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因为是开篇第一讲，我们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涉及两点。一个方面是文化史上，作为西方文化的母体，古希腊的一些基本特征；另外一个方面，古希腊是西方文明早期达到的一个巅峰，它在哲学思想上具有辉煌的创造，所以我们也会花一些时间来了解，哲学在它的童年，是以什么样的形态来出现的。因此，也许和后面的有些专题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开始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介绍古希腊各个方面的情形，而不是完全集中在某个人物和他的某本书上面。与此相应地，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自己去阅读柏拉图的两种著作，一部著作是苏格拉底临终——被判处执行死刑之前，为自己所作的辩解——《申辩篇》，另外一部是他的这本读者面最广的著作——《理想国》，这是我们预先要作的说明。
每当我们谈到西方古典文化的成就，谈到的都是希腊罗马。最近几十年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古代文明并不像以前人们设想的那样相互隔绝、相互孤立，而是有所交流、有所沟通，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总体说来，在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几个大的文明，基本上是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对后世有非常大影响的几个重要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等，它们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突然兴盛发达起来了。
20世纪一个德国哲学家，叫做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他曾经有一套理论说，在世界上古史上，有一段时期可称之为“轴心时期”。他所谓的“轴心时期”，指的是在公元前8至前2世纪、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各个古典文明突然都有了一个飞跃，实现了突破。好像这些文明，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了。的确，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在中国，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古典文明辉煌灿烂的一个时代。直到今天，对我们文化传统影响最深远的一些基本思想已经成形。
比如说在印度，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邪魔外道”，这个“外道”是从印度来的词，因为有正道，然后才有外道。中国诸子百家兴起的那个时代，在印度也是一个“外道”流行的时代，是很多后来成为正统的、或者后来被视为异端的宗教和神学的流派兴盛发达的时期。
也是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文明达到了巅峰状态。希腊文明成为整个世界文明中在今天还占据主导地位、呈强者姿态的西方文明的萌芽期，或者说是童年时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从各个古典文明相互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的确有一点是非常独特的，这就在于她的绵延不断。这个文明没有中断过，今天的中国人，在血统上，历经历史上很多次大融合，大概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纯粹的血统。但是这个文明尽管经受了很多磨难，其种族仍旧繁衍下来了，它的基本血统，它的整个民族，没有断绝。
与此相对，今天的印度人，和历史上创造了古典印度文明的印度人；今天的希腊人，和柏拉图那个时代的希腊人，他们中间就是断绝了的。它们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同一血缘的民族。每个古典文明，在它繁荣兴盛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形态，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我们所要涉及的公元前5世纪左右这段时期，古希腊的文明在政治上、文化上，已经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发展。
我们今天要谈到雅典文明，谈到古希腊文明达到巅峰时期的雅典，都会注意到这个时期，雅典所实行的是一种民主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是当时其他古典文明所不具备的。当然，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有它的特点，就在于那个时候整个希腊文明——尤其是雅典——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奴隶制的。希腊基本的政治单位是城邦（polis），也就是说以一个城市作为中心形成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city-state）、一个城邦。当然，那个时代没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国家意识。各个城邦之间，虽然有着一种统一的意识，好像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都是文明世界，希腊之外，就是波斯，就是别的野蛮民族，是不那么文明的民族。但是各个政治体之间，各个城邦之间，很少能够形成相互统属的这么一种关系。各个城邦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有的城邦，那就是由一群寡头说了算，像斯巴达长期就是这样的情形。斯巴达和雅典，是这个时候希腊最主要的两个城邦。而雅典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有了相对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是以奴隶制作为基础的。城邦里面，相当大一部分的人，是作为最底层劳动力的奴隶，丧失了人身自由，完全作为创造财富的劳动力来使用。还有一部分人，不是雅典本地人，是外邦人，或者说是雅典的外来人口。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不是雅典人，是外邦人，后来才到雅典的，所以他对雅典缺乏他的老师和他的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那样的认同感，大概和这点也有关系。除了外邦人、奴隶、妇女和儿童之外，雅典大概还有1万多名到2万名左右的成年男子，他们是拥有全部政治权利的雅典公民，重大事务都是由他们说了算，重大决策都由他们通过各种表决方式来决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雅典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它的一定的人口当中，的的确确实现了全体成员当家做主意义上的民主。
古希腊在文化精神创造方面的成就，和它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局面当然是无法分割的。我们今天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谚语——“希腊的光荣，罗马的伟大”。“罗马的伟大”的意思是指，罗马在技术条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的庞大帝国。而希腊的光荣，指的主要就是它的文化创造和精神产物达到了人类文化史上比较早的一个高峰。
古希腊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主要涉及的，是它在哲学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哲学”这个词，对于我们中国文明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军事”、“政治”、“技术”等等这些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词，都是一百多年前才从西方，经过日本转手传入的。今天虽然我们会看到一本本书，谈中国哲学，谈印度哲学，但“哲学”这个词本身不是中国传统里面所具有的。Philosophy这个词有两个组成部分，前一半是philo，它的意思是爱、热爱、追求；后一半sophy是从sophia这个词变过来的，意思是智慧。哲学是什么？它是现成的知识吗？是由一个人或一本书来告诉你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他的人生才谈得上完满和幸福？如果有这样的可以传授的现成的知识，它是智慧吗？它是哲学吗？哲学这个词，原本是一个动态的词，它指的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黑格尔说，哲学是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希腊文明开始的独特的精神产品，是别的民族所不具备的。这个看法，当然很多人不同意，但是无论如何，希腊的确是哲学的故乡。
