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州时期（824—826）

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卒，敬宗即位。这一年夏天，朝廷调任刘禹锡为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刺史。刘禹锡从夔州出发，沿途游览名胜古迹。在和州任职两年多，敬宗宝历二年（826）秋，他奉召卸任回洛阳。途经扬州时，与因病罢苏州刺史回洛阳的白居易相遇，两人悲喜交集。刘禹锡创作了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

在贬居和州期间，刘禹锡最见功力的是立意高远的咏史诗，其中以《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为代表。作为动辄得咎的逐臣，他不便直接倾诉对现实的忧愤，而只能巧妙地采取托物寄意和借古抒情的方法，透过“物”和“古”的媒介作用，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交流，使读者透过“物”与“古”的纱幕，触摸到诗人的感情脉搏。这样，咏史诗便和讽刺寓言诗一样，成了他创作的重点。

特定的生活境遇，决定了刘禹锡所选取的诗歌形式，也决定了他所表现的诗歌内容。从内容上看，刘禹锡咏史诗的基本特征是：糅怀古与讽今为一体，熔咏史与示志于一炉，旨趣隽永，发人深省。诚然，以古喻今，左思的《咏史八首》早开其端。但左思所抨击的只是压制人才的门阀制度，所抒写的也只是个人遭受压抑、磊落不平的情怀。而刘禹锡除了倾吐一己的愤懑外，还将忧国感时、显忠斥佞和悯乱念危等内容纳入诗中。这就不仅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左思，而且也为前代的李白、杜甫和后代的杜牧、李商隐所不及。

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刘后村语云：“梦得诗雄浑老苍，尤多感慨之句。”又云：“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古今，词总华实。”刘禹锡咏史诗的艺术特征之一正是“雄浑老苍”、“气该古今”。如《西塞山怀古》以横扫千军的气概，将那鳞次栉比的“楼船”、黯然飘逝的“王气”、沉入江底的“铁锁”、滔滔“寒流”以及雄踞在萧瑟秋风中的“故垒”，一一排比入诗，构成雄伟壮阔的场面，并从中抽绎出一种深沉、浩茫的兴亡之感。这绝非汲汲于“翡翠兰苕”者所能措笔，不独“宜香山之缩手”，杜甫亦当退避三舍。诗人在谋篇手法上往往是对某一史实偶有所感，从一点生发开去，撷取丰富的意象材料，然后因意遣词，即小见大。刘禹锡的咏史每每从游览古迹起笔，抒写吊古伤今之情；这种情又往往像淡水着盐般地融化在诗人精心罗致的景物中，而并不直接流露，达到了妙造自然的境地。他的咏史诗以意运法，不蹈故常，故章法错综多变，摇曳生姿，这些特点在《金陵五题》等诗中都有鲜明的表现。

左思和六朝诗人多借历史事件以寄讽，而较少描写历史胜地的风物，即景抒情。这就是说，他们尚不知驾驭“咏怀古迹”这一咏史诗的变体。而刘禹锡则往往从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古史，抒写时艰，寄寓思古之幽情，把咏史与咏怀古迹融成一体。与杜甫相比，他们都能把论史与感时结合起来，但刘禹锡的借古讽今之作，似比杜甫更有针对性。杜甫多抒写对国家局势的忧念和对古代太平盛世的向往，而绝少对现实的鞭挞、朝政的指斥；刘禹锡则直接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执政者，赋予咏史诗以美刺兴比、显忠斥佞之旨。可以说，杜甫侧重于“忧”，而刘禹锡侧重于“讽”。同时，由于刘禹锡有着更为进步的历史观，其政治识见也比杜甫更为高明。即如刘禹锡所一再表述的兴亡系于人事而不系于地形的思想，在杜甫的咏怀古迹之作中便难以觅见。而刘禹锡在咏史诗中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节操的自我捍卫，亦似更具撼人心魄的力量。在形式上，刘禹锡的咏史诗则比杜甫更趋精炼。六朝咏史诗习用五古，有较大的自由驰骋的余地。杜甫多用七律，化繁为简，已属不易；而刘禹锡则除用古诗、律诗外，更常用绝句，选取典型事件、典型场面，以个别反映一般，显得含蓄凝炼，饶有情趣，如《金陵五题》。在手法上，刘禹锡比杜甫更重渲染环境气氛和运用细节材料，每每先展示一片荒凉冷落、暗淡无光的背景，再从这一背景上推出一个包蕴无穷的特写镜头，而让抒情主人公隐身其中，与画面保持同一色彩。较之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刘诗的“景”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更大，虽然就总体而言，杜甫的成就是刘禹锡所望尘莫及的。与后来杜牧、李商隐相比，杜牧以俊爽称，李商隐以精深称，而刘禹锡则以豪健称。他们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我们不必强为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