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部宋代农民战争“断代史”

农民，还是农民……

创作理念及方式的改变，使得《水浒》作者在素材的收集取舍上表现出视野开阔、兼收并蓄的大家风范。写宋江起义，眼光决不拘泥于宋江这一支小小的民间武装，而是广泛注意到两宋乃至元明的民间反抗史料；不仅对农民起义、士兵起义素材感兴趣，还从民族战争中汲取了大量人物事迹、故事素材；不仅专注于官私史乘、文人笔记，目光还延伸到街谈巷语、话本小说……

《水浒传》因广泛取材而带来的题材多元化的特点，曾引起人们对小说主题的种种思考与诠释。或认为小说并非反映农民起义，而是“为市井细民写心”；或以为书中归根结蒂反映了一种“游民”意识……这些说法作为一家之言，自然新鲜可喜，亦不乏参考价值。然而笔者固守“陈说”，认为《水浒传》仍应看作农民战争的“伟大史诗”。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农耕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要模式；农民在国民中的比例不啻十九；一切规模较大的民间武装运动，包括反抗官府的群众自发斗争以及抗击外来入侵者的民族战争，莫不以农民为主体。即便一些武装活动由市民胥吏、散兵游勇所发动、领导，其基本群众也总以破产农民居多。因而将一切民间武装运动统称为“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其实并无大误。

而《水浒传》“农民起义”性质的确认，并非根据宋江起义原型而定。——宋江义军精悍骁勇、战术娴熟，更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士兵游击队。而我们从小说中感受到的，则是遍地烽烟、风云四起的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历史氛围。

《水浒传》第十六回，写杨志押送生辰纲时，述说路途的艰险，道是：“此去东京……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这里勾勒的，分明是一幅农民武装烽烟四起的全景式画面。

书中“强人出没的去处”还不止这几处，尚有少华山、清风山、对影山、黄门山、饮马川、白虎山、芒砀山、枯树山、登云山……哪一处不是破产农民的保聚之所？而梁山义军以海纳百川的虚怀，接纳三山五岳的农民造反者，终于由五七百人的小寨，发展为浩荡十万之众的庞大队伍。义军的基本群众，无疑都是农民。

“明取”“暗借”，并蓄兼收

在素材取舍上，也能见出作者对农民起义的特殊兴趣。作者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历史上别家义军的首脑人物搬来书中，同造声势，这是“明取”；二是从诸多义军史料中“剽窃”素材，用来丰富梁山好汉的反抗诗篇，这是“暗借”。

“明取”如王伦、方腊、田虎、杨志、刘唐等，这些人物的名字，都出现在小说中。“暗借”则表现为对钟相、杨幺起义素材的大量借鉴，以及对王则、邵青、张荣、“梁山泺贼”等素材的运用。关于这些，我们还将作专章讨论。这里先看“明取”的情况。

王伦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一次士兵起义的首领人物，他于庆历三年在沂州起事，此后又转战密、海、扬、泗、楚等州，人数多时不过二三百人，然“所过巡检、县尉皆畏避不敢出”；其转战区域及规模声势，几乎与宋江相埒，只是起事时间比宋江要早七八十年。

《水浒》作者欲拉王伦替宋江故事生色，特将这位造反前辈的活动推迟了半个多世纪。在小说中，王伦心地褊狭，嫉贤妒能，形象偏于负面；但作者并未否定他的开山之功。小说第八十二回，作者借宋江之口总结山寨事业，谓：“自从王伦开创山寨以来，此后晁天王上山建业，如此兴旺。”——并未将王伦排斥在造反者的世袭谱系之外。王伦素材的融入，增强了小说情节的曲折跌宕，丰富了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当然也显示了作者对起义素材的特殊兴趣。

如果说王伦尚不足以称为农民起义的典型，那么小说中出现的另一位起义领袖方腊，则领导了有宋一代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起义全盛时，人数多达百万，义军连破江南六州五十二县，极大地震撼了北宋王朝的统治。方腊与宋江一南一北，几乎同时起事。宋江受招安后，还参加了镇压方腊的战役。就二者的历史纠葛而言，小说在宋江故事中提及方腊，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方腊在《水浒传》中是以天朝叛逆的身份出现的，以方腊为例论证小说的“农民起义史诗”性质，是否合适？

笔者以为，作者以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敷写征方腊故事，反映的依然是对农民战争题材的特别关注。——有些时候，作者表面上的宣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作者的精力投入及写作效果，体察其内心的价值取向，估量其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创作意图。

