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
“日本鬼子来了！”
“日本鬼子来打捞（劫）了！”
“日本鬼子已经到了何家屋里，快走呀！”
日本鬼子驻扎在排龙山小学，已有七八天了。父母亲同许多人一道，往农庆里广西方向躲日本去了。父亲挑着一担箩筐，一头装的是维弟，一头装的是被窝衣衫，母亲拿的一包零碎。农庆里那边有个亲戚，离我们家有三四十里，就在广西边境上，准备在那里住一段时间。
我当时已有六岁，跟着外公外婆住。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跟着外公外婆就往黄家岭上走，经过锅里塘、码口里，沿着山坡往山上爬。外公挑着一担衣衫被窝，赶着牛，外婆同我在后面跟着。到了黄家岭岭脚，就同外婆藏到外公开掘的园子外围的荆棘蓬下。外公挑着东西继续往岭上爬。
日本鬼子驻扎在排龙山，曾出来打过两次捞，一次走到何家屋里，一次走到码口里就转回去了。估计这次也不会走很远，故我们认为躲到外公园子篱笆刺蓬窝里是安全的。
由于前两次打捞，大家都没有准备，日本鬼子在附近很快抢到猪、牛、鸡鸭和粮食，故很快就回去了。而这次大家事先都有了准备，住在排龙山附近的村民许多都临时出外躲避了，因而这次日本鬼子行进速度非常快，当我们到达岭脚时，他们已到鼎仙观的坡上，不到一顿饭功夫，鬼子就到了我们面前。我们蹲在刺蓬窝下，他们站在上面。走在前面的是文明公公，是外公的堂叔，他被日本鬼子抓来当挑夫和带路。在他后面是两个日本人，拿着上刺刀的枪，一个个子较高较胖，满脸胡子，一个较矮较瘦较白净。未等他们说话，我主动站起来说话了，说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后来，外婆对别人说，我当时说了：“我们没得钱，什么东西都没有。”日本人对我们看了看，当时外婆已50多岁，又用锅底的锅煤把脸上擦的一片黑，显得老态百出，日本人没有说话，押着文明公公继续往前走了。
一段时间，我外婆逢人就说，说我胆子大，见到日本人不怕，还敢说话。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这事。
日本人来到零陵后，各区乡都组织了自卫队，打击骚扰日本兵。在东湘桥还与日本人打了一仗，双方都有伤亡。我们村里就有一个自卫队员被打死了，遗体抬回来放到彭家小学校门口，我们害怕不敢上去看，站得远远的。
也听说，有的自卫队员半夜到排龙山兵营摸哨，打黑枪，搞得日本兵不得安宁。排龙山到我们这一带都是丘陵地带，但再往南就是五岭山脉的大山，山高沟深林密，只要往大山一跑，日本兵怎么也逮不着。
我的祖父、四祖父、五祖父和我堂伯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这时都在外地同日本人作战，我的四祖父是在江西与日本兵作战牺牲的，遗体后来运回葬在青山里。
当时，日本兵向南侵略已是强弩之末。故日本兵在排龙山、东湘桥一线待了一个来月之后就退回零陵了。
近日看了《长沙保卫战》电视剧，在国难当头，不甘当亡国奴的先人前辈，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前仆后继，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狼狈败退的场面，真是解气。
我家离外婆家仅半里路，故常去外婆家。当父亲在衡阳邮局工作时，母亲也跟了去，我就住在外婆家。
这个时候，我的外婆叫坝塘里外婆，她姓谢，是农庆里大户人家的女儿，但很小就嫁给我外公了，相当于童养媳。我外公叫黄尚国，家很穷，自己的水田不足一亩，主要靠租别人的田来种，割禾时与田主对半分谷。我外公非常能吃苦耐劳。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在黄家岭山坡较为平缓灌木丛生的地方，花了三年多的时光，开挖出了五六亩山地，周围栽了一圈荆棘刺蓬，形成一个园。据外婆说，除了插田割禾忙几亩水田之事，一年到头都在山上开荒，光篼子锄头就挖坏了五六把，吃住都在岭上。
