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中“才子文化”的建构
首先，在我们看来，金圣叹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言，孑然而行是“一无依傍”的“文化离轨者”[1]。事实上，他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形成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所提供的背景与氛围——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文学思潮，等等——之中。为此，跟以往人们模糊地通过时代背景或是几个显在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谈论不同，我们拟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深入地研究金圣叹的文化人格与文学精神的构成，以揭示其小说评点生成的文化语境。
1．文学与地域文化
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现象，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里的地域不仅指山川风物、四时美景等自然景观，还包括民风民俗、传说掌故等人文景观，此二者构成文学的地缘——一种文化之链。地域文化亦称地缘文化或区域文化，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一门地理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相通于研究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规律、特定地域人类文化特征的“文化地理学”。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后者作为以“地理学”为核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的疆域明确、系统稳定，与现实的“地区”相吻合；前者则作为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概念沿袭或局限于历史区域，“地理学”的意义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泯灭了，疆域模糊，景观易貌，而与现实的“地区”不尽相同。尽管地域的精确性改变了，但是，模糊了的地域概念转化为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积淀于人们头脑之中，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19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丹纳（H.A.Taine,1828—1893）指出，艺术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时代的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决非偶然的巧合”。[2]他雄辩地揭示了一条艺术哲学原理：“个人的特色是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按：这里应“读作”某地域人民所创造的经济、文化状态）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3]丹纳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走了极端，但看重地域与艺术的关系，却不无道理。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Robert F．Murphy，1924—1990）的看法，“由于传播作用，经过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称之为‘文化区’”[4]。在“地域文化”中，对文化发生影响的地域因素，一是地域的物质环境，一是地域的社会结构。自然环境与人文地理的交互作用，使地域文化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征，深深积淀于人们的意识深层。
《文心雕龙·物色》指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此即刘勰所谓“江山之助”。地气风土不同，习俗民情迥异，文风也随之不同，“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5]《北史·文苑传》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6]近人刘师培先生则具体论述道：
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7]
文学根于性灵。它在岁月的流逝中，不论发生何等显著的发展变化，也不可能在根本上，脱开其所植根的地域特征的内在制约。对于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程千帆先生有独到深入的说明：
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犹有先天后天之异，即班氏之所谓风，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谓后天者，即班氏之所谓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为其根本，后者尤多蕃变。盖虽山川风气为其大齐，而政教习俗时有熏染。山川终古若是，而政教与日俱新也。[8]
在程氏看来，地缘文化之于文学，存在“先天”与“后天”两种影响方式：前者作为基础，植根于自然地理特征，表现于语言、信仰、风俗以至心态，人人皆然，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后者则具有主观性和溯源性，表现为基于自身的现实人生感受，每一个体对地缘文化深层作本有形态的追寻或选择，而与地域之间建构起一种文化生产的“地域文化场”。
许多文学史史实表明，文学家较之一般人，其个性的形成与他们童年以至青少年时期所生活的地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有着更直接、更深刻的联系。譬如，恩格斯（Friedrieh Engels,1820—1895）批评歌德（G．W．Goethe,1749—1832）“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就归因于他的故乡——莱茵河畔商业中心法兰克福的小市民庸人气息的影响[9]；果戈理（1809—1852）是这样评价“俄国近代文学之父”普希金（1799—1837）的：
命运好像故意地把他抛掷到那个地方去了，……高加索唤起了他灵魂的力量，毁坏了依然束缚在自由思想上的最后的锁链。大胆山民的自由的诗意的生活，他们的格斗，迅速的、不可抗拒的袭击，俘虏了他；从这时候起，他的画笔就获得了使刚刚识别俄国的人为之惊奇和倾倒的那种广阔的规模、敏捷和大胆。[10]
别林斯基（1811—1848）则指出，在果戈理的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里，他的故乡乌克兰的“大自然所能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平民乡村生活所能有的一切诱人的东西，民族所能有的一切独创的典型的东西，都以彩虹一样的颜色，闪耀在……诗情幻想里面”[11]。乌克兰是果戈理创作的灵魂。可见，文学的发展，具有着地域性的特征，地域文学在岁月的流逝中，不论发生何等显著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根本上，脱开其所植根的地域性自然地理特征的内在制约。[12]
