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危机将至？

距离肇始于美国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逾十年，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讨论却从来不曾停止，不仅因为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深远——至今，欧洲还笼罩在欧债危机的阴影之下，直到2018年8月，欧元区财长会议才同意希腊在第三轮救助计划到期后退出该计划，由此希腊成为“欧猪五国”中最后一个退出欧盟救助计划的国家，更因为引发危机的病灶并未被彻底清除。正因如此，在距离上一次金融危机已有十多年之久的今日，人们重新开始关注隐藏的危机征兆：各国央行量化宽松，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高企；美联储重回加息通道，致使国际热钱流动连续冲击脆弱的经济体；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双赤字”变本加厉；“特朗普新政”重举贸易保护和民粹主义大旗，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考虑频频挥舞制裁大棒，引发俄罗斯、土耳其等多国汇率连环崩溃……

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之后，市场信心再次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市场人士开始探讨一些意味深长的话题：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假如每十来年注定有一场危机轮回，是否现在又到了危机将近的时刻？美国股市、日本债市、中国楼市，所谓全世界最坚硬的三大泡沫，是否到了该破灭的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8年7月2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即使对2018年和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给出3.9%的高预期，字里行间仍透漏出对世界经济格局“结构性问题”及其蕴含的系统性风险的担忧，这种担忧与其说是先见之明，不如说是以史为鉴。毕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IMF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给出了相当乐观的评价，却被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金融海啸颠覆了预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是否会卷土重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态重来？这些问题，再次被学界和业界热议。

在探讨金融危机的“When”（何时到来）、“Where”（何地发生）和“How”（以何种形态发生）问题之前，在逻辑上，首先需要明确金融危机的定义与根源，亦即“What”（何为危机）和“Why”（为何发生危机）。如果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两轮相距十来年的金融危机加以剖析比较，或者往更早之前回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历史的演进，金融危机的形态和传导机制已经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货币和汇率制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关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金融危机的形态较为单纯，多以挤提或货币危机的形式出现，且往往是经济危机的伴生物，先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供需关系失调引发经济危机，继而才会出现银行挤兑、汇率崩溃等金融危机的症状。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本位制和浮动利率体系的建立，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全力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全球经济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金融化，出现了“资本市场型金融体系越来越主导的银行型体系”，全球生产模式“日益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途径获取利润”，且“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的系列典型现象。不但金融危机的面貌发生变化，体现为各类金融指标急速和超周期的恶化，且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而发生——先由流动性恶化和信心崩溃带来信贷紧缩，再由货币危机引发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重要的是，由于金融自由化的全球化特征，金融危机越来越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和连锁反应，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迅速蔓延至全球，以资本流动和汇率机制为传导，形成影响深远的全球金融海啸。

关于金融危机为何产生，是否有可能避免，经济学界有过广泛深入的探讨，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引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试图寻觅解决之道，构建更加稳健的全球金融体系。例如，货币危机流派以货币为切入点，探讨由于货币信用、道德风险和市场心理因素引发的金融风险，以及相应的危机传导机制；双赤字与储蓄不对称理论主要考察了在现行国际经济分工格局下，美国“双赤字”和储蓄不足问题与东亚国家“高储蓄两难”引发的全球流动性过多、投资过度、生产力过剩带来的系统性问题；金融自由化理论着重讨论“大而不能倒”和金融过度创新、监管不严等问题，认为这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以上理论多偏重于经济现实，相应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侧重于实际操作。例如，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监管趋严，大量新的金融监管法案随之出台：美国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s）、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MiFID II）和针对银行资本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对症下药”的作用，防止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的继续积累。但仅从经济金融角度来剖析危机发生的原因，可能会将视野局限在技术层面，其解决方案也只起到暂时的缓和作用，“病情”还有可能出现反复。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特朗普上台后，金融监管出现了松动迹象，严苛的沃尔克法则被修改，给予了投资银行更多的业务自由，而这正是引发上一轮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背后原因值得深思，仅仅从经济角度来探寻，或许无法得到全面而确切的答案。

2007年底，正当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之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接受记者采访，针对全球经济金融失衡，他提出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出病灶所在，进行系统性的纠正。两年后，周小川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再次以同样的全局性思维剖析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以单一国家货币为锚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缺陷。他提议，可以考虑更多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以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以单一国家货币为锚的美元本位体系缺陷何在？在讲话中，周小川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延伸分析，但事实上，从特别提款权这一提议可以看出，这个“药方”已跳出了单纯的经济金融范畴，而是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以更广阔的视角来探寻过去已经发生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真正病灶——以主权货币作为全球本位货币，必然会产生单个国家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利益之争。

