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国家外交思想与国内政治文化
第一章 约翰·霍姆斯与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和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学界和政界针对中等国家在大国争霸或冲突时期有无自己独立的国家行为方式，以及中等国家在大国政治体系中能否有其独立诉求的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理讨论。其中，拥有加拿大外交部高级官员和国际事务研究院资深学者双重身份的约翰·W.霍姆斯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霍姆斯在国际事务中探索并实践中等国家外交路径，主导智库平台构建并输出中等国家外交思想，进入大学课堂并传播其本人的中等国家外交理念和实务经验。霍姆斯认为，中等国家可以通过“调停者、谈话者、倡导者和情报收集者”的外交路径在大国政治体系中有所作为。本章重在考释霍姆斯亲历外交、著书立论、教书育人三阶段的个人贡献，阐述霍姆斯与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关系，并论证霍姆斯所倡导的“角色主义”和“中间最安全”是加拿大“定位外交”和“务实主义”的思想支点。
第一节 霍姆斯其人
1996年4月26日，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诺曼·阿克斯沃西（Lloyd Norman Axworthy）对媒体宣布，以加拿大资深外交官、外交政策学术活动家约翰·W.霍姆斯（John Wendel Holmes，1910—1988）命名外交部新设的“对外政策拓展奖”。[1]2010年，加拿大《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为纪念霍姆斯百岁诞辰，特别邀请霍姆斯传记作者亚当·查普尼克（Adam ；Chapnick）博士和霍姆斯高足金·理查德·诺萨尔（Kim Richard Nossa1）教授组织霍姆斯学术研讨会，并刊发纪念文章。这些举措旨在纪念霍姆斯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国家定位、对外政策制定以及中等国家外交思想方面的贡献。
霍姆斯于191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本科毕业于西安大略大学，硕士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后在大多伦多区匹克林学院任教。1941—1943年，霍姆斯先后担任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2]信息秘书和该院多伦多总部秘书。1943年，霍姆斯供职于加拿大外交部，任加拿大驻伦敦公使馆二等秘书，1947年至1948年担任加拿大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1950年，他被任命为加拿大驻联合国常任大使。1953年至1960年，霍姆斯凭借其职业外交敏锐力和专业的外交素质被提升为加拿大外交部助理副部长。1960年后，霍姆斯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一职至1973年，该研究院是一家非营利、非党派和非政府组织的学术机构。在霍姆斯的领导下，国际事务研究院发展成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思想库。
霍姆斯成长于加拿大外交呼唤英雄的时代。良好的教育背景及早期在国际事务研究院的工作经历，使他懂得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一能力为其推动外交部、联合国和驻外使馆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外交部供职后，年轻的霍姆斯很快得到了加拿大资深权重的外交官休姆·朗（Hume Wrong）[3]、诺曼·罗伯逊（Norman Robertson）[4]和后来的外交部部长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的赏识和重用，从而使其外交才华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冷战初期的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他曾参与组建联合国制宪会议以及联合国初创时期的各项会议。20世纪50年代，因其在国际舞台和联合国的活跃度，他曾一度成为加拿大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外交官徽标。
在担任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期间，霍姆斯撰写了大量关于加拿大外交政策和行为模式的著作，致力于构建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在其长达45年的外交工作和外交政策研究生涯中，霍姆斯穿梭于东西方冷战阵营，在各种国际事务中恰到好处地展示着加拿大的和平外交立场。
第二节 霍姆斯与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实践