在我们看来，金圣叹的思想与艺术的个性之“根”，也是深深扎在故乡的土壤——吴中文化之中的。吴中地区确乎是“文思之奥府”：明清之际，这里相继涌现了成批的文学家，如，“明初四杰”[13]、“北郭十友”[14]、“吴中四才子”[15]、“四皇”“三张”[16]和“娄东二张”[17]等文学集群。明代批评家胡应麟（1551—1602）曾将唐、明两朝的文学家阵容，作了一个宏观的比较：“以唐人与明并论，唐有王、杨、卢、骆，明有高、杨、张、徐；唐有工部、青莲，明则弇州、北郡；唐有摩诘、浩然、少伯、李颀、岑参，明则仲默、昌谷、于鳞、明卿、敬美，才力悉敌……”[18]；其中，大多数作家都是产于吴中，充分显示了人才荟萃之盛。金圣叹深受这种吴中文化氛围的浸润，他的文学批评胜业，根植于吴中文化沃土之中，潜藏着丰厚的吴中文化习俗和艺术传统的历史积淀。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将活生生的人，以及对他们发生影响和作用的社会制度与情感动机等，称为“活文化”，她说：
个人的文化背景给他提供了谋生的原料，原料是贫乏的，个人就要受苦；原料是丰富的，个人就有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每个人的个人兴趣取决于文明时代的积累是否丰富。[19]
因此，
我们只有把握了该种文化中制度化了的动机、情感和价值等背景，并依据这种背景才得以认识具体的被选择行为的意义，这是获得这种认识的唯一途径。……最紧要的任务似乎就是研究现存的活文化，了解它的思维习惯及其制度的功能。[20]
总之，我们如果要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金圣叹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就很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明清之际，吴中地域文化的某些基本特征。
2．吴中文化的嬗变
“吴中”是明代江南地区的一个重镇。它以苏州府为中心，包括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崇明、吴江、太仓等诸县在内。[21]“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22]吴中最鲜明的地域特征，便是处于以“三江五湖”为主干构成的水网世界之中。据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史记·货殖列传》：“夫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三江”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湖”即太湖（《禹贡》称震泽，《周官》、《尔雅》称具区，《国语》、《史记》称五湖）。太湖原是古代的海湾，是随着长江南岸三角洲的发育，而逐步形成的天然湖泊。在太湖形成的同时，又形成东江、娄江、吴淞江三条自然泄水大河。根据考古学的发掘，这里已确定的有三种史前文化：马家浜文化（六千多年前）、崧泽文化（五千多年前）和良渚文化（四千多年前）。从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稻谷遗存可知，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曾发生过一场“绿色革命”。[23]吴中文化历史积淀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三江五湖”的水网系统，造就了秀丽的山川、丰富的水产、肥沃的土地和绮丽的自然风光，并潜移默化地涵养了民族独特的个性气质。吴人世代生活于气候温和、色彩斑斓、芳香四溢、流光溢彩的自然环境，民族性格自然活泼、情感细腻、聪慧平和、热爱自然，而有曼声清歌、抒发情怀的风气。见诸先秦典籍《楚辞·招魂》、《国策·秦策》的“吴觎”、“吴吟”等语汇，证实了这种风气由来之久远。另一方面，又如《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阖闾之言：“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24]洪水滔滔形成了水患，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这里的先民们“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跤龙，将避水神也”，试图以自己的力量去征服自然，同时在与凶猛的水患相搏击的过程中，培养起了勇敢、雄悍、冒险的性格。由于早期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吴人更多表现出后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不仅是世代与大自然斗争的结果，更是社会矛盾激烈、战乱频仍的结果。吴古称句吴、攻敔、攻吴等，其祖先生活在今天苏南、皖南、浙江北部一带，与于越在太湖东南一带错居，东滨大海，西临彭蠡，与楚接壤，南至新安口上游，北与南淮夷隔长江相邻。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定都苏州。吴、越之间长期酷烈的争霸战争，更是强化着人们勇猛骁悍、崇尚侠义、尚武好战的性格。晋代诗人左思《吴都赋》称：“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慨之风。”《吴郡志》则概括道：
其人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郡国志》云：“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按诸说吴俗，盖古如此。
然而，随着以“南方夫子”子游为代表的儒学南渐，即“泰伯道仁风，仲雍扬其波。……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25]。秦汉以降，吴人的文化精神发生了显著变化。汉武帝时，为了防止强宗大户威胁中央集权，将北方一些大族强制迁到江南[26]，于是大量人口南迁。东汉末年，北人为避战乱纷纷南逃。三国时期，江淮间有数十万人逃至东吴，就连曹操辖属的徐、青等地的人，也逃往东吴。西晋“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移。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远非西汉、三国所能比肩。后来，随着宋室南渡，北人流亡至江南者日众，先进的文化再次进入吴地。北人南迁，使吴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它推广了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经验，生产力的发展使水利大于水患，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剧增，成为“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27]的鱼米之乡，其农业与黄河流域旗鼓相当。另一方面，大批文人学士举族迁居，大大活跃着吴地的文化氛围，形成了文人云集、文教日盛的壮观景象。晋室南渡后，文学家、诗人如谢灵运（385—433）、谢朓（464—499）、沈约（441—513）、萧统（501—531）、鲍照（？—466）、庾信（513—581）、刘勰（约465—521？）等，史学家如吴均（469—520）、谢忱（生卒年不详）、范晔（398—445）、萧子显（489—537）等，书画家如王羲之（321—379）、王献之（344—386）、顾恺之（348—409）、张僧繇（生卒年不详）等，科学家如祖冲之（429—500）、陶弘景（456—536）等，都荟萃于此，并逐步形成了富庶的士族阶层。晋灭吴以后，士族在政治上受到压制，产生“朝隐”的心态；他们自恃“腹有诗书气自华”，而向文化方面发展，由此影响到吴地社会风尚的重大变化，即由“尚武”转向“尚文”。在“尚文”之风的导引下，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转变，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提高，文化艺术逐步繁荣。这正如明人刘槃在《成化记》中所言，晋代“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28]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偏安政权，都出现在江南；其中，最大的是东晋和南宋。