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辛辛那提和华盛顿

我们结婚不到一年，一天，我丈夫下班回家，一看他故作漫不经心，我就知道他有什么事想告诉我。

“内莉，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他很随意地开口道。

“如果我被委任为高等法院的法官，你觉得怎么样？”

我大声回答道：“噢，别开玩笑了，完全不可能。”

但我丈夫很快向我证明，他说的并非完全不可能。我父亲刚刚拒绝大法官的任命，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么重要的职位会给他这样的年轻人。当时他只有二十九岁。因为法官加德森·哈蒙退休，所以空出了这一职位。加德森·哈蒙一直是我丈夫的上司。

霍德利、约翰斯顿和柯尔斯顿一起在辛辛那提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霍德利先生和约翰斯顿先生受爱德华·劳特巴赫之邀，前往纽约合作，生意做得如日中天。

他们一走，意味着辛辛那提的公司没人打理。柯尔斯顿先生邀请了当时还在高等法院工作的加德森·哈蒙法官，继任霍德利先生的职位。加德森·哈蒙法官决定接受职位变动，但难免有点儿焦虑。突然辞去法官职位意味着这一职位会有很长的闲置期，因为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更好的继任者。法官必须由选举产生。按照法律规定，选举前三十天内空出的职位必须在下一年选举产生。十四个月的最低任职期限到期后，加德森·哈蒙法官才辞职。由于我父亲拒绝，机会落在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贝拉米·斯托勒先生身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直以为，如果不是因为汤姆·坎菲尔的案子，加德森·哈蒙法官不会推荐他，州长约瑟夫·本森·富勒克也不会任命他为法官。因此，在追踪自己成功之路的时候，我丈夫常喜欢回顾那桩案子。在汤姆·坎菲尔一案中，富勒克先生是反方的法律顾问，但他很欣赏像我丈夫这样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的律师。

最初的荣耀感过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丈夫能得到这个职位。我想，绝非偶然。和他亲密共事的人几乎全都比他大，最少大十五岁，多数比他大更多。突然承担需要成熟稳重个性的工作，其实这份工作与他的实际年龄有点不匹配。我很害怕看到我丈夫过早在司法界停顿下来，失去与世界进行更广泛接触的青春热情，尤其是失去克服重重困难后取得成功的喜悦和激情。换句话说，当时，我甚至害怕这一职位会使他今后抗拒尝试多样化的体验，而多样化的体验能让他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

我丈夫并没有和我同样的忧虑，因为高等法院的任命为他提供的职位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十四个月的服务期满后，他成为候选人，成功当选为期五年的高等法院法官。当选总统前，这是我丈夫唯一经过选举得到的职位。

那年冬天，我基本在研究房屋和家居的装饰艺术。我主张房屋的外在必须让人印象深刻，内在空间必须宽敞舒适。我们的房屋设计成框架结构，木瓦盖顶，飘窗产生的空间感让我特别满意。事实上，因为作为用户的我们直接参与了设计，所以建筑师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付出了不少努力才达到某种原创效果。不过，原创性是否意味着建筑学上的成功恐怕多少有些争议。在我看来，只要不是失败，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另外，俄亥俄河及其周边乡村的景色的确妙不可言。

但我对周遭的满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曾经是采石场的一块地最后作为补偿赠给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填平并修整了大片被采石机严重破坏的土地。这块地基已经建起两栋高楼，恰巧就在我们房子所在的街道对面。这个人立马着手建起了联排别墅，看起来像巨大的储物盒。我感觉联排别墅完全掩盖了邻里其他房屋的风格，而这种风格一直都是我的自信所在，也是我家的房子赋予街道的特色。我猜想房子的主人大概叫杰瑞，住在其中一侧，另外一侧出租。杰瑞会把衣服挂到前窗外晾晒。联排别墅唯一的好处在于它的空间尺寸。我们很快发现两栋建筑物的审美品位有明显差别。估算一下，我们的房子得交四千美金税额，我丈夫对此深感不安。尽管我多次安慰他，税收员一定熟悉自己的业务，但他还是请来了税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重新评估。工作人员来评估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我丈夫不在家，但他特意留在家里招待他们，并且尽可能给予必要的帮助，甚至来不及等评估结果，直接与其中一个叫莱恩的爱尔兰工作人员交谈。

