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个伪命题

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的现实和理论基础就是传言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正逐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侧重需求的传统政策对此无能为力。事实上，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在2015年上半年就指出，中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从而需要采取五大措施：（1）减少粮食补贴和鼓励农产品进口的农业改革，目的是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2）打破户口障碍和允许租房落户的户籍改革，目的是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将人口转移到真正稳定的大城市；（3）否定和放弃集体谈判的劳动关系改革，目的是让企业和员工个体自由决定就业和工资关系；（4）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改革，目的是建立没有政府的买卖双方自主交易的土地市场；（5）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社会保险改革，目的是适当降低社保费率以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社保机制。^[1]显然，这五大改革措施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资源流动和引导资源配置，间接地也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产品的有效供给，从而也就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增强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任何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进而将“供给侧改革”视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剂灵丹妙药，那么就有问题了。究其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源于特定经济政策的失败，而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规律。

事实上，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历史实践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继续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都不存在真正的二律背反，也不存在政策上的根本冲突。因此，从本质上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伪命题。首先，从经济史上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法国、美国和德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亚“四小龙”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都步入或接近步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相反，被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指那些经济取得起飞和快速增长后转而出现停滞的国家，典型国家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和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其次，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有二：（1）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未能成功地根据社会形势变化而进行发展模式转型；（2）后来的经济停滞又进一步为盲目推行的新古典主义政策所强化。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此时，如果采用了不当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就会导致发展后劲乏力，导致收入也无法继续提升；如果运用的政策有效得当，就可以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是源于政策的失误。从起源学上看，“中等收入陷阱”一词也是在拉美推行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芝加哥男孩”所炮制的，它将收入增长的停滞提升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实现为其政策失败进行辩解的目的。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特殊事物，我们可以再次梳理一下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首先，一般地，与经济快速增长的赶超战略相适应，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式的。一般地，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具体政策有二：（1）通过收入分化政策来提升资本积累率；（2）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寻求需求支撑。其次，随着财富的积累和收入的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就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这时就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一般地，政策上需要作两大战略转化：（1）提振国内需求，需要通过收入分配来实现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2）提升竞争能力，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最后，从历史实践上看，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有这样两大特征：（1）由于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而无法有效地实现消费市场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2）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等条件的制约而无法成功地进入国际中高端市场进行竞争。相反，那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具有不同的两大特征：（1）大多能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避免市场需求出现断崖式下降；（2）大多能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而得以继续维持海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会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在于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生产投资、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低端的制造品竞争、海外资本的涌入、世界市场的成长以及国外技术的引进，而一直没有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构建出有效的自主创新体系，从而也就很容易受到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