我们那儿务农的锄头，除一般常用的锄头外，还有一种较宽较薄较轻用于铲草皮的锄头，还有一种用来挖树篼和开荒的锄头。这种锄头的出刃有一尺多长，较厚较窄，非常的重，小孩一般拿不动。
外公开荒出来的山地园子，也是我小时经常跟去劳作和玩耍的地方。
我还有一个外婆，在里洞龙家，外公姓龙，外婆姓什么就不知道了。我母亲是龙家外婆生的。龙家外公重男轻女，生了第二个女儿后就决定给人。恰巧我黄家外公养鸭子，一路赶养到里洞龙家，认识了龙家外公。黄家外婆生了两个孩子都未带大，夭折了，就想抱养一个孩子，借人家的福气而给自己带来好运。因此不满一个月的母亲——龙满秀，就被黄家外婆抚养。因此，我就有了两个外婆，龙家外婆和黄家外婆。
黄家外婆住坝塘里，离我家约半里。因而，常到外婆家，总能得到好吃的。割禾季节，外公顺道抓到一些麻怪（青蛙）或鱼仔，这些都是吃饭的好菜，做鱼或青蛙一般要放腌的酸辣椒，生姜蒜苗，往往从菜园摘一些紫苏叶，一块和炒，味道好极了！俗话说“鱼仔好下饭，顶锅都刮烂”，言下之意，连饭的锅巴都铲来吃了。另外，来村子卖麦芽糖的（我们叫白糖）可以用打下的新谷换，一升谷子可以换到一斤糖。外婆舍不得吃，总把麦芽糖放到下面装有生石灰的缸瓮里，生石灰上面垫一张草纸，糖放在草纸上。因生石灰吸水气，放几天糖或饼干之类的点心，可以变得干脆，不黏手，可以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来吃。
冬春季节去外婆家，最常吃到的是烤红薯。我们那儿做饭烧柴火，就是山岭上砍来的不成材的灌木杂树或茅草，燃烧后的木炭灰，把红薯埋在里面，一两个小时后，就成香甜软糯的烤红薯了，特别是冬季挂在屋梁上风干的红薯，特别的甜。
秋收后，外婆把红薯南瓜做一些红薯干、南瓜干，还做一些饼，上面洒一些芝麻，放到冬春时节，或炸、或烤、或蒸，都是非常的美味。
有时到外婆家，实在没糖没点心，也没有红薯可吃，外婆会给你一根黄瓜，或削一块萝卜给你。有时实在拿不出什么，她也会从腌菜坛里夹一把干豆角一根酸黄瓜给你。
外婆是腌菜的能手，各种蔬菜都能腌，即使有时没钱买盐，她也能把菜腌出来还不坏。我还吃过年成好时，过年腌的猪头肉、猪下水，以及烘制的腊鱼、腊肉等各类荤腥菜。这些东西往往留到阳春三月农忙时节来吃。
外婆家菜园较小，大宗菜都栽在黄家岭上的园子里，如南瓜、冬瓜、豆角之类都在岭上。外婆家没有果园。但龙家外婆的山地很宽，屋前屋后的菜园果园都很大。外婆家里橙子、柚子树都很多，结的柚子都很甜。秋冬季节去外婆家，水果随你拿，只要你拿得动。外婆家屋外生的两种树，给我印象深刻，一是桂花树，每年中秋节时分，满山飘香。外婆往往会摘一些桂花，用白糖泡在坛子里，待到过年吃糍巴或端午吃粽子时，人们早已忘记这些桂花糖，才感到这种美味的可贵。前些年回家见到荣华表侄，问及屋后还有桂花树没，他说还有，去年给城里卖了一棵，得了一万多元。什么时候我再能闻到那十里桂花香！一是椿树，种在果园的四周，椿树长得笔直，已有十来米高，是盖房作梁的上等木料。我那时很小，外婆对我说：“宝崽，你将来长大发财盖房时，砍两棵去作梁。”
发财盖房那毕竟是遥远的事。但那次随母亲去外婆家，回来时却扛了一根寿竹，有五六米长，放在我屋天井木架上，用来晾晒衣服。当我从长沙读书毕业，要去陕西工作时，那根竹杆还一直在那里用着。
我们家乡竹子种类甚多，我能叫得上名字的就有十来种。
一般在屋前或屋后栽有一大丛竹子，我们叫它吊竹或棉竹，云贵一带叫它凤尾竹。长到一定高度时它的头会垂下来，长得不够高也不大，用处也不大，常用来剖开捆挷东西。
楠竹，也叫毛竹，是竹子中最大的一种，竹径可以长到20公分，高达十余米，用途最广。一般电影电视片中都可见到，可做建材，可作各种家具，各种工艺品。竹笋无论是冬笋还是春笋都是山珍美味。