如果我们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会看到其中有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评论，经常会在他的晦涩难懂的长篇文字里面流露出来。比如他爱说，智慧是从哪里产生的？智慧是从好奇开始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是和古希腊人当时爱用的另外一种说法相对应而出现的，那另外一种说法是悠闲出智慧。也就说一个人如果成天忙忙碌碌，为了日常的衣食住行，完全把自己的精神空间给占据了，那么智慧是无法出现的。只有当人无所事事或者不被下一顿饭从哪里来这样的事情压迫得那么紧，能够从最紧迫的物质需要的压力当中解放出来，他才能够思考一些和实际生活没有特别紧密关切的问题，悠闲才能出智慧。
亚里士多德说的是好奇出智慧。好奇是人类的天性，人们会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感到好奇。有些问题比较简单，比如说，一个人为什么会喜欢另外一个人；比如说，风吹过来，一片树叶为什么会动了。还有一些问题就比较麻烦，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个体所能占据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微不足道、极其有限的，然而他分明能够感受到，好像有一个无限的、永恒的东西，和自己相对照而存在。或者，他会觉得世间的一切，最后都是流变不居的，万事万物好像都是容易败坏的。比如我面前的桌子，看着非常坚固，但是我完全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它会变形、会破、会坏。日月山川、江河大地，也绝对不是永恒不变的，世间一切都是变幻不定的。在这个变幻不定的背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常驻不变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充满了变动，过着充满了由生到死、由小到老这样变化的人生。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完完全全变化不定的，还是这背后有某些不变的、永恒的东西，可以被我们当作自己生存的依据？亚里士多德说的“好奇出智慧”，大概就包括了这些方面的内容。人们总是从好奇出发来进行思考的，或者说，人类文明的成果，如自然科学的成果，都来自人们的好奇心。比如我要了解风的形成，我总是好奇，为什么会有风产生？又如人类制度方面的成果，比如说，我好奇某一个人的身高体重以及拳击技能完全不如我，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要俯首帖耳、听命于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权威？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垄断某种暴力来针对别人进行统治？这也是好奇。
我们可以说，哲学的诞生地就是在古希腊。柏拉图之前，古希腊的哲学就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哲学作为对于智慧的热爱和追求，不是一套现成的需要传授的知识，而是需要人们不断地用全部身心投入来加以理解和追索的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智慧之学来说，它并不是提供一套令所有人都认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答案。也许对于哲学而言，更重要的是提出有价值的疑问。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问题。我们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都会提到一个人物，这是哲学史上第一个人物泰勒斯（Thales）。这第一个人物，留在哲学史上的是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
万物的本原是水，这好像是个非常粗陋的命题。但这个命题，是哲学这门学科的缘起。这个命题，当然用不着我们到文明发展过这么多年之后的今天，才觉得它极其简陋，但它的意义是什么？世间万事万物变幻不定，人类在最初产生了好奇，在最初有了闲暇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企图对这样的问题提出追问：世间的事物无比丰富、无比复杂，但是丰富、复杂且变化不居的万物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原？以文明初期阶段人们的见识而言，水，它可以是脏的，可以是干净的；它可以是固体，可以是液体，可以是气体；我们所见到的万事万物，包括人体、植物，无不充满着水；也许水的各种各样形态的变化，就构成了世间万物多姿多态的源泉。这样一种设想和思考，在人类智慧萌芽的童年时期是不是非常自然的呢？“万物的本原是水”这样一种命题，相对来说的确比较粗糙，但它所表达的追问世界本原的这样一种意识，就是人类智慧的初期开端。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相关例证。中国先秦有一些思想派别，后来在中国传统里面断绝了，又过了很多年，人们借助西方新传来的比如逻辑学等等知识，才对它们又能够重新解读并有所理解。名家就是其中一支。名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公孙龙。公孙龙有个非常著名的命题——“白马非马”论。这个命题，三岁小孩也知道是错误的。白马是马，能说出这样正确命题的人很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在思想史上留名；而说“白马非马”的公孙龙却留下了名字？是不是我们的文明从非常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样一个传统，要给标新立异者留出一个特殊的地位？大概不是。因为“白马是马”这个正确的命题没有显示出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而“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以一种非常极端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人类的生活，人类对世界的感受，人类相互的交流，都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基本单位中，概念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概念从哪来的？概念总是抽象而来的，它要代表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各种东西。而概念的抽象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生物、动物、哺乳动物、人，这一系列不断递进的概念就是如此。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术语来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白马非马”实际上是把概念的抽象性的不同层次，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关系，以非常鲜明的方式突显出来了。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哲学思维，或者说人类智慧的表征，它经常不是提出一个正确命题，而是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古希腊哲学在一般的教科书里面经常会被区分为苏格拉底前的哲学和苏格拉底后的哲学。苏格拉底是希腊哲学史，也是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者互相之间有着师承关系，他们三个人构成了希腊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或者不如径直说是最高峰。也就是说，从苏格拉底开始，原本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希腊哲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形态，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它的智慧的果实，以一种更加成熟的形态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开始要稍微花点时间来讲一下苏格拉底，尤其是为自己所作的著名的申辩，那实际上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的呈现出来的苏格拉底。