我丈夫说：“你看看，莱恩先生，我知道杰瑞，也就是我街对面的邻居，他的房产税估价五千美金。可是我觉得不公平，我们的房产税远不止四千美金，得值六千美金。我现在是高等法院的法官，该付多少是多少，我没想要少付。”

莱恩先生说：“好吧，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的态度与您的地位很匹配。待我去了解了解杰瑞的房子，然后再过来重新评估您的房子。”

我观察工作人员怎样察看别人的房屋，看着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从各种可能的角度细致地察看我们的房屋。按我的估计，等他们勘察完毕，一定会公正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房子税额的确应当疯涨。

莱恩先生开始发话：“尊敬的法官，我想您不必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忧虑中。我们是在估计房屋的价值所在，而不是房屋的成本所在。尽管您的房子无疑很适合您的品位，但它的建筑款式过于独特，不会是那种大众普遍喜欢的建筑。所以我确定你们两家的房子没有可比性。法官先生，供出租的房子得有时尚现代感。”

1889年9月，我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出生在位于麦克米兰大街的房子里。1890年2月，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委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我们平静的生活意外泛起了令人愉快的涟漪。辞去自己钟情的法官职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难免有些遗憾。我想这次一定又是本杰明·巴特沃斯少校举荐的结果。我很开心，主要因为这次机会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可以从事我希望他从事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锻炼和发展他的独创和原创能力。此外，我的确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去华盛顿住一段时间。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只身前往华盛顿任职。当时，我的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才六个月大。我决定留在辛辛那提，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我们安排好舒适的家后，再前往华盛顿。根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描述，他抵达华盛顿的第一天相当滑稽。

1890年2月某天的早晨6时，天气寒冷阴郁。在肮脏老旧的宾州火车站下车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徘徊在街道上，提着行李想找个搬运工，但满大街一个搬运工都看不见。他驻足而立，看着面前的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庄严宏伟，令人望而生畏。他突然有种莫名的渺小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他确信，自己为了得到一个好职位而放弃温馨快乐的家庭，放弃人人都熟知他的圈子无疑是个致命错误。这地方谁都不认识他，谁也不想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这里陌生又可怕。他吃力地拖着行李，等到了古老的艾比特大厦，一个人用早餐难免显得凄凉孤寂。然后，他去司法部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和司法部长握手相见，找到自己的副部长办公室。结果，他看到了这一天最沮丧的景象。“办公区域”——四楼某个单间完全超出了他对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的想象，可以说和他的想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副部长办公室的一级职员就是速记员，还兼任电报员，任务是给副部长提供服务。总体来看，那地方让人感到前景黯淡。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坐下来想看看简报和文件，试着从自己的新工作中找到清晰的思路。这时，有个邮差拿着一张卡片进来。

卡片上写着：“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纽约。”

当时，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很有名气，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难相信，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家族会有人来拜访自己。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父亲的朋友，当时是美国律师行业的领导者，并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在他就职当天来访实属不易。

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走进他的办公室，边打招呼边向我丈夫伸出了热情的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我和你父亲很熟。我是耶鲁1837届毕业生，入校的时候，你父亲已经毕业，但他留校做了助教。我非常珍惜和他的友谊。”

随后来访者直接进入主题。

“我和夫人打算今晚宴请以前的一位伙伴和他的妻子，约瑟夫·乔特夫妇来舍下用餐。很不幸，现在有一位客人捎信说他来不了。约瑟夫·乔特先生专程来此讨论高等法院的有关案件，他只在华盛顿短暂逗留几天。考虑到我和你父亲之间的长期友谊，你可否不那么在意礼节而代替这位朋友，接受我们的临时邀请？”

我丈夫欣喜若狂地接受了邀请。上任当天就有客人来访让他备感温暖。他相信，一旦熟悉了，华盛顿一定会像辛辛那提一样友善。

关于这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特意提到晚宴时发生的事。他刚坐下时，两侧的女士连忙探过身子看了看他的席位牌。但只有“副部长”三个字，没有姓名，所以她们并不知道这位副部长到底姓甚名谁。恰巧，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没想起来要介绍自己。等到他意识到这一点，想礼貌地提醒时已经晚了，只好由着她们称呼自己“副部长先生”，而她们的名字却明明白白写在席位牌上。他暗中记下她们的名字，尊称她们亨利·卡波·洛奇夫人和约翰·海伊夫人。

