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33年3月国会选举

然而，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初，现实情况离纳粹党的目标距离甚远。当时，魏玛民主体制虽然处于解体阶段，但是其权力机构依然存在。在形式上，德国仍然是一个议会制共和国，《魏玛宪法》不仅没有失效，而且是希特勒执政的依据。希特勒必须承认《魏玛宪法》的有效性，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纳粹党并没有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该党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但仅占据其中33.1%的席位，希特勒只能在纳粹党-民族人民党联盟的党派基础上，领导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对于纳粹党和其领袖希特勒，权势集团是不放心的。曾经在“啤酒馆政变”中被用作旗帜的鲁登道夫，这时反而表现出更大的担忧。他于1933年1月31日致电兴登堡总统，表示：“您任命希特勒当总理，等于是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祖国交给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煽动家。我向您预示，这个邪恶的家伙会把我们的国家拖入深渊，会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恐惧。子孙后代会在您的坟墓前咒骂您的。”然而兴登堡集团不为所动，他们有自己的考虑。他们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吸收有限的纳粹党人入阁，既是为了利用其所拥有的群众基础以稳定政局，度过严重的统治危机，同时也是以分享政权为诱饵，控制希特勒，将纳粹党纳入传统的政治轨道。为了防止希特勒胡作非为，权势集团在他周围设置了不少栅栏。新内阁的大多数部长是由巴本和兴登堡选定的，希特勒本人甚至不认识其中最主要的几位。其中，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是兴登堡特意指定的，不乏制约希特勒的含义。民族人民党主席胡根贝格身兼经济部长、农业部长、普鲁士经济部长、普鲁士农业部长四职，一时享有经济“独裁者”的美称。巴本作为希特勒-巴本内阁的副总理，更是权势集团制衡希特勒的重要棋子。他是德国的核心州——普鲁士州（占据全国面积约2/5）的“国家专员”（Reichskommissar），控制着普鲁士州的行政系统和警察力量。劳动部长由钢盔团领袖弗兰茨·泽尔德特（Franz Seldte，1882—1947）担任。其他的财政、司法和交通邮电部长，都是前巴本“贵族内阁”的阁员。各部的国务秘书（即副部长）中，纳粹党员只有1人，即冯克任国务秘书兼新闻首席代表。连民族人民党员也只有2人，其余皆为上届巴本内阁的成员。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希特勒执政前各方的约定，兴登堡总统不会单独接见希特勒，后者只有在副总理（巴本）陪同和在场的情况下，方可向总统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只有纳粹党人的部长是希特勒本人指定的，但是，在为数12人的内阁中，除总理希特勒外，只有2名纳粹党人部长，即内政部长弗里克和航空委员兼不管部长戈林（1933年5月5日改任新设立的航空部部长）。

与前几届政府不同，希特勒没有从总统那里获得随时颁布“紧急法令”维持统治的权力，相反，兴登堡要求希特勒政府必须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否则将重蹈前几届内阁的覆辙，由总统下令解散。

德国权势集团对上述安排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传统势力与纳粹党之间，在建立一个专制的民族主义国家、排除马克思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左派、加强扩军、重新推行对外扩张的强权政治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通过组建“民族团结政府”，既排斥了民主派和进步势力，又能利用纳粹党所拥有的群众基础为自己服务，稳定政局，度过危机。同时，还能在内阁中分享权力，使纳粹党遵循他们的轨道，防止其越轨行动。巴本曾经得意地对周围人说：“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的。……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吱呀呀叫唤！”当年1月底至2月初，《法兰克福报》也曾评论说：“从内阁的组成情况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很明显，政府是围着胡根贝格转，不是围着总理转”。普鲁士财政部长曾经自信地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Johann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1887—1977）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的可能；对戈林、戈培尔一类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必认真相信，因为“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能靠边站”。

希特勒在无力实行暴力夺权，又不能通过选举获得国会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以前一直坚持的“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夺权策略，以暂时性的让步换取及早挤进政府，其目的就是以总理的职位为据点，利用主要执政党的有利地位，展开新一轮的夺权行动，以尽早夺取独裁大权，在全国建立起纳粹极权统治。他曾经对一名纳粹同党说：“反动派以为他们已经把我控制住。他们打算给我设置圈套，设置很多圈套。但我们不会等到他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是残酷无情的。我没有资产阶级的种种顾虑！他们认为我没有教养，是个野蛮人。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想当野蛮人。那是一个光荣的称号。”然而，在魏玛体制还未彻底粉碎之前，这个自称的“野蛮人”还是绕不过国会这个关卡。希特勒必须获得国会绝对多数的支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兴登堡总统提出的关于内阁必须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先决条件，更主要的，是为了在国会中顺利地通过实施极权统治的法律，以“合法”的程序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他选择了重新举行大选的办法来达到目的，指望借助国家机器获取更多的选票，除了给自己罩上一道民主合法的光环，还能借此打破政府中保守势力对他的约束。

