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结构过程的中国

萧凤霞书中的第三部分是“辩证的结构过程与人的能动性”，她曾认为：

我们一直以来往往不必要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截然二分。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而是“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作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活动。

多年前，萧凤霞在清华授课时曾经提到：我们“华南帮”一直都在强调人跟结构的辩证关系。人带着目的，带着历史的包袱，带着他们对政治经济的敏感，也有他们对整体的观照，然后有所行动。行动之后，就出现了一层层的结构，好像中国的农民，有抗争的，也有共谋的，他们加在一起，做出了这个结构。这个人和结构一直在互动的看法，既有涂尔干的功能，也有马克思的权力，还有韦伯有意识的行动，这才是我们讲的“过程”。由此来看，萧凤霞所论的“过程”中蕴含的，不只是事物发生的过程，还是包含了能动者和结构、权力关系和深层文化意义的实践过程。

结构过程的观点反对模式化的僵化观点，例如国家与社会的简单二分。萧凤霞则从文化过程的观点进行理解。基于普通民众的能动性，可以看到另类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共谋”。1977年，萧凤霞到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县做博士论文，接待的主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不过是农民，为什么你对我们感兴趣呢？”她说道：跟许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我想知道，共产党是如何利用它的思想和组织方法去建设一个现代的经济和国家体系，为广大农民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的呢？（第三章，英文51页）

20世纪80年代，她发表了《“能动者”与“受害人”》。在那个年代，能动者（agent）这个词对很多人还比较生疏，所以常被误译为“代理人”。她曾说：我的意思完全不是代理人（指agent），我要说的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有历史经验的人，他一直在参与做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同时这个结构又怎么把他约束住。这不是“国家”简单强加什么东西在你身上，而是你自发地接受了、内化了那些国家的语言、国家的权力，是在与国家共谋中做出了这样的结构。华南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国家”正是透过复杂的历史文化实践过程，被百姓们做到了基层社会，做到了他们自己身边。“他们既是能动主体，也是受害人，共存于他们所说的革命的变迁过程中”。（序言，英文页xiii）

《小城镇的社会主义卖货郎和太子党》（第五章）是一篇有趣的讨论，透过珠江三角洲南溪镇在改革年代初期的境况，作者将乡镇作为分析单元，讨论了“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的结构过程：“依托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国家权力已深植在几代人的心里，挥之不去。不无讽刺的是，尽管他们另有所图，但在他们的日常追求中却复制了国家的权力。我把这个过程称为‘国家内卷化’。”（第一章，英文20页）内卷化即内衍化，通常指一种秩序不断精细化的过程。最初由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用于描述印尼爪哇以水稻种植业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生态所呈现的僵化，不同于荷兰殖民之下的巴厘岛的现代化景观。杜赞奇（P. Duara）曾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来描述民国时期建立现代国家的失败经历。他认为传统社会国家关系模式的现代扩张的过程就是国家的内卷化。中国社会在改革中的困境之一便是：政治文化的内衍形成了国家的内卷化。萧凤霞问道：“即便国家在80年代鼓励地方社会在商业上开拓进取，可是地方社会如果仍然不自觉地依赖这套政治文化，难道不会扭曲了改革者所冀望的经济自由？这岂不是重蹈格尔茨笔下印度尼西亚的覆辙么。”（第五章，英文75页）这就像萨林斯（M. Sahlins）在库克船长的研究中所分析的夏威夷的文化结构：变迁在旧有结构中产生，又被旧有结构吸纳，转变为新的结构；“行动在结构中开始，也在结构中结束。”

“结构过程”作为萧凤霞的核心理论概念之一，也是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要点。她在本书的《序言》中说：

将“中国视作过程（China as Process）”，旨在挑战我早年受教育、支配20世纪社会科学那些静态、实证的二分法范畴。……我以为，文化、社会、国家政体、人口、地方等，并不是天生就有、早就存在、不能逾越的实体。相反，它们是由充满经济利益和权力驱动的人的行动及其道德想象建构的。对我而言，强调“过程”和“实践”，是要抓住充满惊奇的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人文的不断变动。

理解“结构过程”，指的是在某个历史拐点，体味造就这些纷繁历程的元素积淀（hardened）如何呈现为具有持久意义的制度性结构。社会生活必须恰如其分地置放在这些历史时刻之中，唯有如此，产生人类行动并赋予这些行动以意义的序列框架才能同等地获得重视。（序言，英文iii-ix）

上面所说的历史积淀如何凝结成有持久意义的制度性结构，涉及人类学实践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实践理论家布迪厄（P. Bourdieu）的“习性（habitus）”。中国历史延续下来的文化积淀，可以说是“文化习性”，而政治文化的积淀直接影响到诸如国家内卷化的过程，在这其中，充满了权力的文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