我丈夫抵达华盛顿两周后，我就搬去和他一起生活。我们在杜邦广场购得一幢小房子。想起那两年，有时令人发笑，有时令人兴奋，但大多数时候都琐碎平淡。

那时候的华盛顿社交圈比现在简单很多。大批有钱人前往华盛顿，主要是因为华盛顿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以及作为宜居城市有无数优势。有钱人将华盛顿打造成世界上最繁华的社交中心。各种大型晚宴、舞会、招待会和音乐会及其他娱乐活动，一年四季，昼夜不停。不仅如此，街道景观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时尚街区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的小红砖房屋，甚至黑人棚户区、廉租公寓等，都被改建成大理石和花岗岩材质的豪华住宅。

1890年的华盛顿社交圈主要由老城的“模范家庭”、外交使团及最高等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十二人的晚宴依然被认为是较大的派对，只有少数人一整周晚上都待在家里，偶尔也会有大型招待会。那时候的日子很简单，不像现在，生活节奏快得离谱。

1891年，我女儿海伦·塔夫脱·曼宁出生。因此，在华盛顿的第一年，我得照顾两个孩子。为了能得到更多必要的锻炼，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买了一匹马。幸运的是，这是一匹适应力很强的马。开始我们以为这是匹乘骑马，但其实它还有更广泛的用途。司法部长借了一辆他暂时不需要的马车给我们。马套在车前，我们称之为轻型四轮马车。周日下午，这辆马车常常载我们一家人去“老兵之家”。这是那时候很流行的出行方式，或者从有渡槽的路前去华盛顿地区最长的石孔桥。我姐姐玛利亚·赫伦来我家的时候总喜欢对着马喊“驾”。根据博比的解释，这是他父亲和那些乖巧闲适的牲口打招呼的方式。可怜的老马！我以马的感觉揣测，最后意识到，它在马车前引领着大家，却最终过着没有丝毫尊重的双重生活。因此，早在我们离开华盛顿前，这匹马就死了。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接触最多的人应该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司法部长。他们的妻子都很友善，也很关心我们，时常邀请我们参加愉快的派对。首席法官富勒审判长夫妇非常好客，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回忆。法官格雷娶了法官马修斯先生的女儿马修斯小姐。至于格雷夫人，早在她结婚前在辛辛那提的时候我们就认识。

刚到华盛顿的前几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煞费苦心地多次催促我赶紧去拜访格雷夫人。第一次拜访时礼节很重要，因为我们是这届政府新任官员中来得最晚的人，我必须在他们认识我之前去拜访我丈夫上司的妻子。尽管如此，拜访格雷夫人还是拖延到一个月之后，当时我真的有点不安。然而，到格雷夫人家后我才发现，她不仅热情好客，还非常理解我的处境。尤其听我说因为安置新家和婴儿等诸多事宜没及时来访后，一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反而安慰我。

格雷夫人说：“的确，亲爱的，我知道你们家里有小婴儿，意味着你根本很难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实际上，应该是我忽略礼节到府上去拜访您一家，欢迎你们来华盛顿。当然，有件事情我没法原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至今也没拜访过格雷法官。”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我丈夫，他的表情很有趣，难得见到他开心和满意。

尽管格雷法官和其他人都很友好，但我们真的很少出门。有一次我姐姐玛利亚·赫伦到华盛顿和我们一起住了几周。其间，我们到一位女士家参加晚宴。玛利亚·赫伦和她早在辛辛那提时就很熟悉。这位女士一向认为自己的社交相当成功，这次专门来华盛顿过冬。晚餐期间这位女士一直兴致勃勃地聊天，主要介绍她和哪些大人物一起吃过饭。末了，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她转而问我姐姐：

“亲爱的玛利亚·赫伦，想必你也一定去过不少宴会？”

我姐姐说：“哦，当然，我一直都很自得其乐。”