北方兵燹不断，江南却战事不兴，社会安定。这种苟安的政治局面，更是强化着“尚文”之风，使吴人隐匿了“尚武”精神：“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妓之声相闻。”[29]于是，吴地逐渐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成为文人荟萃之地；这里，“山泽多藏育，士风清且嘉”[30]。唐代诗人杜牧（803—853）《润州二首》之一亦云：“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31]所谓的“旷达”、“风流”，正是吴人嬗变之文化精神最为典型的表征。唐朝“安史之乱”后，南北经济平衡的均势开始被打破，政府的财富和粮食主要源于江南。南宋时，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江浙成了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陆游（1125—1210）曾指出，当时国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坻”。故语曰：“苏湖熟，天下足。”[32]曾经是吴国故都的苏州，更是有“江南渔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的美誉。
元末，张士诚曾据守苏州，和朱元璋对抗了三年之久，朱元璋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为了报复吴人对张士诚的拥护，朱元璋开国以后，对吴中实行了一系列苛重的政策。不仅籍没苏、嘉、湖一带豪富的田产，还不断增加苏州的田赋，“增至八十八万者忽加重至二百八十余万”[33]。据《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田土98506顷71亩，占全国的1％，实征税粮米麦合计2810490石，占全国实征税粮的9.6％。就税粮总数、亩平均赋税、人口平均赋税等各个方面来看，苏州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倍。此外，还有漕粮、白粮之征扰民。受制于苛重的赋税政策，人民逃亡、户口日减、赋税拖欠，明初江南的农业中心地位开始下降。明宣德（1426—1436）年间，长江中游和东南沿海以及内地一些地区，也开始开垦耕地、兴修水利、普及经济作物。中国的农业经济中心，移至长江中下游的湖广、江西地区。正统（1436—1450）、天顺（1457—1465）年间，苏州知府况钟、巡抚周忱上书，请减税赋和采取其他得力措施（如招复流民，耕种抛荒田地；整顿、改革里甲组织；丈量田地，实行均征加耗法等等），才使吴中经济得以复兴。可是，从嘉靖、隆庆到万历中期的七十多年里，苏州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两大变化：其一，数额巨大的官田由于一系列的赋役改革，而转化为民田；其二，缙绅地主为主的特权阶层，掀起了疯狂的土地兼并之风，且愈演愈烈。[34]所谓“缙绅”，主要指“通过封建科举制度取得官职的现任官员及其恩萌子弟，致仕家居的乡官（乡绅），虽未出仕，但具有生员、贡生、监生、举人、进士等功名地位和政治身份者。在广义上，捐纳官也应包括在内”[35]。吴中历来以人文发达、科甲鼎盛而著名。明中叶后，这里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缙绅阶层。嘉靖、万历年间江南官田的私有化，为这批缙绅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兼并对象，从而掀起了土地兼并的浪潮，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官豪势要之家，其堂宇连云，楼阁冲霄，多夺民之居以为居；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至于子弟恃气凌人，受奸人投献，山林湖泊，夺民利而不敢言。当此之时，天下财货，皆聚于势豪之家。[36]
这种土地兼并的狂潮，使得不断增加的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深刻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择业行为。正如何良俊所言：
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官府也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国课日急，比限日严，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37]
人们务农、守农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原来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农民不堪剥挠，有的四处流亡，有的涌入山林，有的依托于集镇；他们逐渐从土地的束缚中游离出来，或为童仆家奴，或为里胥衙役，或为游手无赖，或弃农经商。于是，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农业经营中心由集约化程度较低的部门（如水稻等粮食作物），转移到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生产部门（如桑蚕、棉花等）。通过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相关的加工业，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或半劳动力，绝大多数被容纳到了非农业或半农业的生产部门之中。“大率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比户皆工织作，转贸四方”[38]；商业经济的繁荣，使得士大夫也醉心于经商，所谓“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39]。
此外，明初以粮食为主要形式的实物赋税，向以粮食、棉花等手工业品以及货币为主要形式的混合型赋税的过渡，也促使吴中农业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40]随着农业商品化而来的，是棉纺、丝织、榨油、冶矿等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它“大致脱离了传统家庭手工业的经营形态，而发展至作坊与工场工业的生产方式”[41]。我们知道，手工业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吴中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城市人口剧增，成了一个手工业生产发达区和商品集散地，并逐步成为繁华城市。明人莫旦（1429—1503）《苏州赋》形容云：
苏州拱京师以直隶，据江浙之上游，擅田土之膏腴，饶户口之富稠：文物萃东南之佳丽，诗书衍邹鲁之源流，实东南之大郡。……至于治雄三寝，城连万雉，列巷通衢，华区绵肆；坊市綦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寺，高门甲地。货财所居，珍奇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42]
明末张瀚（生卒年不详）的《松窗梦语》也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43]经济的繁华，导致了旧艺的复兴，尚古风气盛极一时。16世纪时，苏州人口已有50万，人烟稠密，列肆栉比，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渚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苏州的繁华，以城西阊门附郭及南濠一带最为著名。崇祯十五年（1642）刻本《吴县志》首卷王心一序云：
尝出阊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则谓此亦江南一都会矣。