我们都知道孔夫子自己是没有著作的，流传至今的《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所记录的孔子的言论。苏格拉底也是没有自己的著作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苏格拉底的思想，绝大部分靠的是柏拉图的著作里面所呈现的形象。柏拉图一生写作了很多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以对话体来写作的，且相当大一部分的主人公是苏格拉底。所以苏格拉底，或者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在多大的程度上不过是柏拉图笔下创造出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这历来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一般认为，早年的柏拉图所写的著作里面，苏格拉底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表达的基本观念，通常被认为是年轻的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思想和行迹的记载。苏格拉底是一个外型非常奇特的人，长得很不好看。那个时候，有公民权的雅典成年男子，往往并不见得非常富裕，苏格拉底大概就是一个没有很多钱的人。他早年也干过很多事，服过兵役，也经常在大街上和别人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早年，苏格拉底曾经被很多人认为和当时的“智者”（sophists）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Sophist”这个词当然是从sophia这个词衍变出来的，我们今天常把它翻译成“智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批“智者”？苏格拉底早年经常和别人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别人也经常会认为，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是在不断地诡辩，所以他被视为“智者”中的一员。“智者”是怎样的一批人？你要是对美国或者台湾地区的大选有所了解，就会发现，竞选人的口才和辩论技巧，在现代各种各样的民主政治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古典早期的雅典式民主制度中，一个人和别人辩论的能力，即说服别人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希腊时期，就有很多非常雄辩的演说家，而且专门有一批人来教将来准备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出人头地的富家子弟怎么和人辩论，这批人经常被称为“智者”。这个词经常是带有贬义的，为什么？因为人们往往觉得他们不过是教人诡辩，他们本身并不是要追求真理，而是利用人的理性和辩论能力，为某一种特殊利益服务。从黑格尔开始，对于“智者”这个学派，已经有了不同的评价。当然，有很多“智者”好像是玩弄智慧，并不关心人类的理性思维最后所能够达到的结果；但是“智者”也有很多很好玩的问题，反映了人们早期的哲学思维的深度。举个例子，早期“智者”爱提的典型问题：我现在开始拔头发，一根一根往下拔，拔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现在是一个秃头了？这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或者我往地上放大米，一颗一颗放，放到什么时候可以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堆米了，并且没人会对此有疑问，等等。有的“智者”经常会引诱人上当，比如说，有“智者”会引诱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说：是不是所有问题，你都可以用对和错这样的答案来回答？头脑简单的人当然说，可以，没问题，而且我决不反悔。然后“智者”就会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已经不再毒打你的父亲了？“是”还是“不是”？“是”，已经不再毒打他了；“不是”，那么还在毒打。这些问题有诡辩的意味，但也包含了很多对我们的思维训练来说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以后我们还会回到“智者”的某些和当代思想相关的层面上来。
苏格拉底生活在那个时代，经常和人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让别人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所以他被人误以为和“智者”没有什么分别，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据说，他经常站在大街上和各种各样的人讨论，讨论的方式，他自己经常称之为“助产术”。“助产术”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跟你一块讨论，我不断地引导你。比如我们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智慧？讨论这些问题时，你原来的观点和苏格拉底完全不一样，但是苏格拉底通过抽丝剥茧的讨论，把你的思路引来引去，你最后不由自主地得出了苏格拉底让你得出来的结论。
苏格拉底的意思好像是说，他要做的不过是一个助产术，帮助你把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正确的概念和思想，启发出来而已。当然，有很多人因此对苏格拉底非常之感激，因为苏格拉底使自己知道，原来自己模模糊糊的思想是不太对的，而自己完全有可能通过和他的讨论，得到一个高明得多的观念。然而，他也使很多人感到非常之丢人，因为苏格拉底每次都表现出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双重优越性。这个人的存在，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但对于很多人，也许是更多的人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所以才会有了苏格拉底最后的不幸结局。
苏格拉底虽然在外在的生活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幸运的地方，比如说，他没有足够的财富，也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公职，但是就因为他的能言善辩，就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智慧，有很多人追随着他，其中有一个富家子弟，就是后来的柏拉图。
苏格拉底在垂垂老矣的时候，碰到了最后使得他的生命走向终结，也使得他的智慧和道德的形象达到了一个巅峰的事件，这就是苏格拉底之死。有关苏格拉底之死，有关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还有好几篇对话，都是谈这个事的。谈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死，谈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是怎么看的，谈苏格拉底怎么来设想人类究竟有没有灵魂等等。大家可以选各种版本的柏拉图对话来看。苏格拉底被人控告，控告的理由非常简单，说他败坏青年。败坏年轻一代的思想，从古至今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苏格拉底为什么被控告败坏青年？他有没有公开地诲淫诲盗？控告他的人的意思是说他能言善辩，经常把天上的说成是地下的，把地下的说成是天上的，他使得原来整个城邦共有的风俗、共有的习惯、大家所认可的一些基本准则，都遭到了破坏和动摇，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共同体，其存在要依赖于一定的共识。比如说，做什么事情是正当的，什么样的权威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服从的等等。这些共识，有的是明确宣示出来的，更多的是虽然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但却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而让人们隐然之间都接受的那么一些观念。苏格拉底经常和各种人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就会在讨论的时候，碰触到雅典城邦的敏感神经，碰触到它赖以维持这个共同体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
