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嘉宾点评

【深圳仲裁委员会罗旭红女士】

作为法律人，我对此事件的第一反应，也是对其合法合规性的考量。我同时也坚信，高考制度不是铁板一块，要考虑特殊情况，考虑人情。今天的辩论双方，殊途同归，都认为僵化的高考制度需要改革，这也是在座的各位和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的愿望。

平等的教育机会应成为单独高考制度在法律上合理化的重要支撑，那么我们如何寻找法律与道德的平衡点，就是思考此问题的关键。我想到的，就是对现有法律原则和规则的解释，从而实现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高等教育法》第十九条规定，“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这个平等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参加统一安排下的高考，而是应当考虑各地的特殊情况，可以进行调整。既然参加高考是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必经程序，其实践中的平等性，就更应当做更加灵活的解释。首先，现有的高考制度并未否认特殊情况下的单独考试。其次，单独考试这种方式并未脱离教育部对高考的统一安排，从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试卷评阅等方面，都与“统一高考”无异，难以说成是对统一高考制度的破坏。再次，允许为两位见义勇为者组织单独高考，则无疑既契合了大众的期待，又兼顾了制度公平，比直接免试入学更为妥帖。一方面减少见义勇为者“被照顾”的色彩，另一方面让高考制度保持了统一性和公平性。

因此，我认为，法律所体现的道德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道德又具有法律的性质为人民所遵守，才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最完美的诠释。在行政法、刑事法领域，对于有权者的任何作为、任一举措，确需进行严格的合法性考量，但是在高考制度方面，可以适当放宽，以克服现有高考制度的僵化，摆脱人才选拔标准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