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商鞅变法（一）
商鞅的“变法”有以下主要内容：
确立更具备发展潜力的政治中心，定都咸阳。
建立“郡、县”的行政管理制度，收回领主们对封地人民的行政管理权。
鼓励耕织：生产的粮食、布帛超过规定数量者为“良民”，免除一家傜役；
因懒惰而贫穷的为“莠民”，罚做“官奴”；
奖励并强制农民把自己附近的荒地开垦为熟田。
改革军队法令：
斩一敌首，赏爵一级，临阵后退者，杀！
以军功确定尊、卑等级。
废除世卿世禄制度：
有功者授上爵，可显荣；
无功者虽富人，穿的衣服、车上的装饰，不许有华彩；
国君的宗室无功，也削籍为庶民。
实行户籍管理。
身份证明、住店登记、讦告、连坐；
严禁私斗，无论曲直都要受惩罚，直至杀头……等一系列维护社会治安，加强控制人民的严密法规。
此外还有许多利于发展生产、扩大国家财源，强化国君统治的措施，就不一一赘述。
总之，“新法”可以使劳动者和下层的“士”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较多的收益。
赋予了战斗在第一线的将士们以更多的实际权利，从而大大调动了生产和作战的积极性。
使秦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但“治国以法”势必废除旧的“亲亲、贵贵”、任人唯亲的制度，破坏了奴隶主贵族们的“民主”。
削夺了那些既不必从事生产劳动。
又不必当兵打仗，只靠祖宗庇荫就能吃喝享乐的世袭贵族们的特权。
他触动了旧奴隶主贵族们的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就必然会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
这些人世代掌权、官高位尊，又互相连结，盘根错节。
势力雄厚到连国君也不能仅用一纸命令就能使他们服从的程度，要推行新法，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家将和猎手们撒鹰纵犬正在田野里激烈角逐，几位公子哥儿却半躺在林中树荫下。
他们懒洋洋的边休息边喝酒。
为什么他们出来游玩，却失去打猎的兴趣？
一个身穿棉花衣、脚踏鹿皮短靴的青年愤愤地把残留一半酒的杯子甩出去：
“照他的‘法’，明天咱们都得上前线，拼命去砍人头。
哼，谁的头愿意让你砍？
说不定别人的没砍到，先把自己的闹丢咧！
想起来就让人心烦。”
又一个青年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笑了：
“甘则，你不是一向以武艺高强自诩吗？怎么倒怕上战场啦？”
甘则瞪了他一眼：
“公孙梅，你傻呀？
战场上不同在校场比武，那是枪枪见血，刀刀吃肉，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你这样的小白脸上去，更是给人家当‘立功’的材料！”
公孙梅面容姣美如少女，穿一身素白，更显得亭亭玉立。
据说他妈“梦梅”而生他，所以取名“梅”。
祖父公孙贾官居太师，是太子驷的老师，地位显赫，对这唯一的孙子溺爱无比。
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公孙梅身上更多的是女儿气。
他本对游猎这类粗野的玩法没什么兴趣，是被表兄嬴飞拉出来散心的。
听甘则讥笑自己，便一撇嘴：
“你别吓唬我，我不上战场，谁又奈我何？
反正立功与否，我照样活。”
“你不上战场？”
甘则冷笑：
“按他的‘法’，谁的服装上没有军功绶带，就只许穿麻布衣服、老羊皮袄，连车上都不许画彩漆、挂银铃。
你还想把自个儿扮成一朵花儿似的呀？没门儿！”
不许穿鲜美的衣服往俏里打扮，还真戳中了公孙梅的心事，不由得蔫了。
“那怕什么？咱们有钱啊！”
正在旁边照料他们吃喝的郑贾忙上来打气儿，他是大商人郑朱的儿子。
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
但郑朱太有钱了，每年可上缴国库几百万的“利税”。
对各位公侯重臣也孝敬不断，所以虽然“成分”低劣，却仍可锦衣玉食。
儿子郑贾也仿效父亲用钱开路，结交这些公子少爷们。
而这些豪门子弟显然“根正苗红”，并不把这个“人”放在眼里。
他的“钱”却是他们恣意挥霍之必需，因此双方一拍即合。
使郑贾得以“附骥尾”，可也不过是在游玩时给人家当“仆夫头儿”。
但在世俗眼里，却能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得以“狐假虎威”。
而这也正是他花钱所求的。
所以在他的思维中，“钱”能弥补任何不足：
“没军功没关系，咱们拿钱啥子都买得到！”
甘则厌恶的骂道：
“你懂得个屁！
军功只能用敌军的人头换！
你有多少钱也没用！
休说钱，便是我们这些宗室子弟，三年无寸功，就要削籍为庶民。
你们这些‘四等公民’在他眼里就更低劣了，被看作是不劳而获喝民血的寄生虫、虱子、臭虫！
懂吗？
他规定你们所有男丁每年必须到军队服百日杂役，不得雇人替代。
嘿嘿，可也好，只管侍候大爷们的马，不打仗！”
这下子所有的人都蔫了：
秦人虽然剽悍，但这些贵族子弟，在骄奢淫逸的生活环境中已兑化变质。
只想玩乐享受，谁愿披坚执锐、餐风露宿、出生入死的去保家卫国、扩展疆土？
所以他们对剥夺了自己优越特权的“新法”非常不满。
而他们的父、兄辈，因为“新法”不仅动摇了他们高高在上、倨视苍生的尊贵地位。
更严重的还是将更改他们视为金科玉律、习以为常的旧法统、旧观念。
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习惯势力与各种利益结合在一起。
要想触动它，就比挖了他的祖坟还难以忍受！
于是他们不断向秦孝公指责商鞅的“新法”：
“误国、害民”有如“洪水猛兽”，将危及秦国的统治。
秦孝公苦口婆心地向他们一再解释，他们反倒连秦孝公也指责在内。
秦孝公却又不能动用“君权”简单的惩处他们，感到非常为难。
商鞅却胸有成竹：
“让臣跟他们谈谈，保证让他们心不服也得口服，不能再阻挠‘新法’的推行！”
一场有关“新法”的大辩论，不可避免的势必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