霍姆斯对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建构与实践的贡献主要分为三大阶段：亲历外交（20世纪40—60年代）、著书立论（20世纪60—70年代）、教书育人（20世纪70—80年代）。[5]在第一阶段，由于加拿大为英联邦成员国，所以它是一个先有独立外交实践、后有外交思想体系建构的国家。[6]作为20世纪40年代加拿大屈指可数的职业外交官之一，霍姆斯参与了二战期间和冷战初期的世界秩序建构与加拿大独立外交的最初实践。在理念上，霍姆斯推崇1942年加拿大驻美公使休姆·朗提出的“务实主义”[7]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加拿大“中等国家”的定位，但他强调加拿大外交目标应为“独立、直接贡献、相应的国际地位和待遇”。[8]霍姆斯认为，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坚定的“角色主义”立场和信念来实现。[9]他将“角色主义”具体阐述为“有益的修理工”。[10]这些是霍姆斯对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早期认知，并成为其日后外交实践的指导思想。
“角色主义”是霍姆斯为战后加拿大在大国政治体系中建构中等国家外交行为范式的思想主张，但对于加拿大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不是十分明朗，直至霍姆斯经过一系列外交事件后才得以具体化。
在联合国草创阶段，霍姆斯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参加了多场联合国制宪会议。为了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国主宰的国际政治格局并体现加拿大有别于小国的立场，加拿大代表团对《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提出反对意见；对非常任理事国的推选提出二等国家（即中等国家）应更具有优先权的提议；对安理会指挥调遣二等国家军队的权力提出限制建议。最后，尽管第一条建议未被采用，但后两条建议均得到参与《联合国宪章》讨论的其他国家的认同，并列入《联合国宪章》的第44条款中。[11]虽然二等国家中第一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是澳大利亚而非加拿大，但这一结果正是在以霍姆斯为首的加拿大代表团的大声呼吁下才得以实现的。这是霍姆斯提倡的“独立、直接贡献、相应的国际地位和待遇”外交思想的第一次实践，它的理论意义是，中等国家可以在大国政治体系中发出声音、提出诉求并有所作为。
1947年，霍姆斯在莫斯科担任加拿大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一次外交事件使他对“角色主义”有了更加具体的想法。1947年11月2日，两位驻扎在盟军驻德国军事基地的加拿大军人在华沙北部旅行时“误入”苏联领土，被苏方拦阻并拘押。在审讯时，两人声称是“迷路”所致，但苏方认定他们是非法入境并有获取军事情报的嫌疑。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霍姆斯才得到通报。霍姆斯在与苏方的谈判中强调人道主义关怀，淡化意识形态因素，最终使苏方释放了两位加拿大军人。经历这一事件后，霍姆斯认识到谈判可以作为解决冲突的方案，也可以作为践行“角色主义”的路径。
1948年9月，皮尔逊担任加拿大外交部长后，提拔霍姆斯担任助理副部长。随后，霍姆斯应召离开莫斯科返回渥太华。回国后，他立即投身中东事务。同年5月，以色列国宣布独立，中东战争随即爆发。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1月14日，加拿大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停火提案，霍姆斯参与了整个提案的撰写，并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向各成员国进行游说。最终，该提案获得通过，中东局势得到暂时缓解。加拿大在中东问题上的“斡旋外交”证明，加拿大可以在大国政治“僵局”中发挥有效的调解作用，亦可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第三方介入”范式中的一条有效路径。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成立让霍姆斯更加坚信，加拿大可以在大国政治中发出不同声音并有所作为。在北约最初提议以及组织章程的讨论中，加拿大不仅是主要推手，也是最初的成员国。霍姆斯凭借他对苏联的了解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以及对加拿大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和能力的准确认知和把握，提出加拿大应该提议在北约章程中设置准许成员国保持自由的政治体系以及在日常外交、经济合作和军事事务上的自由度的条款。该建议得到了休姆、皮尔逊外长和加拿大新任总理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Louis Stephen St Laurent）的支持。在加拿大的坚持下，北约决定将这一内容列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宪章》第二款中，这一条款后来被戏称为“加拿大条款”。[12]加入北约标志着加拿大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孤立主义外交，成为该国第一次在和平期间独立与除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军事联盟的外交尝试，也是加拿大作为中等国家行为体第一次在大国掌控的军事体系中发出独立诉求的声音，更是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在军事领域的重大突破。