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以及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辩护，我们只非常简略地涉及《申辩篇》。柏拉图的这篇著作篇幅并不长，而且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译本：北大已经去世的重要的哲学翻译家王太庆先生的译本。苏格拉底被指控败坏青年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呢？他说自己的确一直在追求智慧，在追求明确的概念。“我好比是神派遣给你们城邦的一只牛虻；……是神派我来依附于这个城邦。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对你们都穷追不舍，激发你们，劝戒你们，责备你们。”他说，牛虻的叮咬让牛时刻警醒，而自己就像牛虻一样，为了让雅典城邦不陷入道德懈怠和智力懈怠而存在着的。
苏格拉底提到这么一个说法，雅典有一个神庙，叫做德尔菲神庙，人们经常会去寻求神谕，大概有点像我们以前求签一样。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被认为是最准确的，所以有人到神庙去求神的表示，问谁是整个雅典最聪明的人，神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也知道了这个说法。他当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感觉到非常之奇怪，明明到处都有让他感觉很有智慧的人，为什么神会说自己是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人？他决定到处去寻访。他拜访了政治家，发现他们只会夸夸其谈；他拜访了各种各样的工匠，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技艺非常之精通，但是对此之外的任何东西却一窍不通；他又去拜访了一些诗人，但是诗人在创作诗之后的胡说八道，让他深切地感觉到，诗人创作靠的是灵感而不是智慧。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我之所以还被神认为有智慧，是因为我还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知道了自己的无知，知道了自己的智慧就在于了解自己还对很多东西并没有真正的知识，或者说，对于自己缺乏知识，他有明确的认识。
在《申辩篇》里面，我们会看到，苏格拉底反复在谈，后世的人们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没有经过审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的生活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没有经过自己的检验，没有经过自己的审视，没有经过自己的反思，这样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有一个前些年刚去世的非常著名的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他有一本书就叫做The Examined Life，我看到最近中文版出了，名为《经过省察的人生》。它考察的就是家庭、爱、善等问题。比如说幸福、死亡，这是我们的人生当中经常碰到的事情或问题，我们要对它进行反省。苏格拉底说他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本着和年轻人一块来探讨问题的精神，来和他们讨论的，他觉得自己至少把他们引领到了更加真实的精神生活，结果反倒被人冤枉，被指责为是要败坏青年，败坏他们的灵魂，败坏雅典的将来。苏格拉底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指控。
我们刚才讲到，苏格拉底被审判的时候，为自己作了各种各样的辩解。他本来好像有很多机会至少不被处死或者是免于受罚的，但是他好像存心要激怒雅典人。比如说，他不愿意接受对自己罪名的指控，但又拒绝让妻儿老小来求情，而在当时的雅典，被告人让自己的妻小来争取人们的同情心，是一个通例。又比如说，在柏拉图关于他的最后日子的其他几篇对话里面，有人告诉他，可以花钱买通看守然后逃跑到异邦，他也拒绝了。在《申辩篇》里面，有人提议，他应该出点钱接受罚款，对这一点他倒是欣然表示同意了，但是他提出来的是非常小的一笔钱，大概相当于我们说：行，我错了，罚我一分钱吧！这反倒加倍地激怒了那些公民，所以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情形，就是在判定苏格拉底有罪的时候，同意他有罪的人，比后来同意判处他死刑的人还要少。或者说，同意判处他死刑的人，后来反倒增加了。他好像存心在激怒雅典人、一心求死，所以后来有人评论说，苏格拉底好像非常希望自己早早地成为一个烈士，在雅典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
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或者苏格拉底之死，在西方文化史上一直是人们不断讨论的话题，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至少对于他的亲传弟子柏拉图来说，这完全地改变了后者的生活。柏拉图出生在一个富有人家，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苏格拉底所吸引，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寻求智慧的事业。他和苏格拉底一样，要寻求一种善，要寻求一种完满的生活，要寻求一种经过审察而站得住脚的生活。
柏拉图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到了什么？我们待会儿谈到柏拉图那本《理想国》里面对政治制度的设计的时候会看到，柏拉图大概是绝对不会同意民主制度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一种多数人说了算的制度。到今天为止，世界上大概绝大部分国家都会认为自己是民主制度，只不过认为自己实现民主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很少有国家敢于公然说，不民主的才是好制度。但是在西方自古至今的思想史上，民主是不是就一定被认为是一种最善、最好的制度？
这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反复谈到的一个论题。民主制度不见得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因为多数人并不就天然地意味着道德和智慧上的优越性。但是相比其他制度来说，它最不坏，或者说，它的好处相对来说更多，风险更小。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追求最好的东西，而只能够在不那么好的东西当中，选一个危害相对比较小的、好处相对比较可靠的这样一种制度。至少在柏拉图写《申辩篇》里面，苏格拉底是被民主制度，被多数人说了算的制度，判处死刑的。这一条，大概对柏拉图的影响是非常之深刻的，回头我们还会再谈到这一点。
关于苏格拉底我们讲了不少，大家读《申辩篇》一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通常的说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好像面对同样的材料，人们自然地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常识的观点总认为，面对同样的事实，人们总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否则一定有人在捣乱或者他在德行和知识方面尚有欠缺。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很通俗的例子，面对半杯水，乐观者和悲观者就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看到还有半杯，另一个看到只剩下半杯了。稍微复杂点的例子，有人曾经谈到中国古代司法的灵活性，同样的案情，县官判案时，想要轻判，就是“虽然罪责难逃，毕竟情有可原”，想要重判，就是“虽然情有可原，毕竟罪责难逃”。前两天我参加一部有关俄国思想的新著的讨论会，有人提到某个名人的名言，说是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明白了他笔下的俄罗斯人必须要沙俄的暴政才能有效地统治。但在我看来，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产生这些可悲而又可恨的人物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统治太不人道，没有存在下去的合理性！也许各位在此之前对于比如说苏格拉底和卢梭的了解，都是一张白纸，等到大家读过《申辩篇》和《忏悔录》，大概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苏格拉底或卢梭的形象。