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生态学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
与早期学者将“深生态学理论”主要作为一种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流派介绍给国内学界不同，真正的深生态学家不仅是生态哲学理论家，更是具有现实关切和实践精神的行动主义者。他们关注自然资源管理和荒野的保护，关注个体生活方式的变革，关注个体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因而，深生态学是一种具有强烈变革吁求的理论。那么，基于绿色变革或转型视角，深生态学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绿色转向的合理想象或实践路径？针对中国正在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深生态学理论又能够提供哪些绿色变革思维和实践路径？
第一，深生态学理论为绿色变革提供了理论范式。塞森斯在他编著的《21世纪的深生态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长期的、深层生态学运动在上世纪60年代被称之为生态学革命的时代作为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社会政治运动自发地或者非正式地出现了。它的最主要的关切是一个主要的范式转换——在认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作为对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增长路径引发生态破坏的重新定向的理论基础。”[1]深生态学运动的支持者，不仅仅是主张对现代社会进行一个轻描淡写的改变，而是要求我们整个文明的基础性的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
深生态学为绿色变革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以及由这些理论所组成的理论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是绿色变革的一个理论范式。“在本体论上，深层生态学坚持一切实在都是动态的、易变的、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和相互依赖的。”[2]“它主张一种整体论的观点：宇宙是由一个基本的精神或物质要素组成，是由实在构成的‘无缝之网’。人和其他生物形式或自然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如果我们把个体看成是脱离各种关系之网的、彼此分离的实在，那就打破了实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3]在认识论上，深层生态学的理论不是建立在传统哲学的机械论、还原论基础上的认识论，反对那种忽略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只是机械地、孤立地、片面地认识自然事物的方法。深生态学的认识论注重整体主义的认识方法，强调情感、直觉等非理性的因素，将情感也作为整体主义认识论之格式塔认识论的重要元素。在价值论上，深生态学强调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工具价值。所谓内在价值，是作为生态系统存在物的自然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生存、发展和向善的价值，独立于人们对它的喜好、评价、利用而产生的价值。整体的、有机联系的本体论，将情感、直觉等非理性的因素作为认识自然的整体之一，尊重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所有这些都是深生态学理论为绿色变革提供的新的理论范式的重要内容。
深生态学作为绿色变革的新的理论范式，不仅在范式内容方面表现出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而且在范式的样态上也颇具新意。与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强调理论的完整性和封闭性相比，深生态学的理论范式既坚持整体性，又高度关注生态学所强调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具体而言，深生态学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平台，基于这个理论平台的那些基本原则可以生发出更多的深生态学理念。为此，奈斯将自己的深生态学理论称为“生态哲学T”，并且倡导在深生态学的理论平台上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阐发出更为多样的生态哲学理论。并且，深生态学也不仅仅是单一的理论哲学、文化或社会运动。事实上，奈斯自始至终倡导他所谓的“激进的多元主义”，主张哲学并不局限于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哲学家那里。各行各业的人们，信奉不同的终极原则，也就是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倾向，都可以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生态哲学和总体性观念。他们可以把生态哲学的平台应用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社会政策和共同体，也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对自然的好奇心，以及在减少他们对地方和世界的不利影响方面可以做什么。深生态学理论范式体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对文化多样性和理论多样性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生态文化的特征，具有绿色变革的意蕴。
对于中国的绿色变革或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深生态学理论有着特殊的意义。具体来说，在欧美的环境哲学与伦理思潮中，深生态学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激进生态主义派别。之所以被认为是激进的，是因为深生态学对西方的基督教价值观以及工业社会、科学主义等传统和现代西方要素所构成的矛盾与冲突加以揭示并做了深刻批判。“激进”的另一面是指，深生态学大量吸收了源自东方的道教、佛教和其他宗教的思想，并将其作为理论的重要内容。结果是，深生态学被布克金等认为是神秘主义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的，是东方思想的一锅大杂烩[4]，对于西方的知识界文化界理解而言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隔膜。但换一个视角来看，从东方人接受深生态学的角度看，因为它本身就有着许多东方文化的元素，或者在根本上就与东方的深层价值观有着高度的契合之处，在东方世界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生态危机时，深生态学在价值观层面上更容易获得认可。这种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亲切感”，也许使深生态学更容易产生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效果，即源自西方世界的深生态学，在东方世界解决生态危机的过程中更能发挥其作为生态哲学和生态智慧的意义。尽管今天的东方世界也弥漫着资本全球化以来经济和科技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深生态学的呼唤无疑具有一种返本开新的意义。