乾隆《吴县志》亦载云：
城中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
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钱谦益（1582—1664）在介绍书画大家沈周（1427—1509）时说：
其产则中吴文物风土清嘉之地，其居则相城，有水有竹、菰芦虾菜之乡；其所事则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伦；其师友则伟望硕儒，东原、完庵、钦谟、原博、明古之属；其风流弘长则文人名士，伯虎、昌国、征明之徒。有三吴、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览；有图书子史，充栋溢杼，以资其朗读；有金石彝鼎、法书名画，以博其见闻；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写其性情；烟风月露、莺花鱼鸟，揽结吞吐于毫素行墨之间，声而为诗歌，绘而为绘画。[44]
在此人文环境下，“崇文”之魂蔚然成风——“千百年来人材辈出，文章事业，震耀前后”[45]。有人最新统计，自唐代到清末，全国共出文状元596名，自宋到清共出武状元115名；吴中地区共出文状元45名、武状元5名。又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自明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苏州就出状元8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8.89％；从清顺治三年（1646）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录取状元114名，其中江苏最多，有49名，苏州一府就有26名之多，占总数的近23％，是江苏总数的53.06％；其中，吴县（包括长洲、元和）有17名之多，又占苏州一府总数的65.38％，而有“状元之乡”的美誉[46]。除了状元辈出，吴中还有影响深远的“吴门画派”——明中叶以来主要出现于苏州城区的一个画家群体，它的鼎盛时期在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和隆庆（1567—1572）五朝，约90年左右。“吴门画派”阵容庞大，《明画录》中收入其画家达三百人。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辞典》，收录当时全国画家总数一百九十三人，“吴门画派”的画家几乎占了1/3。这是相当罕见的足见吴中文化风气之盛。较之全国其他地区，吴中堪称独领风骚，俨然成了时代的象征，晚明社会的窗口。
3．吴中士风
有明一代，吴中文化的繁荣，是士人群体努力的结果。其中，“吴中四才子”可谓吴中文化的筚路蓝缕者。与之相配合的有沈周、杨循吉、桑悦、都穆等人；在他们周围又有钱同爱、张灵、史鉴、戴冠、朱凯、朱存理、王錡、陈淳等人。兹据张廷玉等所撰《明史·文苑传》对“吴中四才子”的生平简述于下。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长洲人。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能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籍，为文多奇气，尤工书法，名动海内。成化十九年（1483）即与都穆并以古文名吴中。弘治五年（1492）中举人，官至应天府通判，未几，致仕。其《大游赋》有云“宇宙之道，于我而止”，可谓豪气冲天。《祝子罪知录》更是表现出反偶像崇拜的异端思想，大胆提出了汤武非圣人、孟子非贤人等一系列论断。著有《怀星堂集》、《苏材小纂》、《读书笔记》、《前闻记》等。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吴县人。性颖利，与里中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在生活态度和古文辞旨趣方面接近祝允明。弘治十一年（1498）举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以示程敏政，亦为所赏。不久，敏政被劾，寅受株连下狱；后谪为吏，耻不就。仕途受阻后，唐寅筑室桃花坞，日与客醉饮其中，以卖画为生；曾自署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混迹于市井，率性而行，有许多风流逸事盛传于世。著有《六如集》、《画谱》等。
文徵明（1470—1559），名璧，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衡山，长洲人。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桢，学画于沈周。为人和而介，不慕荣华，不事权贵，秉志雅洁。正德末，以岁贡荐翰林院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不久，致仕归。诸子凋谢后，文徵明主文坛数十年。文徵明诗文书画皆工，而画尤胜，世称其兼有赵孟緁、倪赞、黄公望之长。有《甫田集》与《青溪寇轨》传世。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又作昌国），苏州府太仓人。少年聪颖，十岁学诗，能为古文辞。其《复文温州书》自述云：
某质本污浊，无干进之阶；重以迂劣，不谐时态。所以不敢求哀贵卿之门，蹑足营进之途，退自浪放，纵性所如，南山之樗，任其卷曲。然而不喜饮酒，淫荡任诞，谢礼检。但喜洁窗几，抄读古书，间作词赋论议，以达性情。摅胸臆之说，期成一家言，以垂不朽。至于时文讲说，或积数月不经目前，以是益大戾于时，屡辱排诋。
文徵明称其“濯濯淑灵，英英异姿。伊时之秀，维邦之奇。昔在少年，颖拔而出。排俗违时，蹈古而癖。著书满家，金铿玉温……”[47]徐祯卿著有《谈艺录》，推本于“情”，标举“因情立格”，为明代前七子之一。
显然，“吴中四才子”将他们的心力，安置于文学艺术之上，表现出了一种“冲淡”精神。这种“冲淡”精神，不是“兼济天下”无望，只好退而“独善其身”，以逍遥掩饰悲凉的、士大夫式的冲淡，而是一种自然无为的冲淡。实际上，他们对于政治上的斗争并不感兴趣。既不以“兼善天下”自负，也不以高蹈远遁自高，而只想做一个“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的人。[48]因此，他们以一种狂诞的姿态，对待政治和社会，往往负才使性，傲对权贵，竭力给自己营造一个艺术化的生活环境，以证明在政治功名之外，另有一番天地。他们落拓不羁的生活方式——如幻想、文字游戏、笑话、歌唱、纵酒和离奇的爱情等——对吴中士人生存模式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明史·文苑传》云：
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才情清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49]
在“吴中四才子”的影响下，吴中文人嗜爱声色游乐。他们往往多才多艺，喜爱并精于笔记、词章、古文、书画、篆刻、小说、戏曲、工艺等各门艺术，喜爱蓄养戏班、构筑园亭和饮酒赋诗。如，皇甫沖（1490—1558）“好骑射，通挟丸击毬、音乐博弈之戏”[50]；王士贞（1526—1590）在诗赋、散文、戏曲、理论批评、史学皆有成就，还精鉴书画，又善造园；“嘉定四先生”中，程嘉燧（1565—1643）、李流芳（1575—1629）等，都精通诗文书画乃至篆刻，也是多才多艺，文采风流……
晚明时代，吴中地区的城乡社会生活日趋世俗化和多元化。追求奢靡、去朴从华、争新逐奇、轻视礼教，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取向。而吴中名士屠隆（1541—1605）、皇甫仲璋（生卒年不详）、张凤翼（1527—1613）、张献翼（生卒年不详）、王穉登（1535—1612）、曹子念（生卒年不详）、钱希言（生卒年不详）等人，追求生活的多样化、享乐化，更是使吴中士风趋于放浪自任。钱谦益《屠仪部隆》云：
长卿令青浦，延接吴、越间名士沈嘉则、冯开之之流，泛舟置酒，青簾白舫，纵浪泖浦间，以仙令自许。在郎署，益放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51]
