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向柏林进军”

组建政党就是为了执政或参与执政，纳粹党也不例外，而且执政之心更加迫切。但是，究竟是走非法的暴力夺权之路，还是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获取更多的议会席位，从而逐步进入政府？

在纳粹党成立初期，世界范围的法西斯运动中，走政权之路的榜样只有一个，那就是意大利法西斯。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暴力为基础，在大肆镇压社会党人、逐个夺取地方政权的基础上，“向罗马进军”，担任了内阁首相，随后又以手中的权力与法西斯暴力为基础，通过各种手段，将多党联合政府执政的国家改造成法西斯独裁国家。当时还仰慕墨索里尼的希特勒，准备把这条道路复制到德国。

1923年，德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给希特勒提供了可乘之机。那年1月，法国借口德国蓄意不履行赔偿义务，联合比利时，调集10万人马，出兵占领了垂涎已久的德国鲁尔区，挑起了“鲁尔危机”。

德方随即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停止偿付任何赔款和实物，号召各工矿企业抵制法国占领当局的各项措施，同时有意无意地滥发纸币，使危机前就已经很严重的通货膨胀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此期间，全国的印钞机隆隆开动，就这样还不能满足需要，只能在前一年印制的货币上加盖增值符号，如原1000马克的纸币打上红印，改作10亿马克，巴伐利亚州立银行甚至把几周前才发行的5亿马克的钞票盖上“200亿马克”的红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4.2马克即可兑换1美元，但1922年8月就变成1000马克兑1美元，到1923年底，4.2万亿马克才能兑到1美元。而且，在1923年，货币贬值速度之快，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如果有人领到工资去购物，错过了一班电车，就会损失约3/4的价值。人们进入餐馆吃饭，点好菜后即要求付款，以免吃完时餐费成倍增加。

这样，全国经济陷于混乱，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动荡不安。巴伐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有脱离德国的想法，不少人认为，所谓德国其实就是普鲁士的扩大，他们希望巴伐利亚独立建国，复辟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王朝，或者同奥地利合并。就像当地报纸经常说的那样：“只有巴伐利亚会危及德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在鲁尔危机中，巴伐利亚当局决定趁乱行动，实现夙愿。巴伐利亚驻军首领奥托·冯·洛索夫（Otto von Lossow，1868—1938）明确说出了这一意图。他在1923年11月8日那天的集会上表示：“对付当前危机的可能方法，一是向柏林进军，宣布全国的独裁统治；二是以巴伐利亚为基础与柏林政府周旋；三是宣布巴伐利亚从国家中独立出来。”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纳粹党反对巴伐利亚的分离主张，但又要把政变的领导权夺过来，由纳粹分子控制巴伐利亚全州，然后以巴伐利亚为基地，“向柏林进军”，在全国范围建立纳粹统治。

从1923年2月起，纳粹党就积极活动，同其他右翼团体先后结成“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和“德国人战斗联盟”，都由希特勒任首领。“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曾经决定在5月1日发动武装政变，后因军方反对未敢实施。《人民观察家报》则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政府的煽动性文章。

1923年10月，柏林的全国政府下令巴伐利亚州政府取缔《人民观察家报》。巴伐利亚当局违抗这一命令。相反，为了拉拢民间右翼势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们还着手同希特勒合作。但是希特勒厌恶分离主义，向往建立“大德意志国”，同时感到在全国范围建立纳粹统治的时机已经来临。

11月8日晚，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1862—1934）、驻军首领洛索夫和州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HansRitter von Seißer，1874—1973），应慕尼黑一些团体之请，出席在东南郊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举行的一次3000人集会，卡尔将在集会上发表施政讲演。就在两天前，即11月6日，卡尔就代表这三位长官向巴伐利亚各爱国组织的领导人明确表示，准备成立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民族主义政府，但同时绝不容忍其他组织采取独立行动，并准备用武力压制所有暴力行动。希特勒决定利用这次啤酒馆集会发动“啤酒馆政变”（Beer Hall Putsch，或Hitlerputsch）。8日晚9时不到，卡尔正在啤酒馆的讲台上发表演说，希特勒率领数百名武装的冲锋队员破门而入，挥舞着手枪登上讲台，宣布“国民革命已经开始”。不久，他向集会者宣布推翻共和国政府，在慕尼黑成立全国临时政府，由自己任政府首脑，鲁登道夫任全军总司令，洛索夫任国防部长，赛塞尔任全国警察局长，卡尔任巴伐利亚执政官，并声称临时政府将向罪恶的渊薮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

卡尔等三人一开始不肯就范，后来在鲁登道夫将军的劝说下，勉强同意合作。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担任德军军需总监，为总参谋长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的副手，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一心想在德国建立军人专制政权，逐渐与希特勒合流。关于这次暴动，希特勒事先并没有告诉他，他也颇为不满，但是当希特勒专门派人去邀请时，他还是中途加入了进去。

