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高档场所喜来登大饭店，此刻进来两位男士。当他们一起坐在豪华套房的沙发上开始等待时，人人都会觉得这真是对奇怪的组合。如果能闲聊两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该多好；可惜没有时间了，现在他们只能靠交换眼神来缓解紧张。那个年纪较大的男士，相对比较平静，他的年龄是那个年轻人的两倍还多，看上去不那么容易受挫。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散发着自信的气息，多半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是这个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但是反复被人拒绝和否定的经历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他真的能推动这三位行业巨头进行彻底的创新吗？接下来要开始的会议让他感到忐忑不安。

一直不明白那个年纪较大的男士为何要冒着失败的风险，让自己置身于这场论战之中，这很可能会成为一种耻辱。他是当今在世的最有名的以色列人，是一位博学之士，不仅曾任两届以色列总理，还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就是西蒙·佩雷斯，83岁高龄之际，实在没有必要在自己已经很辉煌的人生中再经历如此风险。

这么做只是为了确保这些会面确实是种挑战。西蒙·佩雷斯是每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常客。对于媒体来说，看看哪位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会和佩雷斯握手将会是最直接的富有戏剧性的新闻素材；否则这个论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一群身着正装的人进行的一次商务会议。佩雷斯是最有名的领导人之一，许多公司总裁都很想获得和他会面的机会。

所以当佩雷斯邀请全球最大的五家汽车制造企业的总裁和他会面时，他相信这些人会如约而至。但是这是在2007年年初，当时，全球金融危机还未现端倪，汽车制造业也还未体会到一年之后将会面临的那种压力。美国的汽车业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都懒得作出回应，倒是有一家顶级制造商如约而至。但是，他将全部25分钟的会面时间都用来解释佩雷斯的想法是不会实现的，他对这位以色列领导人不切实际的构想不感兴趣。说什么完全以电为动力的交通工具将会风靡全世界，就算真是那样，他也没有设想过在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启动这个项目。“看看，我已经读过夏伊的论文了。”这位汽车制造业的老总一边跟佩雷斯说，一边扬了扬手中的白皮书，这是佩雷斯邀请他们时和邀请函一同发出去的，“他的想法非常有意思。世界上还没有那样的汽车，我们尝试过，但结论是这样的汽车不可能制造出来。”接下来，他开始阐述，只有混合动力车才是唯一现实的解决之道。

站在佩雷斯旁边不远处的那个年轻男士是夏嘉曦（Shai Agassi），当时他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SAP的一位管理人员。他加入了这个德国的科技巨头企业，在此之前这家公司于2000年以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他在以色列的TopTier软件公司。从销售情况上看，虽然科技泡沫已经破裂，一些以色列公司依然获得了许多破灭前的价值。

夏嘉曦在24岁时创建了TopTier，然而15年后，他成了SAP两个子公司的老总。夏嘉曦是SAP最年轻的董事，也是董事会唯一一个非德国籍成员；他甚至被列入了公司总裁的候选名单。虽然他在39岁时失去了成为SAP总裁的机会，但他依然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早晚有一天这个位置会是他的。

但是现在，夏嘉曦和下一任以色列总理正在努力为汽车制造业的一位老总讲解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遗憾的是，就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这种想法是不是真的很荒谬，因为从开始到现在，整个想法也只不过是一种思想实验而已。

两年前，在夏嘉曦称之为“娃娃达沃斯”——一个专门为年轻领袖们设立的论坛上，他郑重地向与会者推介了一种方法，要在2030年来临之前把地球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想尽办法拉动公司业绩，夏嘉曦却提出如此大胆的想法，领袖们都觉得这太有挑战性了，同时也太天真了。夏嘉曦对大家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找出一个国家，让它摆脱石油的束缚。”

夏嘉曦相信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不依赖石油而正常运行，那么其他国家都将紧随其后，效仿它的做法。所以很明显，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出一个能让汽车摆脱石油的办法。

