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情缘:濮声荣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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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父母

我有两个叔父,一个姑妈。在我们这里,叔叔和姑姑都叫“满满,“叫男满满和女满满。我的姑妈我叫玲妹满满。

玲妹满满的学名叫濮婉。她比父亲小近十岁。很小时被给了邻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她不愿意,哭着不愿去。后被送往那户人家后,据说天天哭。父亲知道后,叫我的小叔——顺生满满偷偷去把她领了回来。虽然,我顺生满满和玲妹满满为此挨了一顿打,但在父亲的坚持和玲妹满满的啼哭下,奶奶没有法子,只好退让,再没把玲妹满满送出去。

由于这层关系,父亲与姑妈的关系特别好。姑妈后来还读完了小学,再后,姑父与姑妈结了婚,父亲都起了很大作用。

当我回家务农时,姑妈与姑父住在零陵县城,并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我的芝华表妹,她生于1948年,比我小十岁。

我在农村受苦受累时,姑父母一家在零陵商业局工作,以后在县供销社工作,姑父任财会股股长。姑父祖籍岳阳,是个大户人家子弟,他毕业于衡阳一高职学校。他可以左手打算盘,右手可同时写字。

我离开农村,到零陵一中上学时,姑父却调至冷水滩商业局工作,当我离开零陵去长沙上学时,姑父却又由冷水滩调至零陵工作。

因此,我与姑父母是聚少离多,在一起聊天闲谈的时间很少。而我对姑父母的印象却很深。姑妈身体很单薄,爱笑,而一笑常笑出眼泪来。她心地非常善良,同别人说到我时,常挂到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德根可怜啊,命苦啊,母亲死得早,那么小就在家种田,像个大人去做事,担子哪里挑得动……如果老母亲在的话,绝不会叫他种田,会叫他去读书。”

对姑父因接触不多,一年难得见一两次面,对他的印象多是听大人们说的。姑父身体很单薄,学生出身,不善言谈,或者说不愿客套,不愿夸夸其谈,他为人正派、耿直,不抽烟,不喝酒,不愿去别人家做客。吃饭不做作,不客套,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别人还在谦让客套喝酒时,他三下五除二,把饭吃完了,离席了。对姑父的第二个印象,是讲实话,不讲假话,不阿谀逢迎,不溜须拍马。对姑父的第三个印象是任劳任怨,坚忍不拔,对待生活,无所畏惧。

因此,在我的亲戚朋友中,我最尊敬敬仰的是我的姑父。

我对姑父的认识与了解,是在1958年的长沙。那时,我到长沙读书已两年。那年暑假我得到信息,姑父肺病严重在上海开了刀现已转至长沙岳麓山,在湖南省职工疗养院休养。

知道信息的第二天,我经多次搭公交车,转车,步行,终于找到了职工疗养院。姑父住的病房是四人间,较为拥挤。我进去时,见姑父头朝下,脚朝上面躺着,我几乎认不出来。他面色蜡黄,骨瘦如柴。

他见到我,露出了笑容,大声同我打招呼。

姑父得肺结核已有好几年,过去主要靠吃雷米封的一种西药治疗,但效果不好,今年初到长沙检查,病已很严重。长沙已无把握治好,后联系上海,但床位紧张,一直拖至前两个月才答应去做手术。由于病拖得时间很长了,肺部结核已很严重,切除了多半个肺,手术还算顺利。在上海医院住了近一个月,由于医院人满为患,床位紧张,叫他转院来长沙疗养。

去上海开刀,单位派了个人办手续和照顾,现转至长沙后,单位派的人回零陵了。姑妈在零陵,带三个小孩,根本脱不开身。当时祖母已去世。

姑父如此病重,却无一个亲人在身边,平常的生活和心中的苦痛有谁来关照?谁来分担?肺结核,也叫痨病,过去是重症,治好的不多,我母亲就是得痨病去世的,时年不到30岁。

姑父对我说,目前还是吃雷米封继续防治肺结核,另外就是打消炎针,防止感染,如果顺利,还得住院治疗三四个月,出院后还要继续吃药。他伤感地说:“这次捡回一条命!”“还能活多久,很难说。”

我说:“这次开刀,断了根,今后是调养的事,会慢慢就好起来的。”

“我想让你满满和表妹们回农村去。”姑父突然说起这样的话,我思想没有一点准备。我不知如何说才好。因为姑妈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从小身体单薄,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现在又带了三个小孩,如何生活?

