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如何打造高效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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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谁,在哪里

第一部分:谁

以目的为导向的宾客名单

宾客名单是测试聚会目的是否明确的第一张“试纸”,是你把想法付诸实践的第一次机会。就像图书节的组织者们在讨论是否要改变作家会谈的举办方式一样,这是在评估你对这些想法究竟有多执着,有多愿意为了坚守聚会的目的而牺牲邀请一些宾客的机会。我曾与许多组织过聚会的人共事,他们对聚会全新而大胆的目的感到兴奋不已,但所有的勇气在决定邀请谁或不邀请谁的压力下不堪一击。

邀请别人很容易,把他人排除在外却很难。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人越多越开心”。荷兰人说:“灵魂越多,快乐越多。”法国人说:“傻瓜越多,欢笑越多。”冒着不信奉这流传数千年的信条的风险,我想说:当你学会有目的地排除一些宾客时,你将开始有目的地组织聚会。

我不喜欢被排除,而且我经常违反自己的规则。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排除对于任何聚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邀请过多的宾客会产生更深层次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邀请过多的宾客混淆了聚会的目的,也反映了你对聚会目的和宾客缺乏承诺。

有时候我们会邀请过多的宾客,因为我们觉得有必要像S那样偿还别人的人情债。有时候我们会邀请过多的宾客,因为我们在维持一种我们并不真正信奉的习俗:“我不能不邀请营销团队,那对他们是一记巴掌,他们都是这个活动的常客。”有时候我们会邀请过多的宾客,因为我们不想处理因为排除某些人而产生的后果,尤其是那些善于引起轩然大波的人。我们屈服于已从公司离职的创始人,希望他能远程领导,尽管聚会的目的是要在创始人离职后建立新任CEO的权威。当一对情侣的父母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屈服于恰好来访的阿姨,并自欺欺人地相信她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从理论上讲,面对那些不应该出现但又很难拒之门外的人,顺其自然会让我们感觉更轻松、更慷慨。但善于思考的聚会组织者明白,“包容”实际上可能是无情的,“排除”则可能是慷慨的。

排除的恩惠

我曾经是一个健身小组的一员,我们当时就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排除”会让聚会变得更快乐,还是更可怕?小组中的成员每星期都会在黎明时分和一位教练在公园里聚会两次,一边交换着故事和建议,一边锻炼腹肌。这个团队变得越来越紧密,渐渐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亮点。有一天,其中一位成员计划去度假。我们的惯例是要求成员提前支付一季的费用,这位朋友可能会因此损失这笔钱,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妙招”。她给小组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介绍了她的一个朋友。她建议,在她旅游的时候,这个朋友能“替代”她参加健身小组的锻炼。我们对这种替代感到惊讶和不安,但又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

直觉告诉我们,这种替代违背了我们的聚会目的,但问题是我们从未真正讨论过它的目的是什么。直到其中一位成员消除了我们的疑惑,她说:“这并不是一门课。”这番话让我们看清了聚会的实质。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以锻炼会友,这一点虽然没有被讨论过,但在小组中有着共识。这是一个通过锻炼把大家召集起来的会友机会,而不是碰巧有朋友参加的健身班。作为一群生活忙碌的人,我们希望找到一种固定且可靠的方式,与我们选择的特定朋友重新建立连接。

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一致认同这就是我们健身小组的目的,这时处理这位朋友提出的具体问题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我们规定这个健身小组不允许存在替代行为,因为一个陌生人可能会破坏亲密感和大家分享故事的意愿,而且还会占用大家的锻炼时间,因为需要去教一个可能只出现一次的新人去学习各种各样的训练。当无言的目的被表达出来并得到重申之后,我们很明确地知道聚会的核心是参与者。而在这种情况下,人越多就越可怕,而不是越愉悦。增加一个人,虽然看起来很慷慨,但对另外五个人而言就不那么厚道了,毕竟我们是冲着温暖、社交便利和诚实的空间才加入这个群体的。

即使以这种方式摸透了聚会的实质,但是说“请不要来”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的聚会最终都以礼貌的名义被挟持。但有一点是有经验的聚会组织者必须知道的:在试图不冒犯他人时,你将无法保护聚会组织者本身和其他参与者。我常常发现,打着包容和慷慨的旗号(这是我十分在乎的两个价值观)的话,我们将无法界定谁属于这儿,以及为什么属于这儿。

