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的相关著述

在第一部分，我将从清史的相关著述讲起。众所周知，清帝退位不过三四年，尚属新近之事。因此，相关史料非常多。不过，大部分史料还都没有整理。当然，中国的史料记录制度十分完备。日积月累的大量史料都会逐步得到整理。譬如，历史上每有皇帝更替，继位者都会命史官纂修先朝实录。纲目中“史料之丰富”项下虽然列举了不少书目，但除此之外仍有大量实录没有列入。实录成稿后，官方的整理工作大体就算完成。可是，在清朝覆亡的不多时日里，历史学家甄选材料，重新编纂条理清晰、有生命力的历史，还难成气候。在中国，所谓的一朝正史告成之时，多数原始史料也将不复存在。如今，我们得以在史料尚未亡失之际研究清史，可谓十分幸运。与此同时，浩如烟海的史料让人一筹莫展。相比之下，《明实录》就很简略。前几年，我曾请人抄录《明实录》的全部内容，卷数虽然很多，可换成日本的册数，十几代帝王只有七百余册。《清实录》十倍于《明实录》还不止，可谓卷帙浩繁。我们能否有机会一睹《清实录》的真容呢？这种机会曾经有过，但如今怕是很难了。几年前，我去奉天等地考察时，凡感兴趣的内容我都看过。我本想设法将这些材料全部带回日本，但当时的政府认为这些无用的废纸只会白占船上的空间，所以没有同意我的请求。因此，以上许多史料虽曾近在眼前，却都白白错过了。总之，这些材料有归有之，如今却很难看到，而研究也就变得越发困难了。材料的种类均列在“史料之丰富”项下，有“《满文老档》《三朝实录》《方略》《圣训》《国史列传》《谕折汇存》”等。之后，我们会在那边的展室看到各种实物资料。到那时我再稍作讲解。

《清三朝实录采要》《清三朝事略》是日本人依据确凿史料研究清史的最早著作，特列于此。这两本书是一百二十多年前与我同属一个旧藩的永根铉所著。永根铉后来改名为北条铉，或者一开始叫北条铉也未可知。它们虽然只是实录的摘要，却能将清朝一些难读的地名、人名准确读出，简明扼要，切中要点。中国摘录《清实录》的著述有《东华录》等，我列在了纲目的靠前部分。与《东华录》相比，《清三朝实录采要》更得要领，稍胜一筹。永根铉是日本有志于研究清史的第一人，为表其功绩，特列于此。

回到“纲目”最开始列的《圣武记》（三种）、《湘军志》与《湘军记》。这些只是历史著述的两三例。《圣武记》由大名鼎鼎的魏源所著。在日本，《圣武记》被翻刻出版，所以人人皆可求而得之。《圣武记》有三个版本，每个版本各不相同，是中国人以全新思路梳理清史的权威之作。《湘军志》和《湘军记》写的是近来长毛贼之事。《湘军志》由王闿运著，所记均为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所以不仅是在单纯记述史实，而且是在揭露内幕，是近年来颇负盛名的历史著作。《湘军记》由王定安著，所记虽然与《湘军志》相同，却由于种种原因，逊色很多。

《圣武记》（三种）、《湘军志》与《湘军记》之后所列的《东华录》（两种）是《清实录》的摘要，虽然称不上是什么著述，但对那些看不到实录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而言，作为研究材料却大有用场。诸如此类的史料各种各样，当然，除此之外仍有很多材料。即便只看手头拿到的材料，也已经相当吃力。所以，清史研究绝非易事。

清朝编修两百多年的明朝历史，花费大约六十年。清朝的史料十倍于明朝，若用六百年编史，则比清朝的存续时间还长，实在是旷日持久。不过，中国人修史也不好说。如今，在袁世凯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成立了清史馆着手编史，如果全力以赴，十到十五年或许就能完成。明初编修元朝一百几十年的历史，用时仅仅不到一年，可见快有快的办法。如仿此例，两百多年的清史说不定两三年就能告成。然而，史料从来都是交由中国人研究。我们要想拿到这些史料几乎毫无希望。所以，我们现在只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我先讲讲近来我研究的大体情况，尽管研究仍然未见头绪。

我把这一讲的标题定为“帝王及其内治”，其实只有“帝王”也是可以的。全民参与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大势，中国如今也实行了共和政治，我又为何在讲清史时特意以帝王为题呢？这是因为帝王在清朝的政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讲到后来，我们便能渐渐看出，清朝的政治除了帝王几乎所剩无几。在别的朝代，除帝王之外，宰相等人也在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明太祖朱元璋因顾忌宰相的弊害而将其废除。从此，朝中便再无宰相。然而，在明朝数代皇权交替当中，遇到幼主继位时，便又会产生对宰相的需求。于是，虽无宰相之名但行宰相之权的内阁大学士等官职便应运而生了。然而，清朝的内阁大学士却徒有虚名，基本不能发挥宰相的作用。清朝出现幼主时，曾有摄政王及皇太后主政，却从未有宰相主政。辅政大臣在皇帝年幼之时主政的事也是有的。不过，辅政大臣虽然类同宰相，但到了皇帝能够独当一面时就被撤下。于是，大权重新归了皇帝。这就是清朝政治的特殊状态。基于皇帝是清朝的一大政治要素，所以我很有必要以“帝王”为题来讲一讲。

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