不过，单是这个还不能称之为革命性的眼光。

夏嘉曦开发了一些为汽车提供能源的新奇技术，比如氢燃料电池之类的，但这些技术看上去似乎永远都距我们有10年之遥。所以夏嘉曦决定将注意力放在最简单的一种途径上：用电池供电的电动力汽车。虽然这种概念过去由于太受局限而且成本太高已经遭到过否决，但是夏嘉曦认为他有一个方法既能让消费者接受电动力汽车，又能让制造商赢利。如果电动力汽车能够像汽油动力汽车那样便宜、方便而且动力十足，那么谁不想要一辆呢？

常年的战争使得以色列人开始怀疑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的含义，而且这个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的千分之一。如果正如佩雷斯所说，以色列民族精神的本质就是“不满足”，那么夏嘉曦就是以色列这种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

如果不是因为佩雷斯，估计连夏嘉曦本人都没有胆量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在听到夏嘉曦想要摆脱石油的想法后，佩雷斯对他说：“出色的演讲！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

夏嘉曦说，直到那个时候，他也“只是在困惑中挣扎”——这些想法还仅仅只是停留在思想的层面上。但是佩雷斯却明明白白地将挑战置于他的眼前：“你真的会这么做吗？还有什么比让这个世界摆脱石油的束缚更重要的事吗？如果你不做还有谁会做这件事？”最后，佩雷斯又加了一句：“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佩雷斯确实很想为此做点什么。仅在2006年圣诞节过后以及2007年年初的几天里，佩雷斯就和夏嘉曦一起，如旋风般快速地同以色列的工业巨头、政府高官进行了50多次会面，其中当然也包括和以色列总理的会面。“每天早上，我们在佩雷斯的办公室碰头，听取他对前一天会面情况的总结，然后他会拿起电话继续安排接下来几天的行程。”夏嘉曦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佩雷斯，这些大人物是肯定不会接见我的。”

佩雷斯还写信给五大汽车制造商，连同夏嘉曦的概念性文章一起寄出，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前面提到的佩雷斯和夏嘉曦坐在某个瑞士的酒店里，等待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的场景。夏嘉曦说：“在第一次见面之前，佩雷斯也仅仅是从我——一个搞软件的家伙——这里听过这种想法。我懂什么呢？可是他却甘愿为我冒这个风险。”在达沃斯论坛上，佩雷斯第一次面对面地向那些实际工作在汽车行业的人验证这个想法。结果，他们约见的第一位业内人士不仅否定了这种构想，还用大部分时间试图劝说佩雷斯不要再为此浪费时间。这令夏嘉曦羞辱难当。“我使这位叱咤国际政坛的大人物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让他变成一个看上去不知所云的人。”

但是现在，马上就是他们预约的第二次会面了。卡洛斯·戈恩是雷诺–尼桑的首席执行官，在业内有“起死回生第一人”之美誉。他出生于巴西，父母是黎巴嫩人。卡洛斯·戈恩因为接管尼桑而在日本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当时尼桑正面临巨额亏损，但在他接管两年之后整个公司就扭亏为盈了。礼尚往来的日本人为了感谢戈恩，以他的生活为原型创作了一系列漫画。

佩雷斯开始时的语气很轻柔，戈恩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却使站在一旁的夏嘉曦大为震惊。自从在上次会面中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之后，夏嘉曦猜想佩雷斯也许会说些这样的话，比如，“夏伊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他想构建一个电力网络。稍后我会让他作更详细的说明，你也可以给他讲讲你的想法。”但实际情况是，佩雷斯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比之前工作的时候更有激情和动力，而且他的话也比以前更有说服力了。

佩雷斯说，石油要走向穷途末路了；也许地下还会有，但是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石油了。更重要的是，佩雷斯对戈恩说，这是在为国际恐怖主义和不稳定局面融资。他强调说：“如果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找出切断资金来源的办法，那我们就完全没必要对喀秋莎火箭炮严加防范了。”

然后佩雷斯伺机抢占先机，主动提到了对技术尚不成熟的顾虑。他知道所有大的汽车制造公司都在进行尝试，通过对电力进行转变开发出了好几种新奇的变种——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微型电动力汽车——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开创机动车技术未来发展的新纪元。

当谈话向着佩雷斯预期的方向进行了大约5分钟的时候，戈恩打断了他。“瞧瞧，佩雷斯先生，”戈恩说，“我看了夏嘉曦的文章”——夏嘉曦和佩雷斯尽量不退缩，但是他们都好像感觉到了此次会面的结果——“他的观点绝对正确，我们肯定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我相信未来属于电力，我们有车，也会有蓄电池。”