寿竹，它的特点是长得较高，竹径不大，一般不超过十公分，但匀称，不像毛竹首尾直径差别较大，故用做晒衣的竹杆最好不过。它也可用来制作各种用具。
慧竹，矮小且竹径不大，而叶子很大，常摘它的叶子包粽子用。
此外，还有翠竹、紫竹、斑竹等等，这些都不大，竹径一两公分，用途不大，多用来做豆角、扁豆、白茹、丝瓜等瓜菜的竹架。
紫竹有时被男人们用来做吸烟的烟杆，做出来还很漂亮。
翠竹在大山岭上长得较多，一般春天发新笋时，去扯来做菜吃。把笋壳剥掉，用开水焯一下，然后晒成笋干，与腊肉或菌子炒来吃，味道鲜美极了！
斑竹其貌不扬，但人们往往对它赋予感情色彩。毛泽东写的七律：“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说的我家乡的斑竹和凄美的传说故事。舜帝葬在故乡的九嶷山上，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因寻找舜帝，从中原来到九嶷，想要找到舜帝的陵墓，但最终没有找到。在返回途中，双双投水自尽于洞庭湖。为了纪念她们，人们将舜陵改称零陵。这是零陵来源的另一个版本。
母亲去世时，我不到九岁。她是得肺病而亡。送母亲安葬，我没有哭，没有感到多少悲伤，原因之一是感到母亲对我太严了，缺少关爱。当时，外婆在送丧时哭道：“德根不哭你啊，将来哭的日子没眼泪！”（意思是将来要哭到把眼泪哭干，有他哭的。）
外婆常对人说，我德根命苦啊，六岁时他母亲就叫他跟她去砍柴，还要挑两个煮粑粑（两小捆柴）。我说她，牙仔还小，还没长起来。他母亲说，从小不吃苦，长大没出息。
我十一二岁就当大人出工，插田、割禾、犁田犁地、烧石灰砍楂刺，我都会做，但毕竟人小力气单薄。尤其夏季割禾抢收抢种时节，早晨天麻麻亮就要起来，天黑才回家吃饭，中午送饭吃，不能休息。要连续半个多月，有时累到连路都走不动，饭也不想吃。这个时候，外婆是我的救命菩萨，有时晌午时候，实在累得不行，就在田里直接跑到外婆家。外婆一见我就会说：“宝崽，在床上睏一下！”一躺下去，就不知人事了。这时，外婆会打盆水，拿洗澡帕沾上水，帮我把身上、脚上的泥巴擦去，把我的脚也放到床上，很舒服地睡一觉。同时，外婆会设法通知外公，我不去田里了，由外公来收尾了。
共和国成立时，我们那里搞土改，我家划为贫农，外公家为雇农。当时，田地统计时，人均稻田1.5亩，旱地三分，山地水塘没有分，还是各大姓家族共有。可以说是鱼米之乡，但就是一年忙到底，还是吃不饱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想不通，因为土改了，有了田和地，没有人剥削我们了，为什么反而不如过去了。
随着年龄长大和外出读书、工作，才知道这种没有饭吃的苦日子，完全是人为造成的。20世纪50年代农村开始统购统销。本来是农民收割后，留够自己吃的再“卖余粮”，根据自己情况，有多少余粮，就卖多少。但当时的农村干部为了争当先进，强迫大家多卖，直到搞得各家把谷子卖光，“放下镰刀没饭吃”，吃杂粮，瓜菜代饭，是50年代的普遍现象。60年代则又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当时选择农村干部的标准是“谁最穷”。家中没有一分田，靠给别人打工，甚至乞讨的农民选拔来当村乡干部，一般都是文盲。他们有两大特点：听上面的话，不管对与错，都坚决服从；第二，斗地主狠，对不同意见则无情打击。时间一长，群众难免要反对，不服气，不听话。我们村里有四大姓：濮、彭、黄、宋。除了宋姓家族外，其他三姓都是既有地主富农，也有贫雇农。宗族势力逐渐渗透至各项工作中，平均、对等体现在各项工作中。宋姓家族人员成为干部的最佳人选。历史上的恩怨，犬牙交错地纠缠在各个氏族中。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回家听说这样一件事。