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给侯会的这本《水浒源流新证》（这是本书首次刊出时的题目——引者）写序，我不禁想起了先师吴组缃教授的二三事。
吴先生每有妙语，令我终身难忘。
记得刚踏进清华大学校门之时，三五个同学结伴到吴先生家中做客。那时，他担任我们的系主任。高年级的老同学介绍说，吴先生善谈，好客。一句“他家的茶叶醇香无比”，惹得当时的我们馋涎欲滴。于是提前了几天去拜访吴先生。
落座以后，果然是每人一杯香茗。照例寒暄一番。吴先生对大家说：“你们读中文系，无非是将来想搞文学。搞文学，不管是搞创作，还是搞研究、评论，平日都要注意观察生活，观察越细致越好。”
说到这里，吴先生环顾着我们，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看谁能答得上来。”
我们每个人都张大了眼睛，屏气凝神，惴惴不安地等待着。
只听吴先生问道：“蜘蛛有几只脚？谁回答得出来？”
鸦雀无声，谁也没有开口。
吴先生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吧。”然后，他转移了话题，才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局面。
尽管事后我并没有尝试去抓住一只蜘蛛细看，也没有去请教有关动物知识的书籍，以致到今天仍然闹不清蜘蛛到底有几只脚，但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吴先生的教导：对客观事物，要细致观察。
后来，我们转到了北京大学，吴先生教过我们“现代文学”课。
吴先生在课堂上讲解一些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作品时，还曾细心地指出其中的一些细节上的疏忽，一些违反生活常识的错误，例如，一位老女人的小脚是几尺几寸，在同一篇作品内居然出现了前后不同的码数；又如，用手枪从一个方向射击河中行驶的一条大船，怎么可能在大船的四周都溅起了水花？其例甚多，且这些有微瑕的作品泰半出于名家的笔下，不必缕述。
这又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日后，我在阅读、分析文学作品时，养成了一种习惯，往往会有意识地去注意挑剔书中大大小小的违反生活常识的错误，以及在细节描写上前后缺乏照应的缺点。
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设在北京大学校园之内，还挂着一块“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招牌。
北京大学校园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热闹气氛。我的两位老师，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同时开讲《红楼梦》。他们的观点，在很多问题上，截然不同，尤其是对薛宝钗形象的分析和评价。于是引起了轰动，成为红学史上的一大盛事。有幸的是，我去听了课，并且作了详细的笔记。
多年以后，有一天，为了推荐我的一位学生和吴先生合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红楼梦”条目，我专程到西郊去拜访吴先生。
在交谈中，我们回忆起当年吴、何二位先生打擂台，令燕园多少学子倾倒的盛况。
吴先生对我说：“我和其芳对薛宝钗的看法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静听着吴先生的分析，没有搭腔。
他接着说：“其芳是诗人。诗人总是热情的、浪漫的，把生活、事物看得很美好。而我是小说家。小说家总是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用客观的、批判的眼光去解剖人生、社会。所以，其芳更多地看到薛宝钗的好的一面，我呢，更多地看到薛宝钗的坏的一面。”
这番话使我受到了震动。我虽然很了解两位老师的学术观点的异同，却从来没有从他们作为小说家、诗人的身份、气质、风格等方面去追索原因。
回家以后，我想了很久。吴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并不完全赞同。我认为，二位先生的某些学术观点之所以不同，和他们是不是小说家或诗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无关。尤其是何先生，在他四十岁以后所写的文学研究论文中，据我的体会，并没有流露出一般诗人常有的气质。他早年写《画梦录》时的那种风格已荡然不存。
我觉得，吴先生的话并不完全准确，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符合他们二位（特别是何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实际情况。
但是，吴先生的话却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的脑海里突然闯进了一个等式：“小说家”＋“诗人”＝完美的组合。于是我把它和考据工作联系起来。考据的最高境界不也正是如此吗？
考据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像黑衣法官断案、大侦探破案一样，它需要的是敏锐的头脑，严谨的作风，广泛地搜集证据，结论必须、也只能从客观的证据中引出。——这好比是“小说家”的工作。然而，很多证据是死的，摆在那里，你不一定找得到它们。怎么去寻觅它们呢？甚或即使看见了它们，有时也不知道如何能使它们更好地发挥效用。这就需要开动脑筋，让自己的想象力驰骋起来，飞翔起来。——这好比是“诗人”的工作。
考据必须凭证据说话。但是，考据不能完全排斥合理的推测。推测又必须倚仗证据的支持。于是，出现了另外一个类似的等式：确凿的证据＋合理的推测＝成功的考据。