西方人说，“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哈姆雷特毕竟还是哈姆雷特，他毕竟还是犹豫不定而非果敢坚决的，面对很多身份的纠葛而陷入矛盾，这是他的基本特点，无法摆脱。但毕竟每个人心目中的哈姆雷特又必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来读这样一些东西，总会得出一些不同于别人的观点，也会在不同的解读中感受到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呈现。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柏拉图的这本书——《理想国》。《理想国》是中国对柏拉图这本书书名的传统的翻译方式，一般的英文文献里面，就把它称之为Republic（共和国），或者有人翻译成《治国篇》，讲一个国家应该怎么样治理。当然我们要指出，“国家”这个词在历史过程当中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古希腊，并没有我们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它有的是城邦——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公民构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是因为这样一篇以苏格拉底作为主角的对话，最终谈论的，是要如何建立一个最好的、最理想的人类的政治共同体这个主题，所以中文世界历来把这本书翻译为《理想国》，就是情有可原的了。
我们刚才说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各个古典文明好像突然发生了飞跃性的突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要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师徒三人构成了希腊文明的一个高峰。亚里士多德之后，整个希腊文明也开始衰败了。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画家拉斐尔有一幅画，叫做《雅典学园》。雅典学园是柏拉图在雅典建立的一个类似于学校的地方，招收了很多弟子来一块讨论问题，进行研究。柏拉图有很多弟子，这些弟子里面，后来最著名的是亚里士多德。但是亚里士多德从个人气质，或者说从个人思想倾向来说，和柏拉图是非常之不同的。我们有很多同学大概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它有一个前提，吾师和真理不见得是一回事。拉斐尔这幅画的中间是两个人，一个人在指着天，一个人在指着地，指着天的是柏拉图，指着地的应该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一个充满了浪漫奇想的人，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诗人气质浓厚的人——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里非常排斥诗人，总之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个凌空蹈虚的人物；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世界和现实经验的这么一个人物。《雅典学园》展示了两个人的不同风格。
哲学经常被人认为是最普遍的学问，因为它关注的是宇宙，关注的是人生，关注的好像是世界最普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好像又非常具有个人的个性。柏拉图是一个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具有浪漫气质的文人。我们去看他的著作里面，很多既是充满哲思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是非常之优美的文学著作，柏拉图有他诗人气质的一面，有他充满了浪漫幻想的一面。就像古代中国，看荀子、看孟子，和看老子和庄子，大概感觉会非常之不一样，后者也经常给你充满了浪漫奇想或诡异色彩的这么一种印象。我们举个例子，柏拉图有一篇对话《会饮篇》，非常著名。会饮，就是大家一块喝酒，一块聊天。《会饮篇》里面有很多人在讨论，讨论爱，讨论人的情感。各种各样的人参加，包括雅典当时非常著名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他曾经写过一本剧作来讽刺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后世的形象不光是来自柏拉图，他的弟子色诺芬有关于自己老师的回忆录，阿里斯托芬的剧作《蛙》，也呈现了一个略显可笑的苏格拉底形象。在《会饮篇》中，在场的人们谈到爱，有一个人说了一段寓言：从前，人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非常之厉害，有两个头，身上不是四肢，而是八肢，力大无穷，又有着非凡的能力，他因此非常之傲慢。而神也觉得人如此了得，威胁到了自己，所以最后干脆想了一个办法，把人一劈为二。人变成了只有原来的一半，对于神的威胁也就少了。而人被劈为两半之后，总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总是要不停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所以今天西方人要讨好自己的爱人的时候，就说她是my better half——不光说那是我的another half，而是我的better half，那个比我要更好的另一半。这种说法就是来源于柏拉图的这篇对话。
我们先按部就班地来谈一些相关问题。《理想国》我们主要从两个层面谈，一个是谈它的基本的哲学立场，另外是谈一下，《理想国》对它试图建立的理想的政治共同体是怎么构想的。
我们先解决前一个的问题。说到《理想国》中所反映的柏拉图的基本哲学立场，我们会涉及影响柏拉图的一些哲学派别。首先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我们都非常之熟悉，他是数学家，勾股定理在西方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学派，有很多奇怪的禁忌。早期人类智慧初开的时期，很多非常精妙的思想也经常会同很多古怪的宗教禁忌联系在一起，这是不足为奇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基本论点，或者说一个基本信条，倒不脱数学家的本色，那就是强调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总是在探讨世界的本原。有人说世界的本原是水，有人说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庄子》里面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至大无外”，最大的东西没有外面了；“至小无内”，最小的东西没有内部，如果它还有内部，它就不是最小的东西。不可以再分的东西才是最小的，那就是原子了。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撇开万物的表象，我们会看到某一种神秘的、和谐的数学关系，潜藏在万物背后，所以他强调数的重要性。其实，从哥白尼开始，一直到牛顿时代的现代科学的复兴，科学史上经常在谈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前提是，我们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在把握它的基本规则和规律之后，最终是可以把它总结成为一套数学关系的。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是相通的，是其对数的信仰的复兴。除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外，还有另外两位哲学家，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也都对柏拉图有过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只简单地谈及。前者的命题是我们所熟悉的，比如，人不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或者，世间的一切都像火，它在一定的尺度上燃烧，在一定的尺度上熄灭等等。赫拉克利特强调万物的流变，强调的是发展、变化、流变不居。与此相反，巴门尼德强调的是万物有它恒定不变的一面。我们从这个背景来看，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的哲学已经有了这么些元素，它们以不同的形式，被吸纳、被展现到柏拉图的思想中。