应该看到，深生态学所主张的绿色变革的新理论范式以及鼓励基于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生态哲学的多样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基本观念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就此而言，深生态学有助于激发我们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绿色变革的合理想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世界观中，天、地、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是遵循着自然的规律而生产生活的。中国哲学强调变化，强调过程，强调相互作用，强调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辩证思想，与深生态学所倡导的哲学观有着共通之处。甚至可以说，深生态学本身就是吸收东方文化的观念并对西方的工业文明及其哲学基础进行批判的。从中国文化的视野看，深生态学所强调的许多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内核。因此，从接受角度来讲，深生态学的理论不完全是一种西域思潮，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思想的一种再发现或回归。在现实中，我们还处在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之中，环境保护还只能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层面，但从哲学伦理价值观层面、从生活方式层面来说，深生态学与东方文化并不那么违和，而是更具有精神上的契合性。深生态学理念中的东方文化要素的生发，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变革层面的精神家园。如果继续深入下去，在深生态学的生态哲学多样性的召唤下，基于中国文化可以生发出一种中国本土化的生态哲学，不妨将其命名为“生态哲学C（China）”，即中国本土化的深生态学理论，而这将对中国的绿色变革发挥更直接的精神支撑作用。至少就目前来看，中国学界仍集中于挖掘深生态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直面当下的“中国深生态学”的研究，而这应成为中国环境哲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重要议题。依此而言，深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有助于激发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哲学C”的研究，并成为中国绿色变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深生态学理论为绿色变革提供了精神动力。为什么要进行绿色变革？为什么不能满足于“浅绿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保运动？为什么必须是“深绿的”生态学运动？推动深层生态学运动参与者的精神动力又是什么？这是思考深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绿色变革促进作用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一般意义来说，进行绿色变革是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如果不进行变革，人类就要面临污染、疾病、灾害等的侵害。因此，绿色变革其实是一种生存危机“倒逼”下的被动行为。人类中心主义对绿色变革理由的回答非常明确，即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浅层生态运动的绿色变革动力比“人类的利益”（共同利益）更加窄化，像奈斯所指出的[5]，只关注保护发达国家公民的健康与利益。对于深生态学家来说，一方面，如果绿色变革仅仅着眼于人类的利益，而且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这样的绿色变革将是不公正的：发达国家的富裕公民的利益也许可以实现，但却把环境灾难转嫁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仅仅以人类利益为支撑的变革动力是不够深刻的，这样的变革只能局限在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方面，而无法触及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人类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归根结底，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支撑的变革是不够彻底的，因为它不考虑非人类存在物和整个生态环境的价值与利益，这样的变革目标是不彻底的，变革的动力也是不彻底的。
对于绿色变革来说，深生态学最主要的贡献是提供一种原发的、内在的、深刻的、持久的生态意识，塞森斯将其概括为培育生态意识。[6]这种生态意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自然世界中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的认同，并由此改变人类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二是激发人类原初的最根本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即自我实现的精神动能，并且是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中的自我实现，而这是一种深刻的具有持久行动力的生态意识。就内在价值认同的生态意识而言，客观主义的内在价值理论认为，如果一种物体通过它自身具有的特点而具有内在价值的话，那么，内在价值就会以一贯的道德命令的方式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理由：如果一种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那么它必须受到尊重。
