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慷慨多感

从五十岁到去世，陶渊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年光景。首先是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使以农耕为生的诗人的日常生活不时面临饥寒的危胁，以往那种岁有余粮的日子已难以为继，更不用说随时有酒可饮了。其次，大约在他五十二岁那年，由他曾祖父辅佐建立起来的东晋政权被军阀刘裕篡夺，改朝换代的冲击使诗人对历史和现实又平添了几分悲愤的感叹。另外，这时他的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重病急症曾一度迫使他不得不考虑向家人交代后事，并为自己撰写祭文和挽歌。

面对这些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诗人坚持归隐的初衷始终没有出现丝毫动摇。相反，他宁愿乞食、无酒、病逝，也决不向险恶的社会生活屈服。即使在贫病交加之时，面对江州刺史檀道济要他放弃隐居的苦苦劝说，他也不为所动，而且拒绝接受食物馈赠，从而显示了一个以躬耕自食其力的真隐士坚贞不渝的人格力量。

与此相应，陶渊明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作品中，以前所未有的激昂和慷慨，抒写了时不我待、志不获骋的人生感叹，宁受饥寒而固穷守节的坎壈情怀。他既在《九日闲居》、《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有会而作》等诗中，对晚境的窘迫作了实录；同时又在《咏贫士》、《咏荆轲》等诗中，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在《与子俨等疏》、《自祭文》等作中，坦陈直面死亡的从容；更在千古美文《桃花源记（并诗）》中，描述了规避乱世的理想社会。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诗人感情是热烈活跃的，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在采菊东篱的悠然之外，充溢于诗人内心“怒目金刚”式的愤慨，看到了一个外表平静、内心激荡的完整形象；同时，他的思考又是冷静的，对自然和人生的执着和热爱，并没有在走向死亡时失去它原有的光彩，相反却因此而显得更加成熟，并闪现出永恒的光芒。

近代思想界的先驱、著名诗人龚自珍曾有一首诗专门称赞陶渊明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尽管任何比喻都难免会有偏颇，但陶渊明在他一生留下的所有诗文作品，尤其是像《闲情赋》、《感士不遇赋》、《饮酒》、《咏荆轲》、《桃花源记》等重要作品中，确实在外表的平淡中渟蕴着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和诸葛亮的《梁甫吟》、屈原的《离骚》正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也正因为此，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和诗文创作，才能自立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之列而毫无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