当然,如果包容是聚会的目的和特征,那么宽阔的边界当然没有问题,甚至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当聚会的参与者过多时,原本极好的聚会目的可能会由于宾客过多而遭受不良影响。

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姑姑曾告诉他,“如果每个人都是家人,就等于谁都不是家人”。是血缘组成了一个部落,是边界组成了一个国家,聚会亦是如此。因此,将奥巴马姑姑的话进行延伸:如果每个人都被邀请了,就等于谁也没被邀请,谁都不是真正属于这个群体的。

在健身小组中,我曾在一场关于包容的争论中支持“排除”。在几年前的一个不同但类似的情况下,我却是“包容”的拥护者。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清这扇关着的门内所蕴含的怜悯和善良。

关于我和朋友的一个定期周末聚会,我称之为“回归海湾”。我们是一群亲密的朋友,大家都是一项专业训练计划的学员。我们打算去海滩,在那里我们可以忘却训练的高压氛围而悠然自得、肆意撒野和尽情享受,这可是我们在每周的磨砺中无法体会的。我们玩软式垒球(T-ball)、烧烤、争论喝酒的正确顺序、计划“乱舞”到深夜,连续两年,这都是每个人所期待的周末。虽然谁都没有明说它那无可否认的基本目的,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共度时光、放松身心、增进感情的周末。坦白地说,在这个基本目的经过检验之前,我们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周末“回归海湾”的真正目的。

到了第三年,有两名组员已经开始和我们团体之外的人恋爱了,他们都想带上各自的伴侣。在通过无数次邮件和口头交谈之后,我们要求他们不要带上伴侣。其中一名组员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决定只身前往,因为这段感情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她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另一名组员是一名士兵,他和女友是异地恋,而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他很快就会被调走。“回归海湾”碰巧安排在他和女友仅有的几个周末之一中。而且他还想让女友看到他和研究生朋友一起,让她了解她不曾了解过的他的另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想让女友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有那么重大的意义,足以让他们分开,于是他再次征询大家的意愿。他先被告知我们租的房子没有足够的空间。他说他们俩可以在附近租一个房子,白天的时候和大家在一起,这一点最终也被以一种尴尬而又不情愿的方式否定了。我们的这个士兵朋友,最终决定放弃参加“回归海湾”的聚会。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种感觉既不好也别扭,但也迫使我们反复思考这个问题:谁属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这个群体和它真正的目的浮出了水面,而我们许多人都不曾真正意识到这个目的。正如我的健身小组所揭示的那样,冲突往往会暴露目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群体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节奏和仪式,并产生了某种魔力。

不为人所知的一点是,对于这个群体中的一名成员来说,这种魔力使他难能可贵地获得了一个做自己的空间。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他只向朋友透露过自己的性取向,但对更广阔的世界讳莫如深。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知道,这是“回归海湾”给予我们的珍贵机会,不仅是对这位同学,还有那些同情他的人,以及那些喜欢和最自在的他相处的人。对他最有益的东西也让我们从中获益,即使这很微妙。在这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展示最真我的一面,包括有些危险的一面,但不会危及我们的安全和职业发展。虽然从来没有人正式宣布这就是“回归海湾”的目的,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且不可剥夺的。持有这种观点的朋友和在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朋友都一致认定,外人的加入会改变这种环境。不管有没有战争,那个士兵的女朋友都不能来。

多年后,我们的同性恋朋友公布了自己的性取向,并成为他所在领域的领袖。我愿意相信是这群朋友滋养了他,为他提供了一片安全且自由的天地,帮助他一路前行。虽然当时我不喜欢这种排除他人的做法,但现在我认为拒绝这两个新伙伴加入我们的小群体是正确的决定。人越多,越可怕。让他人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是让我们的朋友和自己出来玩的原因。

回顾这一事件,我意识到,当你未能提前为聚会设定一个明确而有共识的目的时,你往往会因为参与者提出的问题而无可避免地思考聚会的目的。我的健身小组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健身小组的目的是什么,直到我们在一场关于健身小组是为了谁的争论中找到了自我。

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建议通过“邀请谁”的问题来明确聚会的目的。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表明,聚会的目的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模糊和抽象性,直到通过划定“谁能来”和“谁不能来”的界限才会变得清晰。当你需要排除他人的时候,目的就开始派上用场。如果你并不是独自一人主持聚会,那么你不仅应该花时间思考聚会的目的,还应该(在理想情况下)与其他主持人达成共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们应该邀请谁?为什么?