自我实现是人类最根本的潜能的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也是人类不断成长的精神动力。深生态学家所认为的理论的“深层”，不仅将生态危机归因于技术和制度，也归因于人们的价值观，最深层次的则是对最根本的人类自我理解的不完善，没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来理解自我。所以，深生态学将最深层的人类精神动力——自我实现作为其理论的一部分，并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共生性与人类潜能的领悟与实现相联系，构筑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理论。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就是在对人与生态系统多样性、复杂性和共生性的联系领悟过程中实现人的潜能，达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自我，并形成生态自我。
需要指出的是，自我实现的思想构成了深生态学可以提供的精神动力。意识到人与自然一体的关系并通过感悟在自然中的“大我”来达致自我实现，是深生态学分子的生活方式和参与社会行动的重要精神动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深层挑战之一，是公众真正的生态意识的缺乏。目前，中国大多数公众的生态意识，其实是停留在环境污染事件的受害者角色的环保意识，只有部分的公众具有主动保护环境的行为意识。而且，即便具有主动的环保行动的意识，也不一定是在体悟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共生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在达到生态自我境界的基础上的生态意识。可以说，因为缺乏整体性、有机联系、内在价值、生态自我等相关的知识、价值观念，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相对来说还停留在“浅层生态学”的阶段。相比之下，“深绿的”生态意识，是从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角度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完整性与自然世界的完整性之间的关系，用一种精神信念的、情感主义的、道德的力量，来实现对自然的热爱以及付诸日常生活的绿色实践之中。依此而言，“深绿”融合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且任重而道远。
对于中国公众的生态意识的培育来说，通常的阐述是将生态环保意识作为其最后的部分，似乎环保意识应该是环境变化和制度作用下的最终才会形成的或有意识培育的结果。但是，在深生态学那里，基于自我实现需求的生态意识，是导致或支撑一切绿色行动的根源和精神动力，正是基于对最深层的潜能发挥和自我实现的原初需要，才会激发人们对外部的不符合生态规律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歧见，并且能够身体力行地按照自己的生态主义的信仰生活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深生态学的精神动力是超越浅层的环保利益的，是对人类与自然的最深刻的体悟以及人类最内在的自我实现的动力，也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冲动力。这种精神动力的深刻性，类似于一种宗教的精神，有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对自我实现与自我完满的追求，是人的本质力量之所在。致力于体现在自然之中的“大我”的实现，这是深生态学为绿色变革提供的一种精神动力。
第三，深生态学理论为绿色变革提供了政治理念。人类面对生态危机的思考，不仅体现在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层面，也体现在政治哲学领域。对生态危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促成了许多绿色政治思想流派，其中既包含开明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政治思想，也包含源自基督教托管（stewardship）概念的理论。将生物多样性问题与政治哲学联系起来，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深生态学的政治哲学基础，或者说，深生态学本身就是生态中心主义绿色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国内对深生态学的阐释和评述，大多是在生态哲学或生态伦理学层面，对其绿色政治思想的介绍不多，笔者在此将对深生态学理论的政治思想及其启迪价值做较为具体的分析。
首先，强调绿色变革的政治变革基础或意义。实施绿色变革离不开政治变革的支撑，深生态学将绿色变革作为政治变革问题来对待。被追溯为深生态学运动肇始的卡逊所发动的“寂静的春天”的政治运动，就坚持绿色变革涉及每一个方面，而不只是政治，需要进行一场全面的变革。在关于绿色变革的思想中，奈斯区分了两种绿色，一种是“自然绿色”（natural green），另一种是“社会绿色”（society green）。[7]“自然绿色”会问：“你是否会因为看到豪猪或白鲸而感到激动？”在西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国、加拿大、美国西北部和澳大利亚的绿色运动，偏向于“自然绿色”。相比之下，“社会绿色”认为，对待社会的态度和对待自然的态度相关，只有从社会中消除对待自然的恶劣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才可以改善。“社会绿色”主张参与政治，通过社会的变革来实现生活在一个好的共同体中，德国、法国、地中海国家更强调“社会绿色”。在奈斯看来，深生态学涵盖了“自然绿色”和“社会绿色”，并力图避免它们的极端主义。不仅如此，深生态学运动非常注重绿色变革的政治层面。对此，奈斯指出，“如果生态问题不被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解决生态危机的进步产生”[8]。与一般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政治化不同，深生态学拓展了政治关怀与道德关怀的对象，即将对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以及道德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与政治哲学联系起来，因而，生态主义的政治哲学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与传统政治哲学不同，深生态学的政治哲学是自然中心论和科学取向的，它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条件的假定是：人是一种生态圈中动物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决定了我们政治实践的条件和限度。传统的政治哲学要解决的是人类利益的保障和避免人类受到损害，如今要建设完整地、永久地承认和顾及非人类存在物的繁荣和福祉的政治哲学。依据这样的政治哲学观点，现在的政府形式也需要做出改变，要寻求建立能够保护和平衡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的、具有生态主义偏好的政治架构，包括在联合国和国家层面上成立专门保护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的机构。正如尼古拉·洛（Nicholas Low）和布伦登·格里森（Brendan Greenson）所指出的：“一系列负责的行政管理机构使有关的利益和解，类似于在联合国的领导下成立的各种多边委员会对各种管理体制进行创设。”[9]
