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壮漫游（731-745）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后徙居襄阳，因曾祖官终巩县令，遂世居巩县（今属河南）。唐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杜甫出生于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因此他可以说是大唐开元盛世的同龄人。

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的名将，曾在平定吴国的统一战争中立过大功，后在当阳（今湖北荆门县）封侯，为开发江湘一带作过贡献。他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学家，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除了武功、政事和学术以外，他还懂得天文算学和工程。这位祖先成为杜甫心目中一位具体的立功立德的典范。杜甫每每自称“杜陵布衣”，后来一度居家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称“少陵野老”，都应有缅怀祖德之意。

如果说“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族传统激发了杜甫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那么祖父杜审言的诗名给杜甫带来的是“吾家诗”的自豪感。杜审言少年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为“文章四友”，这三人都是善写骈俪文章的大手笔。杜审言在武后、中宗时期被起用，官职一般，而诗才甚高，尤其擅长五律和排律。杜甫以律诗为看家本事，显然受到了乃祖的影响。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杜甫最早的创作便是吟咏象征天下太平的凤凰。这似乎是一种宿谶，诗人注定了要为凤凰付出他一生的心血。从此以后凤凰便成为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境界的化身，以至他自己的图腾。诗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正是在这凤凰身上合为一体的。

从杜甫出生到他二十四岁的这段时期，凤凰确实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了：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多少代人幻想的尧舜之世仿佛变成了现实：“人人自以遭唐虞”，“家家自以为稷卨”（杜甫《有事于南郊赋》）。生活在开元盛世的杜甫是幸运的。他从一代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同时代人的远大抱负和活跃思想中获得了进取的信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在那个神童辈出的时代，十四五岁的杜甫结交老一辈的名流，初露头角便目空一切，不正是在盛唐文人中常见的狂态吗？

从十九岁起，杜甫开始了他少壮时代的漫游生活。盛唐漫游之风的兴盛首先取决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水陆交通的便利以及公私仓廪的丰实；其次在于当时科举仕进都离不开交游干谒，而一旦失意，云游山水又是排遣苦闷、求得精神解脱的最佳方式。杜甫早年的吴越之游主要是开阔眼界，增长阅历。在游览了江宁、姑苏、越中等地的名胜古迹之后，于二十四岁时回到洛阳，考进士下第。但年少气盛的诗人并不在意，第二年又到齐赵漫游去了，《望岳》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第一首名作。

三十岁时杜甫回到东都。天宝三载（744），正负盛名的大诗人李白来到洛阳，这两位大诗人的相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他们和盛唐的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一起，在梁（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登临怀古，把酒论文，过了一段裘马清狂的快意的日子。这时李白已被玄宗赐金放还归山，如大鹏折翅、天马坠地，正处于极其痛苦的精神震荡之中；而杜甫却还满怀希望等待着进入长安的机会。阅历和见识的巨大差距使当时的杜甫还不能深刻地理解李白。他不知道开元年间的清明政治已经结束，今后走向朝廷的道路将远比李白艰难曲折，他只想以自己的方式争取一飞冲天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所作的《房兵曹胡马》、《画鹰》都充满了横行万里的凌厉气势，显示了诗人对前途的充分自信。而一些山庄游宴和寻访隐士的诗篇，所抒写的也还是盛唐人普遍具有的遗世高蹈之志。这种山林之思，与其说是杜甫的真实愿望，还不如说是盛唐的一种时尚。杜甫早年留下的诗作不多，都是五古和五律，却已初步显露出他气骨峥嵘的独特面目，预示了他日后在艺术上变革盛唐诗歌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