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汴京泣别和党争株连

（1104-1105）

在赵明诚和李清照结婚的第二年，当得知对她和丈夫来说极有纪念意义、仅使用了不到一年的“建中靖国”的年号改为“崇宁”时，眼光尖利思想敏锐的李清照惟恐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果不其然，这是党争加剧、旧党失势的开始。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因为以文章受知于苏轼，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又因李格非极为崇敬和忠诚于苏轼，拒绝过新党人物的笼络而未曾对苏轼落井下石。此时新账旧账一起算，李格非被编为以已故苏轼为首的“元祐奸党”，从而被罢黜出京城。与此同时，朝廷又连下二苛诏，分别为：“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尽管李清照受党争株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不仅仅是来自于与此二苛诏中所规定的“政策”直接挂钩，尽管作为已经“泼出去的水”而成为赵家新妇的李清照不一定是本来意义上的“党人子弟”，尽管赵家不一定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宗室”，而主要当因为与苏轼私怨很深的翁舅赵挺之此时连升三级、大权在握，为此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说“何况人间父子情”，意欲借重翁舅援救其父，但却落了个“炙手可热心可寒”的结局。事已至此，回乡暂居以避赵家冷眼，未必不是自幼刚强自重的李清照的被迫选择……

如果不是由于新旧党争所导致的政治高压和人情浇薄，面对志同道合的如意郎君，李清照是绝对不会作这种劳燕分飞之别的。由于已往论者未能觉察到李清照在新婚不久所写离情词之真谛，遂附会为赵明诚“负笈远游”云云。在本书“导言”中既已说明不是赵明诚而是李清照被迫泣别汴京，这就为《一剪梅》、《醉花阴》和《行香子》等作品的创作找到了较可靠的生活、心理依据和较合理的时空环境。

大致写于同一段时间的《玉楼春》等，其写作空间又不像是作者的原籍明水，而基本可以肯定是在汴京。这是为当时廷争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特点可大致概括为：朝廷争斗难得知，回黄转绿无定期。先是新旧两党的较量，对立的双方主要是赵挺之和苏轼。随着旧党靠山神宗之母高太后和哲宗之母向太后的相继亡故，在“元祐奸党”及其亲属子弟一蹶不振之后，朝廷的争斗便转为同在新党旗号下、又都是宋徽宗亲信人物之间的较量。这时的对立面就是崇宁年间的左右相蔡京和赵挺之。而昏君赵佶不是依据左右相的是非功过加以取舍，却主要是听信谗言和依据气候、天象行事。比如当蔡、赵之争趋于白热化时，为了避免蔡京的暗害，赵便辞职准备回乡。在行囊都打点好了之后，突然彗星出现，赵佶遂遽下罪己诏，罢免蔡京，挽留并擢升赵挺之为独相。蔡京下野后，久旱降雨，赵佶便对赵挺之无比亲昵，以至附耳悄语；在善用机巧的蔡京反败为胜时，赵挺之只得靠边站，甚至倒大霉。在崇宁后期，李清照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当为蔡、赵之争所左右。赵挺之炙手可热时，李清照或回原籍以避气焰；在形势于赵家不利时，赵挺之或有借重亲家声名之想，李清照就有可能被“请”回汴京。直到崇宁末年，太白昼现，又因由赵佶亲笔书写的树立于宫中端礼门的“元祐奸党”名单的石碑遭雷击之后，赵佶慌忙下诏，解除党人一切之禁，李清照才得以彻底解脱，从原籍回到汴京府司巷御赐丞相府邸。这也当是《玉楼春》等作品写作的远近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