柏拉图最基本的哲学立场被称为“理念论”。所谓的“理念”，英文里面叫做idea，这个词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法。我们怎么来谈这个问题？这是非常专门、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但完全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产生的，也有可能从常识角度加以理解。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谈这么一个问题，而非完全按照柏拉图的方式来谈。我们刚才说到，人类的思维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的思维交流、沟通的基本工具，语言离不开概念，而概念又有不同层次的抽象性和普遍性。那么我们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红”，我们在座的不少同学穿着红色的衣服，有深红、粉红、鲜红，各种各样的红，我为什么可以说——而且所有人都认可我说的这个话——很多人穿着红色的衣服，这个“红”从何而来？我还可以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有一个抽象的、普遍的红吗？我可以说很多词，比如说，南方雪灾很多天，很多树都断了、倒了，中国的森林资源损失巨大。树，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字。几十年之前，人类学家考察南太平洋群岛上的一些土著，发现他们有的是比如松树、橡树、杉树等等具体树种的概念，但没有更加抽象的“树”这样的概念。人类的思想若没有一定的抽象和普遍化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思维的。
再比如说，在座的有149或者152个人，我们可以用“人”这个字。还有，所有人前面的桌面都是长方形的，我们可以用“长方形”这样的词。这些普遍化的东西，它是从哪儿来的？它的根源何在？或者用我们所熟悉的概念来说，我们面对的、真实看到的、真实的感官所能够接触到的，总是非常特殊、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这一个人，那一块桌面，那一个三角形等等，但是我们的语言里面，我们相互交流的时候，可以而且必须使用抽象的概念。抽象的“人”是什么？是某一个12岁的或者56岁的男人或女人吗？不是。我可以抽象地说三角形，现实的三角形有锐角、或钝角、或直角三角形，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三角形，它并不一定得具备锐角、钝角或者直角这样的特性。这所有的“红”，非常红和不那么红都是“红”，那么我为什么能够得出“红”这样的概念来？还是回到我们非常熟悉的概念和术语来，一些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和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比较抽象的东西之间，它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一种方式是说，世间真实存在的只是那些非常之具体、非常之个别、非常之特殊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把它们之间共同具有的一些特性，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抽象出来，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已。比如说有浅红、有深红、有大红、有朱红，我反复地思考，把它们内在的共同点抽象出来，最后得出一个“红”的观念。这普遍的东西，是来源于特殊的东西，这抽象的东西，是来源于具体的东西，这是一般我们会有的观念。但是也可以有人提出相反的疑问：假如我本来就没有一个普遍的“红”的观念，怎么能够把不那么红和非常红都看作是“红”呢？也完全可以有这样一种似乎与我们所习惯的非常不同的思考方式。
我们可以说柏拉图的“理念论”，从某种角度来说，走的就是这样一种路数。抽象的、普遍的那样一种东西，它不是在现实当中具体地、个别地存在着的，而是我们的思维认识到的。而现实的、具体的、个别的东西是什么？那不过是它的一个拷贝（copy），一个模仿品而已。我为什么说所有这些红都是红，是因为这些不同程度、不同倾向的红，都共同分享了同样那个红的特性、也就是“红”的理念。也就说在逻辑上具有优越性的、在先的、更重要的、第一位的是什么？乃是那个普遍的、一般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式的思路。那么与此相应地，我们的头脑里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看法，各种各样的东西，柏拉图把它们区分为知识和意见。知识是什么东西？绝对正确可靠的东西。意见是什么？意见是模模糊糊有可能错的那样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关于理念，我们可以有知识；而关于世间各种具体的事物，我们只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我们可以对它产生知识的世界，即我们的理性可以推知的世界；也有可见的具体现象的世界。
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欧氏几何最基本的出发点是点、线、面。点、线、面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吗？虽然我可以画一个图形来表示点、线、面，但是完全不占任何空间的点，或者说只有长度没有宽度、厚度的线，或者只有二维性质的面，现实世界当中存在吗？不存在。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这是一个不可见的世界，我们把它画出来帮助我们理解它，帮助我们进行运算，帮助我们进行想象，但是我们真正的对它的推论，完全是在思想世界当中来运行的。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思议，而不能够真正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可以知道的世界和可以看到的世界，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理念的世界或者说那个普遍的、一般的东西所构成的世界，乃是一个更高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由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所构成的世界，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低的世界，它模仿了更高的世界，是一个副产品。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说，以上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基本思路或基本思想。这里我们不作特别的、过多的阐发。
我们还要专门提到，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洞穴”的比喻。我们刚才无论是讲柏拉图，还是在讲柏拉图之前，都谈到，人类的思维，脱离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越远，它就越能够得到解放；它的抽象能力越强，它的思维能力也就越能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你可以设想，一个人，如果他的思维完全不能脱离他能够接触到的最具体、最特殊的东西，你可以说，他能够拥有的精神空间是非常之狭隘的，他的思维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也是非常之可怜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面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或者说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有一些人，被囚禁在一个山洞里面，他们背对着洞口，面朝着洞里面的一面墙。在外面如果有人举着火把走过，他们在墙壁上会看见一些晃动的阴影，一些晃动的光亮，他们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世界。一旦他们有朝一日能够从洞穴中被解放出来，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才知道，了解真实的世界，了解光天化日之下的世界，和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阴影之中，差别是多么的大！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人们的知识、人们的思想能够认识更加普遍的、更加一般的东西，而不局限在那样一些非常特殊、非常具体的东西之中，那么他所能够获得的思维上的跳跃，获得的思维乐趣，是从前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这就是柏拉图在他的理念论的立场上，所提出来的推论，关于这点，我们不过多地涉及。
