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国内学界本有深厚的学术积累。长期以来，朝代史的叙事框架基本是依循政治史的脉络建立的，政治史通常注重与国家、权力、政策相关的重大问题，相对容易把握到不同时期的大体走势和贯通性线索。透过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不难观察到“政治”对于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特有意义。

在帝制时期，集权政治具有笼罩和弥漫的性质。从中央到地方，不容忽视的政治动员力、组织力，有延展，有扭曲，有消解，有变形，但仍然可以说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力量、政治运作在社会生活中的持久影响力，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史这一学科的深厚生命力。

近些年来，学者的关注重心明显呈多元化趋势，政治史独尊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研究视界的拓展，有利于把历史原本丰富的内容还给历史；而与此同时，政治史议题的开拓、认识角度的创新、材料的挖掘、研究方式的调整，都成为学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挑战。

如果我们希望政治史研究能够实在而非浮泛，势必需要放下身段，眼光向下，进行具体而能“落地”的讨论。所谓“政治”通常与权力相关，而实在的政治权力皆非高挂虚悬，皆非停留于纸面规定，其运作也并非自上而下单向通行。运行中有载体有流程有交错，需要观察各类政令与政治讯息的承载方式，从官方文书、章奏乃至书信等材料中探寻上传下达的内容；需要抓住若干榫卯结合部，从“节点”的连续或断裂来体察脉络；需要厘清不同面相，从多面的叠合摩擦来审视过程的复杂。就社会现实而言，“政治”并非上层统治者把持的专利，不可能完全听由当权者“任性”。尽管不同时代中现象各异，问题有別，对于权力掌控和抵拒的程度与方式形形色色，但纷繁的演变中，仍可大体把握特定时期特定方面的基本格局。

观察一时代的政治史，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本书的作者，相对注重制度方面的内容。近些年来，对于宋代制度史的讨论不断深化，以往只讲官方书面的系列规定而不重成效的“应然”叙述逐渐淡出，论证中通常会关注制度运作的起讫两端，不仅注意文件颁布的制度规定，也注意史料中记载的实施结果。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仍然不够。如果我们不注意连结两端的津梁或曰路径，则我们对于制度运行的理解，仍将很不完全。

通过考察动态的“路径”，研究者可以观察到制度“活动”的过程，从而不致落入制度史研究的表面化、虚置化，有助于追踪和把握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制度。政治制度的运行，关系到政治事权的操作方式，受到多重因素的推进及扰动，其目标、过程既不似公开宣示的那般磊落，也并非一概阴暗龌龊。决定其目标生成、影响其活动方式的，可能是内部外部的形势格局，也可能是或明或暗的潜规则、软环境。本论集希望议题更加多元，希望对于既往的认识有所质证和补充，希望对于制度载体、运行过程、实际效用有比较实在而非浮泛的观察。

二

中国历史上的10至13世纪，是又一个“南北朝”时期。讨论宋代政治史的重要问题，不能脱离当时这一基本的空间格局。两宋与北族政权之间，有对峙、冲突乃至战争，也有相对和平的聘问周旋。研究者通常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而宋代的许多内政施设，则可以说是在外交压力下的选择。

本书所说的“政治空间”，是一时代中社会的产物，既代表着特定的位置，也体现出特定的意识。我们在讨论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时，对于空间往往是习焉不察。但事实上，有空间才有存在。几乎可以说，所有政治活动、制度实践、文化演示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之中；一切过程与关系，都经由空间得以呈现。空间的安排选择、空间的规划形制，都与特定的政治等级秩序、社会文化意识密切联系，也在相应的活动中被赋予特别的意义。无论是君臣沟通、军政格局、机构设置、政务运作、文书流转、官员移任、建筑布局乃至典礼仪式，所发生的空间都具有或显或隐的政治文化意涵。

本书作者之一平田茂树教授在其《解读宋代的政治空间》（载《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一文中说：“人类活动的空间不仅是指物理空间，当然它还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空间，并经由人与人互相之间的各种沟通结构，由其空间中产生出政治性秩序、社会性秩序等政治结构。”其中“包涵了由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从此关系性中孕育出的社会秩序、文化、学问等各种存在的空间”。

说到“政治空间”，我们不能不注意某些可能被视为“灰色”的“中间地带”或者说“边缘地带”。所谓“中间”与“边缘”，原本是不同的方位概念。但在有些情形下，“中间”是指两者或多方之间的连接地带，就某一实体而言，或许反倒处于边缘，处于其侧畔、外沿的部分。就这一意义上看，两个不同词语所反映的，可能是观察视点的不同，而所指代的空间则容或有所叠合。在宋代，不仅中央与地方之间，即便是内廷与外朝之间，也都有空间上的“悬隔”，有跨越中间地带沟通两端的努力；不仅南北对峙的王朝、都市边地的空间各有其边缘地带、交叉板块，制度的“周边”氛围也可能对制度运行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许多变化的根由，可能正出自这“中间”或“边缘”的地带；而学界近些年来关注的人际关系网络，恰恰也与空间相关。