20世纪50年代初，不到四十岁的霍姆斯被加拿大外交部青年才俊誉为思维敏锐、行文干净、心无旁骛、忠诚国家、极具创造力、令人喜爱和尊重的“父亲”级人物，并被视作每一个外交事务工作者应该尊崇的榜样。[13]霍姆斯成为外交部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甚至影响着加拿大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在担任外交部助理副部长期间，他经常参加议会内阁的“祷告会”，并与内阁议员交换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14]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霍姆斯作为外交部高级公共事务官员，一直陪同皮尔逊外长参与调停苏伊士运河危机，并尽力实践加拿大“有益的修理工”的角色。霍姆斯建议，成立一支由联合国秘书长调遣的干预部队。皮尔逊外长采纳了这一想法，并在随后举行的联合国紧急会议上宣读了加拿大方案。该方案得到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支持，并催促加拿大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通过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外交调停，加拿大成功践行了霍姆斯的“角色主义”理念指导下的修理工角色和斡旋外交路径。“苏伊士危机调停”后来成为加拿大实践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里程碑事件，并将加拿大的国际地位提升到历史最高位。为此，皮尔逊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和平奖，霍姆斯则被外交部同仁誉为“联合国王子”（UN Prince）。[15]
20世纪50年代不仅是霍姆斯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也是加拿大展现中等国家外交理念的黄金时期。在国际上，斡旋外交被冠以“加拿大方式”的名称；在加拿大国内，人们也常常称其为“霍姆斯方式”或“皮尔逊方式”。
越南战争期间，加拿大被中国、美国、苏联邀请参与并主导“印度支那国际控制与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越南停火协议的执行与参战部队的隔离，霍姆斯被邀请前往河内和西贡进行外交调研和调停。虽然加拿大主导的调停无果而终，但在此过程中霍姆斯以其高超的外交艺术再次向国际社会输送了“斡旋外交”的理念，丰富了“第三方介入”的内容。
第三节 霍姆斯与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构建
1954年3月，霍姆斯在加拿大军队干部学院的演讲中将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政策和行为模式概括为“六项原则”。一是加拿大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不是单干。为促进本国利益，加拿大应当帮助维护他国和平。二是由于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加拿大应当保持开放的贸易路线、稳定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制度，以及与任何可能的经济伙伴保持民间关系。三是对外政策不能与美国的根本利益相冲突，削弱美国将在战略上伤害加拿大。四是继续加强与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关系，这是对美国掌控的一种最优平衡，对加拿大外交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五是对外政策不应按照伦理线划分国家，永远不要忘记加拿大历史上的危机。六是必须认识到中等国家的潜力和有限性，这是加拿大参与国际政治的前提。[16]这次演讲呈现了他本人倡导的“角色主义”的具体内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霍姆斯关于加拿大作为中等国家定位和行为模式的最早和最全面的阐述，后成为加拿大关于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和行为准则。
1960年，霍姆斯在其外交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突然宣布离开外交部，再次投身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的工作，并开始著书立论，建构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理论体系。霍姆斯的加入和领导使国际事务研究院一跃成为加拿大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智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学术界并不重视中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利益，霍姆斯意识到需要认真采用实证的方式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分层理论。他试图从中等国家的视角探讨加美关系来寻找突破口，并以此来检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他认为，加美关系并不是按照大国关系的逻辑运行的。比如，两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反应差别很大。霍姆斯率先运用“中等国家”概念说明国际关系中存在分层理论和层次问题。[17]在其撰写的《加拿大外交政策中的关键问题》一文中，霍姆斯对加拿大在越南战争中左右为难的外交立场进行了剖析。在他看来，是否参加越南战争既是对加拿大人道德责任的挑战，也是对加美捆绑式国家利益的挑战。[18]在这个经典的两难案例中，霍姆斯提出，为了有更大的影响力，加拿大必须以中等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他认为，加拿大的利益是在一个分层的世界秩序中联合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两大寡头或三大寡头或联合国五大国。[19]霍姆斯主张：“鼓励加拿大在国际机构中最大化地参与，以避免五大国在各个领域和事务中的永久霸权，确保中等国家和次中等国家有恰当的角色。发挥作用是最重要的法则，但永远不要刻板地应用这种法则。”[20]此外，霍姆斯还积极宣传“加拿大对外政策要考虑两步向前、一步退后，即中等国家法则”[21]。