王穉登自述自己与南京秦淮歌妓、女诗人、画家马湘兰（1548—1604）相聚苏州，与诸妓游宴的盛会：
岁甲辰秋日，值余七十初度。姬买楼船，载婵娟，十十五五，客余飞絮园，置酒为寿。绝缨投辖，履舄缤纷。四座填满，歌舞达旦。残脂剩粉，香溢锦帆泾水，弥月姻熅，自夫差以来所未有。吴儿啧啧夸盛事，倾动一时。[52]
又如张献翼之狂诞，郑仲夔（生卒年不详）《耳新》载云：
张幼于献翼，好为奇诡之行。吴中相国慕其名，特造访焉。至门，一苍头延至中堂，云：“相公少坐，主人当即出眼焉。”有顷，一老人昂藏飘举，须髯如银。携短节，从阶前过，旁若无人。逾时，不见幼于出。相国讶之，苍头云：“适者从阶前过者，即吾主人也。”相国问：“何故不相见？”答曰：“主人谓：‘相公第欲识其面，今已识之矣，不烦见也。’”竟不出。……
每喜着红衣，又特妙于乐舞，因著《舞经》。家有舞童一班，皆亲为教演成者。舞时，非其臭味不欲令见也。又每日令家人悬数牌门首，如官司放告牌样。或书：“张幼于卖浆。”或书：“张幼于卖舞。”或书：“张幼于卖侠。”或书：“张幼于卖痴。”见者捧腹不已。
屠隆、张献翼等人风流逸荡，爱念光景，豪气奔放，纵情声色。其韵致直追“吴中四才子”的名士之风，而气派和声势则更大，“吴中四才子”也难望其项背。
此外，吴中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娱乐色彩明显增加，并呈现出由社会上层向下层下移的倾向。小说、戏曲等方面的娱乐，成为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通俗文学作品之多之广，淫浸了整个社会生活。苏州是当时小说重要的创作和出版中心，著名的“三言”话本小说和长篇小说《金瓶梅》的最早刻本都是在这里产生的。这些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昆山腔，经嘉靖、隆庆年间魏良辅、梁辰鱼的两次改革，影响弥远，成为风靡各地的新剧曲种。昆剧的普及和推广，又直接推动了当时传奇的创作。主要作品有佚名的《鸣凤记》、梁辰鱼（约1521—约1594）的《浣纱记》、冯梦龙（1574—1646）的《双雄记》、《万事足》等等。至明末清初，吴中出现了一批号称“吴江派”的作家群。小说、戏曲一类“文体卑下”的市井文艺，向来就为正统道学家所不齿，然而，至明末却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市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明人陈继儒（1558—1639）《藏说小萃序》载：
余犹记吾乡陆学士俨山、何待诏柘湖、徐明府长谷、张宪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说，与吴门文、沈、都、祝数先生往来，每相见，首问：“近得何书？”各出笥秘，互相传写，丹铅涂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缃袭，几及万箧，而经史子集不与焉。[53]
吴地文人还普遍蓄养戏班、构筑园亭、流连青楼、饮酒赋诗。吕天成《曲品》记录了当时士大夫宴集观赏戏曲的盛况：
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54]
“文变染乎世情”。文学的世俗化、通俗化，是当时的社会时尚、社会生活在文化领域里，“枢中所动”的表现。
吴中社会生活的这种急剧变化，是以发达的社会经济为背景的。王锜（1433—1499）在总结苏州城市生活的演变时就指出，明初的苏州，“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至正统、天顺间，“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尽管“吴中素号繁华”，但是，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其社会生活仍然受到了严格的控制，风气淳正，义多利少，没有丝毫侈靡习气。然而，这种风气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簷辐辏，万瓦甃鳞，城隅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55]
“吴中四才子”的生活方式，便是这种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这种始于明中期的风气之变，到了晚明愈演愈烈。原有的一套清规戒律，已不能约束社会各阶层追求物质享受的强烈欲望，奢侈之风大为兴盛。明末张瀚曾说：“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其过于三吴。”[56]导致晚明吴中社会风尚剧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前面所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学者指出，由于农业商品化的发展，赋税制度发生了变革，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赋税除漕粮地区应缴纳实物外，其他地区“概以银征收”，各种徭役也可以银抵当。这种赋税征收的全面货币化，加快了农业的商品化进程。货币经济的不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整个社会被卷入了货币经济的潮流，……社会各阶层在新的形势下，其社会观念、道德规范、心理基础、行为方式等等，也必然会发生巨大变化”；其二，“原先的社会控制必然要减弱，因为随着赋役征发由实物而转向货币，原来为保证以实物、力役为主要形式的赋役制度正常运转的那一套严格措施，已不是十分重要，像原先的里甲组织、坊厢组织等，其内涵和形式都发生了改变，人身控制也逐步放松”；其三，“面对货币经济的浪潮，原先的那一套礼教规范，已无法解释也不再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因此，意识形态必然要被予以新的实用主义解释，而在这种解释的基本原则后面又缺乏具体而实在的内容，必然不断虚化，从而也会产生所谓的‘道德危机’”；其四，“由于经济上的市场化，国家与社会的一元化体制呈逐步分化的倾向，社会已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机会来源。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已开始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特别是商业经济发展后释放出来的自由流动资源，为社会阶层和个人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57]传统社会生活存在的基础动摇了，活跃的经济、奢靡的风俗，迅速扩大了文化消费的需求，造就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市场，拓展了文人生存的空间，而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清新、自由、奔放、侈靡、华丽、奇艳等多元特性。
4．吴中“才子文化”
陆机（261—303）《吴趋行》诗云：“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才子”如云，是晚明吴中文化特有的景观。恃才傲物、疏狂好名风气的形成，除了上述商品经济的活跃外，还与吴中特殊的政治环境有着直接关系。明初，朱元璋在向苏州横征暴敛的同时，实行严酷控制，对文人采取笼络兼高压、杀戮的政策，迫害和残杀了许多苏州籍或寄居苏州的文人。而且，苏州士人很长时间里，不得在考试中被录取。据赵翼（1727—1814）《廿二史劄记》，“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此外，吴中士人所处的时代，正好是我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当政，由治世走向乱世的年代。明宪宗、武宗、世宗等刚愎自用，不是任性妄为，就是荒怠不理朝政；他们连续重用佞臣阉官，如刘瑾、钱彬、江宁、严嵩、魏忠贤等人，彼此沆瀣一气，使得恪守“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读书人，望而生畏。明神宗以十岁幼冲之龄继位，除了张居正治下的10年有所成就外，其荒怠乱政远甚于前朝。黄仁宇总结了万历朝这一失败的记录：