佩雷斯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就在几分钟之前，他们刚刚听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讲，阐述为什么纯电力机动车不可能实现，为什么混合动力车才是正道，但是佩雷斯和夏嘉曦都很清楚混合动力车是一条死胡同。一辆车拥有两个独立的动力装置，这有什么意义呢？现存的混合动力车造价极高，对燃料效率的提高仅有20个百分点，这不可能使国家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在佩雷斯和夏嘉曦看来，混合动力车就好比是用创可贴来对付枪伤。

但是，他们还是第一次从一个真正的汽车制造商那里听到这种说法。佩雷斯忍不住脱口问道：“那么你怎么看待混合动力车呢？”

戈恩信心十足地回答说：“我认为它毫无意义。混合动力车就像是一条美人鱼：如果你想要的是条鱼，它给你的却是个美女；如果你想要的是个美女，它给你的其实是条鱼。”

佩雷斯和夏嘉曦会心地笑了起来，多日来的奔波终于得到了些许的慰藉。他们果真在前进的道路上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伙伴吗？现在该是戈恩忧虑的时候了。虽然他的态度很乐观，但是所有的障碍依然存在，那些使得电动力汽车无法顺利成为现实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蓄电池价格昂贵，而它们可支持的行程甚至还不如半箱汽油，况且每次充电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只要消费者还得在价格和方便性上再作出一些牺牲，清洁汽车就只能停留在小众市场上，永远不会普及。

佩雷斯说，在遇到夏嘉曦之前他也有同样的担忧。而这正是夏嘉曦的强项，他会告诉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技术，将这些障碍一一排除，而不是依靠什么神奇的蓄电池，这种电池在几十年内是不可能问世的。

戈恩的注意力开始从佩雷斯转到一直沉默不语的夏嘉曦身上。

夏嘉曦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从最根本的说起，尽量使其简化：电动力汽车之所以看起来昂贵，仅仅是因为蓄电池的成本太高；但是如果把汽车和蓄电池捆绑销售，就好比在出售以汽油为动力的机动车时，同时再配上足够多的汽油，要让它至少能跑上几年。如果把运行的成本都计算在内，那么电动力汽车的成本实际上要低得多——如果每桶汽油以50美元计算，电动力汽车的成本是每公里7美分（含蓄电池和充电所耗电量的成本），汽油车的成本是每公里10美分。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买车时不必购买蓄电池——以及其他任何燃料——而是选择在汽车的整个使用寿命期间分摊这笔费用，那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电动力汽车的成本最高也只会和汽油动力车相当，而且为蓄电池充电的成本可比在加油站加油的成本低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电动力汽车将会迅速占领市场。而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现在已经相当可观的电力成本优势，随着电池成本的持续降低，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显著。

克服了价格的障碍的确是一个最大的突破，但这还不足以使得电动力机车成为如夏嘉曦所说的，“汽车2.0”将取代大约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引导的交通运输模式。戈恩在想，5分钟的补给就可以使以油为动力的汽车行驶300多英里，电动力汽车如何才能打败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呢？

夏嘉曦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构建基础设施：为成千上万的停车场拉上电线，建设电池交换站，把遍及各地分散的点变成一个全新的“智能电网”。大部分时候，为电池充电的事可以方便地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解决，一次足够你用上一整天；如果遇到长途旅行，你可以将需要充电的电池放到交换站，然后换上一个充满电的电池，就好像为自己的爱车加了一整箱油一样。夏嘉曦还招募到一位曾在以色列军队服役的将军——他对军事物流非常精通——担任公司在以色列当地的首席执行官，主导智能电网和全国充电/停车场网络的规划工作。

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消费者拥有自己的汽车，夏嘉曦的公司Better Place则拥有蓄电池。夏嘉曦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模式的运作方式和手机差不多。消费者来到手机供应商那里，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全价购买一部手机，而不用承担任何义务；但是大部分消费者会用两三年的时间分摊这部手机的费用，这样做可以获得一些补贴，甚至是免费拥有一部电话。当他们开始支付通话费用的时候，就不再需要为这部电话付费了。”