这一相对特殊的角度，或许来自这位央行前行长从业多年的切身体会。在周小川掌舵中国人民银行的15年间，中国的M2总量从2002年底的18.5万亿元一路飙升至2017年底的167.7万亿元，增长了8倍，关于央行是否“货币超发”的争议声音始终不绝于耳。对此，周行长曾多次表示，央行并未超发货币，甚至始终保持了克制，只是由于外汇占款增长导致货币乘数增速较快，基础货币投放持续被动增加。外汇占款的存在，与美元本位制体系下中美两国的国际分工密切相关——一旦将视线拉远，把视域扩大到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分析和研究就不能单单局限在经济领域了。

事实上，在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货币问题并不是一个陌生问题，它曾有过三次“高光时刻”：

第一次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美元本位制的确立，使货币相关议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显学，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Ny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巴里·艾肯格林等大师纷纷著书立说，探讨货币与权力、货币与国家、国际权力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相互关系，指出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并非单纯的经济学概念，国际化的货币将为国家带来更多权力，政治权力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终结、美国引领的金融自由化、日元的崛起与迅速衰落、欧元划时代的诞生，催生了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乔纳森·科什纳、埃里克·海雷纳（Eric Helleiner）、大卫·安德鲁斯（David Andrews）等对国际货币权力的理论进行了开拓创新，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也从经济学领域对货币权力进行了探索。更重要的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探寻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本位制体系的固有缺陷，并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兴替，从政治和权力的视角做出了更加系统深入的阐述。

第三次是在2007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改变了国际均势并影响了未来世界政治模式和周期性变化”，包括艾肯格林、科恩、科什纳在内的学者纷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更加明确地以全球金融危机为样本，剖析了美元本位制由盛而衰的危机之相。此外，随着美元权力的式微，美国以外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和专家也在近十年越来越多地涉足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话题，并针对如何制衡美元霸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强货币多边合作以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或者说，从货币权力的视角来重新审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会发现，这场危机并非普通的经济金融危机，亦非单纯的货币危机，而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的系统性危机。要完整地探讨这一课题，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更生动的触角，不妨沿着过去数百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兴替的脉络，通过历史梳理和实证分析来摸索规律、以古喻今，以充分研究论述美元本位制危机的表征、动因和根源。

本书更像一本另类视角的历史读物，以货币权力为线索，对美元本位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加以联系和比较，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的史料、档案、回忆录等文献资料进行重新梳理，归纳总结美元本位制的由来与演进规律，并从体系的内在缺陷分析危机的根源，推测美元本位制危机的演进路径。其新颖性和可读性亦源于此，毕竟关于货币权力，中外学者已经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政治因素和权力斗争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塑造作用也并非独创议题，美元本位制危机更是在过去十年被各学科领域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先前的研究或聚焦于理论建构，或侧重于文献梳理，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和霸权护持的潜意识，还容易忽略权力制衡的必要性，甚少有作者从货币权力的角度对“美元本位制危机”的前因后果进行整体性的梳理和研究，尤其是以货币权力相关理论与货币体系演进规律为准绳和章法，来重新归置纷繁芜杂的史实和难以取证的国家政策动机。

为使历史梳理和实证研究更有章法可循，本书开篇就进行了理论框架的搭建，通过厘清货币权力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归纳国际货币体系兴替的基本规律，为后续章节提供了体系化的分析层次，也从跨学科的角度对一些研究空白做了填补。

总的来说，政治学对于货币问题的分析多偏向宏观，着重探索货币的权力属性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相对抽象，因而在面对美元本位制危机时解释力偏弱；而经济学对货币问题的分析相对微观，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困境给出角度各异的解释，其中“国际体系寻锚”和全球金融自由化对于考察美元本位制危机而言，是十分重要且往往容易被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所忽略的切入点。如果从权力视角进行探寻，深入考察其背后的政治权力与国际关系动因，可进一步拓展对美元本位制相关问题的认识。这种以跨学科的理论框架来进行的历史研究，类似于法国年鉴学派“整体史”的研究方法，即，打破专业局限与学术局限，贯通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将实证史学从政治、军事和外交拓展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随着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金融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货币权力逐渐成为国家间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更有必要采取这种跨学科、大视角的研究方法论，重新认识我们所在的世界。

