数据使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评估政府的价格。利用州的发展趋势以及人口普查资料作为事实检验，虽然结果并不完美，但它足以使领导者把握发展趋势。

图2.11显示了丹佛市和县以及科罗拉多州的政府的价格。请注意它的相对稳定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下降的趋势，它反映了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的《纳税人权利法案》的影响，这一法案严格限制了政府的开支。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丹佛市政府。

所有这些图中关于政府的价格的信息并不是当选的领导者可以任意选择的。市民的忍耐度——既针对税收制度也针对服务的可接受水平——是一种限定因素。诚然，这种忍耐度在任何时间都受到经济健康状态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的价格受人民的意愿所调控。它必须被支付它的人所接受并且能够满足公民的需求。公民们在不同时间里对政府的价格所做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公共服务价值的独特判断。得克萨斯州的公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与纽约的公民不同，反之，也不同于华盛顿或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们的评价。

管辖区比较

每一天，那些声称本地的州税或地方税与其他地方相比已经“失控”的研究，在公民们的耳边狂轰滥炸。这种研究通常让人想起有关“比谎言还扯淡的是该死的谣言，比谣言更不靠谱的，是统计数据”的谚语。往往他们只侧重政府总价格的一部分。

最常见的比较是人均缴纳税款。在马萨诸塞州，这个数字是保守党用来描绘联邦为高税收的国家而使用的。在人们了解到下面两件事情之前，这似乎是完全公平的：税收只是我们支付给政府的一部分（费用和其他营业外收费使整幅图完整），并且人均的比较省去了不同州的相对财富；历史地看，伴随公民财富的增加，公民会要求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公民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提高政府的价格，先是选择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资金，接着是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武力提供资金。并且，在任何一个时代，税费都在个人收入的百分比中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即使个人收入已经增加。

当个人收入上升，个人消费支出也会上升。如此或反之，个人支出的增加会导致对政府需求的增加。公民推动得越多，他们对维修良好的道路的需求就越多。他们乘飞机旅行的越多，自然就会需求更大更好的飞机场。同理，他们变得越富裕，就越需要质量更好的学校、更安全的街道、更清洁的水和空气。因此，上升的个人收入驱动着服务需求的上升。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的价格很少随着社区的繁荣而下跌。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

（图标中MA代表马萨诸塞州，TX代表得克萨斯州，CA代表加利福尼亚州，WI代表威斯康星州，MI代表密西西比州，WV代表西弗吉尼亚州。——译者）

正如图2.12所示，正是马萨诸塞州的相对富裕使其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低于平均水平的政府的价格。图表的纵轴（每个州的人均政府收入）是对生产力的测量，一般情况下，政府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就能够为他的市民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服务，因为他们是富有的。横轴是（个人收入用于政府的价格的百分比）对投入的测量。它反映了公民愿意花费他们收入的多少来支付给政府。由于马萨诸塞州是富裕的，它排在了人均财政收入的前十名，即便它的政府的价格排在后五名当中。（你可能想知道阿拉斯加在哪，多亏了石油的收入，它的政府的价格大约是1美元中占40美分，它并没有出现在以上的图表中。）得克萨斯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政府的价格大约相同，但人均财政收入与后者相比颇少，加利福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政府将人均收入提高到和马萨诸塞州一样，但需要更高的政府的价格来做这些。较贫困的州，例如密西西比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与威斯康星州有着相同的政府的价格，但产生了大量的低于人均收入水平的人群，因此负担着较少的公共服务方式。

表2.1、2.2、2.3和2.4显示了2000年50个州、50个最大的城市和县以及9个大的市县联盟的政府的价格。看到这些，在头脑中的印象是，较高的价格并不比较低的价格“更好”或“更差”；不同管辖区中的人，会对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什么质量的公共服务，以及用什么样的价格来购买这些服务，做出不同的选择。此外，有些管辖区有一些特别收入渠道，那些财政收入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税也可以惠及暂住人口。同时看看市和县的政府预算，可以看出有一些是包括在学校预算在内的，而大多数是不包括的，因为学区可以单独提高他们的收入。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

当开始考察长期趋势来比较政府的收入时，或者根据人们做出的选择来比较管辖区时，我们认为，政府的价格是最好的测量办法。首先，它覆盖了所有收入的直接来源——税收及其他税费。这点很重要，因为税收的限制往往导致较高的费用、州立学院和大学较高的学费以及公路和桥梁较高的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新税收”并不意味着没有新的收入。第二，政府的价格也覆盖了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学区和特殊地区。这点也很重要，因为当联邦政府预算削减打击到州政府或州政府预算削减打击到地方政府时，被打击者通常以增加收入来抵消削减的打击，但增收途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新税收”意味着在这里没有新税收——但在别处却存在着新税收。政府的价格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任何社区中政府的全价。支付的人们并不会区分自己支付给哪个政府：对他们来说是所有政府。

最后，政府的价格测量了政府收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使政府领导者和公民承担起共同的责任，促使他们的经济尽可能地茁壮成长。正如我们上文所述，一个健康的经济能比贫弱的经济以较低的价格保持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务。反之，各级政府会提高收入并使用他们的收入来影响经济的增长。政府不能在不考虑经济代价的情况下提高价格至无竞争力或不能接受的水平。但是他们需要利用这些抬价来实现尽可能多的价值——尤其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区域。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正如过高提升政府的价格会损害经济一样，操纵价格使其过低会渐渐破坏它的活力。在信息时代，经济成功的关键是教育水平、生活质量和联通性（能够可靠地传递信息、商品和人的能力）——而这些都需要花费。

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公民们通过法案，让政府支出的限额与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相挂钩。这些听上去非常合理，但是他们并不打算仅仅只限制开支和税收，实际上也削减每年的政府的价格——不考虑可接受性，可承受能力，或竞争力。

他们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个人收入总额随着人口、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结果是，一般情况下个人收入总额比人口的总和与通货膨胀率本身要增长得快。他们所设定的限制无视这一事实，从而无情地降低了政府的价格。纳税人权利立法提案听起来像是常识，并且它们一直在延续，但是它们事实上是不真实的。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政府的价格——“让野兽（政府）挨饿”——而不是用公民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来获取尽可能多的价值。

我们相信，公民应该知道并应该与政府争论政府的价格，他们应该自主地决定，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负担得起的和有竞争力的。然而，当他们感到有必要限制税收或支出时，更明智的做法是，将这些限制和政府的价格联系起来——努力使税费等其他费用与个人收入形成固定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