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和知识分子的角色
在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因为他们最倾向于尊重自由的文化。同时，他们对平等思想的大众也是极其敏感的。如果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帮助发动革命，就无法指望他们有效地限制人民的过分行为。在与民众达成一致时，知识分子往往互相之间指责对方自我膨胀、自高自大和事实上偏离了人民。在为平等辩护时，他们往往贬低自己的事业，直到没有人尊重自己为止。例如，被拒绝进入知识分子圈子的人们，很乐意将知识分子的意见当作自己的公共意见。46
这些倾向在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明显。希尔斯曾经探讨过知识分子的高度政治化：
不发达国家中知识分子的高度政治参与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具有三层根源，首要的原因是对权威的深切关注。即使试图并且在事实上似乎也脱离了他所成长于其中的传统权威，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相对于其在发达国家的同行，更多地希望被吸收进一些强大的权威组织中。的确，知识分子争取从传统集体中解放的努力越是巨大，就越是希望加入一个新的、替代性的集体组织之中。高度政治化满足了这一需要。政治参与的第二个原因是获得一种即便是临时的职业成就机会的稀缺，使得很少有人能够抵御克里斯玛型政治的魅力。最后，在不发达国家中文明传统的匮乏，不仅对非知识分子产生影响，也同样影响到了知识分子。47
利普塞特也指出，新兴国家知识分子的领导活动不会超过革命的第一代。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首先，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他们操纵着现代化运动的知识方面，引领着现代化。其次，后革命的政治文化往往是知识分子创造的结果，但他们只是创造这一文化的前提，并不构成其充分基础。没有比美国革命的经历更为明显的了，在大量知识分子领导下创造了延续至今的公民文化。48第三，知识分子对民粹主义极其敏感，往往显示出自己的脆弱性以与平民团体保持一致。的确，在那些认真实践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模糊性很好地揭示了国家内部政治自由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十分突出，如果他们远远达不到杰出地位，就往往变得十分严厉且愤世嫉俗。一些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者公开达成妥协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最终却丧失了道德力量。其他知识分子可能将“革命的必要”作为一种承诺，同意并忠诚于任何执政的政权。
这样，现代化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难以忍受的现象。知识分子是现代文化的承载者，在面对在他们推动下释放出来的力量时十分脆弱。在那些意识形态极其幼稚或乌托邦的制度中尤其如此，例如革命后的苏联，以及当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试看一段对早期的苏联进行的评论：
人们可以想象当今社会的教师，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绝对不适应新社会，整个一代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型过程中消失是必然的。这一阶层的消灭是注定的，因为即使在修正的形式下他们也不能被宽容。很明显，教师、教授等观念必须被消除。只有当所有人诚恳地接受“教育”，将此看作是自己日常活动的组成部分，这一理想就能够得到实现。49
在当代现代化社会中存在着类似的强调。为了增加录用人员和实现更加平等而降低教育标准，其结果可能是弱化知识分子的地位，使他们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对技术教育的强调（为了获得更实用的受训人员）可能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政治目标，即培养一个更职业化的、接受新思想的精英阶层，其角色具有抗腐蚀性，不愿意触碰现代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这一精英阶层，例如公务员，通常适应自己的社会状况。
显然，在政治现代化中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十分复杂。很容易对知识分子的顽固性和盲目性进行挑剔，将这一问题归因于受教育者——“黑皮肤的英国人”或“贝列尔学院的印度人”——与未受教育者之间的社会差距。但这些纯粹属于陈词滥调，让人笑话。通常，那些努力解决现代化政治深层问题的人们往往遭到民粹主义力量的破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现代化就失去其重要的催化剂，公民文化也就相应地遭到削弱。
现代化革命的发起并非愚蠢，它们也不是盲目地反对非正义的、缺乏经验的大众运动。它们是无数的个人和团体为了寻求解决特定问题，在变革中看到希望的道路。但是，一场现代化革命，不管是温和的还是发生流血冲突，除了由它的阐释者和思想家、作家或宣传者、演说家或布道者所提供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主题。革命的意义，毕竟是一项政治的事务而不是简单的私人观点的集合。在创造革命的意义、发现社会变迁的方向和内在联系中，知识分子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能够这样利用知识分子的政权有助于推进自己的事业。当知识分子被异化、贬抑或腐蚀时，现代化的过程在政治上就变得更加不稳定。
当然，人们也可能过高地估计知识分子的角色。然而，将知识分子从普通的精英，尤其是，将知识分子从运用自己的技能或角色来改变他们眼中的世界的人们中间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
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过大量教育，扮演着知识分子的应然角色。他们并不涣散，尽管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所有社会组织中。而且，他们喜欢生活在一起，互相联姻。这在一方面加强了作为一个团体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可能使他们孤立。知识分子与其他团体之间如何实现平衡，决定了现代化可能采纳的政治形式，决定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状况，因为从根本上，知识分子被政治行为的道德意义所吸引。因此，知识分子的角色，在现代化过程中是政体性质的关键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