当时,是全国大跃进年代,全国一片热闹,三面红旗到处飘扬。农村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各种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社会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

姑父如此重病,姑母和表弟妹的生活成了问题,回农村不失为一个办法。因此,我表示支持。不过我说农村还是苦啊!姑父说,只要有饭吃,饿不死就行。姑父说得非常悲观。

回哪里呢?姑父的意思还是回零陵梳子铺,娘家人多,又有两个哥哥,濮姓家族人也多,方便照顾。岳阳姑父家,老人已去世,哥哥妹妹都在外工作,老家已无人,姑妈过去从未去过,人生地不熟,生产生活都不方便。相比之下,看来还是回梳子铺好。姑父叫我写信做做姑妈和爸爸及康叔的工作。这中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姑父的病看好了,仍在零陵工作。梳子铺距零陵县城50里,半天就走到了。于是决定,就按这个方案来做工作。

回学校后,我给姑妈和父亲各写了一封信。父亲那时在干校劳动,没有回信。姑妈回了信,同意我们的方案。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糟糕的一件事。当然也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如果我不赞成姑父的意见,姑母1959年不回到梳子铺娘家,继续住在零陵的话,她和表弟妹们则是另一种生活状态。

1962年春节我曾接到姑父寄给我的信。信上说他“春节前回家,因为小孩有病。主要没米过年,喂的一头猪已八个月,因无粮食给它吃,才杀得50斤肉,原想,还账之外,还买点粮食吃,结果老账还差39元,粮食一斤未买,过年无米下锅。还从德维处借了40斤谷子。带回去20多元买了一点米,算是过了一个年。生产队认为我们不是生产队的人,哥哥和叔叔又说不起话。恨不得撵走我这一群孤老瞎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满满怨我和你不该在1958年一封又一封信要她回去。这又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自作自受,其又何由?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好,严重时甚至影响到工作和睡眠……弄得我走投无路,过了初一,我初二就回零陵了。”看完信,我落泪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更糟了,姑父受到冲击,说他是地主分子,被关进牛棚。其实,姑父十几岁就离开家在外读书,中职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凭劳动吃饭,自食其力,无党无派,学生出身,从未剥削任何人,何来地主?姑父被关进牛棚,姑母断了经济来源,生活更凄凉了。

荷叶塘濮家,也叫三坵田濮家,姑妈在这里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和青春无邪的时光。生活不算富裕,但日子过得非常快乐。父亲在军队不在家,但有母亲的疼爱和哥哥们的呵护,还有叔伯的几个姐妹一起在家做女,一起生活玩耍,无忧无虑,度过了她最美好的时光。

这次回到濮家,已是今非昔比。我们村有濮、彭、黄、宋四大姓,我们生产队是只有濮姓一族。姑妈回来住在三祖父家空闲的房子。姑妈本来是职工家属妇女,但生产队却传说是地主婆。姑妈在我们村里生活了近20年,结婚后在零陵县城和冷水滩住了十多年,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我们一个村里的人,我们濮姓家族的人,哪个不知,哪个不晓?现在却成了地主婆,成了阶级敌人。是敌人就要劳动改造,生产队里的濮姓家族,辈分都比我们高,我们把他们叫做叔叔伯伯,爹爹奶奶,公公婆婆,他们却毫无怜惜之情。什么劳动都要参加。可怜姑妈是奶奶的宝贝女,小时很少做农活,以后在城里做家务,现年纪又大了,农村的重体力劳动,哪能吃得消。根据生产队的安排,上山砍柴禾,下地锄草,插田割禾都要参加,表弟妹们又小,饭又吃不饱,个个饿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

1966年春节前夕,我回家,见到姑妈一家的境况,眼泪直往肚里流,但我又无法予以帮助。我在家只住了两晚就离开了。因为我单位要我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知过了一年还是两年,姑父被遣送回岳阳农村,鉴于在梳子铺的悲惨境遇,姑妈同表弟妹们与姑父一块回了岳阳,一家人在此团聚,共同劳动,相互关心,特别是岳阳老家村里的乡邻和亲朋好友都欢迎他们一家的归来。因为姑父是少小离家,以后又参加工作,在外当干部,大家没有把他当另类人。随着表弟妹们的长大,特别是大表妹、小表妹的结婚出嫁,家中生活有了好转,特别是精神的解放,姑父母的身体也越来越好。

多年后,表妹们对我讲,原先想回梳子铺外婆家,想得到濮家舅爷屋里人的关心和照顾。没想到恰好相反,当运动来时,看热闹的人有,袖手旁观的人有,幸灾乐祸的人有,落井下石的人也有。总而言之,在这样的时刻,各种各样的嘴脸都暴露出来了。每当讲到在荷叶塘濮家受到的遭遇和屈辱,姑妈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表妹们说,如果下乡,开始就回岳阳老家,我们会少吃多少苦,少遭多少罪!如果在梳子铺荷叶塘再呆下去,父母和我们兄弟姊妹,可能有的不在人世了!