虽然霍姆斯撰写多篇著作分析大、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论证国际关系中的分层理论和层次关系，但其研究重心仍然为加拿大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参与路径和行为模式，以支持“中等国家”在大国政治体系中拥有独特地位的观点。霍姆斯的《作为中等国家的加拿大》一文以加拿大成功斡旋“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参与调停越南战争的“国际控制委员会”等史实证明，作为中等国家的加拿大可以在美苏冷战对峙格局下以一种“悄悄外交”（quiet diplomacy）的形式，斡旋于大国之间，打破僵局，促进美苏缓和，确保世界和平。[22]霍姆斯的实证研究在于说明：世界不仅是大国的，也是中、小国家的。
1968年至1970年间，在特鲁多总理的倡导下，加拿大外交部经历了一场人事、程序和外交大变革。此后，加拿大的“中等国家身份”更加明确。[23]20世纪70年代后，霍姆斯不再满足于零敲碎打式的写作模式，开始着手系列专著的撰写工作，系统论证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和实践路径。他的专著《与大叔在一起的日子：加美关系》[24]，是加拿大学术界系统研究加美关系的重要成果。在书中，霍姆斯分析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不轻松和不对等的双边关系，并对加拿大在“大叔”的“盟约关照和管束”下如何平衡加美利益、如何行使独立外交权利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式，即“第三项选择”[25]。同时，霍姆斯关于中等国家“六项原则”的外交思想在美加双边关系方面的具体阐述，至今仍被视作加拿大对美政策的外交指南。
此外，霍姆斯集外交实践者和外交评论者为一体的独特眼光在其两卷本的《塑造和平：加拿大与世界秩序的探索（1943—1957年）》中得到全面展示。在开卷段落中，霍姆斯写道：“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应当致力于运用国际制度服务国家利益。在丛林式的世界政治中，加拿大的影响难以实现，但如果在一个有序的世界中，加拿大可以联合其他国家，发挥中等国家外交政策的优势。”[26]这套书系统地阐释了加拿大在1943年至1957年间的国际社会和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和行动路径。第一卷重点阐述1943年至1947年间加拿大在国际制度创建中的作用。第二卷主要选取1948年至1957年间加拿大在冷战初期介入各种危机、并发挥“架桥者”作用的大量案例，证明加拿大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外交资源、国际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大国对峙中发挥“悄悄外交”的能力，担当斡旋或调停人的角色，从而对国际和平和冷战缓和作出自己的贡献。[27]1986年，霍姆斯凭借上述三本书获得了加拿大皇家协会颁发的泰勒奖章。[28]
与此同时，霍姆斯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加拿大中等国家身份的论文和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编入《谨慎即大勇：加拿大外交论文集》和《加拿大：一个中年国家》[29]。在《谨慎即大勇：加拿大外交论文集》引言中，霍姆斯强调“沉稳和审慎”在加拿大参与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中等国家的加拿大，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需要有英雄思想和英雄行为，这些需要工程师类的技术家和政治家去做，而外交官的主要职责是“冷却”这种英雄激情，并尽可能地调整和弱化勇气可能带来的痛苦。在充斥着大声赞美、大声谩骂的外交界，“悄悄外交”也应有一席之地。[30]2009年，加拿大列出了10本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经典读本，该书位居第四。[31]
《加拿大：一个中年国家》一书是为了表明加拿大在战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中等国家，并步入中年国家的行列。该书由21篇论文和演讲稿组成，分为特鲁多政府的外交政策评估、国际制度、砝码和北美四个主题。霍姆斯在该书中还谈到他对中等国家概念的反思。他写道：“中等国家之所以是中等国家，是因为它们‘较弱’，而不是它们更‘道德’。中等国家不威胁任何国家，因为它们不具备威胁的能力。”[32]这本书是关于加拿大“中等国家”论述的集大成者，不仅影响了学者和政府决策人，同时也影响了加拿大普通民众。他们大多数对加拿大以中等国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扮演“斡旋者和调停者”的角色持认同立场，并对以这样的方式输出加拿大“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的价值观深信不疑。霍姆斯一位外交部的老朋友、后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弗雷德·索厄德（Fred Soward）教授将该书视为加拿大外交界或国际事务学界的必读读本。[33]
