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能实现“库兹尼茨曲线”的底部穿越吗？

中国奇迹与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这种历时如此之长、范围如此之大的经济高速增长活动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因此被许多中外观察者称为“中国奇迹”。

三十多年来，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制造业大国。这一个个头衔让许多国家大为惊叹，更加刺激了世人的眼球，最让世人眼热的是，奥运会、世博会空前气派，磁悬浮、高铁、地铁等政府项目进展神速，政府海外采购出手不凡，企业海外并购胃口大开，中国商人海外投资遍地开花，中国游客走遍世界掀起购物风潮，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中国富人榜上有名且节节攀升，中国人变成豪宅、豪车、国际名牌奢侈品新的消费群。所有这些极具感官刺激的信息，都在激发和强化一个概念，即“中国奇迹”。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相伴随，国际社会在不断校正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从最早的“黄祸论”，到“威胁论”，再到“机遇论”，又到金融危机后的“救世论”。这种认识和判断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

“中国奇迹”令世人瞩目，然而，造就这个“奇迹”的传统发展模式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早已经走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年华，变得步履蹒跚。目前，传统发展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和挑战。在经济方面，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难以持续，而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在政治方面，权力相对集中、公共性和参与性不足的体制，因长官意志包办主义严重、公权限制乏力、责任机制匮乏、公共政策跑偏等弊端，难以实施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科技方面，技术轨道锁定的风险加大，科技泡沫化的趋势日渐形成。所以说，经济危机、科技泡沫以及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已经把中国经济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也有不同的判断。其中，林毅夫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了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看法。他是比较乐观和有信心的，预测中国经济还将高速发展二十年，到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50%，经济总体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在全世界前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会达到150家左右。同时，郑新立也曾经强调：“我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至少还可以保持二十年，为什么呢？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快速增长保持了二十年，韩国的快速增长保持了三十年，中国应当创造快速增长期的新纪录，可以保持五十年。因为从当前来看，我们还有好多经济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只要我们通过改革不断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保持二十年的快速增长完全没有问题。”

然而，两位专家的乐观却不一定能引起全社会的共鸣。对于两位专家，尤其是林毅夫，很多人并不认同他的乐观判断，反而认为他去做了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以后，已经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变得陌生了，他的论断是在“放卫星”，是在“盲目爱国”。可见，对于未来经济走向，一种悲观的情绪已经笼罩在神州大地上了。同时，我国政府对未来经济走向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已经把经济增速的预期下调到7%，与“十一五”期间的实际增速11.2%相比，增速下降了37.5%。社会的悲观加上政府的谨慎，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回顾、反思我们三十多年来所走过的路，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模式。

就前些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个奇迹，但是到底怎么会导致这样高速的经济增长呢？我们过去倾向于强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独特的一面。独特的一面确实有，而且没有必要去否定它。但是，当我们把独特的一面抽掉以后，我们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增长的话，中国也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因为中国的增长无非就是在资本的高速积累（包括外资的进入和中国国内高储蓄率）的推动下产生的，再加上中国有人口红利，所以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高速增长肯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但是，无论是从资本积累来看，还是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看，两者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就显得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要维持在年均10%以上的高速度，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大概需要保持年均4%以上的增长率，从过去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前的要素供给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每年也就3%多。有一次，哈佛大学的资深经济学家帕金斯受邀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他给出了这样一个判断：未来，中国的增长率下降到年均6%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毕竟，中国年均近10%的增长率已经维持了三十年，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纪录。根据帕金斯的估算，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基本上在人均GDP达到1.33万美元（按2005年价格计算）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

其实，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结果，与中国是个大国有关，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够知道未来中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如何实现。中国大陆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几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是在面积还是人口意义上都绝对是个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高速增长更多是来自东部，中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主要是东部的追赶。如果一定要与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做比较，那么，拿中国的某一个或几个省来比较，可能比拿全国来比较要更合适。换句话说，中国的东部可能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即将迎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期。

我们要抓住世界经济结构深刻变化、国内外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国内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这一重要契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构筑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基础。

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通过积极扩大内需，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明显降低。但也要看到，我国内需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稳固，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房地产投资和企业投资活动，都还存在较多的不稳定因素。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发生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巩固内需增长基础，是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扩大消费要尽快把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引入平稳较快发展轨道。我国居民的住、行改善是消费增长的主导性力量，是2002年以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需求源泉，预计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要通过房产税等制度建设，弱化住房的投资属性，从根源上控制投机性、投资性买房活动，同时从政策上积极支持引导刚性、改善性等居住性买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需求平稳地可持续增长，促进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平稳健康发展轨道。

扩大消费还要努力消除制约城市化的瓶颈，加快城市化步伐。城市化为扩大消费、扩大内需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空间。如果我国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预计未来还将有三亿左右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此外，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还有两亿左右没有城镇户籍。综合来看，这一城市化进程中还需要使五亿左右的居民转变为城镇户籍人口。由此可见，城市化依然任重道远。城市化首先可以大大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大约是农民的三倍，城镇非户籍居民消费也明显低于户籍居民。随着户籍人口的增加，扩大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城市化还会带动大量的城市建设，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包含了投资增长的巨大潜力。因此，需要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增强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和能力，提高服务水平、扩大覆盖范围，同时加快制定城市长远发展规划，用以指导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加快提高城市承载能力的步伐。要通过多种措施巩固内需，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和要素供给条件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在新形势下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抓住机遇，促进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加工业振兴发展，为工业制造业设备水平提高提供有力保障，使我国加快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提高，我国工业制造业企业普遍加快了转型升级步伐，其中设备更新渐趋活跃。这就给装备制造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另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暗淡，主权债务问题的发展，扩大就业的压力，会使其输出技术设备的内在要求趋于加大，这或将使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获得所需的技术支持成为可能。

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一机遇，通过改革，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进入装备制造业这一复杂分工协作系统，通过大企业和龙头企业带动辐射中小微企业，充分释放民间创业蕴含的巨大活力与创造力，并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掌握更多先进技术，从提高零部件制造水平起步，全面提高我国装备制造水平。我们还要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全面实施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制定出台投资、税收、金融、人才等方面的鼓励政策，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要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继续实施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投资专项，推进煤炭、钢铁、石化等行业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制定分解淘汰落后产能目标。要进一步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研究制定鼓励服务业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发展目录。

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还要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通过经济结构优化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要实施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研究制定新十年东北振兴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同时积极支持东部地区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