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趁新内阁的全体成员在总统办公处等待委任之机，向部分阁员透露：他将尽快解散国会，举行新的大选。胡根贝格本来就对希特勒担任总理很不服气，这时又担心希特勒别有所图，因而断然拒绝这一设想，并当即同希特勒顶撞起来。希特勒再三说明这样做的好处，并保证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政府的组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胡根贝格继续争吵不休，只是由于兴登堡催促按时举行政府宣誓仪式，争论才暂时中断。

当天下午5时，希特勒主持其第一次内阁会议。戈林在会上接过上午希特勒提出的话题，再次提议解散国会。胡根贝格担心纳粹党可能在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摆脱内阁保守派伙伴的牵制，因而再次强烈反对。巴本也主张暂时维持现状。胡根贝格还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建议禁止共产党活动，剥夺共产党人的议席，使右翼政党自然而然地取得国会多数。希特勒尽管对共产党充满仇恨，但他不愿意因为采纳这一方案而放弃重新选举。他表示，根据自己的经验，“禁止政党是没有意义的。禁止那站在德共背后的六百万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还可能引起社会民主党发动总罢工。他再次重申，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联合政府的组成将不会改变。会议结束后，内政部长弗里克即对外宣布，称内阁已否决了一项取缔共产党的命令，并且不会侵犯言论和出版自由。

其实，当天中午时分，希特勒就派戈林去同天主教中央党领袖交涉，了解该党的意向。中央党要求派员入阁。但希特勒对此毫无兴趣，因为一旦该党入阁，联合政府就能拥有国会绝对多数，因而就没有必要举行新的国会选举，而中央党也会就此以功臣自居，成为制约自己行动的障碍。但他在内阁会议上隐瞒真相，仅表示自己愿意亲自同中央党领袖举行谈判，如果谈判无果，就安排举行大选。

翌日，希特勒与天主教中央党领袖路德维希·卡斯（Ludwig Kaas，1881—1952）主教举行会谈。希特勒要卡斯提出一张问题清单作为谈判的基础，卡斯照办，并要求希特勒遵循《魏玛宪法》实施统治。紧接着，希特勒召开第二次内阁会议，欺骗内阁成员，称中央党提出了非分的要求，没有可能与它达成协议，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解散国会。随后，他紧逼内阁成员表态。巴本的态度模棱两可，胡根贝格陷于孤立，只得让步。其他非纳粹党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只有通过国会重新选举，才能保证联合内阁获得多数支持，因而表示赞成。希特勒以“庄严的保证”安抚他们说，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的组成绝对不变。接着，他建议内阁向总统提议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

2月1日，兴登堡总统正式签署命令，宣布解散国会。内阁把新国会的选举日定在3月5日。中央党向兴登堡总统提出申诉，表示自己是愿意入阁的，但谈判进程被希特勒人为地中止。兴登堡表示此时为时已晚，因为命令已经正式发布。戈培尔对新的选举充满信心，在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这一次不会有什么失误了，“现在斗争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手段。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将创造出一部宣传鼓动的杰作。这一次甚至也不缺经费”。

希特勒出任总理不到两天，便摆脱政治对手的阻挠，达到了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目的。这就表明，保守派想限制希特勒和纳粹党、倚恃国会多数破坏其行动的计划是行不通的。胡根贝格比内阁其他成员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政府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就表示：“我昨天做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我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蛊惑人心者结了盟。”

希特勒则牢牢抓住国会重新选举的机会，为德国的全面“一体化”铺垫道路。1月31日，即就任总理的第二天，他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发布了题为《向德国民众呼吁》的第一个政府文告。在演说中，他把德国所面临的失业、贫穷和困苦都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而这场大战是德国不希望爆发，对之也没有罪责的。他强调纳粹主义者是一支团结向上、与魏玛共和国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新生力量，并承诺新政府将重振德意志民族中的团结合作精神，承认基督教为民族道德精神的基石，并祈求上帝保佑他的政府。他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称社会民主党在14年中，把德国农民置于毁灭的境地，并使数百万工人失业。他把“制止共产主义对德国的渗透，说成是经济重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并承诺新政府只需要四年时间来同时实施两个四年计划，即“拯救德国农民以维持国民营养及生活资源计划”和“大力消灭失业以拯救德国工人计划”，即可彻底消灭失业，将农民救出苦海。此后几周，他乘坐飞机穿越德国各地，要传达的意图，就是他有一次对内阁成员们所说的，“向马克思主义进攻”。