参与政变的，还有一个人物，本书以后还会谈及，他叫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1887—1934）。罗姆在政变中负责率领队伍占领巴伐利亚驻军总部。此项行动进展顺利，整座大楼很快处于纳粹分子控制之下。冲锋队员还占领了慕尼黑的电话局和安全部门。11月8日晚上10时余，自以为已经获胜的希特勒来到陆军总部大楼，兴奋地与罗姆拥抱，高叫：“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国民政府了！”

其实，纳粹党对这次政变组织得并不周密，卡尔等三人当晚就趁着混乱逃离啤酒馆，回到驻地后，立即组织反击。卡尔一方面把州政府迁往雷根斯堡（Regensburg），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在慕尼黑四处张贴告示，宣布三人“在枪口威胁之下被迫发表的声明一概无效”，并勒令取缔纳粹党及其他两个右翼团体。第二天凌晨，巴伐利亚陆军和警察全线出动，控制市内主要据点，并包围了陆军总部大楼。

希特勒很快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只好采取最后一着：当天中午，他和鲁登道夫一起，率领约3000名下属，游行走向市中心。他们以为靠着鲁登道夫的声望，可以使沿途的军警调转枪口，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一举占领整个慕尼黑。但是，队伍走到陆军总部大楼附近时，遭到武装警察的断然反击。鲁登道夫昂首向前，被当场逮捕，希特勒等人在混战中逃散，不久陆续归案。陆军总部大楼内外发生了小规模的枪战，罗姆率众略作抵抗后，也于当天下午1点30分缴械投降。

“啤酒馆政变”是纳粹党成立以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夺权尝试，但遭遇惨败。为什么一年以前，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取得了成功，而力图复制这一经验的希特勒却失败了呢？简而言之，1923年不是1922年，德国不是意大利。一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但是放到一次大战结束不久的极度动荡时期，统治集团对国家的掌控能力就会提高不少。德国在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重秩序守纪律，通过暴动、政变等手段夺取政权的空间比较小。具体而言，当时纳粹党的规模和影响比较小，政变缺乏群众基础；而德国统治集团希望维持原有政体，因为对内能够维持民主统治形式，对外无力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还需要外国资本给予“输血”；国内两大权势集团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对纳粹党的政治态度又不甚了解，没有理由支持这一尝试。

翌年2月，特别法庭对发动政变的10名主要人物进行公开审讯。希特勒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个人影响。他通过喋喋不休的争辩，不仅把公众的注意力从鲁登道夫转到自己身上，还把纳粹党和自己的影响从巴伐利亚扩大到全国。法庭判决结果，鲁登道夫无罪释放，罗姆监禁1年3个月；希特勒则监禁5年，关押地点在兰茨贝格的看管监狱。

希特勒在服刑期间，痛定思痛，总结政变失败的教训，终于看清了国内外形势的真谛，并据此确定了政治斗争的新方针。1924年春夏，他对前去探监的党徒表示：“当我重新进行积极工作的时候，必须贯彻新的政策。我们不再以武装政变的方法夺取政权，而是全力以赴地进入国会去反对天主教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假如能够靠投票而不是枪击去消灭他们，至少是能够得到他们的宪法保护的。”希特勒认为纳粹党在德国必须放弃暴力夺权的错误选择，走合法斗争的道路。一方面要继续扩大群众基础，“捏着鼻子进国会”，争取获得更多的选票和议席，另一方面要全力争取得到权势集团的支持，在两者的共同支撑下合法上台执政。德国的权势集团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贵族。如果说此前希特勒对如何处理同上层人士的关系想法尚不明确，还想以群众性的暴动作为夺权手段的话，那么此后在中下层民众和上层人士两者不可兼得时，对谁取谁舍他已经有了基本的决断。同时，法西斯“合法入阁”方针的确立，是对意大利模式的一种修改，这既顺应了战后革命高潮过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稳定阶段的时段变化，也符合一向倾向于走稳定合法道路的德国国情。

同时，希特勒根据当时政治运动的领袖们普遍拥有自身著作的实际情况，克服自己学历层次较低（仅拥有初中文凭）的困难，着手写作思辨性著作。他全面总结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以口授的形式形成自己的著作《我的奋斗》（Mein Kampf）。该书原名《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出版商担心书名累赘会影响销路，建议改名。该书臃肿冗长，分上下两卷共27章，内容除少量自传性叙述外，涉及内政外交、政治军事、文学艺术诸问题，喋喋不休地鼓吹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领袖原则和生存空间论，叫嚣要东进征服社会主义苏联，西击打败宿敌法国。纳粹党执政后，《我的奋斗》成了纳粹德国的“圣经”，至1940年在德国共售出600万册，还被译成11种文字，向国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