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兼名裂。[58]
朝纲废弛令所有作为和无所作为，都必然地通向了失败，一切只是徒劳，使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因此，16世纪时就已流行着一种说法：
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59]
在无法顺遂一展怀抱、力挽颓势的情况下，用世之心消磨殆尽的士人，渐渐放弃了“立德立功”的希望，或者弃官不为，或者不应科举、绝意仕进。在彻底重审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他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世界里，享受着人生的快乐，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他们厌倦了“雅”文化，转而提倡别有情调的“俗”文化，激赏那些曾被正人君子视为“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以文化上的发挥，充实自己的人生。李泽厚指出，明代这些俗文学，反映了“有现实人情味的世俗日常生活”，“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以及“对性的解放的企望欲求”；它们“是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是对长期封建王国和儒学正统的侵袭破坏”[60]。这正如葛兆光分析中国宗教与文学中理想世界主题的转变时所洞识的：
他们更注重内心对理想世界的领悟和领悟中得到的快感，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理想世界本身。[61]
在天启（1621—1627）之后，士人的这种心态更为弥漫普遍。他们将自己的心力，安置于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藉由对时局事物洞察之后的感知，呈现一己生命之体验。这种尊崇性情的士风盛极一时，使得整个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由“理”到“情”、由“雅”到“俗”的转变。[62]
晚明吴中的这股士风注入了俗世之美，集中表现为清新的“才子气”。其文化品格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形式，以艳丽词章和书画的创作为重要文字表征，以玩赏为主要意识特征；喜欢收藏小说戏曲，对著书的才子极其崇仰，充满着对过去成就和智慧的赞赏；其审美情趣趋于世俗化，拥有庞大的世俗大众。出于这种才子心态，非毁典谟、厌弃理学，成了吴中的风气。明代中后期，当心学广为流布，一般文人都追求“良知”和“性命”之学，形成思想界的一股劲流时，吴中士子似乎不仅没有关注的意向，而且不无排斥。冯梦龙宣称：“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谈，惟情不虚假”；他甚至主张创立与儒教、道教和佛教对立的“情教”，要“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唤醒人们心中的“情种子”，破“礼法”而出，开花结果[63]。这种尊情抑理的风习，承传性极强，影响极为深远。曾任吴县县令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1568—1610）就慨叹：
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盛，词林当天下之五。[64]
又说：
夫吴中诗诚佳，字画诚高，然求一个性命的影子，百中无一，千中无一，至于文人尤难。何也？一生精力尽用之诗中草圣中也。[65]
因此，袁宏道与吴中文人在性理上的冲突，不可避免。这种思想冲突在他的书信中，屡见不鲜。吴中士风的形成，是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的。吴地处东南之隅，与中原相隔甚远，受中原礼制的控制较少，并有着抗拒中原文化的本能心理。古人云：
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66]
吴越为邻，同俗并土。[67]
吴越两邦，同气共俗。[68]
史载，孔子欲以“三王五帝之道”往说勾践，“勾践乃身披赐夷之甲，带步之光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他对孔子说：
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69]
勾践根本就不容孔子说教。又据考古学发现，吴越地区出土的有铭青铜器，以乐器居多，礼器较少。如从春秋初期到战国中期，已经出土的56件吴越有铭青铜器中，乐器47件，竟占了84％；有的乐器的铭文，铸刻着“择其吉金，自作龢钟，以享宾客，以乐我父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的字样，足见吴越人民对于乐的爱好和乐器的普及，以及“吴龢越吟”的繁荣景象。吴、越本同属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后来，两个分支以钱塘江为界各自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70]然而，它们却基本保持着“蛮夷”民族的质朴野性，吴中尤其如此。《风俗志》记苏州曰：
今后生文词，动师古昔，而不梏于专经之陋。矜名节，重清议。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摛章染墨，其格甚美，惟夫奢侈之习，未能尽革。[71]
这种轻礼重乐的文化特质，世世代代沉积在吴人的心理结构之中,为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及艺术情趣，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并孕育着吴中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
鲁迅（1881—1936）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读书人大概可分君子和才子两种：君子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才子读的则是小说一类的闲书，玩弄词章。换言之，被种种伦理道德的思想工作训练定了型的君子的生命价值观，是热衷于政治，即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生活常常是索然寡味；重视自我生命价值实现的才子的生活，往往是随着自己的性情，尤其是情感的需求，表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有鉴于此，笔者将这些“才子”所创造的文化，称为“才子文化”，与之相对的，则是“君子”所创造的“经学文化”。
在“吴文化讨论”中，有学者针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革中的吴地，指出：
一个非常直率而又确乎是历史事实的问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文荟萃、文教昌隆的地域，除去属于文学艺术范畴外，却未见孕育出思想、政治、军事史上卓具全国影响的伟大人物？[72]
他将原因归结为明清以来这里形成的“‘市隐’文化心态”。就吴文化的总体态势而言，此论高屋建瓴，可谓一语中的。在笔者看来，正是“市隐”心态、“崇文”传统这一“才子文化”主体的存在，使苏州成了“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余秋雨在《白发苏州》里写道：
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73]