夏嘉曦说，电动力汽车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运作：Better Place就好像是一家手机供应商，你可以到某个汽车经销商那里，签署一份基于公里数而不是分钟数的协议，然后得到一辆电动力汽车。但是购买人一般不会同时得到汽车的电池，电池由Better Place出售，所以这家公司可以将电池——当然也包括汽车的成本——分散到4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就好像消费者每个月都要在汽油上花钱一样，他们每个月也要为电动汽车赖以运行的电池以及充电付费。“你完全可以获得一种绿色的出行方式，而且成本比购买和驾驶一辆汽油机动车还低。”夏嘉曦说。

夏嘉曦还提到了另一个佩雷斯尚未提及的问题：为什么在那么多国家和地区中，偏偏选择以色列作为这项计划的开始之地？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面积。夏嘉曦说，以色列是电动力汽车最完美的“试验地”，不仅因为这个国家很小，还因为邻国对它怀有敌意。以色列是一个封闭的“运输岛”，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开车到本国以外的地方去，人们的行驶距离总是局限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的边界内。这就使得Better Place公司在第一阶段要建设的电池交换站的数量相对少了很多，夏嘉曦顽皮地笑着说，对于孤立的以色列来说，他的敌人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建造了一个完美的实验室，就等着我们去实施这些规划。

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人了解依赖石油的代价。无论是从财政和环境方面考虑，还是从安全方面考虑，对石油的依赖让他们把大量的资金都注入那些不太容易打交道的政权的金库中。第三，以色列人天生就爱走在前面——最近的数字显示，他们是全世界上网时间最长的人，手机的持有率为125%，也就是说许多人拥有不止一部手机。

同样重要的还有，夏嘉曦知道，在以色列能够找到需要的资源，出色地应对构建“智能电网”时面临的软件方面的挑战。这个“智能电网”能将汽车引导到开放的充电站，即使有数以百万计的汽车同时充电，也不会使系统超负荷。以色列是世界上工程师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同时人均研发开支在世界上也居于首位；在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尝试，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夏嘉曦想走得更远。想想吧，如果英特尔可以在以色列大量生产精密芯片，为什么雷诺–尼桑就不能在这里生产汽车呢？戈恩的反应是，只有当他们每年能生产至少5万辆电动力汽车时，真正的效应才会显现出来。佩雷斯对此丝毫不觉得惊讶，他承诺以色列每年可以生产10万辆电动力汽车。戈恩表示赞同，只希望佩雷斯能兑现他的承诺。

当佩雷斯和夏嘉曦去会见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时，曾保证说这项计划能使以色列成为第一个摆脱石油束缚的国家。总理当时有两个条件：第一，夏嘉曦必须和五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签约，并且要筹集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发“智能电网”，将现有的50万个停车场改造成充电站，建设电池交换站。现在，夏嘉曦已经取得了汽车制造商的信任，接下来该完成奥尔默特的第二个条件了：资金。

实际上，夏嘉曦一直被三个有条件的承诺困扰着。他需要一个国家、一家汽车公司以及资金，但是获得其中任何一项都需要先拥有其他两项条件。当然，夏嘉曦也知道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最终会是一场空。当初他决定离开SAP，创建Better Place的时候，整个科技界都为之震惊。（夏嘉曦和SAP的领导进行了四次谈话，才使他们最终相信他打算辞职的想法是认真的。）

但是，全世界的投资家都不会欣然接受这样一个计划，因为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世界上现存的三个最强大的行业：汽车、石油、电力。而且，这种以电为动力的机动车如果没有对应的基础设施，其实就是一堆废铁，毫无用处。也就是说，在大量的电动力汽车投放到市场之前，必须先部署和安排好充电站等基础设施；这就意味着，2亿美元的大部分要预先投入到为整个国家铺设电网上——这笔巨大的开支足以让那些投资者头晕目眩。更不用说，自从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后，风险资本家都谨慎了很多，在看到第一美元的收入出现之前，没人愿意提前付出这么多的资金。

有一位投资家却是个例外，他就是以色列的亿万富翁伊丹·奥弗。他刚在中国完成了一项投资，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公司合资建立公司，这是迄今为止以色列人在中国完成的最大一笔投资。六个月之前，奥弗还购买了一个炼油厂。所以他在汽车和石油行业的经验相当丰富。当Better Place一个早期的美国投资人迈克·格拉诺夫建议去找奥弗试试运气时，夏嘉曦说：“他凭什么要来帮助我，而扔下他最近的两笔生意？”但他还是决定试试。