其次，强调对现实政治制度及其哲学基础的绿色变革。相对于早期环境伦理学较重视在哲学层面上的探讨与变革主张，深生态学及其运动有着更强烈的绿色政治变革诉求。奈斯提出深生态学概念时就指出，浅层生态学关心的对象是发达国家公民的健康和影响，因而只针对污染和资源耗竭问题制定对策，而深生态学主张多样性、复杂性、自治、非集中化、共生、平均主义和无阶级等远为激进的观点，这些都意味着对现代政治进行“深绿色”变革。在绿色政治变革的理论层面上，深生态学诉诸各种形式的生态能动论（ecoactivism），涵盖了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行为，也和其他形式的激进环境主义有所重叠，比如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和生物区域主义。在绿色政治变革的实践方面，深生态学运动倡导选民给在职官员施加压力，倡导组建绿色政党，倡导在学校建立各种社团和教育工作坊，倡导社区循环计划，鼓励公众抗议和抵制反生态的工业，等等。这些都是深生态学对现实政治提出的绿色变革思想与举措。
最后，倡导一种“深绿色”文明。毋庸置疑，生态危机与社会制度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中国的绿色政治，它包含着我们对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关系的重新理解。虽然对社会主义存在着不同理解，但不管是生态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需要在“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进行制度性架构，这是社会主义当代发展中遇到的新课题。[10]对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过去大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环境污染并将避免重复欧美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实践一再表明，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离不开一种前瞻性的、“深绿色”的思维。而就“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及近年来相继颁布的文件来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层面更多具有“浅绿色”的特征，而在理念层面则具有一些“深绿色”思想的萌芽，比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等。笔者对此的看法是，我国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大致处在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阶段。依此而言，深生态学的理论意涵是激进的、超前的，我们即便不能直接用深生态学的观念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从对该理论的批判性审视中深化对于生态文明理念与愿景的理解。
第四，深生态学理论为绿色变革提供了实践路径。在奈斯看来，深生态学既是一种生态哲学理论，又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一场旨在改变现行的人类实践模式的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哲学政治理论，它是由一系列基本概念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它既受到生态学的强烈影响，又吸纳了其他的世界观因素，包括哲学的与宗教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信念。而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深生态学又包含着一系列指向具体社会实践的方法论内容及具体的行为规范与实际举措。深生态学理论为绿色变革提供的实践路径，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大众性环境社会运动，二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风格变革。
就社会运动层面而言，深生态学思想指引着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及其所从事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在德维尔和塞森斯的著作《深生态学》的附录中，就罗列了许多国家的多个深生态学组织机构，包括澳大利亚的“佛教和平奖学金（Buddhist Peace Fellowship）”、“热带雨林信息中心（Rainforest Information Center）”等。因此，奈斯经常称之为深生态学运动而不是哲学。“从严格意义上讲，‘深层生态学’不是哲学，也不是约定俗成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相反，实际所发生的是，在运动和直接行动中各种人群走到一起，他们形成一个同种生活方式的圈子，别人会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太俭朴，但他们自己却认为是丰富多彩的。尽管他们各自支持不同的政党，但在大量的政治问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也许影响最大的参与者是艺术家和作家，他们无法用专业哲学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能用艺术和诗来表达。由于这些理由，我用‘运动’而不用‘哲学’一词”[11]。具体地说，深生态学运动的参与者，包括生态学家、社会批评家、历史学家、动物学家、环境行动主义者等广泛的社会群体。
