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舜生寿昌书

舜生寿昌两兄：

我昨天在慕韩处看见舜生的信，听见你俩同居在上海中华工作。舜生热血过甚，常常因时事愤激，现在有寿昌那样深刻而天真、活泼而冷静的人伴住他，恐怕要快乐得许多。我很安慰。我以前在上海时，舜生常以为我这种催眠式的快乐人生观，颇为危险，大有起而抗拒之意；现在有寿昌那样急进创造的精神，一定是气味甚合了。

国内的糟，真是太不堪，尤可叹的，是民气的颓丧无力，简直是衰病老人的气象。悲哀气愤而没有一点振起抵拒的能力。就在青年的新文坛里看起来，也是人人自称“弱者”，人人口唱“悲哀”。从前大家主张打破环境，现在是被环境打倒了的“弱者”。我不以中国政治社会之坏为忧，而以青年这种太无勇气、太易衰老为忧。这几天德国文豪豪普特曼（Hauptmann）六十岁，我参与庆祝了四次。他那六十老翁，在这个衰弱战败的国里，仍然精神健旺非常，时时鼓吹国人互相了解，互相亲爱。他相信德国必定复兴，只要国民不要失了这个复兴的信仰。平心讲起来，德国复兴的困难阻碍（凡尔赛条件是铁条锁，你看马克这样跌，可知了）比中国还难得万分。他们比中国唯一的强点，就是相信德国必定复振。青年中尤其生气勃勃。大学听讲的学生，比战前加增了一倍；而学生生活的困苦是我们中国学生界的不能想象的。我对于德国民族的粗鲁，社会的冷酷（欧洲社会间的冷酷，至少不在中国之下），党派的争执，极不同情。（德国民间的党见是我们中国天幸还没有的。）但是，他们那种冷静的意志，积极的工作，创造的魄力，确使我惊叹羡慕；也因为我们中国民族正缺乏这种优性，正需要这种东西。

寿昌创造的计划也是可惊，他排除时髦的趋势，从事翻译莎士比亚，同沫若的介绍歌德，都使我非常欢喜。我向来主张文学非从第一流的天才下手不可。我近来看了些萧伯纳的剧，实在不发生什么特别的意味。从前，我读《浮士德》，使我的人生观一大变；我看莎士比亚，使我的人生观察变深刻；我读梅特林，也能使我心中感到一个新颖的神秘的世界。从前的文学天才，总给我们一个“世界”，一个“社会”，一个“人生”，现代的戏曲家如萧伯纳之类，只给了我一点有趣的“社会的批评”“人生的批评”，我觉得不是什么伟大可佩的现象。近代的文豪除了俄国几大家以外，还是  Strindberg 一生的奋斗，颇引起我同情。

我近来读书看剧，很快乐。我想寿昌的剧本能设法在国内组织上演否？将来民间文化运动最大的工具还是戏台呢。

总之，我总是朝着中国光明的可喜的方面想，所以心中也很安慰。我不做什么大希望。我只觉得中国社会新添了一本著作，新添了一首好诗，中国未来文化上新增了一滴水，都使我快乐终日。我闭了目不朝黑暗处看，因为看也无益。我祝你们也快乐。

白华，11月26日

（原载《少年中国》1923年第4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