会谈进行到45分钟的时候，奥弗告诉夏嘉曦他愿意出资1亿美元，后来又额外增加了3 000万美元的投资；并且告诉他的中国团队，他希望他们生产电动力汽车。

就这样，夏嘉曦筹集到了2亿美元的资金，Better Place成为历史上第五大创业公司。只要以色列作为第一个试验的案例成功了，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会迅速效仿。从写作本书开始，丹麦、澳大利亚、旧金山海湾地区、夏威夷以及加拿大最大的省安大略省都相继宣布加入Better Place计划。当梅赛德斯被问及他们的新电动力汽车成本是多少时，他们的回答是，这要看是否包含蓄电池的价格——显然，Better Place的业务模式已成为一种国际标准。Better Place是唯一一家被允许进入日本，参与开发电动力汽车系统角逐的外国公司，这对于历来主张保护主义的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进步。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那么Better Place在全球经济、政治以及环境方面的影响将很可能超越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公司。这种理念也会从以色列传播至全世界。

像Better Place这样的公司不会每天都有，像夏嘉曦这样的企业家也不会每天都有，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你只要到以色列看一看，便会知道为什么这一点不足为奇，正如波士顿巴特利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者斯科特·托宾所预言：下一个伟大的思想将会在以色列诞生。

科技公司和全球投资者都争先恐后来到以色列，驾车四处考察，想为自己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合作伙伴，既能打破陈规，又善于大胆创新。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除了媒体宣传的全世界创业公司密度最高以外（以色列共计有3 850家创业公司，平均每1 844个以色列人里就有一人创业），以色列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量比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整个欧洲大陆在此上市的公司数量还要多。

现在不仅仅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开始青睐以色列，就连在科技方面最挑剔、最少见的风险资本也开始接近以色列。

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余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与绝对数相比较，以色列这个只有710万人口的国家吸引了近2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相当于英国6 100万人口所吸引的风险资本或德国和法国合计1.45亿人口所引入的风险资本总额。此外，以色列还是2007~2008年唯一一个风险资本投资获得大幅度增长的国家，如图0–1所示。

除美国之外，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包括印度、中国、韩国、新加坡和爱尔兰，如图0-2所示。图0-3显示，以色列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占经济的比例位于世界前列。

自1995年以来，以色列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图0–4所示。

虽然总是面临着战争，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却从未停滞不前。21世纪初的6年时间里，以色列不仅经历了全球科技泡沫的破灭，还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恐怖袭击以及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但是以色列占全球风险投资的份额却没有因此而下降——反而增长1倍，从15%提高到31%。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值在黎巴嫩战争结束时比战争第一天还高，2009年为时3周的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也丝毫未影响到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

如果你总是想到以色列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悲惨状况，那你就会更加惊讶于以色列今天的经济发展状况。1950年，夏嘉曦的家庭从伊拉克移民到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才刚刚成立两年。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场行动，夏嘉曦一家成为大批出逃难民中的一部分。当时，这个刚刚成立的年轻的犹太国家一下子面临着两个看似无法克服的挑战：第一是打一场争取独立、关乎存亡的战争，并且要吸收大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过来的难民；第二是克服来自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威胁。

在建国之初的两年时间里，以色列的人口增加了1倍；接下来的7年中，这个国家的人口又增加了1/3，平均每3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两个是新来的移民。许多难民刚一下船，就拿到一把枪，还不知道如何使用，就已经被派到战场上去了；有些从纳粹集中营里侥幸活下来的战士还没来得及留下姓名，就在战争中阵亡了。为以色列的独立而死在战场上的以色列人，比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战士还要多。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要在停滞不前的经济中苦苦挣扎着过日子。“什么东西都是定量供应的，”一个新来的移民抱怨道，“配给券，一周一个鸡蛋，还得排长长的队伍。”以色列人当时的平均生活水平仅相当于美国人19世纪初的生活水平。但是，这个“创业”的国度不仅存活了下来，从一潭死水变成了高科技的动力源，还在6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50倍的经济增长。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呢？一群身无分文的难民，是如何把马克·吐温笔下这片“满目荒凉……静寂而悲哀”的土地，变成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企业经济体的呢？