就征方腊而言，作者将这场历史闻名的农民大起义传载于通俗话本，使广大读者了解了起义的原委和经过，感受到起义的浩大声势，并为起义失败后的悲剧结局所震撼，也就足够了。

方腊起义是封建统治者心中的一场梦魇；起义被镇压后，统治者曾将起义中心区域的睦州、歙州，易名为严州和徽州；试图抹去这场大起义留下的一切痕迹。——与统治者讳莫如深的态度相比，《水浒传》的张扬夸饰，自有其特别的意义。不妨假设，如果没有《水浒传》的叙述传播，无论方腊起义还是宋江起义，恐怕都将随着岁月流逝而“淡出”民间传说领域。只有历史学家偶然翻检史册，才会对这些尘封已久的人物和史迹，发出一声叹息。

然而事实却是，小说问世后的五七百年间，宋江、方腊的大名仍然在民间如雷贯耳，妇孺尽知。无数走投无路的农民群众还起而效仿，悬为榜样——这正应归因于《水浒传》的传播之力。

《水浒传》不但以稗说形式保存了方腊起义的史迹，还借用方腊起义的血肉，丰富了宋江故事的肌体。学者指出，《水浒传》中晁盖所居的“石碣村”，与方腊所居“睦州青溪县堨村”地名相近，应是“草野传闻，不免转相附会”所致。

此外，《水浒》第七十六、第七十七回，写枢密使童贯亲任统帅讨伐梁山，结果两战皆败，铩羽而还。其实历史上童贯并未率军讨伐宋江，倒是充当过镇压方腊的刽子手。《宋会要辑稿》一七六册“兵”一〇“讨叛”四“方腊”载：

徽宗宣和二年十一月，睦州青溪县妖贼方腊据帮源洞，僭号改元，妄称妖幻，招聚凶党，分道剽劫。……（十二月）二十一日，诏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制置使，王禀为统制，将兵讨之。

朝廷派童贯征讨方腊，是因方腊起义声势浩大，动摇了朝廷的统治根基。宋江人少势微，尚不足以威胁朝廷，也不劳“国防部长”童贯亲自出马。——作者反用史料，在“两赢童贯”中让宋江取代方腊，与童贯对阵，正说明梁山泊与方腊的同一关系。而镇压方腊的刽子手在小说中被义军杀得大败，也正是作者替方腊义军出气泄愤的隐喻式表达。

仍是农民战争的伟大史诗

除了王伦、方腊两家，田虎也是历史上的义军领袖。

小说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宫，见御屏风上大书四寇姓名，是“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然而在百回本中，王庆、田虎仅存姓名，全无事迹，这显然不合小说叙事的一般规律。

不过在简本《水浒》及百廿回《水浒》中，田虎、王庆的传记与宋、方并列，形成“四传”模式。多数研究者相信，这种结构反应了早期《水浒》故事的面貌。

田虎事迹见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王文禄所刊《策枢》，其卷三《毓和》谓：

昔在宋朝靖康丙午，女真南侵，则山东有宋江，河北有田虎，江南有方腊，洞庭有杨幺。

据此可知，田虎起义发生在两宋之际，比宋江起义略迟；这与小说中的叙述大致吻合。至于王庆故事，从增插田王二传的简、繁本描述来看，与北宋起义领袖王则的传说颇为相似，应属“暗借”的情况。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及。

除此而外，在《水浒》中“明取”的好汉名字，还有杨志、刘唐、张横、解宝、高托山、张仙等，也都是历史真人。高、张的名字虽然不见于今本，然而在小说的版本演变中，也曾留下蛛丝马迹，我们在后文也要提及。

总之，假如文学史上注定要出现一部绿林题材小说，那么两宋之际的农民起义史料无疑是这部作品的最为丰富的武库。从北宋政和年间到南宋绍兴年间，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共发生了大小几十场农民起义，仅在宣和元年（1119）至绍兴五年（1135）的十六年中，就发生了影响深广的宋江起义、声势浩大的方腊起义、被统治者视为“腹心之患”的洞庭起义，以及聚众十万、数十万的张仙起义、高托山起义……起义密度之大，参加人数之多，空前绝后。

而《水浒传》恰恰从这些农民起义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实可看作一部宋代农民起义的“断代史”。各种与起义相关的人物和故事，被作者的一支健笔统摄到宋江起义的传奇框架之下。尽管这些人物及故事，有的被吸收为梁山义军肌体的一部分，有的则被置于梁山义军的对立面；但从本质上看，无不表现出作者对农民反抗运动的充分肯定及独特兴趣。

由此出发，我们也很难将小说的主题理解为旁的什么东西。说到底，《水浒传》仍应视为一部恢宏壮丽的农民战争伟大史诗；并凭借这一点，在小说史上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