《理想国》有多方面的内涵。其中一个方面的内涵，是柏拉图在他的很多篇对话里面都不同程度阐发了的哲学立场，也就是理念论。但是《理想国》吸引人的地方，还经常在于它谈到了很多政治观念，谈到了人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共同体等等问题。《理想国》的副标题里面，就明确提出了它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正义。什么是正义？《理想国》一开篇就是苏格拉底和很多人参加在雅典城外举行的一个城邦活动。回来的路上，苏格拉底碰到了别人，就拉去和大家一块聊天，一块讨论问题。几个人性情各异，有些人性情比较鲁莽，有些人心思比较细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就谈到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被称为正义？什么是正义？或者，什么是公正？我们可以说，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或者伦理学，都要探讨很多问题。比如说幸福，什么是幸福？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每个人的看法都非常不一样。这些基本问题，在苏格拉底时代，人们也在不断地讨论，比如说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有的智者说：强者统治了整个世界，还希望统治得更轻松，于是就制造出一些规则，让弱者来服从，这就是法律。也有人说，弱者太害怕强者了，他们联合起来制造一些规则，让强者侵犯他们的时候也不得不有所顾忌，这就是法律。这是解答问题的不同趋向，但是它们都涉及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正义。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应该怎么样才是公正的，才是正义的？
在苏格拉底参与和引导的讨论中，关于什么是正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回答，正义就是不要撒谎。但这样的答案很容易就会被驳倒，因为尽管是否撒谎在大部分条件下可以作为正义的参照标准，但是人们的生活处境千变万化，单一的标准总是无法完全适合于各种具体处境。比如我们常常都会接受这样的情形：一个人患了绝症，人们会善意地不告诉他真实的病情；比如放牛郎王二小欺骗日军，把他们引到八路的包围圈里，他就成了抗日英雄。在这样的情形下，撒谎并没有成为不义。
又有人说，正义应该是及时归还别人寄放的东西。但是，比如说一个人曾经将刀寄放在你那里，他生了病，症状之一就是见人就想动刀子，这会儿他向你要回刀，你能够还给他吗？这样的关于正义的说法显然也站不住脚。
还会有人说，正义应当是克制小我以奉献大我。且不说人们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也许有更多的人会认为，一个人们愿意为之奉献的大我，它首先应当优先满足小我的需要；我们只看这么一种情形：我们普遍认为不道德的一个共同体（比如一个黑帮），为了一个不道德的目标（比如青红帮要抢码头、占地盘），也会有克制小我奉献大我的行为。你能说这样的个体为集体、小我为大我牺牲的行为就一定是正义的吗？
人类一走出原始蒙昧的状态，就结合为各种共同体。一方面，人类不结合成共同体，就不能有效地发展经济、文化，抵御来自大自然或其他人群的威胁，或是从大自然中获得发展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另一方面，人类一旦结合成共同体，就会引发各种问题。比如就会有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应当是怎样的问题。又比如说，同一共同体中的人们彼此之间负有什么样的道德义务，等等。
有着各种意义上的正义，其中一个层面上的正义，我们可以称之为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一个社会总有很多好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它可以是物质性的，比如说蛋糕、牛奶、猪肉，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也可以是别的好东西，比如说非常高的社会声望；再比如说，更多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这是不是个好东西？虽然它们不是像蛋糕那样实实在在摸得着的东西。一个社会中有很多东西是应该加入分配的，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原则来在人们之间分配这些东西，这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理想国》的主题。最近几年我们官方语言常说，要“让广大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涉及的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
我们姑且把一个共同体所有的好东西（goods）当成一个蛋糕，如何切分这个蛋糕才是公正的呢？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标准：比如说彻底的平均的原则；又比如按照大家投入的劳动量的多寡来分配的原则；或者按照每个人不同的贡献享受不同的份额，如担任技术性强一点的那部分工作的人可以分得多一些；也可以是优先考虑个人实际需要的原则，比方说老人、孩子贡献可能很小，但出于身体状况却很需要；还可以按照能够鼓励大家把蛋糕做大的方式来分配。此外，还可能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考虑。比如说，假定要在大家之间分配的是一根长笛，分给绝大部分人就白白浪费了，只有会吹奏这种乐器的人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样一看，就还有物尽其用的原则。这些原则听起来各自都很有道理，但是彼此之间又非常不同。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觉得，面对任何选择大概都能作出非黑即白的取舍，但一些简单问题尚且不能只用是或否来解决，何况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后世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柏克说，政治问题、涉及人类事务的问题，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往往是在各种不可兼得的善乃至各种不能同时避免的恶之间作出选择。分配的正义就具有这样的复杂品质。
在柏拉图看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各如其分、各得其所，这就是正义。但是，人的能力会有不同，水平会有不同，所以每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就会有不同。因为每个人的能力、知识学问、智慧等等都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等级就是自然的。柏拉图把人的等级分成了三种。就好像物质世界各种不同的东西是用不同的材料做成的，人也是如此，有的是用金子做成的，有的是用银子做成的，有的就是破铜烂铁做成的。金子做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哲学家。哲学是爱智之学，哲学家是最有智慧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管理国家，治理国家。如果由哲学家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最理想的一个社会，或者说是最理想的政治。这种人叫做philosopher-king（“哲人王”）。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持这种理想：找最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国家、治理国家。这种人应该就是哲人王。有的人是银子做成的，这种人的特色就不是他的突出的智慧，而是他的忠心和勇敢。这种人叫做guardians，就是保卫国家的阶级。他们不是治国者的阶级，而是卫国者的阶级，是第二等人。第三等人是铜铁做成的人，实际上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人的知识是要有很多的闲暇才能够获得的。但是，铜铁做成的这些人整天劳动，没有什么闲暇的功夫，就不可能获得很多的知识，拥有很多的智慧。国家主要是由这三部分人构成的。如果这三种人都各如其分，就是实现了正义。