二
先师吴先生的教导，我的关于考据的联想，怎么会和侯会的书发生联系呢？
侯会做的也是考据的功夫。他的考据，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都和我上面所说的几点暗合。
例子甚多，姑且随手举两个。
他读《水浒传》百回本第十五回，发现了“八”“七”和“六”三个数字的矛盾。回目上说是“七星聚义”；在正文中，参加聚义的人数，明明是八个人，却一会儿说是“七人”，一会儿说是“六人”。经过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他断定，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公孙胜是后来加入的。
他读《水浒传》，又发现一条规律：每位梁山好汉首次登场，都应该伴随着一首出场诗。他细心地统计出：九十一人有出场诗；其中六十九人在首次登场时有出场诗，二十二人在第二次、第三次登场时才有出场诗；十七人始终没有出场诗，他们的登场相对地集中于第十四回、第十五回、第三十五回、第三十六回；在第十三回之前，有十四人登场，竟无一人带诗出场。经过深入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今本之前，存在着一个“带诗本”。他更进一步论述了这个“带诗本”的内容和特点。
这些都是十分精彩的考据。
他的考据获得成功，不是偶然的。
其原因在于，他对考据有正确的认识，他运用了正确的考据方法，他的结论因而是有说服力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三
初次认识侯会，是从阅读他的论文开始的。
那是在1986年底，在《文学遗产》第四期上读到了他的《〈水浒〉源流管窥》，深感角度新颖，别具慧眼，分析细腻，论据可信。这是难得一见的研究《水浒传》版本问题的好文章。它有新的视角，新的见解。我为水浒学界冒出了新人而感到欣喜。我在《文学遗产》担任编委，连忙把我的看法告诉给编辑部的朋友们，并且盼望他们继续发现新人，扶植新人，继续发表佳文。后来，果然又在刊物上陆续地出现了侯会的名字。
1992年起，侯会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我的名下进修。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挚友，彼此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启发。这短短的一年的融洽相处，我们都认为是值得追忆的往事。
说来机缘也真是凑巧，不久以后，侯会竟然搬家，成了我的邻居：我们虽然住的是两栋楼，却在同一个院内。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我也更有幸地得以读到他的几篇待发表的论文。他的好意，是让我多提提意见，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实际上，我却从中汲取到一些营养，对我平日所思考的某些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获得了不少的启迪。
侯会是个典型的读书人，温文尔雅，谦谦君子，虚心好学。十余年来，他的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我并没有给过他多大的帮助。他的成就，可以说，主要是凭借着他自己的艰苦努力取得的。我不敢有丝毫的冒功。
侯会在大学里教书。课余，孜孜不倦地继续钻研着《水浒传》的版本问题，成书过程问题。几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向读者们献出了这本选题新颖、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而翔实、论述细致而深入、有扎实功力、有独到见解的专著。
四
很多人对小说版本研究抱有一种误解，总以为必须手上持有多种珍贵的、稀奇的版本，方能搞出名堂来。
实际上并非如此。
侯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据我所知，他算不上藏书家，他也并不刻意搜集珍贵的、稀奇的小说版本。他看的是一些比较普通的书。他照样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关键在于，首先要静下心来，力戒急于求成的浮躁习气，稳坐在书桌旁，细心地读书和做学问。
读书要细心。细心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要善于从字里行间发现问题。研究的独创性常常是从这里产生的。
一边读书，一边要勤于思考。读书不仅求“深”，还要求“博”，要以某一部小说为中心，旁及上下左右，多方面努力地寻找有关的资料信息。
单有以上所说的几点还不够。考据家不应是“书呆子”，不应是“书簏”。思维能力，对考据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纷至沓来的资料要善于选择。要善于分辨它们的有用与无用，真与伪，主与次，重要与不重要。某一资料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都要心中有数。这些其实都是对考据工作的基本要求。
我看，侯会是符合并且超越了这些要求的。
五
侯会希望我为他的这本专著写序，我噜噜苏苏地说了以上的一大套，不知是否符合他的要求。此序放置在全书的开头，也不知是否合适，是否对各位读者有用。
还是请各位读者跳开这篇序言，直接去阅读这本专著的本文吧。我相信，它将会带给您或多或少的愉快和收获。
2000年12月28日，芳星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