这就是人生难料,世事难测!

我参加工作恰值天灾人祸的年代,工资极低,吃不饱饭,也不敢恋爱结婚。直至我二十九周岁才结婚。当儿子出生时,我已31岁。我与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90元。那时,我是一名地质分队长,工作特别积极。妻分娩时,我还在冯家山水库工地勘察,接到通知回来看了一下,第二天即返回工地,后将工地工作安排好后,第4天才回到宝鸡,将妻从医院接出来。

由于没有经验,妻得了乳腺炎,孩子没奶吃,她还得治病。当时,订了一斤牛奶,还是托我一位钻工同事费了很大的人情关系才订上。

照顾抚养孩子的任务落到我的肩上。根据婴儿哺育的书,我严格遵照执行。每两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然后给孩子换尿布、洗尿布、做饭、打扫卫生。尤其是晚上,要做到每两小时喂一次奶,然后换尿布、烘尿布、热牛奶,一晚几乎无法睡觉。于是我打电报,写信向家中求救。因为岳母成分高,被送往陕北农村劳动,而湖南继母有一大家子事,不能脱身,父亲打发16岁的大妹来宝鸡照顾她的侄儿。

大妹的到来,减轻了我的一些负担,但我俩都无抚养孩子的经验,而妻子若冰要去西安求医,治疗已发脓的乳腺炎,因而我们被笳儿搞得狼狈不堪。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姑妈,当时姑妈还在岳阳农村,姑父和五个表弟妹,已够她忙的了,她能来吗?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姑父母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来救一下侄儿的危难。

出我意料,很快接到姑父电报,说姑母即将启程来陕。果不然,三天后姑母来到了宝鸡。姑母从岳阳坐车到郑州,等了一天,才买到郑州至乌鲁木齐的火车票,在宝鸡下的车。连续三天三晚,坐的是慢车,亏她老人家,其辛苦可想而知。

姑妈对我说,接到你的信后,你姑父说,若冰生病了,声荣是个大男人,德芳还是个小伢仔,怎么能带小孩?你还是去吧!所以我就来了。车不好搭,人又多,我带的一个小包袱,也被挤丢了。我感激不尽。这近一个来月,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姑妈来后,一切都改观了。例如,喝牛奶,是让笳儿喝个饱,不限量;晚上笳儿不醒,不给他吃奶。而我按照书上说的,隔两个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如小孩睡着,则把他弄醒,吃了再睡。这样孩子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孩子睡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起孩子让他自己撒尿。白天,也是让他吃完奶后一定时候,让他撒尿、拉屎。这样,孩子的睡眠时间增长了,身上也干净了,不几天,笳儿明显增白长胖了。

姑父曾对我说,你姑妈自己带了五个小孩,孩子很少生病。尽管过去生活困难,但一个一个都很健康,带小孩她是很有经验的。

姑妈在宝鸡住了一个多月,笳儿长得很胖,会笑了,很逗人喜欢。这时姑妈提出要回岳阳了,因为家里有一堆孩子,还有大堆的事。姑妈提出把笳儿抱回岳阳带,我们没有理由反驳。

我们从宝鸡先到西安,若冰与我们同行,先到若冰二姐家。我们买了西安到岳阳的直通客票,当第二天我们去车站上车时,我们怎么也上不了车,人多挤不上去,而车又不对号,即使我们挤上去,也没有座位可坐,这么远的路,肯定是站不到底的。于是我们没上车,出来回二姐家了。我去车站改签了第二天的票。

第二天,我们提前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车站,我去找了车站值班员和带班的班长,向他们解释了我们昨天的遭遇和今天的希望。一切都很顺利,乘客进站前,让我们提前进了站。我们很快上车,找了个靠近厕所四人位的格挡,把座位占了。不多久,大批乘客挤了进来。我看差不多了,于是让一个面善的中年妇女坐下来,然后让一个当兵的小伙子坐了下来,他们俩都感激不尽,其他过道站着的旅客都非常羡慕。这位当兵小伙和中年大嫂一路帮了大忙。大嫂帮助抱笳儿,哄他不哭,而小伙帮助打水、买吃的、有时也抱抱小孩。一路大家说说笑笑,颇不寂寞。

将近30个小时路途,第二天傍晚终于到了岳阳。姑妈把我领到姑父的小妹家。

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去赶公交车。由岳阳市开往康王公社,约20公里,下车还有七八里小路才能到姑父家。

我们沿着小路,一会上坡,一会下坡,一会走田埂小道。七八里路不算太远。然而,抱着一个二十来斤的小孩,走在山间小路上,却不是容易的事。我一会用左手,一会换到右手,最后我用围巾把笳儿托起来,方式用尽,手还是酸痛不已。好不容易到了姑父家。我的手痛了十来天。

笳儿的到来,给姑父家带来了欢乐,表弟表妹们争着抱,争着逗他玩。姑父看了笳儿后说:“像德根!”