女主人坚持问道：“那么，亲爱的，你都和什么人一起吃过饭？”

“哦，和很多人吃过饭的，有安德森一家，有德国大使、大法官以及莫里斯一家，还有法国大使。”

我们的女主人明显对此印象深刻。

她由衷地赞叹道：“哎呦，你一直都那么耀眼。难道不是吗，亲爱的？”

等我们上了回家的出租马车，我姐姐转而对我丈夫说：

“刚刚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你。我肯定你在控制自己不要戳穿我，因为我只是在同一次晚宴同一次派对上和这些人一起用餐而已，我感觉你只差没脱口而出了。”

1892年3月，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委任我丈夫就职于联邦巡回法院。因此，我再次见证了他与一群年龄几乎比他大两倍的人一起共事。我其实很害怕他会就此安稳无忧地度过一生。我丈夫自己很自豪，三十四岁就有一份体面而又有责任感的工作的确太难得。我想这份工作比他之前干过的任何事都更有意思，所以他才会一干就是八年。

我搬回了辛辛那提市。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俄亥俄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以及密歇根州的一些地方巡回考察，从卢考特山到马凯特。从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常常离家出差。那些年，我在辛辛那提的生活非常繁忙，生活都被家庭和朋友填满了。此外，我还对民权运动产生了兴趣。

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管理辛辛那提的管弦乐队协会。我发现，这居然是表达我的爱、运用我的音乐知识最有效的方法。

自从西奥多·托马斯离开辛辛那提市之后，辛辛那提就再也没有一家像样的交响乐团。然而，就我们这里热爱音乐的人来看，只需要有人带头唤起大家的热情，并让这种热情持续下去。很多人颇有公共精神，其中有些是真正热爱音乐的德国人。我找不到理由不支持自己热爱的事业，因此对此充满信心。起初，大家积极响应且非常慷慨，协会轻易就可以筹集到举办演出的资金。除售票的收入，我们还得确保每年有三万美元的收入。如果不是慷慨的朋友，比如我的哥哥姐姐们、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妇、查尔斯·克里本道夫先生、英格尔斯先生、L.A．阿尔特夫妇、查尔斯·弗莱什曼夫人以及施米德拉普先生等人伸出援手，我的项目不可能完成。

第一年，我们有三位不同的负责人，塞德尔夫人、施罗德克先生和范德·斯塔肯先生。他们来辛辛那提后每人负责两次音乐会。然后我们请范德·斯塔肯先生负责，他果然在乐团干了十年。

离开乐团是我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前往菲律宾时最遗憾的事，但好在有既优秀又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接手。C.R．霍姆斯夫人接手我的主席职位，和我嫂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人一样，她在乐团早期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C.R．霍姆斯夫人的努力，所以乐团得到不断发展和改善，目前依旧是值得辛辛那提人骄傲和炫耀的一部分。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人现在仍担任主席。因为她投入了巨大的激情和慷慨的捐赠，管弦乐队也越发正规了。

除了操持乐队的事，我们的生活平静如水，也可以说很安逸，既有家务琐碎的烦恼，也有养育孩子的幸福。1897年，我最小的一个孩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出生，至此家庭算是圆满了。

现在，我得前往菲律宾群岛。我也要讲述我们命运发生转变的过程和缘由。

我们家对美西战争的影响和结果从来都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当然，我们也像大部分爱国的美国公民一样，一旦战争取得进展，就会极度兴奋，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是我们讨论的话题。我们也会根据不同情形，表达支持或者反对。然而，战争和我们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只是美国公民而已，和大多数美国公民一样，战争并没有直接触动我们。然而，战争逐渐影响到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丈夫个人职业生涯的轨迹在战争结束后受到极大的影响和改变。

《宪法》要求美国的疆界必须保持在其大陆范围内，因此，从《宪法》角度看，美国理应反对帝国主义。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并不是从《宪法》意义上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从双向远距离控制菲律宾的角度出发看待这个问题。从地理位置上看，菲律宾和美国一东一西，一南一北。由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接管菲律宾只会使美国产生更多问题，承担更多责任，无论如何，不可能提高政府的效力和效用。