换句话说,深思熟虑的排除不仅慷慨,还有助于划定界限,能够更好地让客人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聚会”。

我所知道的机灵的聚会组织者之一,是一个叫诺拉·阿布斯蒂特(Nora Abousteit)的女人。她曾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她已故父亲的故事。她的父亲是埃及移民,名叫奥斯曼·阿布斯蒂特(Osman Abousteit),后来移居德国。那个故事完美而简练地说明了没有邀请谁可以成就一场聚会的道理。

1957年,奥斯曼来到德国吉森小镇攻读化学博士学位。令他懊恼的是,他注意到吉森小镇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学生聚会场所,也就是没有一个场所可以让学生从教授和镇上那些无聊的成年人那里解放出来。他决定开设吉森小镇的第一家学生酒吧。为了纪念埃及金龟子,他把这家酒吧命名为Scarabee(金龟子)。奥斯曼的直觉是正确的,他的同学都渴望有个地方可去,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去了Scarabee,这个有自己的一套娱乐规则的地方。例如,在那个大家都认为直接用瓶子喝啤酒愚蠢至极的时代(人们认为应该把啤酒倒进玻璃杯里),Scarabee就提供瓶装啤酒。然而,并不是这些率性或蜂拥而至的学生赋予了Scarabee传奇般的地位。相反,这得归功于一次非常令人瞩目的拒绝。

要进入俱乐部,你必须向门口的保安出示学生证。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是学生的人到访,他们会被拒绝入内。这种拒绝很好地强调了酒吧规则,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直到有一天,这个到访的人是副市长,情况才变得有趣起来。因为保安拒绝让他入内,副市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奥斯曼不得不出面处理这一情况。他依然执行了这项规则,把副市长拒之门外。正是这种苛刻而冒险的拒绝,才巩固了Scarabee的名声。这不仅仅是一个只招待学生的酒吧,更是一个有着明确目的而使成员愿意为之抗争的酒吧。

如何聪明地排斥

你可能会再次问,我该如何慷慨地把他人排除在外呢?

当我为客户组织大型且复杂的会议时,这个问题经常出现。以下是我抛给他们的一些问题。

谁不仅适合而且有助于实现会议的目的?

谁会威胁到会议目的?

谁是你觉得有义务邀请的,即使与聚会目的无关?

当客户回答前两个问题时,他们开始领会会议的真正目的。显然,符合并满足会议目的的人应该到场,而明显威胁到会议目的的人就应该被排除在外,虽然这会略有难度。(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会被排除在外。礼貌和习惯往往是组织者的软肋,但是聚会组织者应该意识到谁不应该出现在聚会上。)

第三个问题才是真正检验聚会目的的试金石。如果有人会威胁到聚会的目的,你当然理解为什么他不能来。但是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与聚会目的无关的人有什么问题呢?邀请“鲍勃”有什么不对吗?每一次聚会都有这样的“鲍勃”存在,营销部的“鲍勃”、你女朋友的哥哥“鲍勃”、你来访的阿姨“鲍勃”,“鲍勃”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也不会主动破坏你们的聚会。大多数“鲍勃”都对被邀请心存感激,他们有时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或带一瓶葡萄酒。你曾经也可能是“鲍勃”,我当然也不例外。

深思熟虑和有意排除的关键是鼓起勇气远离你的“鲍勃”。这是为了改变你的观念,让你明白那些不符合聚会目的的人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即使他们什么也没做。因为一旦他们真的出现在你面前,你(和其他体贴的客人)就会想要迎合和款待他们,让他们融入进来。这会分散你的时间和注意力,让你分不清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和谁)而来。特别是在规模比较小的聚会中,每个人都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氛围和活力,而客人之间的互动也会影响到聚会的目的。明智而有目的的排除将重新定义你所专注的人和事,即你的客人和你的聚会目的。

我遇到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在有多位主人的聚会中,不同的主人会有不同的“鲍勃”。当你处于“谁才是鲍勃”的冲突中时,你可以问自己一个很管用的问题:这个聚会首先是为了谁而办的?

