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江汉》
这是杜甫逝世前一年对自己的写照。独立在茫茫宇宙之间，诗人深深地悲哀自己的孤独和无力；但后人却从这孤独的形象中看到了他包容乾坤的博大胸怀以及回旋天地、与元气同在的精神力量：“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王安石《杜甫画像》）如果要为王安石这几句诗作注解，不妨再举出传说是韩愈所作的《题杜子美坟》：“何人开凿混沌壳，二气由来有清浊。孕其清者为圣贤，钟其浊者成愚朴。……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在乾坤中挺特独立的诗人，因为秉受着天地的清气，所以能夺造化之大功，集人文之全美。“诗圣”之称的本义是否在此呢？
杜甫并不是俯视人间的“诗圣”。他长期沉沦于下层，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耿直热诚，甚至还有点天真和迂腐。他的超凡入圣在于虽然饱受生人穷困，阅尽人间丧乱，却始终高扬着悲天悯人、关怀现世的精神，这才使盛唐的宏伟气魄和社会使命感通过他的心勃发为慷慨激昂的诗情，通过他的巨笔凝聚成光照千古的文章。盛唐文人生逢盛世，意气风发，几乎人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是与个人的功名富贵联系在一起的。杜甫却终其一生都把个人看得极其渺小，而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视为人生的终极关怀。孔子奉为国家祥瑞的凤凰，也就是杜甫自己的图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凤凰台》）为了重现太平之治，他不惜生命，甘愿剖心沥血，作为供养国家祥瑞的醴泉。无论处于何种饥寒辛酸的困境，他所想到的总是比自己更加困苦的人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了天下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承担起所有的苦难。这种宁苦己身以利国利民的伟大精神，正体现了历代中国人理想中的“古圣人之心”。“诗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杜甫之诗自中晚唐开始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其实杜甫的诗也是他自己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的史传，只是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国事天下事相关，命运的机缘巧合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处身于战乱的漩涡之中，才使他的个人经历都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当然能否写出“诗史”，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特殊遭际。与杜甫处于同样时代环境的诗人正不在少数，但他们大都在残酷的现实中沉寂下去了。唯独杜甫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这样饱含血泪的诗史只能出自怀有“古圣人之心”的诗人之手。
杜甫被尊为“诗圣”，还因为他在诗歌艺术上的集大成。所谓“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迈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子美其集诗之大成者欤？”（秦观《韩愈论》）杜甫将《诗经》、汉乐府、魏晋齐梁诗和初盛唐诗的表现艺术熔为一炉，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风格变化多端，“集大成”三字确能概括杜诗博大精深、包罗万汇的艺术成就。
但杜甫的贡献又并不限于“集大成”。集成之说容易使人误解杜甫只是融会前人的成就，而杜甫在继往之外，更多的是开来。他的最大本领是善于把慷慨述怀、长篇议论和具体的叙事、细节的描绘、用典的技巧以及对巨大社会内容的高度概括，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艺术结构中。开合排荡，穷极笔力，深厚雄浑，体大思精，便是他那些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歌行等以咏怀为主的长篇诗歌的共同特色。这类诗是盛唐之音中的洪钟巨响，也开创了在诗歌中大发议论的先例。恳切淋漓的议论不但抒写了诗人浩茫的心事和深广的忧愤，而且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为诗歌增加了磅礴的气势和排山倒海的力量。
与李白全力创作旧题乐府和六朝风味的歌吟相反，杜甫最重大的创新是继承《诗经》、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本着缘事而发的精神，即事名篇，开出新题乐府一体。这些诗既是从诗人自身经历的情境出发，又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既吸收了汉乐府叙事诗多用对话和片断情节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又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通过高度概括的场面描写，以史诗般的大手笔展现出广阔的时代背景，将汉乐府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单一性变为多面性，充分调动歌行的跳跃性和容量大的长处，自由地抒写他对时事的感想和见解，更是他对汉乐府叙事方式的重大突破，并开创了中晚唐至宋代以新乐府写时事的优良传统。
说诗者历来以“沉郁顿挫”形容杜诗的主要特色。这四字原是杜甫的自评，“沉郁”指文思深沉蕴藉，“顿挫”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之意，因而后人以此四字来形容他的风格，便包括了深沉含蓄、忧思郁结、格律严谨、抑扬顿挫等多重内涵。杜诗格律之精严，独步千古，其中以五排与七律最见功力。其五言排律凝重典雅，篇制之巨，数量之多，在盛唐以前罕见。七言律诗则尤有新创。盛唐七律尚未脱出歌行韵味，虽风神极美，流畅超逸，而体裁未密。到杜甫手中才工整精炼，一篇之中句句合律，一句之中字字合律，而又一意贯穿，一气呵成；特别是晚年居于夔州时期，大力创作七律组诗，在典故和故事上驰骋想象，以苍凉的笔调绘出浓丽之旧梦，句法的提炼和声情的传达妙合无垠，将七律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
盛唐诗的风格大体不出清新与豪放两大类，而杜诗则除了沉郁顿挫以外，还有多种风格，或清新、或奔放、或恬淡、或华赡、或古朴、或质拙，并不总是一副面孔，一种格调。在大量抒写日常生活情趣的小诗中，他注重构思、语言等技巧的变化，为后人开出不少表现艺术的法门。他擅长移情于景、深细描写新奇的意趣，使常见之景充满活泼的生命；他的景物描写往往超出可视可听的界限，捕捉潜意识和直觉印象，表现出更深一层的内心感觉；经他提炼过的诗歌语言能微妙地传达出字面意义所不能涵盖的声情语感，无论是融化经史典故还是使用口语俗语，都是通过充分地发掘语言潜在的表现力，以显现出不同的格调。所以他不避尖新生僻，不避拗拙深险，这就冲破了盛唐以闲雅、冲淡为上的审美趣味，大大拓宽了诗歌的题材和境界，开出了中晚唐乃至宋诗各种艺术流派的蹊径。
站在盛唐诗歌巅峰之上的杜甫，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树立了忧国忧民的百世楷模，为中国的诗歌艺术树立了沉雄博大的最高标准。
下面，让我们跟着杜甫的足迹，来追踪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