说来有些奇怪，西班牙战争期间，因为凑巧与几个法官一起用晚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有哈兰法官，虽然他后来成了反帝国主义者，但当时强烈支持占领两大洋之间的西班牙领土。

当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对菲律宾人的了解程度和大多数美国人差不多。他认为菲律宾人遭受西班牙殖民统治长达三百年，因此由衷地支持他们获得政治独立。

1900年1月的一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中，拿了一封电报给我看，并跟我说：“你猜猜这意味着什么？”

电报上写着：“我希望几天内可以在华盛顿和你相见，共同商讨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可能，希望周四可以见到你。”后面有威廉·麦金利的署名。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猜想总统有什么事情要和我丈夫商谈。我开始幻想，会不会是得到了最高法院的任命呢？虽然我确信最高法院的任命绝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而且压根就没有空职位。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来不及回复总统，我只能在家中耐心等候消息。三天后他回来的时候看起来很沮丧，以至于我以为他摊上了官司。但听完他的讲述后，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他以一贯的口吻说道：“总统先生想让我离开美洲大陆，跳出法院圈子，希望我去菲律宾群岛。你想去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想去。”虽然我不能马上确定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不想失去这次难得、重要而又奇特的机会。既然有机会去看看新的国家，在困难面前退缩可不是我的性格。此外，我从不后悔冒险。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总统和伊莱休·鲁特先生想在菲律宾建立国民政府，他们想让我以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去完成这件事。我接受了离家万里之遥的任命后，他们还要求我谈谈对菲律宾事务的态度。”

在回答总统提出的问题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首先表明他对接管菲律宾的态度。其次，他认为自己完全不懂如何建立殖民政府，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从政经验。然而，威廉·麦金利先生最后并没有接受他提出的异议，而是请来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先生，也就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长官。两人向我丈夫说明了当时的情形，我丈夫没法拒绝。真正的问题是，无论是威廉·麦金利先生还是伊莱休·鲁特先生，都不认为接管菲律宾是一件很乐观的事。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拿下菲律宾后，理应成为其统治者，一直到菲律宾人真正学会自我管理。

伊莱休·鲁特先生说：“菲律宾的工作与利文斯顿、路易斯安那的工作一样伟大，是一次个人为国家立功，同时又在最有建设性的工作中为自己赢得声望的绝好机会，是你事业上的又一次运势。虽然你才四十出头，但已经在联邦法官的职位上干了八年，以及三年州立高级法院法官经验，两年副部长。你都做得很好，但这两个职位毫无牺牲精神可言。这次任务意味着危险和牺牲。你的国家现在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此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现在是国家请你立即到离家七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去，并采取必要的行动帮助国家解决菲律宾问题，是你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时刻。你是愿意选择一条阻力较大的、艰难的路，同时也是服务于国家的机会，还是因为这条路有风险，需要牺牲精神而拒绝为国家服务的机会？选择一条途中充满危险却收获颇多的路需要更大的勇气。菲律宾会给你带来建立和管理政府的经验，让你研究如何用法律管理百姓。这一经验一定会开阔你的眼界，让你具备更好的判断力，以便日后回来更好地服务于你的祖国。”

我丈夫答应，先回家和我以及兄长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商量商量，预备几天内做出答复。他不确定我是否愿意一起前往菲律宾，但这个问题很快就确定下来了。

我丈夫的确对是否辞去法官一职犹豫不决。但总统认为没必要辞职，菲律宾的工作只需六个月时间，最长九个月。我丈夫可以先挂职，不承担具体的职责，这样的话，大可不必害怕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调研了当时的局势后立即意识到威廉·麦金利先生的预期并不准确，在菲律宾建立政府的工作不可能那么快就完成。伊莱休·鲁特先生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接受任命函之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立即去华盛顿和威廉·麦金利先生、伊莱休·鲁特先生讨论当时的整个局势，并确定了另外四位与他一起服务于委员会的同僚。在华盛顿，他认识了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成员迪安·C．伍斯特先生，掌握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如果委员会首任主席舒曼教授再次进入委员会成员名单，自然会继任主席职务，但他并没有再次入选委员会。于是，主席的职位自然落到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身上。他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任菲律宾总督，一直到菲律宾国民政府建成。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华盛顿后，我立即开始为我们新一轮的冒险之旅做准备。我非常开心，也非常乐观。我不得不说，这次冒险的确诱惑太大，尽管我完全不知道前往一个遥远而又有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我完全沉醉在各种有关菲律宾的介绍中，花了很大力气找到了一些书。那些书也没让我看明白什么。那些书上面都是些模棱两可、难以描述的介绍，但让人感到愉快。这也是当时美国人对菲律宾的普遍感受。甚至到现在，这种感觉还留在我的脑海，一直无法消散。