除此之外，希特勒把工作重点放在两支力量上，即国防军和垄断资本家。他要利用担任政府总理的有利地位，重点出击，争取获得它们的支持，为未来的行动扫清道路。

1933年2月3日晚上，希特勒接受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的邀请，前往陆军总司令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家中，参加各军区、各集团军和舰队司令们的聚会。晚餐之后，希特勒站起来发表为时两小时的演说。他在讲话中陈述了新政府的内外政策，许诺要恢复义务兵役制，扩大国防军，对内全面改变政策，批判和平主义，彻底根除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毒瘤，建立强硬的极权主义秩序，对外废除《凡尔赛条约》，获得完全平等的军备权，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他还吹捧“国防军是国家最重要的、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保证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不同冲锋队合并，同时要求军队保持非政治、超党派的态度，“内部斗争不是军队的事，而是纳粹组织的事”。他实际上是以承诺维护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为诱饵，争取军方在纳粹党打击政敌时采取中立态度。高级军官们在聚会开始时态度呆板冷淡，希特勒则“到处笨拙地鞠躬，表现得很尴尬”，然而演说开始后不久，不少人就听得津津有味，最后全力转向纳粹党。当时在座的海军司令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1876—1960）海军上将，在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供认他对于希特勒展示的扩军前景感到极为高兴。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尽管肩负着制约希特勒的使命，但也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希特勒上台执政，打开了“一个使将来有无穷机会的活动余地”。而希特勒则让这位主张在普遍征兵基础上建立庞大军队和实施总体战战略的国防部长，放手策划和实施扩军工作，并于1933年秋天提升他为陆军上将。

同年2月20日，希特勒经沙赫特牵线，在戈林的国会办公室会见25名重要的大资本家，共同讨论国内政治问题，与会人员包括法本工业公司高管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Georg von Schnitzler，1884—1962）、克虏伯股份有限公司高管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联合钢铁公司高管阿尔贝特·弗格勒、埃森工业公司高管冯·勒文费尔德（von Löwenfeld）、法本工业公司的下属集团——奥古斯特·维多利亚矿业联合公司高管施泰因（Stein）等。希特勒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声称私人企业在民主时代里是不可能维持的，许诺要取消议会制，恢复国防军原有的地位，结束“党派争吵”，解散工会，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建立一个不搞“社会主义”实践、优先扩充军备的专制国家。最后他表示：“我们现在面临最后一次选举。

根据情况，选举可以中止，倒退则是不再可能的。不管怎样，如果选举程序不能作出决定，那么就得用别的手段来作出决定。”戈林唯恐资本家们没有听懂，以其一贯的粗鲁直率态度作了补充，他说：纳粹党在刚刚开始的竞选中势必要“担负最大量的工作”，因而“其他不处于政治斗争中的集团至少应该为此作出所需要的财务上的捐献。……如果工业界知道3月5日的选举极可能是十年内，甚至预计是在百年内最后一次的选举”，他们对这样一种捐献将会感到“更易于接受”。德国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原先对纳粹党的态度有所差异，其中的“左翼凯恩斯主义”集团在1932年的政坛危机中支持施莱歇尔。随着希特勒就任总理，不少资本家开始转变态度，而希特勒的讲话，则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古斯塔夫·克虏伯公开在会上对希特勒的讲话表示感谢，并预先为“政治上强大、独立的国家”感到高兴，认为经济和原材料加工业终究会在这个国家里再度繁荣起来。当希特勒和戈林准备离开房间时，沙赫特大声说道：“先生们，那么现在就解囊吧！”资本家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古斯塔夫·克虏伯代表整个鲁尔地区的企业家捐助100万马克，法本工业公司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这笔钱将由联合内阁中各党派分享，但纳粹党将获得最大的份额。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竞选舞台，戈林利用自己担任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有利条件，于2月17日颁布一项命令，指示各警察局不得对纳粹党及其联盟政党（即“民族联盟”）的下属组织采取任何敌视态度，更不得造成对它们实施侦察的错觉，“无论如何必须避免做出敌视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的任何事情，因为这些组织拥有最重要的建设性的民族主义分子”，同时敦促警察要无情地对付“敌视国家的组织”的活动，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开枪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恐怖活动”。他在命令中说：“谁恪守工作职责，谁服从我的命令，谁能最坚决地反对国家的敌人，谁能在受到攻击时毫无顾忌地使用武器，谁就肯定能得到我的保护和支持。相反，谁在争执中畏缩不前，或对使用自己的权力优柔寡断，或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那么我就会立即把这种人清除出去……现在，从警察手枪枪膛里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等于我射出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主谋，因为这一切都是按我的命令去做的。”该命令俗称为“开枪命令”。五天后，他又借口正规警察的来源已经枯竭，从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中征召了5万名成员进入“辅助警察部队”，其中2.5万人来自冲锋队，1.5万人来自党卫队，1万人来自钢盔团，这些人在原来的制服上佩戴白色袖章，上面写着“辅助警察”字样。他们经过宣誓，走上岗位。如此，纳粹分子就能以国家机器成员的身份来对付政敌。

