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童庆炳

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即将出版，嘱我作序。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指导老师，我对他的研究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自然就答应了。

吴子林是一位勤奋的青年学者。在他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与他一起讨论和研究过问题，深知他对论文撰写的态度十分认真，研究十分刻苦。对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理论，前人已有不少讨论，多有歧见。因此，新的研究要获得突破，是不容易的。但吴子林在确定了论文题目之后，没有退缩，没有犹豫，而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他的论文进入了金圣叹的世界，又超越了金圣叹的世界，的确是下过大功夫的：资料基础扎实，论证过程充分，有着自己的新鲜见解。在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们高度评价了他的论文。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他是明末清初一位具有突出性格的才子。他的一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性情的狂傲和怪异；最令人同情的，是因“哭庙案”而被处死；最令人不解的，是死后仍然有种种离奇的传说；最令人困惑的，是反封建思想最为彻底的鲁迅，对他也侧目而视……其实，金圣叹留给我们的遗产，与上面所言并无太大关系。他予我们以最大启示的，是在暗无天日情况下的那种饮酒赋诗的潇洒、超脱，还有那充满睿智的“六才子书”评点理论。

吴子林的论文，便是对于金圣叹小说评点理论的辛勤开拓与深入挖掘。小说评点由晚明李贽等人发端，到了金圣叹这里，终于形成了规模和体系。金圣叹摒弃了以诗为正宗的传统的文学观念，把小说、戏曲看成了真正的艺术。而且，他对小说、戏曲的理解，是独到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他的评点与作者构成了真正的对话。他理解了小说、戏曲作者之用心，又填补了作者留给读者、批评家来填补的空白。特别是他的《水浒传》和《西厢记》评点，应该说是中国小说戏曲理论成熟的形态。在思想解放的今天，我们应该拂去堆积在金圣叹小说、戏曲评点上的尘埃，继承金圣叹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还金圣叹小说、戏曲理论创造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吴子林的论文达到了这个目的。