20世纪80年代后，霍姆斯仍笔耕不辍。他意识到，国人和他国对加拿大维和外交过度推崇，这将损害加拿大的利益。1981年，他在给《麦克林斯》（Maclean's）杂志撰写的题为《军事之行的停止线》的文章中指出，“加拿大每一次维和行动都是在精细计算政治和经济成本的基础上决定的”[34]。1984年春，他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间最安全》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告诫国人在外交事务上不要对加拿大的政治精英提出过高或过低的期望，对他们在国际危机中未能成功扮演世界领袖应持公允的眼光看待；加拿大不是超级大国，加拿大的地缘政治、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决定了其外交灵活性是有限的，但加拿大可以与其他中等国家联合完成一些国际职责；一个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可以通过扮演“问题解决者”的角色，如调停者、谈话者、倡导者和情报收集者，最大化地为本国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最好的生存空间和安全利益。在霍姆斯看来，这正是中等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而这种产品恰恰是大国所忽略、小国又难以企及的。[35]
此外，霍姆斯还曾在各类国际政治和经济杂志上发表有关加拿大对外政策和国际组织参与的论文。他一生总共撰写了152部（篇）著述[36]，研究地域覆盖了非洲、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研究专题涵盖了联合国、北约、美加关系、英加关系、英联邦共同体、加拿大内政与外交等。他关于加拿大中等国家的外交思想和行为模式的阐述得到学界和政界的普遍认同。他的研究在于证明，传统社会科学路径与作为中等国家的加拿大外交思想和政策制定、执行、研究之间确实存在分离，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对外思想、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模式及其作用。霍姆斯的思想体系不仅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提出了批判，同时建构了中等国家身份指导下的加拿大外交思想及其行为模式。
第四节 霍姆斯与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传承
1973年，由于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长期面临财政赤字，霍姆斯宣布不再担任院长，但仍然作为该院的高级研究员，直至去世。此后，霍姆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和培养年轻的外交家方面。他选择在家乡安大略省大学教书，但令他感到遗憾和沮丧的是，当时加拿大对外政策在加拿大政治学科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子科目，鲜有大学设立加拿大外交政策教职。为此，作为这个小学科的创始人之一，霍姆斯致力将这一教职作为政治学系的常设教职。最终，在霍姆斯和外交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加拿大外交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成为政治学领域的显学。
早在1967年9月，霍姆斯就开始在多伦多大学兼职讲授政治学系二年级的“加拿大外交政策”课程。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专业学术背景，但他通过结合自身的外交实践，分析讲授加拿大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执行。这种外交实务和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受益匪浅，为他们将来从事外交或教学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多伦多大学教书期间，他还在格兰登国际关系学院兼职，该学院是加拿大最好的国际关系学院之一，实行英国牛津大学传统的英法双语教学，被认为是加拿大未来外交官和青年领导者的培养基地。[37]这里的学生年轻，充满活力和理想，唯一缺少的是有实际外交经验的人来讲授外交实务，霍姆斯正好满足这一需求。他一边在多伦多大学讲授研究生课程“加拿大外交政策”，一边在格兰登学院开设了两门三、四年级的本科生课程“加拿大对外政策和国际组织”。
由于霍姆斯亲历外交的履历和过人的演讲才华，学生们争相注册他的课程，以致他不得不对申请者进行面试，实行分班教学。1977年，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转入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的约翰·柯顿（John Kirton）博士与霍姆斯共同开设了政治学系本科四年级的“加拿大外交”课程。年轻的约翰擅长外交理论，年长的约翰擅长外交实践，两位约翰珠联璧合，一学期后该课程成为多伦多大学的精品课程，并成为多伦多大学工商管理和医学院的教学参考样本。1979年秋，霍姆斯到英国利兹大学访学，开设了“中等国家的外交关系：二战后的加拿大外交”课程。1985年，霍姆斯再次接受利兹大学的邀请，教授该课程。通过出访讲学，他关于中等国家的外交思想、政策和理念得以在国际学界广泛传播。1980年，霍姆斯门下的7位博士生为纪念他的70岁寿辰，联合撰写了《接受悖论：纪念约翰·W.霍姆斯暨加拿大外交论文集》，该书于1982年由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出版。担任主编的诺萨尔教授在前言中写道：“霍姆斯既是导师，又是友人。霍姆斯给我们输送了独特的洞察眼光、知识、优雅、智慧、魅力和热情。霍姆斯甚至是未来的总理人选。”[38]诺萨尔教授后来成为研究加拿大外交政策的领军人物，他与安德鲁·F.库珀（Andrew F.Cooper）等合作撰写的《重新定位中等国家：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加拿大、澳大利亚》[39]，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案例，革命性地阐述了世界秩序变革中的中等国家的内在涵义和国际行为模式。该书在2009年加拿大10本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经典读本中位居第9，诺萨尔本人在这次评估中成为加拿大外交政策领域的首席学者。[40]