值得一提的是，明万历后期以降，吴中的社会冲突与动荡十分严重。东林党与阉党和齐、楚、浙三党之间的党争愈为酷烈。其间，李贽（1527—1602）与达观二大“教主”先后被朝廷逮捕并最终死于狱中，狂放思潮严重受挫。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崇祯年间农民暴动此伏彼起。政治的腐败，财政的崩溃，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吴中的超经济剥削和掠夺，更加变本加厉，造成了这一地区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冲突。“民变”、“奴变”、“抗租”、“抢米”之类的社会冲突，更是屡见不鲜。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和天启六年（1626）爆发的大规模的抗税监孙隆、抗权阉魏忠贤的斗争，是明末由城市居民发动的两次著名的“民变”。万历三十一年（1603），苏州府生员反抗知府周一梧。崇祯六年（1633），太仓州知事刘士斗被劾解任，太仓城诸行一并歇业，以示抗议；同时，苏州府生员驱逐了弹劾刘士斗的苏州代理知府周之夔。崇祯十七年（1644），常熟县乡绅赵士锦横暴乡里，生员与民众毁其家。“奴变”规模比较大的有两次，即崇祯十七年（1644）夏六月嘉定县发生的奴仆暴动，以及次年爆发的太仓奴变。在暴动中，奴仆纷纷杀主劫舍，索还身券。苏州地区的租额历来就很高，至明末，不断加征的“辽饷”、“练饷”之类的附加税，更是加重了赋税重担。因此，抗租、抢米事件层出不穷，加剧了该地区的社会动荡和冲突。天启四年（1624）四五月间，大雨不断，这一年“乡民不辨荒熟，概不完租”；次年，因“米贵民贫，旧岁水灾而不准荒，漕院催粮急迫”，常熟佃户再次抗租。崇祯十一年（1638），因大旱，吴县爆发大规模抗租斗争。[74]崇祯十二年（1639），苏州因米贵钱贱发生抢米风潮；次年旱蝗，米价腾涌，吴江又发生抢米风潮。
晚明日益恶化的政治局面，更是重新唤起了积淀于吴人血液之中的崇尚侠义、尚武轻死的充满血性的文化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与，岂为福祸避趋之”[75]。明清鼎革之际，面对着诸多的内忧外患，东林党、复社等党社的许多成员挺身而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试图力挽狂澜于既倒。1645年4月初，清军主力由多铎指挥，移师东下，如入无人之境，江南地区迅速沦陷。由于清军推行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举起义旗。一时三吴义军，蜂屯蚁聚。1675年7月，明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和福山副总兵鲁之屿，联合以赤脚张三为首的太湖义师，一度攻入了苏州。接着，嘉定人民在黄淳耀（1605—1645）、黄渊耀（1624—1645）等率领下，坚守孤城。在昆山，王佐才、顾炎武等人率兵起义……这些英勇的抗战最后都惨遭失败。
显然，自明代中期以降，“才子”与“君子”两种人格，同时并存于吴中士人之中，并构成了吴中文化精神的内在矛盾。只不过，比较而言，追求自娱、自在、闲适和艺术化人生的“才子文化”，更为内在、深刻地塑造着金圣叹的文化人格与文学精神。
[1] 覃贤茂：《横空出世的大文学家》，转引自《金圣叹评传·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2]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8页。
[3]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8页。
[4] 〔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廼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51页。
[5]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下卷，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6页。
[6]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8页。
[7]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73页。
[8] 程千帆：《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
[9]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56—257页。
[10] 〔俄〕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引自《文学的战斗传统》，满涛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1—2页。
[11] 〔俄〕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发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泽，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98页。
[12] 可参阅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13] 《明史·高启传》：“明初，吴下多诗人，（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见张廷玉等：《明史》第24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7328页）
[14] 《明史·王行传》：“初，高启家北郭，与（王）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见张廷玉等：《明史》第24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7330页）
[15] 《明史·徐祯卿传》：“（徐）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见张廷玉等：《明史》第24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7351页）
[16] 钱谦益：“吴人语曰：‘前有四皇（皇甫沖、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后有三张（张凤翼、张献翼、张燕翼）。”（《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7] 《明史·张溥传》：“（张溥）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
[18] 胡应麟：《诗薮·国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59页。
[19]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
[20]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21] 苏州府于唐代领吴县、长洲、嘉兴、昆山、常熟、海盐、华亭七县，宋嘉定十年称平江府，领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六县；明洪武八年增领崇明一县，共七县；弘治十年，领原七县及太仓一州。
[22] 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白居易集笺校》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53页。
[23] 参阅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第四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4] 引自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25] 陆机：《陆机集·吴趋行》，中华书局，1982年，第72页。