对于吴子林的论文，可以谈论的很多。这里仅简要地谈三点：

第一，吴子林为了还金圣叹以本来面目，把金圣叹及其理论创造，放回到了其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作为结果，一种历史主义的精神，贯穿他的论文始终。吴子林认识到：“只有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才能做到从‘史实’出‘史识’”；“历史与理解者之间的对话，是在解释者的文化背景上展开的，这种文化背景则由历史来提供”；“金圣叹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言，孑然而行是‘一无依傍’的‘文化离轨者’。事实上，他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形成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所提供的背景与氛围——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文学思潮，等等——之中。为此，跟以往人们模糊地通过时代背景或是几个显在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谈论不同，我们拟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深入地研究金圣叹的文化人格与文学精神的构成，以揭示其小说评点生成的文化语境。”他不仅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自觉地这样做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问题在于：这“真”在哪里？“真”不在主观臆断，“真”也不完全在逻辑推演，“真”在历史文化语境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中。因此，如何“返回”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一个学术工作者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当然，对历史文化语境百分之百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该尽力去做。吴子林的论文，把金圣叹放到明末清初独特的吴中文化中去把握，用充实的资料和合理的阐释，让我们似乎真实地感觉到，才子金圣叹就是那个时代那块土地那种文化中产生的。金圣叹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论，也才有了历史文化的根基，理解金圣叹及其著作才成为可能。离开那个时代那块土地那种地域文化，才子金圣叹的出现以及小说评点种种理论的提出，则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吴子林的论文虽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表现了他知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但是他没有把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与西方的理论作简单的比附；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仍然是要追求揭示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特质性”，即由中华文化所熏染而成的民族特性。如他对于金圣叹“性格”理论的理解与分析，与此前的种种理解和分析不同。的确，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是其小说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但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金圣叹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理论上的历史性转换的根本标志是人物性格理论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有的论者甚至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的理论，早了两个世纪。吴子林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说：“不难看出，他们都是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殊不知其最大失误，就在于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那么他从哪个角度切入，来把握金圣叹的“性格”理论呢？他在论文中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 ‘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他抓住了形、神关系这一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具体、详尽和深刻的论述，揭示了金圣叹“性格”说的“东方神韵”，还金圣叹小说理论以民族本色。一段时间以来，学界有很多人不重视中国古代文论所固有的民族特色。在他们那里，似乎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中国古代文论沦为西方文论的注脚，出现了中西文论观点的生硬比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吴子林的论文在这方面，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做法：把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三，吴子林对金圣叹小说评点中的重要论点，都做出了新的阐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说，许多研究者都解释过。一般认为，这区分了历史书写与历史题材书写的区别。吴子林的解释，却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他联系金圣叹才子书评点的各种提示，进行了综合的考察。他提出“以文运事”虽然可以理解为历史书写，但这其中，也必然包含了作者的主体性的改造：“金圣叹却指出，历史一旦成为一种‘文人之权’的运作，‘马迁之传《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传《游侠货殖》，其事游侠货殖，其志不必游侠货殖也。进而至于《汉武本纪》，事诚汉武之事，志不必汉武之志也’；因此，‘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因为他发现：‘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也就是说，历史家对历史的叙述，不是简单地记录‘发生了什么’，而是根据‘写志’的需要，采用了强调（‘张皇’）、集中（‘隐括’）、省略（‘轶去’）、组织（‘附会’）等各种语言的策略，‘事’不过是‘文料’而已。因此，‘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之间，实际又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规定性，历史叙事过程也有‘生事’之处；如何叙事决定了历史的真正浮现，体现了史家的自我历史意识和文学创造精神。于是，历史就不可能是‘中性’的陈述，或所谓的‘纪实性创作’；既然在‘以文运事’之中包含着‘因文生事’，历史就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而已。”据此，吴子林进一步总结道：“金圣叹的超拔之处就在于，既认识到了《史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差异，又特别突出了它们在文学意味上的一致——‘为文计，不为事计’，而将《史记》与《离骚》、《庄子》、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置。”不难看出，经过吴子林的综合考察，我们的确发现“以文运事”中，包含了“因文生事”，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叙事话语而已。因为，其中不能不折射出作者的立场、评价和言语，完全忠实于客观事实的历史，在历史著作中几乎是没有的。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书写就等于小说书写。吴子林不同意现代把是“实录”还是“虚构”当做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的分水岭的看法。这样，他对金圣叹的诠释，就转到“因文生事”的提法上面来了。他引了金圣叹的如下文字：“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并对这段文字做出了别出心裁的、全新的解释。他说：“在我们看来，如何理解金圣叹‘因文生事’说，是解决历史与小说叙事界限的关键。表面上看，历史所叙之‘事’是先在之物（‘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是叙事之‘文’整编的对象；历史家‘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形同戴了镣铐跳舞，虽‘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小说叙事则不然，它所叙之‘事’是‘皆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然而，吴子林的诠释并未到此结束，认为这并非说小说真就可以任意地自由创造了。他紧紧抓住金圣叹的“顺着笔性”四个字，作了更深入的揭示：“金圣叹‘因文生事’说的侧重点也正在于‘文’，即从艺术的内部规律及其与审美主体的关系，来探索小说叙事的特点。同样是‘为文计，不为事计’，以‘因文生事’为创作原则的小说叙述与历史叙述，是绝然不同的。”他接下来指出：“所谓的‘笔性’，实际就是叙事的内驱力，即文中驱动着材料的安排和组织、支配和制约着事件发展的一种神秘的张力或惯性。也即金圣叹曾指出的文中的‘不得不然者’。”吴子林在引用一些相关文字，做了进一步阐释后，得出结论：“‘因文生事’说的真正涵义是说，小说叙事是创造一个故事，其故事本身就有在人物、情节和环境三方面的自我生长与膨胀能力；这种自我衍生的能力，使得小说的创作，不再仅是为了叙述生活事实，而是为了创造‘文’——审美的形式。”这就是说，小说虽然是“因文生事”，但仍然要受到情理的限制；只有这样，才是“顺着笔性”，才符合“文”的需要。吴子林通过这样的解释，把金圣叹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提升为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这些诠释别具只眼，颇有见地，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视野宏阔、论述细致而富有新意，可视为“金学”研究的一次推进；它对于深化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对于吸收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精髓、加强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吴子林作为一位年轻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很不错的成果。在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我衷心地祝贺他，并希望他仍要勤奋更勤奋，努力更努力，谦虚更谦虚，谨慎更谨慎。因为，前面的学术之海是无边无际的啊！

2007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