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奔赴行在（756-759）

至德元载（756）五月，杜甫带领全家从奉先到白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破潼关后，诗人携家眷逃难北上，最后将家安置在鄜州羌村。七月肃宗在甘肃灵武即位，杜甫离家，打算从芦子关出去投奔行在。途中被叛军捉住，俘往长安。个人的不幸成为诗史的大幸，目睹长安沦陷后的种种惨象，使他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亲笔录下这动乱时代的真实面影。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奔向肃宗所在的凤翔，五月拜左拾遗。一度因疏救房琯得罪，后获救复职。此后到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政时间不过一年多，但是险恶的政治风波使他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有了清醒的认识，深化了他对现实的思考。历史似乎特别偏爱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使他们几乎同时卷进了肃宗即位以后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中：李白因为追随永王璘而在肃宗兄弟相残中被投入监狱，流放夜郎；杜甫也因为疏救宰相房琯而送交三司推问。这两件大事本来是互相关连的。玄宗入川后派永王璘沿长江而下，节度江南，自然是对尚未坐稳江山的肃宗的重大威胁。而帮助玄宗出主意让诸位王子分守南方各路重镇的就是房琯。永王璘的反叛引起肃宗一连串地罢免玄宗旧臣的举动，暴露了玄宗和肃宗父子争夺政权的矛盾。房琯因小小的门客事件被罢相只是肃宗的借口，杜甫以“罪细不宜免大臣”为由上书，无意中触到肃宗痛处，这才使救人者的罪比被救者还要重。李白鼓吹永王占据金陵，杜甫疏救房琯，一南一北，先后获罪，正说明这两位满腔爱国热忱的大诗人在政治上实在太天真。

杜甫被贬华州，还是受肃宗大规模罢免玄宗旧臣的政治事件的牵连。两次成为最高统治者之间钩心斗角的牺牲品，这不能不促使他认真地思考这种斗争的实质。事实上，这一次玄宗旧党被大规模排斥，消灭了玄宗时代最后的一点政治影响。从此以后，以杜甫的政治倾向和人事关系，很难再找到重回朝廷的归路。最后他在华州弃官，显然是因为对自己从政的遭遇作过深刻的反省和思考，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

这一时期就杜甫的人生际遇而言，是出生入死、经历了惊涛骇浪的时期，也是“在精神上接受最强烈震动的时刻”（林庚《杜甫评传》序）。就其诗歌创作而言，由于“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陈贻焮《杜甫评传》），因而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他那些反映时事的最脍炙人口的名篇几乎都产生在这一阶段。陷贼期间他写出了《月夜》、《春望》、《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悲青阪》、《塞芦子》等等著名篇章。这些诗篇中，有烽火中对家书的盼望，有残破宫苑边的低回，更有对血战场面的写实，以及扭转战局的献策，交织着追思太平盛世的感伤、怀念亲人的忧虑、以及企盼平定战乱的愿望。从奔赴行在到弃官华州时期，他写下了《彭衙行》、《羌村三首》、《北征》、《洗兵马》、《赠卫八处士》等名作。次年三月他从洛阳回华州，又创作了“三吏”、“三别”这两组传世名篇。这些诗章通过诗人自己被卷入政治漩涡的体验，反映了两京收复前后复杂的局势变化；通过他的家庭在丧乱中的艰难处境，反映了广大人民共同遭受的苦难。在对现实的清醒批判中，又表达了对国家中兴的展望和信心。在黑暗血腥的年代里，闪耀着人道和正义的光芒。

从诗歌形式来看，在安史之乱前开始显露出特色的长篇咏怀诗和新题乐府，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为了适应内容的需要，杜甫创造性地运用汉魏乐府进行艺术概括的原理，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大大扩展了乐府的规模和容量，使传统的叙事方式产生诗史般的艺术魅力，并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最大自由。从而完成了用新题乐府继承诗经和汉乐府优良传统的创举，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