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学家格林斯坦已经回答过无数遍了：“看看，相比美国，我们的经济增长翻了1番，同时人口比原来增长了5倍之多，还打了3次仗。这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以色列的企业家们仍在用不可思议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整个世界。

几个世纪以来，这块圣地一直吸引着众多的朝圣者，最近又涌来了各种各样的探求者。谷歌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们美国是最让企业家心仪的选择，但是，“美国之后，以色列就是最棒的”。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曾说，微软“既是美国人的公司，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公司”，因为微软的以色列团队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和人数之多的确不容小觑。风险规避的虔诚信徒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以色列开始打响黎巴嫩战争之际，以45亿美元买下了一家以色列的公司，由此打破了他自己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不收购任何国外公司的纪录。

对于那些大型科技公司来说，要想忽视以色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关注着这个国家。世界顶级的科技公司几乎一半都有过收购以色列人创立或者正在营业的研发中心的经历，单是思科一家公司就收购了9家以色列的公司，而且还在继续寻找更多合适的收购机会。

飞利浦医疗系统的高级副总裁保罗·史密斯曾说过：“在以色列的仅仅两天时间里，我看到的机会比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年之内看到的还要多。”英国电信技术与创新支持部副总裁加里·西恩博格告诉我们说：“比起现在的硅谷，以色列有更多创新的想法；不是对过去的电子进行回收，也不是对旧想法进行重新包装，而是全新的观点，并且即便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它的创新速度也从未减缓。”

虽然现在以色列的科技奇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当这一切第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大家还是充满困惑。例如，NBC环球的一位副总裁去以色列寻找数字媒体公司的时候就很纳闷：“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以色列？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多的混乱和如此多的创新同时并存于一块如此不起眼的土地上。”

这就是本书将要解开的谜团：为什么是以色列而不是其他地方？

一种解释是困境，正所谓，需求孕育着发明创造的能力。那些面临威胁的小国，比如韩国和新加坡，也能创造出和以色列一样让人惊讶的经济增长纪录，但是与以色列相比，它们却没有一个能培养出企业家精神，更不用说大量的创业公司了。

有些人认为犹太人在工作方面有特殊的能力，犹太人“很聪明”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内心。我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当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正在写一本书阐释以色列人为何如此具有创新能力的时候，很多人的反应都是：“这很简单啊——犹太人聪明，所以他们善于创新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更多的人就这样把以色列人的成功定义在这种含糊不清的陈腔滥调上，却忽视了其背后真正的原因。

对初创者来说，任何单一的、关于犹太人特点的说法——不管是基因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都不适用于解释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不大，其人口成分之多在世界上却是数一数二的。以色列人口虽少，却包含了70多个不同的民族；有的犹太移民来自伊拉克，有的来自波兰或者埃塞俄比亚，他们讲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教育、文化和历史，至少最近2 000年的历史都不相同。正如爱尔兰的经济学家戴维·麦克威廉斯所说：“以色列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犹太国家。事实上恰恰相反……是通过一神论将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流散的犹太人融合到了一起。”

虽然共同的信仰以及同甘共苦的经历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原因，但这还远远不能解释为什么如此不同的一群人能够组建起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更不用说组建一个尤其擅长团队合作和改革创新的国度了。

事实上，以色列成功的秘密肯定不只在于个人能力的突出。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同样拥有杰出的人才，而且，这些人才的数目也许会是以色列所拥有的人才的好多倍。例如，新加坡的学生在自然科学和数学考试中总是拔得头筹。当然，跨国公司也在诸如印度、爱尔兰这样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但是我们不会把企业最核心、最关键的工作放在这些国家。”来自eBay的一位美国管理人员告诉我们说，“谷歌、思科、微软、英特尔、eBay……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就是，公司的生死决定在我们以色列团队的工作上，这可比在印度进行呼叫中心外包或者在爱尔兰搭建IT服务网络重要多了。我们在以色列做的工作和在世界其他地方做的完全不一样。”