在我们邻县道县，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全部杀掉，甚至对其子弟也要杀掉，说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此股歪风传到了零陵，也刮到我们村里。造反派连续开了两天会，研究杀人名单，杀哪些人，会上吵得非常凶，造反者都主张不杀本姓地主，而杀其他姓的地主，而当名单定下后，先杀谁，由谁杀，又吵得不可开交。好在中央派47军到了道县和我们周围几个县，才制止了这场杀戮。我们濮姓家族有两户地主，就是我的大祖父和六祖父两家。事后，听我们濮姓家族几位贫农说，不是他们顶着，他们早被杀了。就当时来说，我大祖父和六祖父早已去世，而他们的子孙何罪之有？
我们濮家同彭、黄、宋三姓家族，都有联姻亲戚关系，而彭与黄、黄与宋都有世代恩怨，历史上都发生过打架斗殴现象。
在我们家乡，宗族观念特浓，出了是非，打起架来，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帮同姓家族成为惯例。村干部的选择也是如此，不问干部人品能力如何，而是看对我们家族是否有利。
冬天，红薯、乔麦是必吃的主粮。红薯一般有两种吃法，一是红薯挖回家后，把它切成丝晒干，做米饭时放到饭上面蒸着吃；二是把红薯蒸着吃，或切成块放在米饭上蒸着吃。吃饭时，大家要先吃一碗红薯，然后再吃米饭。红薯吃多了往往胃里反酸水。
每当这个时候，外婆对我说：“宝崽，你吃饭，莫吃红薯。灶里给你烧了两个红薯，等下熟了，你再吃。”
红薯是高产作物，当时一亩地可产几千斤。保管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在房后或屋里挖有地窖，把红薯放在窖里保存；一种是用土灰把红薯埋起来，埋的量较少；还有一种是带有红薯藤子的红薯，把它挂到屋梁或柱子上。前一种是大量的，最后一种是很少量的。但这种挂起来的红薯，经风干后，很甜，最好吃，特别是烧着吃，或烤着吃，外面有一层糖，是我们细伢子最喜欢吃的。
把红薯放在地窖里，也发生过灾难。因为地窖密闭，且红薯放在里面常释放出二氧化碳，如打开地窖通风不够，人下到里面，常中毒而亡。
外婆把红薯常做成两种小吃：一是把红薯蒸熟，退皮，把红薯压成10至20厘米薄饼，上面洒些芝麻，晒干，做成红薯渍菜，又甜又香。可以当下吃，也可以贮藏起来，放到来年吃，冬天如用炭火烤一下，又糯又香，更好吃；二是把红薯切成条，晒干，吃的时候，用河中粗砂砾拌在一起炒，有如现在街上炒板栗，吃起来又脆又香。用红薯酿酒，也是农村常用的方法，特别是有点酒瘾的农民。在冬天农闲时节，炒点小菜，爆点花生米，喝两盅，也是非常惬意的生活。但六七十年代红薯成了宝贵的粮食，不敢随便拿来做酒消遣了。
我之所以能出去读书，主要是外婆坚持的结果。她常对人说，要送德根读书，他母亲死得早，他一点点大就做事，送他读书，吃碗轻巧饭。她对我外公说：“去跟濮治说，德根要读书，他那一点田，我们帮忙做了就是了。”
父亲一直想让我留在家里种田，作为家中主要劳力。他常对我说，我们家祖辈，高祖父曾祖父都是种田的，以此教育我，让我安心种田。外婆见到我奶奶时也说：“亲家母，德根太小，农村太苦，还是要送他去读书啊！”后来，我奶奶也对我父亲说，送我去读书。这样我才离开农村。
外公当时老了，生产队的事做不了，就给生产队放牛。因为吃不饱饭，他利用放牛机会，常在山上采一些野菜野果拿回来吃，或用竹刷子打一些“土地麻怪”拿回来煮着吃。所谓“土地麻怪”就是一种小青蛙，拇指大，褐色，过去常打来喂鸡鸭。当时，既无油，又无调料，煮着非常难吃，外婆和舅娘不吃。中了毒了，得了病了，自己扯点草药吃。外公会给牛看病，十里八里乡村都知道，给牛看病吃的药都是外公亲自采挖的。50年代初，乡政府还给外公配了一个女助手，陪他一起出外给牛治病。我小时候在外婆家，看到过有人来外公家拿药，一般是一剂药一升米。我们那儿一升米约两市斤重，应该说，还是很便宜的。