深生态学运动的上述特点，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也有所启发。在当代中国的环保运动中，也有着类似的环保组织与团体，比如梁从诫创立的“自然之友”等所倡导的保护金丝猴、保护藏羚羊、保护三江源湿地、反对在西南地区建设大坝等活动，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深生态学运动。但是，虽然这些团体在中国的环境社会运动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却并不是中国环境社会抗争的最主要力量。当前，中国的环境社会运动整体上只是进展到类似浅层环保运动的阶段，而且致力于浅层环保运动的组织与团体仍困难重重。[12]柴静的《穹顶之下》雾霾调查，虽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有人甚至将其对中国公众的影响与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相比，但事实上，柴静的调查尽管有其积极意义，但无论从思想水平还是社会影响力都无法与《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比如说，柴静所关注的是雾霾下她的孩子和没有见过蓝天的孩子，但雾霾之下的其他存在物似乎并没有进入她关注与关怀的视野，尽管在这种恶劣环境下谈论生物多样性或其他物种的福祉是一种“矫情”和“奢侈”。因此，对于中国的环境社会运动而言，深生态学之路还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思想变革和行动变革的未来之路。
个体层面上的深生态学实践，主要是指践行一种“深绿色”的生活方式与风格。因此，有的学者就将深生态学界定为一种生活方式，认为它是基于一种对自我的重新理解和阐释（生态自我）而践行的生活方式。奈斯将其总结为21个要点或方面，其中包括“采用简单工具”“注重内在价值”“反对消费主义”“努力维持和增加能使所有人快乐的存在物的感知和欣赏”“转向一种求新而喜新的哲学”“关注第三或者第四世界，努力避免倡导高于或违背其实际需要的一套标准的生活模式”“赞赏那种不公然造成对他人或他物非正义的、可普遍化的生活方式”“倾向于深度和丰富的经验而不是徒增强度”“赞赏选择有意义的工作而不仅仅是生存”“努力引导一种综合而不是复杂的生活方式，努力在每个阶段尽可能实现积极体验生活的各个方面”“欣赏或参加小规模的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初级生产”“努力满足基本需要而不是欲望”“努力在自然中生活而不是仅仅到风景秀丽的地方旅游”“在生态脆弱的自然环境中轻巧而无痕地生活”“欣赏所有的生命形式而不是仅仅欣赏那些被认为美丽、狭隘的有用和非凡的生命形式”“拒绝仅仅把各种生命形式当作手段的态度，即使把它们当作资源使用时也意识到它们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猫狗以及其他宠物和野生物种的利益冲突时，倾向于保护野生物种”“努力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而不是单个的生命个体，将自己的共同体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反对不必要、不合理和不尊重地过分干预自然，反对傲慢无礼地、残暴地、犯罪性地干涉自然”“承诺在冲突时，坚决和无畏地在言语和行为方面保持非暴力”“当其他的行为无效时参加和支持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某种方式或某种程度的素食主义”。[13]从奈斯所概括的深生态学运动的21个方面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深生态学在生活方式方面的绿色变革意涵。毫无疑问，这些变革理念对于正在追求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与风格的中国民众而言有着积极的警示意义。
[1]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Readings on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Environmentalism, ix.
[2] 雷毅：《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3] 雷毅：《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4] Ronnie Hawkins, “Why deep ecology had to die? ”The Trumpeter,30/2（2014）, pp. 206-230.
[5] Arne Naess,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A summary”, Inquiry: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16（1973）.
[6] Bill Devall and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Salt Lake City:Peregrine Smith Books,1985）, p. 8.
[7] Arne Nasess, “Politics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An introductory note”, ReVision:A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and Transformation,13（Spring 1991）, pp. 142-146.
[8] Arne Nasess, “Politics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An introductory note”, ReVision:A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and Transformation,13（Spring 1991）, pp. 142-146.
[9] Nicholas Low and Brendan Greenson, Justice, Society and Nature（London:Routledge,1998）, p. 191.
[10]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 《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第11—17页。
[11] 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 in George Sessions （ed. ）,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Readings on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Environmentalism, pp. 64-84.
[12] 郇庆治：“‘政治机会环境’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4期，第28—35页。
[13] Arne Naess, “Deep ecology and life style”, in George Sessions（ed. ）,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Readings on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Environmentalism, pp. 259-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