三

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期，有其一以贯之的延续性脉络，也有以断代为载体的波动韵律与演变节奏。居于帝制时期中段的宋代，既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又有突出的时代特性。它是中唐以来社会变迁的整合收束期，也是中国历史“前近代”（Pre-modern）时期的开启阶段。各类问题的错综复杂，赋予这一时期深远开阔的思考与研究空间。

本论集立意于“落地式”“渗透性”的政治史研究，希望能有具体实在的讨论。“点”状研究本身并不意味着“碎片化”，关键在于研究者心中是否有开阔的格局。我们尝试将政治理念及其实施、政令文书的运行、政治事件及政治文化人物、制度运转催办的方式、宋辽之间的内外关系等，置于政治过程、政治空间中予以认识；讨论中注意潜运默移的常态层面，注意日常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具体而言，本论集的基本内容包括如下五组交叉互补的议题：

一、文书性质与日常政务

既往的政治史研究，选题侧重于对权力结构（例如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职权部门）、派系政争、头面人物的研究。近些年来，学者的眼光逐渐移至该时期的“基调”与“底色”，关注日常政治秩序的形成、展开及其意义。对于政务文书研究热度的上升，就是这一趋向的明显体现。

文书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下信息与政令的载体，其流动与交织构成国家的行政网络。宋代文书制度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问题尚待处理。该组议题注重政治制度演进的环节与过程，将考察官方文书运转的制度流程，作为观察特定历史时期权力格局、政务运行状态的重要切入点，希望能够使宋代制度运行的整体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二、制度因革与政治理念

所谓“制度因革”，包括延续与变更两个层面的内容。任何朝代中，重大的变革毕竟为数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作为特例出现并且被记载下来；而在因袭基础上发生的渐进调整、创新乃至日常的演化，则可能持续不断。惹眼的改革事件，寻常的政治生态，共同塑就了一个时期的整体面貌。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是这样，从社会变迁的情形看也是类似。

我们既不能仅依据文献记载的条目规定，就认为某一制度实施有效；也不能只看到运作现实与我们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简单认定其为“具文”。相同的制度规定，不同场合下运作情形不一，实际功用不同，这是现实中的常态。不能让表浅武断的“具文”二字掩盖实质性的内容，而要透过制度运行的实态去深究当时政治局面的实态。

三、地方军政与中央决策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历来是王朝政治史研究的重心所在。从中央决策出发，观看地方军政的落实方式，这是通常的研究角度。事实上，一些临时措置被采纳，逐渐吸收为范例，固定为制度，往往出自地方性事件的“倒逼”。地方政治与军事施为的实际状态，既是中央政策贯彻程度的体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影响着中央的决策。

两宋时期政治格局、统治区域和空间距离之变化，导致不同地方军政运作方式及效果颇为不同。南宋朝廷适应当时的军事布局，财政上进行空间结构调整，权力分配上不得不由中央向地方放权，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与北宋内聚的空间格局异样的模式。中央对边地军政长期抱持紧张情绪，一方面授予不同程度的便宜之权，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积极操控。不同的政治地理板块，承担着不同的政区分工，势必体现为不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类型。这些历史面相不仅要从宏观上予以观察，亦需要通过具体问题之研究，从微观角度辨析厘清。

四、仪式空间与政治文化

仪式作为特定场合下的典礼，作为象征性和演示性的传统行为方式，在中国古代秩序格局中起着特殊的稳定与维系作用。仪式通常发生在标志性的空间中，通过特有的外部场所、环境氛围，特有的轨范表现形式，向公众传达某种讯息；也通过公众的参与，体现或重申某种意向。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些特别建构的空间也是一种宣导的载体与媒介。

都城、宫廷建筑，是特定政治文化活动集中发生的空间，是官民生活、君臣沟通的场所。士大夫群体在朝堂之内的表现，通常是政治史研究关注的对象；而他们在朝堂之外的日常活动，无疑是养育个体性格、经营关系网络、塑就政治文化生态的重要途径，同样值得认真关注。

五、周边关系与内政措施

“天下大势分为南北”（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舆地·川陕形势》）。就两宋时期的情形而言，这不仅是山川地理形势，也是南北对峙态势。北宋立国，不得不面对周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宋代政治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几乎渗透在各类内外事务中：不仅体现在防御的圈层或条块结构，也体现在与北族政权相互间的防范与渗透，体现在双边交往中的微妙心计与应对。

史料考订辨析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辽金史的文献资料相对有限，出土材料愈益受到学界重视。通过墓志、出土文书与史籍记载的具体比对与切实研究，学者注意到辽代前期对于唐后期藩镇体制的吸纳，中原公文书仪向松漠之间的散布传播，这些可以说是政治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现象。

宋代政治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再出发”的阶段。历史学是强调反思的学问，既要反思时代呈现的问题，反思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也应该善于反思我们习惯的叩问历史的方式。以上的想法，是论集作者共同的追求，但目前的文稿还只是初步的努力，其成果还远不能令我们满意。前路漫漫，尚需坚韧奋励。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于本议题的积极指导与支持。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文稿的选择与编辑工作，基本是由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和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组织完成的。对于其中一些问题，大家认识不尽相同，为尊重学者个性化的研究，编辑过程中并未强求一致。

2016年3月于蓝旗营