外公为人耿直，劳苦一生，不愿求人。外公从生病到去世，时间很短，不声不响就走了。维弟说，与其说外公是病死的，不如说是饿死的。如果有饱饭吃，外公死不了！
1966年春节我回家时，外公已去世。我对外婆说，外公生病和去世怎么不告诉我。外婆说：“宝崽，你外公常说，你们在外面也很不容易，挣不了几个钱，花销很大的。”“至今连老婆都未讨，家也没成。你外公不想打扰你，叫我不要告诉你。你知道了，你肯定要回来。这么远，路费要很多啊！”“我们也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说死就死了啊！”
外婆还告诉我，外公也曾为我的婚事操心。他对外婆说，给顺生说说，把他的妹妹说给德根。顺生是我表弟，他妹妹比我要小七八岁。顺生没有答应，说我年龄大又说我太远了。外公知道后说：“他还不愿意，我德根哪点配不上她？”为婚姻之事，外婆每次见我就说。她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德根老母亲死得早，现在谁也不关心他的婚姻，可怜啊！”
外婆出生在农庆里谢姓大户人家，离我们家有三四十里。谢家重男轻女。外婆很小就给了外公做童养媳。外婆是典型的农村家庭妇女。因为外公家穷，自己只有几分田，主要靠租种别人的田生活，外公年轻时，在黄家岭脚开荒了五六亩山地。以后，我家的两亩水田，父母在衡阳工作，无人耕种也交给了外公来种。这样，外公家的生活过得还算可以。外婆生育了两个子女，都半途夭折，以后抱养了我母亲，但还是没有生育，后来过继我外公的弟弟（我叫小外公）的儿子——名林舅父做儿子。名林舅父的老婆是讨到我濮家屋里的姑娘，按辈分我应叫姑姑。我们那儿把姑姑、叔叔叫满满，所以，对她我有时叫舅娘，有时叫满满。
外婆主持家务，主要是种菜、养猪，年轻时候协助外公开荒种地，年岁大了后，一般不出外做农活。据外婆说，是外公不让她出去干农活，外公说她干的那点活，外公少休息一下，就干出来了。农村最忙的时候是两项农活，插田与割禾。插田是时间紧，也就是三五天，最多也就七八天，要把秧插下去，否则误了农时。割禾则要十天半月。稻子熟了要尽快收割回来，否则遇到连阴雨天气，谷子会生芽，会毁了一年的收成，那是要命的事。所以割禾时节，我们要天不亮起床出工，天黑许久才回家吃饭。外婆中午送饭和茶水到田里，收工时外婆常去田里接我们，帮助拿一些轻的东西回家。晚饭早已做好，并烧好热水和茶水，男人们则在井眼里（泉水井）或水塘里洗澡，女人怕凉，则要热水洗澡。
在这段时间，外婆会做许多好吃的，荤腥是少不了的。肉、鸡、鱼至少每天有一样。不知什么时候烘干的小鱼和小辣椒炒在一起，其味鲜无比，又开胃，又下饭。外婆腌菜腌得好是远近有名的。她还会在冬天腌一些肉菜。肉菜有两种，一是冬天春节前后，自家杀猪留下的猪头肉猪下水，将其卤好后，放上盐，在坛子里腌起来；二是出外参加别人家的红白喜事，吃酒打包回来的肉，外婆会将肉重新改刀、调味，放点生姜和白酒把它腌起来。到农忙时，特别是五黄六月油水少的时节，从坛子里夹出来，放在米饭上蒸好，每人一块，唯独外婆自己没有。这个时候，大家往往眼瞧着外婆，外婆则说：“你们吃呀，多吃点饭，我有的。”
这样的情形，我年少在农村务农的时候，不知出现过多少次。当时不觉得什么，以后似乎习惯了，反而觉得就应该这样。如今回想起来，这种大爱，常使我流泪不止。
外婆同外公一样，一生刚强，有苦自己吃，有难自己扛，不愿求人。但心地善良，她不信佛，也不吃斋，我奶奶信佛吃斋。外婆愿意帮助比她困难的。躲日本时，从衡阳祁阳一带逃难来的农民，她尽力接济他们，粮食、衣服、用具，尽其所能。
从我记事起，我未见外婆与外公吵过架，也未见外婆与别人吵过架、骂过人。外婆说话不多，声音不大。因此，外婆的人缘很好，在黄姓家族中威望较高，说话比外公还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