抚养笳儿最大困难,是没有奶吃,既买不到牛奶,也买不到奶粉。我们每月给姑妈寄20元,由若冰汇寄,因我经常下工地,经常出差。据姑父来信,由于买不到牛奶和奶粉,只有把大米磨成米粉,或煮成稀饭喂给笳儿吃。当长成一两岁后,笳儿成了家中的小霸王,一切以他为中心,一切围着他转,稍不如意,就向姑奶奶告状,说这个表姑欺负他了,那个表叔欺负他了。而这些表姑表叔一有时间,就把他背着在村里到处转,把他当成宝贝疙瘩,至今村里人还记得表姑表叔对他何等溺爱的情景。

笳儿30多岁在西安结婚时,他的所有的表姑表叔们都来了,都参加了他的婚礼。宜萍说:“小笳结婚我要去,他是我背大的。”其他表姑表叔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姑爹爹姑奶奶付出的心血,更难以语言描述、表达,但愿笳儿能记住这一切,怎么报答都不为过。

林彪事件发生后,姑父得到了平反,回到了零陵商业局,后被安排到冷水滩烟草公司,还是做会计工作。不久,姑妈也回到了冷水滩,岳阳只留下五个表弟妹。

姑父恢复工作后,按照政策,本安排他当财会股股长。而姑父死活不干,不愿当领导,只愿意做点具体工作。后安排他协助股长做些审查工作。他只管具体工作,不管钱。事后他给我解释,只要大小当个领导,就会树立一批对立面,尤其是现在想当官的人多得很,都想往上爬,于是就采取两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讨好吹捧上级领导,投其所好,送利益;二是打压同级,无中生有,拉帮结派,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不当头,他就不把你当对立面,为了搞好工作,他还得用你,这样你还可以干点实事。我既不贪财,也无野心,不参与政事,从不乱说,因而,领导还是放心让我做点事,我也做得高兴。

姑父这套人生哲理,不无道理,也很实在。

姑父从恢复工作后,一直到退休后一段时间,都是抓局里的基建工作。姑父性格也有所改变,也开点玩笑,喝点小酒,包工头给他敬烟,他也接过来,抽起好耍。

姑父有个兴趣,就是每天必看新闻,国内外大小事他都感兴趣,但从不议论评判。

有一年冬天,我回家过春节,维弟陪我去给姑父母拜年,按当时零陵的习惯,打麻将成风。到姑父家后,喝完茶就打开了麻将。我不怎么会打,零陵麻将还打王,更不习惯。姑父很是内行,特别是洗牌码牌,他把牌一拉就成了一条,再一拉又成了一条,然后放在另一条上,17对牌,一张不少,速度之快,令我惊叹。姑父和牌次数比我们都多。我问姑父,打麻将有哪些窍门,姑父说,窍门可多了。首先,你要看你的上下家,打什么牌,一般他们打出去的花色是他们不要的,因此你的留牌和打牌,要与你的上下家相协调,这样你能吃上牌,又不让下家吃上牌。当然,对许多老手,你要耍点手段,有时候有意打出去你想要的花色,逗他出牌。

姑父打麻将可算高手,但从不赌钱。

记得1960年我从长沙毕业,即将去陕西工作时,姑父同我谈过一次话,算是临别赠言吧。他说,参加工作了,你们年轻人政治上不要犯错误,谨言慎行,再就是不好色,不贪财,不吸毒,不赌博。姑父说的这五条,也是我一生谨记的座右铭,故我一生没有碰到大的风浪。

姑父退休后,还应聘在单位搞了一段基建,临近80岁时,他就没干了。2000年中秋节后第二天,突然接到小表弟电话,说姑父昨晚去世了,我问姑父得了什么病,以前都没听说。小表弟说,“没有得病!”

“没有得病?怎么会去世了?”

小表弟在电话里告知了我详细情况。中秋节时,他与姐姐、哥哥都来冷水滩父母家过节,一家热闹非凡,其乐融融。晚上,父亲与他哥睡一床,今天早上他哥起来了,父亲8点还未起床,叫他吃早饭时,叫不应,一看,已去世了,口角有点白沫,很安详,没有痛苦,像睡着了一样。

善终!没有痛苦,不受痛苦!前世和今生都做了好事!

我因工程走不开,安排笳儿速回零陵,给姑爷爷送丧,代表全家向老人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