除教学外，霍姆斯本人还是一个古道热肠、积极扶持年轻学者的伯乐。他常常利用在学界和外交界的关系，把那些优秀的毕业生推荐给外交部或其他政府部门。在多伦多大学教学期间，他非常注重发现和提携杰出的青年学生。两位曾在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师从霍姆斯的研究生，在毕业后受雇于加拿大国防研究院。工作期间，他们撰写了一份长达500页的报告，论述加拿大在太平洋地区的未来角色，得到了霍姆斯的高度赞同。当他得知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拒绝出版此书稿后，他亲自为两位学生联系普雷格（Praeger）出版社，使书稿得以顺利出版。另一位女王大学的毕业生在霍姆斯的推荐下获得了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奖学金，随后完成的一篇题为《加拿大参与印度支那国际控制与监督委员会》的研究型报告成为当时相关领域最为完整的田野报告。[41]
作为媒体公众人物，霍姆斯多次在国内外电台和电视上演讲，仅关于加拿大对外政策的公开演讲就达500多次[42]，积极推动了国内外公众对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理解。在离开外交部后，他也经常接受外交部的咨询。皮尔逊担任总理后，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成为政府的核心智库，霍姆斯本人也经常直接面见皮尔逊。他曾在1966年以国际事务研究院的名义安排基辛格和马丁外长会晤，讨论越南等问题。霍姆斯是一位多产全面的学者，无论在外交实践还是在外交理论研究中，他都得到了外交家和学者的尊重。在其去世后的1988年，加拿大外交部和国际事务研究院的同仁都给予霍姆斯极高的评价。1990年出版的《加拿大外交部：最初的岁月（1909—1946）》（第一卷）在扉页上标明：“外交部的历史正是为了纪念约翰·W.霍姆斯。”[43]由于霍姆斯曾主持外交部编撰委员会的工作，审核外交部的早期史文稿，并亲自参与了此书最后三章的写作，所以1995年出版的《加拿大外交部：划时代的来临（1946—1968年）》（第二卷）将霍姆斯的个人外交履历作为外交部的发展历程之一进行了详细记叙。[44]
霍姆斯离世距今已有31年。虽然霍姆斯生前从未发表过任何回忆录，也不让别人写他的传记，但他从未被学界和外交界的同仁和后生忘记，他的许多著述仍然是加拿大诸多大学历史系和政治学系的课程指定阅读书目，他的学生也已成为加拿大外交部和各所大学的栋梁。半个世纪以来，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不知疲倦的忠诚公仆，学生们可敬可亲的导师和朋友。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传统范式的挑战者，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忠诚倡导者，更是加拿大“务实外交”“定位外交”和“悄悄外交”的思想奠基者以及行动实践者。他所主张的“角色主义”下的“架桥者”“修理者”“斡旋者”等一直是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忠实执行和扮演的角色。
本章小结
霍姆斯之所以能够成功输出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原因有以下五点：一是他长期在外交部工作的经验，使其思想具有可行性；二是他长期在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工作的经验使其懂得如何和学术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能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三是他在联合国工作的经验，使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思想；四是他始终保持超党派的立场，这使其在执行自由党或保守党政府对外政策时毫不迟疑，也是霍姆斯对外政策的建言建策能够得到历届政府决策人青睐的重要原因；五是霍姆斯本人独特的眼光、超人的智慧、优雅的谈吐和坚持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使所有接触他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1991年，在霍姆斯离世3周年时，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包義文（Paul M.Evans）和傅尧乐（B.Michael Frolic）主编的《不情愿的对手：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0）》论文集。在此书的扉页上，两位主编写道：“献给约翰·W.霍姆斯（1910—1988），外交家、学者。这本书嵌入了他无所不在的思想。”[45]可见霍姆斯在加拿大外交界和学界的影响力是如此深远。如今，霍姆斯已经离世卅余载，但仍被当代人所铭记，正如查普尼克和诺萨尔教授合作撰写的《再谈约翰·W.霍姆斯》一文的结语所言：“我们希望此次纪念霍姆斯的系列文章将激起读者更加仔细地研读霍姆斯的作品，领悟霍姆斯的深邃思想，因为它将继续对当下的加拿大和全球事务提供思考路径。”[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