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文化创造
“何为历史”？“历史何在”？在历史人类学中，曾经有几个挑战：一是微观日常的历史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挑战。二是所谓“文化的真实”挑战绝对和唯一的真实，即历史是绝对的唯一真实还是文化的相对真实？三是“主观的历史”挑战“客观”的历史真实，这就是新文化史学派的“从地窖到顶楼”——走向心态史、意义史和观念史的研究转向，即走向表征性的历史（representative history）。微观与日常的视角、表征的历史和文化的真实，可以归结为历史实质论的思考。
众所周知，史学对微观史的重视，来自法国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学家们。《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屠猫记》等都是其代表作。萧凤霞在书中也表达了对新文化史的学术情感。其实，这一研究视角恰恰来自人类学的影响。就人类学而言，重视微观和日常研究是其长项。萧凤霞认为微观研究提供给两个学科在历史人类学意义上的结合：“人类学家把自己泡在小区、家庭或社会事件等微观环境中；历史学家则专注于时间长河上的不同历史点。两个学科奋力将诸多微观研究主题置于广阔的结构或时间性历史语境中。”
《妇女何在？——华南地区的抗婚及地域文化的再思考》一文可以说是萧凤霞微观和日常生活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篇对历史上珠江三角洲顺德和中山地区“不落夫家”现象的研究，她发现这种婚后仍住在娘家，一年只有几个节日到夫家，直到怀孕生子之后才会落到夫家的现象，并非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是近代缫丝业发展而引出的妇女抗婚行为，而是华南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古老婚俗，
这一习俗为何会在声称自己来自中原的珠三角的大宗族中发生？令人费解。这些在沙田开发中成长起来的所谓中原正统的来者，会否有一部分是当地原居民，他们在沙田开发中逐渐攀附正统，把自己认同为中原人，却在不经意中留下了历史上作为当地原居民的婚俗？为了能够获得相应的身份地位（例如在明初的编户齐民中），当地居民竞相追逐来标榜自己的国家正统。在珠江三角洲“疍”与“汉”的研究中，萧凤霞说到三角洲的居民常称自己的祖先来自粤北南雄县的珠矶巷——有学者已经论证过珠玑巷传说的历史虚构，珠玑巷意味着北方来者翻越大庾岭到岭南的第一站，在这里他们得到政府的“路引”来到珠江三角洲。因此，这也是一条国家正统之路。萧凤霞在书中用“解建构（deconstructing）”一词来表达一种不断解构和建构的历史过程：“历史绝不仅仅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在时间上事件与事件之间也没有必然的线性联系。我们亦不能把历史等同于传统。所有现象（或物质客体）都是由处身在时空语境中的人所造的，而这个时空语境则由文化所界定。重要事件之所以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本来就是一个选择过程。”（第1章，英文第16页）
华南的研究发现，历史的真实频频发生于历史的象征建构之中。象征建构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本身就是表征性的历史。同时，文化真实的本体论包含着历史的多义性。在中国，这种历史多义性联系到统一与多样性的张力，例如《香港：世界景观中的文化万花筒》一章，通过香港1997年的回归，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当蓝色米字旗换成红色五星红旗的时候，不同人的心里，其实有着不同的香港“历史”。百年殖民统治后的香港，已在很多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经历了香港生活的不同民众无论从情感上还是民族认同上，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视角，也会引出不同的“历史”。她认为：尊重和理解香港人的历史经历和他们主位的历史观甚为重要，经过了多年的历史发展，香港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香港人”的身份已变得多元庞杂，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或者“殖民统治”等语词可以涵盖的。“香港”承载了多层次的社会意涵、经济利益和政治取向，她能够放眼世界，同时又心怀祖国。“如果中央足够自信地来适应地方，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容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于多样化的制度下，政治中心的权威实际上可以得到领会。”（第17章，英文第398页）萧凤霞作为香港出生的学者，对香港社会的理解自然十分深刻。她在美国读书时，曾身处20世纪70年代学生反战运动，却心系红色中国的发展，这促使她选择中国作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领域。其后几十年，作为中国研究的著名学者，她不断深刻思考，逐步凝结成上述对香港百年发展的理解，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治理哲学。
上述思考也来自华南研究中对一统的帝国与分殊的社会，即统一与差异如何理解的问题。她的导师施坚雅（W. Skinner）使用市场模型，武雅士（A. Wolf）使用大众宗教，弗里德曼（M. Freedman）使用宗族形态来关注这个二分，萧凤霞则从“文化过程”的观点来展开分析：一方面她看到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差异，另一方面这些看起来十分不同的地区和人们却共同言说着国家的语言，参与国家行为，并共谋着一套政治文化。在人类学中，格尔茨（C. Geertz）在《尼加拉：19世纪的巴厘剧场国家》中曾提出“剧场国家”的概念，让我们从“文化国家”的视角来理解社会。萧凤霞在第四部分提出“文化过程（culturing）”的权力，是在强调韦伯（M. Weber）的传统——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教化之下的政治形态。正如作者所言：“我的基本问题是：历史上的帝国治理是如何在缺乏精心构思的技术和组织能力的情况下能够施加广泛控制和维持国家地位的合法性？国家通过什么方式得到地方群体和地域社会的顺从，并对国民形成道德的影响和政治的承诺？”（第4章，英文第133页）事实上，在所谓的国家边缘，百姓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讲述的常是国家的话语，甚至比国家还国家，这个共谋的文化过程下文还会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