我曾经在一个海滨度假胜地为40位政治运动的领导人设计了一场有多代人参加的会议。我所合作的主办方是一个由四名来自不同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团队,我们需要共同制定宾客名单。虽然我们在初定名单上达成了一致,但司空见惯的是,新的请求会不断出现:没有收到邀请的人渴望参加会议,收到邀请的人又希望携带其他朋友来。当时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捐赠者要求带一位朋友一起参加会议时,其中一位组织者认为我们应该顺她的意,否则她可能不会出席,而另一位组织者则认为,那位朋友实际上是个“鲍勃”。我提示组织者问问自己:这次聚会首先是为了谁?这是40位领导人的首次聚会,如果组织者能让他们就一个共同且更远大的愿景达成一致,这将是此次运动的一个巨大突破。当组织者梳理出会议的目的时,他们意识到会议的魔力是让这些领导人将各自的议程和动机与一个更宏大且统一的主题联系起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让他们彼此进行有意义互动的聚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携带一位密友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这位客人的注意力,让她不会深度参与进来。因此,她被拒绝了。(她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

我还曾为巴西的一家公司组织过聚会,帮助他们的团队思考如何建设一座新城市。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位专家,用一天的时间构思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设计一个现代、富有创意、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在最后一刻,公司的高管问他们是否可以多带十个人来观摩会议,这无疑将使整个参会人规模扩大一倍。我们不得不再次询问自己:这次聚会首先是为了谁?为了客户。根本目的是什么?提出大胆的想法,而且客户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风险偏好去实施这个想法。基于此,我们意识到这些额外的人实际上并不是“鲍勃”。有更多的人观摩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并对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感到兴奋,将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这次聚会的目的。这些人的热忱会对项目有所裨益,因此我们同意让他们来。因为观摩会议的人数将超过参会人数,我们相应地调整了会议的形式,突出观摩者的作用,把他们的人数规模变成一种优势。我们在房间里放了两圈椅子,一圈在内,一圈在外。内圈的12把椅子留给专家,而我将通过小型的对话、大胆的主张和热烈的讨论来推动他们的讨论。外圈的范围则更大,所有的椅子都朝向内圈,那是客户和他们客人的位置。没有电话,只有深入的观察和倾听。外圈增加的规模和能量最终为坐在内圈的人创造了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环境。人们,而且是很多人,都在认认真真地倾听他们的想法。

良性排除能激活多样性

你可能会问:在一个排除变得司空见惯的世界里,我们不是在倒退吗?在聚会上排除他人不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反对的吗?无论是深思熟虑后为之,还是有意为之,排除难道不是多样性的敌人吗?

答案:并不是。

我的促动师职业生涯起源于我所主持的种族对话。作为一个双种族混血儿,我很少会像相信“异类凝聚之力,所生之物而悟道天地”那样激昂地相信一些事情。我因此而存在。

多样性是一种需要激发的潜力。它可以被利用,也可以只是存在。全市图书节的观众非常多元化,组织者却让他们保持沉默,观众干巴巴地望着台上的人对话,而没有从这种多样性中得到好处。给读者时间和鼓励读者彼此交谈,他们将会从差异中汲取更多的能量和洞见。相反地,在“回归海湾”中,多样性被很好地激活了。一个在学校隐匿自我的学生让自己在那片天地里变得真实,而正是排除使得这种多样性得以被激活。

把那些与你不同的人排除在你的聚会之外并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深思熟虑的排斥。相反,我感兴趣的是如何界定一场聚会,使其多样性能得到强化,而不是在一群人的大杂烩中被稀释。

以俄亥俄州退休社区贾德森庄园(Judson Manor)为例,其会员被限定为两个截然不同且有严格界限的群体:大学音乐系学生和退休人员。这个为老年人设计的住宅是一个翻新了的20世纪20年代的酒店。2010年,一位董事会成员听说了附近克利夫兰音乐学院(Cleveland Institute of Music)存在住房短缺的问题,他们因此决定尝试一项实验。第一年,社区邀请了两名音乐专业的学生(后来增加到五名)免费与120位老年居民住在一起。作为交换,学生需要提供独奏会和艺术疗法课程,并经常陪伴这些老年朋友。组织者希望音乐系的学生能够成为一种对抗孤独、痴呆,甚至高血压的“补药”。这一想法源于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当老年人与年轻人交流时,他们的健康会受益良多。反过来,学生将得到每位艺术家都梦寐以求的东西:热切而痴迷的观众,以及大家都渴望的免费住房。(这些代际住房实验在荷兰也曾被高调地实施过。)

