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67年）
《现代化的政治》一书的再版提供了本人对读者关于本书所提出的一些批评进行回应的机会。本书激起了读者的广泛讨论和争议，也许，它不一定被认为是一部严谨的论著，但我个人希望能实现这一目标。正因为如此，有必要纠正一些概念上的错误。接着，本书将更为细致地分析由于体系框架的松散而遭到批评的若干重要内容。1这些内容包括现代化这一术语的使用、模式的分析——尤其关注这些模式是演绎类型还是理想类型——最后，还包括独立变量的模糊性。我将逐一简单评论。
本书中所使用的现代化这一概念相当简单，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功能上联系和组织起来的角色的扩散，这些角色在工业基础设施落后的社会中得以大量涌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代化角色的扩散和分布状况来比较不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本书的任务是评价由于现代化角色之间缺乏整合而引发的政治问题。我对这种整合缺乏所导致的政治结果和行政结果的描述掩盖了这一重点。我试图描述的一些现象或许被看作是现代化的内涵，这至少可以解释本书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第二个批评是关于这些模式的分析。问题不是来自于概念的错误，而是来自于对一种模式进行解释与应用之间的差异。本书中所使用的类型是假设性的，来自于一种建立在规范的、结构的、行为的基础上的广义选择理论。前两个即规范变量和结构变量属于独立变量，行为变量则属于依附变量。规范变量和结构变量适应了体现政治选择并由此决定政治行为的政治体系的状况。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在通常意义上分析一种理想类型，即从一个具体的样本中概括得到的经验性特征。然而，本书分析的模式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提出。我们将现实体系（或具体情况）与模式进行比较以验证关于体系发展趋势的假设，这些发展趋势也将得到经验的检视。
这一总的表述不应与在比较研究中直接使用的独立变量和依附变量混淆起来。尽管我们最后关注的是在选择理论背景下政治体系所决定的行为，但问题仍然在于：政治体系如何发生变革？判断政治体系的变革要求分析一些更具操作性的不同的独立变量和依附变量。无须借助哲学的思辨和实证的考察，简单地讲，这是一种影响政治体系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演变的强制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倘若我在今天来写这本书，强制—信息的关系假设将在分析中占据更为核心的地位。我将重新系统地阐述政治体系，其中强制和信息将属于独立变量，结构因素属于干扰变量，而行为变量仍属于依附变量。
我在与“现代化的政治”课题组的同事以及几所大学的学者进行讨论中受益匪浅，一些观点也因此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关于这些观点我将在下一本著作《政治的结构理论》中进一步阐述。
戴维·E.阿普特
注释
1． 与此同时，本人与同事一起合作承担国际研究所的“现代化的政治”课题研究中，我们对西非、拉美在早期和晚期的现代化进程中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以检验这些概念的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