另一个惯常的解释，就是以色列的成功源于这个国家的军事和国防工业，由此缔造了许多成功的衍生公司。这也许算得上是部分答案，但是为什么其他同样有义务兵役制度和大量军队的国家却没有对私人部门产生类似的影响呢？这一切如何解释？把成功的原因归到军事方面，仅仅是在转移问题：以色列的军队如何培育企业家精神？即便是真的受到了军事方面的影响，那为什么现在那些国防、反恐怖主义以及保障国土安全方面的公司只占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不足5%呢？

我们认为，真正的答案肯定有其更广泛、更深刻的根基；它必定存在于像夏嘉曦这样独立的企业家的故事里，他们是这个国家本身的标志。就像我们即将展现给大家的，这不只是关于天才的故事，更是关于坚持、关于永不知足地挑战权威，关于一贯的不拘礼节的故事，同时也是关于面对失败、合作、使命、风险以及跨学科创新时不同于他人的态度的故事。以色列充满了这样的故事，但是以色列人太忙了，忙于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没有时间回顾往昔，将发生的一切一一串联起来。他们也没有时间关注其他人——政府、大型公司以及创业公司的企业家们——能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什么。

我们很难想象还有哪个时间比现在参透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奥妙会更有意义；美国还继续领跑世界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的排名，但是很多人认为某些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合理的。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前，那些目睹创新竞赛的观察者就已经提出过警告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柯蒂斯·卡尔森预言道：“印度和中国会成为海啸，将我们击倒。”他预测美国的信息科技、服务产业和医疗设备行业将会在竞争中失败，代价是“失去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就像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时一样。”卡尔森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掌握创新工具”，然后将所有新的、知识型的行业融入能源、生物科技以及其他科技型领域中去。

“我们正在迅速变胖，变成这个国家自满的底特律。”哈佛商学院前教授约翰·考说，“我们……在濒临干旱时使劲挤衰老的奶牛的奶……伴随着我们的热情、野心和志在必得的决心，失去的是我们的集体目标感。”

经济的衰退强化了人们对创新的关注，毕竟金融危机是因为房地产价格的崩溃而引发的，而房地产价格的膨胀源于银行不计后果的借款和廉价的信贷。换句话说，全球经济繁荣的基础是一个投机的泡沫，而不是基于生产能力的增长；经济学家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坚实的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的开创性工作显示，技术进步才是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这都是唯一一条被证实的、可长期发展的道路——尤其需要依靠创业公司天生的创新特质。美国人口局最近的数据显示，1980~2005年美国的净就业增长大部分来自于成立时间不到5年的公司。实际上，如果没有创业公司，年平均净就业增长率将会是个负数。考夫曼基金会会专门作创业分析，其主席、经济学家卡尔·施拉姆告诉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想继续生存并保持其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就必须把创业精神作为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途径。”

创业的模式有很多种，例如小型创业（从家庭生意开始）或成立一个小公司，以填补市场的某个空缺，当然这样的创业发展很受区域市场的限制。但是以色列人却尤其擅长高增长型的创业模式，他们的创业公司会迅速改变全球工业的发展方向。我们都知道，高增长型的创业模式需要具备特殊的才能——从工程师、科学家到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他们要把一个完全创新的想法运作成一种商业化的模式。

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就能完全避免创业公司普遍的高失败率的风险，但是以色列的文化和制度培养了人们面对失败时一种独特的态度，它引导创业者把失败的创业经历不断地进行建设性的总结和利用，然后再尝试；而不是让他们长久忍受非难，并将其边缘化。

摩尼特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管理咨询公司，它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创业家）成功了的时候，他们就彻底改变了市场；而一旦失败，他们在现有位置上依然承受着不变的竞争压力，因此还是会不断地进步。”同时，摩尼特的调查还告诉我们，创业精神是经济体“进化和再生”的主要动力。

正如《商业周刊》的封面标题所言，现在问题变成了“美国人能否找到从前的那条路”。文章评论道：“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商界领袖以及政坛人物开始一致认为，创新是美国跳出现在的经济深渊最好的——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想找到创新的关键所在，以色列是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西方世界需要创新，而以色列拥有创新；弄清楚这种创业的动力源自何处，去往何处，如何使其长期保持下去，其他国家如何从中学到创业国度的精髓，这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