纳粹党利用募集到的竞选资金和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有利条件，开展了空前规模的竞选攻势。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纳粹宣传员组成宣传队，到全国各地实施宣传鼓动。他们所到之处，广播车队隆隆驶过，飞机把数百万张传单撒向穷乡僻壤，集会、游行经常出现，各种招贴画铺天盖地，使用旗帜、花环和大标语的“象征性宣传”随处可见。中央政府责令广播电台必须转播所有内阁成员的重大竞选演说，希特勒和戈培尔利用这一现代化工具，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把煽动性的竞选演讲直接推向全国民众。冲锋队员、党卫队员和已经成为“辅助警察”的同伴一起，集中力量破坏其他政党的竞选集会，他们撕毁对手的标语，冲砸其他党派的报社，殴打演讲者。仅据官方人士承认，在竞选运动中遇害的人士就达51名，另有几百人受伤。

当时，经济危机仍在延续，民众还是处在无奈和彷徨之中。德国学者鲁道夫·菲尔豪斯曾经写道，“对饥饿、对无法挽回的贫困化以及（特别在中等阶层中）对‘无产者化’的恐惧，对内战和革命、对捉摸不定的前途以及对在困苦的压力下法律和道德动摇的恐惧”，在很多人的心里，在难以计数的人们的心里升起了一种愿望，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看来非凡的人物身上，必要时甚至容忍违背传统的道义。希特勒审时度势，把前政府的一切失误和德国遇到的困难一股脑儿推向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他在竞选演说中说：“在14年中，现在已被推翻的制度累积了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一个幻想又一个幻想……我向德国人民要求，在你们已经给了别人14年之后，你们也应该给我们4年时间。”但是，他不愿谈论新政府的任何纲领：“今天，如果向我们要这个运动的纲领，那么我们可以用几句非常一般的话来概述：纲领是没有用处的，人的目的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纲领的首要一点是：破除一切幻想！”“我所要求的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只要4年，然后别人可以作出他们的判决。我不会逃到外国去。我不会设法逃避判决。”

纳粹党为获取选举胜利使出了全身解数，戈培尔甚至将大选日称为“民族觉醒日”，规定全国放假半天，以鼓励更多的选民走进投票站。在大选的前一天，3月4日，希特勒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发表一个被称作“民族觉醒日演说”的高调竞选演讲，把竞选活动推向高峰。当希特勒最后激励德国人民“再一次高傲地昂起你们的头”时，当地教堂的钟声齐鸣，全国各地的山顶上都燃起被戈培尔称作“自由之火”的篝火，冲锋队员穿着军靴，在每个城镇的街道上发出行进时震耳的脚步声。经过纳粹党的多方努力，选民参加投票的比例达到空前的高度，为88.8%（在此前的国会选举中，投票率最高的是1932年7月的选举，为84.1%，其次是建国前夕的国民议会选举，为83%，最低的是1928年5月的选举，仅达75.6%）。然而选举的结果却并未使纳粹党如愿以偿。在这次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为43.9%，尽管比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结果高出10.8个百分点，但还未取得国会绝对多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有所下降，但仍占总票数的18.3%和12.3%，其中社会民主党只比1932年11月的选举少得1个席位。其他政党，除人民党的席位骤降至2席，中央党的席位增加3席外，大多同以前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