[26] 按照历史地理的观点，江南有广义和狭义的地域之别。广义的江南，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狭义的江南，则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现在江苏南部从南京到苏州的地带，是其主要部分）。本文只就其狭义的区域而论。
[27] 姚思廉：《陈书·宣帝记》，中华书局，1999年，第56页。
[28] 转引自陈逸平、雍际春：《地域文化研究与弘扬民族精神》，《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9] 苏轼：《表忠观碑》，《苏轼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99页。
[30] 陆机：《陆机集·吴趋行》，中华书局，1982年，第72页。
[31] 杜牧：《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6页。
[32] 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书店，1989年。
[33] 牛若麟、王焕如纂修：《吴县志》卷四引《苏松财赋·中》，崇祯十五年刻本。
[34] 参阅林金树：《明代中后期江南的土地兼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35] 张显清：《明代缙绅地主浅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6] 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251，转引自王邦直：《陈愚哀农以曛恤民穷以隆治事》，台北国联图书出版社，1964年。
[37]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记》卷十三，《史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111—112页。
[38] 杨循吉：《吴中故语》，见《苏州文献丛钞初编》上册，王稼句点校、编纂，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
[39] 黄省曾：《吴风录》，见《苏州文献丛钞初编》上册，王稼句点校、编纂，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
[40] 参阅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227页。
[41]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42] 同治《苏州府志》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43]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中华书局，1986，第76页。
[44]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76—1077页。
[45] 乾隆《元和县志》卷二十“科目”，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
[46] 参阅潘力行、邹志一主编：《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271—272页。
[47] 文徵明：《文徵明集·祭徐昌谷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0页。
[48] 李贽：《李贽文集》第七卷，《明灯道古录》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49] 张廷玉等：《明史》第24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3页。
[5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1页。
[5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45页。
[52] 詹詹外史评辑：《情史》卷七，“老妓”条，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
[53] 陈继儒：《藏说小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3页。
[54] 吕天成：《曲品》，转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之“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29页。
[55] 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56]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记》，中华书局，1986年，第70页。
[57] 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43页。
[58]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238页。
[59] 《丰南志》第五册，《百岁翁状》，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251页。
[60]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第197—199页。
[61] 葛兆光：《从出世间到入世间》，载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62] 可参阅赵士林：《心学与美学》第五章、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3] 冯梦龙：《情史》之“龙子犹序”，《冯梦龙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页。
[64]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册，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95页。
[65]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册，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03页。
[66] 引自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67] 《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68] 《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69] 《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页。
[70] 比较而言，吴尚商，越重农；吴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恃槃帨，多巨室大豪；越则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慨，鲜富商大贾；吴尚博雅，越贵专家等（参阅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
[71] 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二，上海书店，1986年，第13页。
[72] 严迪昌：《“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73] 余秋雨：《白发苏州》，《收获》1988年第3期。
[74] 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二，商务印书馆，1927年。
[75]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