这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深思熟虑的排除和活力四射的多样性,以及两者是如何相辅相成的。没有人能指责贾德森庄园的同质性:它存在的真正理由是让老年人和年轻人产生碰撞。因为在许多富裕国家,这两个群体总是彼此分离的。要想切实地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严格界定“谁”和“原因”。贾德森庄园的老板约翰·琼斯(John Jones)也迫切地希望能确保这一年龄差异不仅能共存,而且能被激活。

“匹配点在哪里?他们这样做的出发点正当吗?我们不希望学生只把这儿当作毕业前的一个免费公寓而已。”琼斯说。可以想象,如果这项实验允许任何年龄的人自愿花时间和老人在一起,结果一定是劳多功少、不尽如人意的。同样地,不限制学生的背景和专业亦会收效甚微,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即使是那些自己已经有公寓,打算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来串串门的音乐系学生,也终将枉费心机,无功而返。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实验效果都会被降低。更大程度的开放反而会削弱年龄差异所激活的生机和活力,这与疗养院的追求背道而驰。在这些学生所处的特定年龄和生命时段中,有一种力量激励着老年居民。当被问及有这些年轻人常伴左右有什么特别之处时,一位老年居民说:“这才是生活。”同时,正如一位年轻人说的那样,学生也因为“多了许多祖父祖母”而受益良多。“当我和这些年近古稀甚至百岁的老人交谈时,想到他们有些人所度过的光阴是我目前人生的整整四倍,拥有着能令我受益匪浅的人生阅历时,这简直太疯狂了。”音乐系的一名学生丹尼尔·帕文(Daniel Parvin)说。但至少在一开始,这种特殊关系的力量也得益于音乐。通过音乐会和独奏会,这种关系开始得到关注,并最终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我看来,贾德森庄园给我们上了一课:聚会的特定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把一个群体缩小至千篇一律的聚会形式中。在某些类型的聚会中,接纳过多的宾客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肤浅,因为有太多不同的“线”可以让人们联系起来,以至于很难有意义地去“激活”其中的任何一条。深思熟虑的排除能让你专注于一段特定且未被充分探索的关系。一个过于包容的贾德森庄园志愿者项目将与许多养老院的志愿者项目大同小异。这个有着严格界限的项目使之从一个服务项目升华成年轻艺术家和老年听众之间的一种关系。

第一次萌发“跨差异性聚会的特定性”这个想法是我在大学里推动种族对话小组的时候。我为学校带来的项目叫作“持续对话”。这是一个由美国资深外交官设计的小群体对话,使人们能够跨越冲突而进行艰难的对话。当时我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很多人在看到我这张种族模糊的脸时,都会先问我:“你是什么玩意儿?”其他人的情况比我糟糕得多。在弗吉尼亚大学令人不堪的历史上,当彻底的种族冲突第无数次爆发时,我和一些同学决定探索“持续对话”能否鼓励人们进行对话。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主持了20多场长达一年的小群体对话。每个小组由12~14名学生组成,每两周开一次会,每次三个小时,风雨无阻。在会议中,与会者会深入研究这些话题,并与和他们不同的学生建立关系。我和其他学生主持人一起主持每周的汇报会议,目的是明确和传播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在对各个小组的成员结构进行实验时,我们从学生主持人那里得到的反馈是,最出色、最活跃、最激烈的小组是那些由两个深陷特定历史冲突的群体所组成的小组,而不是一般性的“多元文化”小组。年复一年,那些专注于一种特定关系的对话——黑人与白人的对话,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对话,以及(在另一个校区)共和党人与LGBT(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对话,拥有最庞大的忠实成员规模和最激烈的讨论(你希望在对话中看到的那种)。在这些小组中,主持人感到他们正在获得深刻的突破,而不仅仅进行是有趣的对话。为了保持专注,我们必须对没有那些背景又想要参与的学生说不,并深思熟虑地为我们的决定辩护。

规模问题

我曾经用上文所讨论的道理指导过一位客户。当她终于准备好有目的地排除一些宾客时,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我该如何开口?