我们学一门课，每门课都会有很多的知识点。学过和柏拉图《理想国》相关的各种课程的同学，都知道在他那个理想国中，统治者是哲人王。但能够说出柏拉图之所以有这种设想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我们学习思想史，更要紧的是要了解别人、过往历史上第一流的头脑在思考什么问题、是如何提出解决方法的，借此机会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看为什么柏拉图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中会有很多好东西，从各种实物到好名声和好机会都在其中。如何分配这些好东西才是正义的呢？最简单的答案是，要让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到、配得到的东西。可这里面麻烦就大了。比如前面所举的分蛋糕的例子；再比如，假如用来分配的是一件小皮袄，大概就只有小孩拿到以后才能派上用场，在壮汉那儿就会被束之高阁……于是，付出、需要、能力、机会、适宜（物尽其用）等等，就都成了公平分配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要在这样一些要素之间折中、平衡、确定权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事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善意，难免监守自肥；倘若没有清明的智慧，又必定处置不当；而若没有足够的权威，则又不足服众。一种很现实的解决办法是民主、多数人说了算。可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被多数人投票给处死了。可见多数人既不代表智慧，又非德行化身。一个共同体中终归得有权威说了算，而这权威只有结合了智慧、德行（善意）和权力，才能让人们指望，正义可以在人群之中实现。极目寰宇之间，也唯有兼具了智慧和德行的哲人成了王，这样的筹划才算有了落实处。这就是柏拉图所构筑的理想国中，只能由哲人王当令的一个缘故。
“分配的正义”是一个有着深刻的现实蕴含的理论问题。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利益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度，近年来的发展，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带来很多深刻的危机。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前所未有的多，远远超过了当年人们的预期；另一方面却在社会公众当中引发了对财富分配方式的巨大不满。为什么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差别会引起一种不安的氛围？因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很多好东西（social goods），但没有以一种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分配。举例而言，按照现在的一些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高考招生方式的变革，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强化了某些社会结构性因素。像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社会中下层出身的人来说，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够不着了。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上的北大，后来又一直在清华教书，这样的研究结论和我的直观感受是吻合的。我不止一次在北大和清华的论文答辩或自主招生等场合听到很多同事感叹：换到现在我们根本考不上北大清华！中国平稳发展的关键之一，在我看来就是要解决好这样一个分配正义的问题。
分配正义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抽象的东西，这样一个从理论推演来看仿佛是一种头脑操练的东西，如何和社会现实相关？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会如何分析分配正义的问题？这正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主导着伦理学和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论题，就是以1971年哈佛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一本书《正义论》引发的。它考察了正义的问题，集中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分配各种好东西（goods）才是正义的这样一个问题上。
罗尔斯的想法是：我们现在构成一个共同体，其中有各种各样要在共同体成员中加以分配的好东西。分配者在考虑分配的问题时，总是带着各种既定的立场，受到各种限制，因而总是有偏向的，即使努力地压制，它也会以各种方式悄然出现。所以罗尔斯就提出这样的理论推演方式：假定做出选择的人有一个“原初的位置”（original position），每个人都被一道“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所阻挡，分配者只能知道自己的情况，但不知道群体中其他人的情况，无法了解自己各方面的条件放到群体中与其他人相比较时，是处于何种情形。他既然无法知道自己在共同体中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他所推想出来的分配原则就应该是公平的，而且能够被所有人都接受。只有这样，分配者才能够做出没有偏向的选择，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推演出的分配原则才是真正正义的。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优先保障的是机会的均等，然后再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向处于不利情形的人倾斜。
罗尔斯的理论一经阐发，不仅对于相关的学术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直接影响到了欧美乃至欧美之外各国的实际的公共政策。前些年温家宝总理在一个公开场合的讲话，开篇就说，正义是政治制度的首要美德。这句话就来自罗尔斯。表面看起来很抽象的概念，其实有着非常实际的内涵。
不存在一种方式使每个分蛋糕的人都满意。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通过和别人的对话，设想出一个理想的政治统治方式，可柏拉图也承认这种理想状态要成为现实，只能是是靠偶然、靠机运（by chance）的。中国传统中也有一些很理想化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设想，比如“圣君贤相”，比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也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路，任何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安排，不一定能够达到最优（the best），但是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最不坏的（the least bad）。比如说，我不能够指望“圣君贤相”，但我能够指望实行某些制度，让坏蛋专政干不长；我不能指望一个中枢机构能够使计划经济最完美地运行，但是可以设想通过市场机制，使资源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分配；我不能指望分配完全公平正义，但是完全可以存在一种分配方式，让大多数人都觉得可以接受。就比如说，蛋糕怎么切？最理想的方式是让理想中的哲人王来切，他有善意、有智慧，能够没有偏私，综合考虑大家的需要，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可是，柏拉图也承认，有智慧和善意的人能够执掌权力，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国历史上的“圣君贤相”同样如此。相反地，更有可能的情形倒是，即便是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掌握了权力，长期执掌权柄，也会令他的德行和智慧都发生变化。
这样一个从上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的问题，和柏拉图所讨论的问题恰恰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柏拉图的思路，来重新看看这些问题是如何出现在古典时代最优秀的头脑中的，看看他是如何选择解决方法的，他对这种方法是否满意。这样我们才是把死的书读活了，我们才能与时空上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人产生实质性的对话，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做到“尚友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