就国际货币体系兴替的一般规律而言，本位货币制度出现危机通常具有两种表征：一是本位货币的价值弱化和权力流失，二是挑战货币的相对崛起和权力扩张。本位货币与挑战货币的权力此消彼长直至危机爆发、体系切换，这一周期性的兴替过程同样体现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本位制体系的动态变化之中。美元本位制危机根植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缺陷。20世纪70年代，在黄金“脱锚”赋予美元信用本位地位的同时，也将“双赤字”问题内化为美国必须履行的国际公共义务，由此造成的“新特里芬悖论”使美元信用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显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金融“脱嵌”无限扩大美元权力的同时，也因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而持续侵蚀着美国工业制造硬实力，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后继乏力、经济结构日益脆弱。“脱锚”与“脱嵌”是美元本位制的内在特征，从根本上消解着美元价值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美元本位制的内在缺陷及其负面影响也在思想意识上引发了离心力，并促使挑战货币陆续崛起。在美元本位制下，将国家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以及完全缺乏制约的信用本位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货币权力的滥用，由此造成的全球贸易失衡、资产泡沫高企、实体经济空心化、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以及外汇储备价值下降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催生了新的“异质性思维”，促使外围国家纷纷探索区域化货币合作，以寻求摆脱美元霸权。以欧元为代表的超主权区域货币一体化和亚洲区域货币多边合作机制的出现，从事实层面和意识层面割裂了大一统的美元本位制，正重塑着全球货币体系的权力结构。

纵观牙买加体系四十余年历史，我们发现，美元本位制从建立之初就埋下了危机根源，并随着货币体系周期的兴替逐渐步入恶性循环，危机表征愈益明显。由于货币权力已代替资源、领土与市场成为国际关系博弈的核心领域，深入研究和分析该问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引发的诸多国际政治、经济乱象，既无法单纯从政治角度来剖析，也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平抑。就国际而言，美元本位制危机集中以货币金融危机的形式体现，本质上源于美元同时作为主权货币（代表国家利益）和本位货币（代表公共产品）的天然矛盾。在该体制下，美国“双赤字”问题难以避免，需要以资本项目顺差平衡经常项目逆差，因而不断深化金融市场、推进金融自由化，为传播迅速、波及广泛、破坏力惊人的金融危机的频发埋下了祸根。同时，高度金融化的世界经济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和本位货币对全球资源调控和财富分配的影响力空前，美元的霸权特性凸显。除了结构型权力带来的收益外，美国还通过对货币权力的运用，在经济金融领域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既有援助和拉拢，也有制裁和打击，根本目的都是维持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进一步制造世界金融乱象。更有甚者，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权力缺乏制衡机制，出于迎合选民要求，美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往往只考虑本国利益，罔顾全球体系的稳定性，恣意将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成本转嫁他国，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失衡。理解了以上逻辑，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国际经济、金融、外交现象和各国政策取向，并对未来走势做出符合逻辑的预测和判断。例如，2018年8月土耳其里拉半个月暴跌40%，就是美国动用汇率武器的典型案例。就国内而言，理解了“贸易顺差—外汇储备积累—美元资产投资”这种美元本位制下外围国家的发展模式，就理解了本国诸多经济金融现象，例如广义货币M2供应量的暴涨，正体现了美元本位制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和经济的金融货币化。

此外，理解美元本位制危机的前世今生，还有助于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切实的政策参考。本书尽管是从货币问题入手，涉及经济学、金融学、货币学相关知识和理论，但并非将美元问题当作单纯的经济金融问题来研究，而是侧重于分析美元问题背后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并考虑社会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通过梳理美元本位制的兴衰路径，可以总结归纳货币国际化的一些基本规律，更有针对性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避免重蹈日元等其他崛起货币的覆辙。在国际上被广泛运用的货币有一定的共性，如币值稳定、交易网络广泛、投资渠道丰富等；中心货币国家也有一些共同特征，如经济发达、政治稳定、金融市场有深广度、懂得运用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来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等。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各国经贸往来频繁密切，从市场选择角度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是题中应有之义。市场选择之外，国家驱动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可以通过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建立多边伙伴关系、宣传文化与软实力、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建构等，强化并维护人民币的货币权力，提高人民币在货币“丛林”中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