我腾出了辛辛那提的房屋，家庭财物等一并打包存在那里，一些必要的东西打包随船运到东方。我们得立刻出发，几乎没多少时间去做太多的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快就回到辛辛那提，我们开始忙于和亲朋好友道别。我们熟知的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想为我们举办一个送别晚宴或类似的娱乐活动。小镇人的热情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意识到自己多么受人爱戴。以众人的眼光看，我们像是要去世界尽头。很多朋友为此而悲伤，似乎他们已经预见到我们将要经历一场致命的冒险。

晚宴、午宴、招待会和茶点等各种送别活动结束后，所有演讲都完成了，所有送别的话都倾诉殆尽。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再次赶到华盛顿，和同事一起确定最后的行程安排。我们见面时已经身处旧金山，离我们启程时间只有一周。

第一年我邀请姐姐玛利亚·赫伦和我一同前往菲律宾，她也欣然接受了。因此，1900年4月上旬的一个早晨，我们从火车站出发，难免心情激动，好像新世界正在向我们招手。火车向新奥尔良的南太平洋铁路进发，一路向南，把我们带到了洛杉矶，最后到了旧金山。

三个孩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海伦·塔夫脱·曼宁和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也和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大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十岁，女儿海伦·塔夫脱·曼宁八岁，小儿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只有两岁。我没想过带上他们长途旅行会是一种负担，也没想过这场冒险里他们会遇到什么危险。他们平凡、健康且独立。但后来我还是很震惊，因为多数人决定把孩子留在家里，说害怕菲律宾的气候会影响孩子们的健康。某天我正在旧金山的古宫酒店照看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他在酒店长廊里上蹿下跳，我也顺便心不在焉地看看书。这时一个长相古怪的老绅士走了过来，停在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身边，脸上露出和善而有趣的微笑。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我也已经习惯人们停下来注视他。因此我只不过看着而已，并没有往坏处想。他双眸又大又黑，有一头松软的棕色卷发，还有一对深深的酒窝，总是绽放着迷人的微笑。老绅士站着看了好一会儿，表情渐渐变得凝重起来。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好像很快意识到了我的疑惑，不一会儿故意走到我跟前说：

“夫人，我知道你正准备去菲律宾群岛，那里到处都是害虫。我现在想知道你是否要带这个出色、大方又可爱的孩子去经历磨难。”

我赶紧抱着我的孩子离开，冲回了房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安慰，毕竟人人都知道菲律宾恶劣的天气会对孩子有不良影响。

抵达加州和旧金山后，我们终于发现这一使命的利害所在。如果那里真有反帝国主义者，我只能说他们太隐蔽。当时，美国东部已经拥挤不堪，然而，西海岸从大量与菲律宾的贸易中获得了很多利益和利润，这可能与加州人讨人喜欢的态度有关。当然，我们绝不能怀疑他们的爱国热情，而应该或多或少地认为，也与菲律宾有关。菲律宾人自己早就在那片土地上创造了进步与希望，现在我们却想对菲律宾采取傲慢的控制态度，企图控制菲律宾人天性中顽强不息的进取心。

一切有利于新一届委员会的事都准备就绪后，委员会认为，其成员的权利应当得到谨慎界定，以便避免和正在执管当地事务的军政府之间产生分歧。我们享有的海军礼遇和优先权等与全权公使相同。伊莱休·鲁特先生还草拟了一份由总统签署的指令信，里面详细准确地概括了委员会的职责。后来，批准在菲律宾成立国民政府时，里面的内容全部被国会采纳和认可。

以这种有趣的方式，我们开启了漫长的行程。当然，无论从哪种角度看，一切都会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