最诚实的方法是向这些“不合格”的客人讲明你的聚会目的。你的聚会目的不是针对个人的,聚会有自己的生命。你可以告诉他们这并不是最适合他们的聚会。

你也可以把责任归咎于聚会的规模,这样做你也并没有撒谎。每个聚会目的都有相应的理想规模。对于聚会上发生的事情,不存在神奇的化学公式,毕竟这不是科学。然而,聚会的规模决定了你能在聚会中从客人身上获得什么。

如果你想在聚会上进行一场生动而又包容的谈话,你应该考虑邀请8~12人。如果少于8人,这个群体可能会缺乏视角的多样性;超过12人,就很难让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因此,当你厘清该邀请谁和该拒绝谁时,如果有额外的人,将改变互动的性质,因为群体的规模太大了。另外,如果你聚会的目的是做决定,那么你可以考虑减少厨师的人数。此外,像最高法院这样的决策机构会有意地在群体中设置奇数名决策者,以提高做出决策的概率。

根据我的经验,群体中有一些特定的神奇数字。每个促动师都有自己的数字列表,而且很近似。我的数字是,6、12~15、30、150。

6人组:这种小组规模非常有利于建立亲密关系、深度分享和通过讲故事进行讨论。“青年总裁组织”是一个面向CEO的网络,它开发了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流程,有助于6人一组的同事进行相互指导,并解决问题。另外,6人一组并不适合提供多样性的观点,他们不能承受太多的负担。为了让聚会更精彩,每个人都负有更多的责任。教会经常鼓励他们的成员加入6人左右的“小团体”,每周与成员共进晚餐,分享待祷事项、痛苦和欢乐,从而使教堂变小。

12~15人组:下一个有趣的数字是12人左右。12人的规模足够小,有利于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也可以仅由一位仲裁者(若有,且无论正式与否)管理。(在大型会议需要多名主持人的情况下,通常会将与会者人数除以12,以计算需要多少名主持人。)与此同时,“12”这个数字足够大,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让人产生某种程度的神秘感、错综复杂感,以及有建设性的陌生感。在“持续对话”中,我们的小组人数总是保持为8~12人。亚瑟王那张著名的桌子有12个座位,耶稣有12个门徒。在工作中我发现,12这个数字(或多或少)是许多初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开始出现员工问题的分界线。我有时将此称为“桌子时刻”,即一个组织的成员围绕一张桌子已经坐不下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它带来的问题会比你想象的要多。我曾与一家已经达到这个规模的美容公司共事,并注意到在曾经合议协商的文化中出现了冲突和不信任。当团队规模还不到12人的时候,整个公司都可以在一个会议室里坐下来合议任何事情。一旦员工人数增加到20人,这些即兴会议就会自然而然地把那些当时可能不在的人排除在外,因为桌边已经没有位置了。而且他们必须开始为这么大的团队制定一套会议流程。

30人组:无论你的聚会是什么性质的,30个人的聚会都令人隐约觉得像是一场派对。如果聚会的规模越小,亲密的程度就越高,那么30人左右的群体就会有自己独特的特质:喧闹的嘈杂声,能量巨大的爆裂声,派对所散发出来的可能性。这种规模的群体通常太大,以至于无法进行一场单一的集体对话,但是然我见过在有经验的主持人和有合适的房间的情况下,这种聚会还是可以被安排得很好。

150人组:下一个有趣的数字在100到200之间。当我和会议组织者探讨群体活力时,我屡屡听到的理想范围是100~150人。虽然在具体数字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同意在这个数量级上,“亲密和信任在整个群体层面上仍然可以被触及”。星火会议(spark conference)是由媒体领袖举办的实验性聚会,一开始有100人参加。后来组织者发现70人的规模能创造一个更亲密的环境,许多“非会议”都是为100人的规模而设计的。我认识的一位比利时酒店老板认为婚礼应该达到150人的规模,因为她认为在这个规模下每个人都能同时看到对方,因此婚礼可以像一种有机体一样运作。这个范围大致符合一些人类学家所认为的一个部落的自然规模。只要有意愿并做出努力,150人是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都彼此碰面的规模。150这个数字也和社会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所说的人类可以维持的稳定友谊数量相匹配,这就是邓巴数字。当然,超过“部落”规模,人们仍然可以很好地进行聚会,只不过体验单元通常会被分成更小的子组。

人海:远远超出以上聚会规模的就是人海。想想波纳若音乐节、世界杯、塔利尔广场、百万人大游行、麦加朝觐和奥运会。这些聚会的目的与其说是增加亲密联系,倒不如说是利用一大群人的集体震动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